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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是我国践行低碳经济模式的最大充分条件，是我国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把握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认为碳金融具有广义虚拟经济所特有的“虚拟性、经济性、非对称性、高风险性”等特征，碳金融的发展在我国既是机遇，同时也有挑战。我国碳金融的崛起，将对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获取低碳经济主导权的重要战略。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碳金融；货币主导权；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019；F8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2-0020-08
Carb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Economy Dominance
——The Analysis in the View of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WANG Ren-xiang TONG Teng（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Carbon finance is the maximum sufficient condition to carry out the low carbon economy mode. It is also the key factor to hold the new round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entity and virtue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virtuality， structure difference， high risk” features of carbon financ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Virtu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is not only opportunity but，also challenge for 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in china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carb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boost th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Moreover，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reach the dominance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arbon finance， currency hegemony，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一、引言
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在历史过程中，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碳金融是指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包括低碳项目开发的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也包括碳指标交易、金融机构碳排放权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把碳金融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低碳，一个是金融。实际上碳金融就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融合[1]（张颖薇，2010）。碳金融的发展，是实体经济的调整结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求，向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它一方面为虚拟经济创造足够的新需求，将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改善全球气候有机结合，实现了实体经济的有效变革与转型。
二、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碳金融的特征
虚拟经济广义形态的普遍存在，要求我们依循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其视角下不同经济形态的特征。碳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最新领域之一，也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一个全新的组成部分，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具有虚拟性、经济性、非对称性、高风险性等特征。
（一）虚拟性
《京都议定书》①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产生以“碳信用”为标志的交易活动。碳金融活动以碳合约或者说碳信用为交换物，在形态上是虚拟的而非实物的，以价值符号为交易对象，而不以实物为交易对象，碳交易是建立在国际间政策协调架构上的虚拟商品交易。碳合约不是价值实体，而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它脱离了价值实体，成了实体价值的影子。碳金融是一种虚拟经济交易投资（碳金融中的对象是碳排放权交易及围绕排放权产生的衍生品交易——碳期货、碳期权等），属于符号虚拟经济的范畴。从碳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内容来看（见图1），以碳排放权为基本标的，以此基础上产生的“碳期权期货”、“碳保险”等产品和服务与金融市场上已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及服务一样，存在着根据人们心理预期以及信心等因素所产生的“看不见”的虚拟价值。
在物本经济时代，人们用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同时进入交换领域[2][P93]。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只有虚拟价值。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其价值整体的提升主要缘于虚拟价值的变化，而这种虚拟价值的变化既满足了市场需求，也反映了人类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心理需求。 （二）经济性
碳金融的经济性是指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而这种新的价值符号及它们的交换是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价值及价值交换就与经济沾不上边，也就谈不上它的经济性。碳排放权交易是以价值和信誉为基础的。碳排放权金融化之后，代表的是实体价值，为实体经济即产生碳排放的活动服务。
广义虚拟经济条件下，“物本”向“人本”回归，经济领域的“人本经济”诞生[2][P13]。碳金融发展中产品碳足迹②的核算与评估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环境及品牌、质量的重视，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在经济领域进行交易买卖。碳金融容纳入已经存在的实物价值之中，促成了实物价值的进化。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金融交易平台、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展了碳金融在经济领域的影响。除此之外，碳金融还具有乘数效应，银行业、证券业、第三方独立机构、低碳技术研究机构、碳技术应用机构等业务活动的扩展，低碳产业的延伸及碳金融发展使得大量新企业、新机构设立，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 非对称性
广义虚拟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它也带来了另一面的东西，也就是表现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诸多不对称的结构[2][P226]。碳金融的非对称性表现在碳资源、碳市场发展、碳交易买卖双方供求关系等多方面的不对称。从全球碳市场的发展结构来看，欧洲配额市场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市场交易额中占据主导地位，EU ETS③
稳居国际碳金融市场主导地位。从交易金额来看，2008～2010年，其市场交易额分别占全球总值的74%、82%、84%（见表1）。另外，从碳交易的买卖双方结构情况来看，我国是CDM④项目的最主要的卖方。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成功注册1712个CDM项目，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65%，获得签发的CERs⑤达470，793，872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如图2及图3所示）。
但是我国目前却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碳交易市场（二级市场）的活动之中，只能通过发达国家的减排市场或交易所参与其中。
（四）高风险性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要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互为依托、协调发展，如果基于信息态的虚拟价值过分脱离使用价值，就会导致不对称的经济形态，风险性突显，冲击社会信心[2][p183]。碳金融的高风险性由气候变化引进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全球风险而产生，各国在采取减缓或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面临着管制风险及安全风险，给产业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碳金融活动的开展在选择面对“管制风险”的前提下展开（见图4）。
在碳金融活动中，政府在制定发展碳金融战略及规划，推进指导方针及措施时主要面临《京都议定书》政策走向不明朗、发达国家针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相应对策不明确等政策风险以及管制风险；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则在开展投融资、中介服务、保险租赁、产品创新等业务时面临着诸如“同行业竞争、融资企业是否能按期还款、资产市场价格贬值、系统不完备造成损失”等竞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而参与企业在碳交易过程中则面临着“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入、购买方是否如期付款、合同交易价格是否合理、减排额是否满足《京都议定书》规定”等项目风险、违约风险、交易风险。
三、碳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简化再简化）
广义虚拟经济现象的出现，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后世界经济出现新变化。研究和理解了这些新变化，才能够在新经济规律中驾驭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新一轮能源金融及经济竞争的“引擎”。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高投资回报性和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发达国家已经在碳金融体系中抢占主导权。全球碳金融新格局给我国迎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一）我国发展碳金融交易的机遇
1. 国内金融业创新，金融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碳金融在促进金融市场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最好的结合点。作为金融体系创新的载体，它的发展有利于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深化。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已较为完善，但作为对市场把握最敏锐的产业部门，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尤其是发展中国式碳金融的运行模式认知不足。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供应和需求方面的转变是巨大的，对投资规模建设与技术水平方面都会有更高的要求，金融业对碳金融的资金支持及其自身的碳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对内金融结构调整，对外争取能源金融新博弈下主动权的重要契机。我国金融部门可以利用我国发展碳金融的成本优势和广大的市场空间，加强低碳金融工具的开发，积极探索建立碳金融市场，利用围绕碳金融的市场化金融工具来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 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对内“低碳”转型
在国际上，继煤炭、矿产、天然气、石油之后，“碳资源”成为新的竞争点。我国碳市场与实体经济类似，过于依赖“出口”，目前正面临“外需”疲弱的困扰，创造“内需”，即建设自己的国内碳市场成为当务之急。国际气候谈判形势的变化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碳市场的发展。2011年12月8日落幕的德班气候大会明确设定第二承诺期，即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京都协议书》继续生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少在2017年之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这为我国碳交易市场以及碳金融的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以此为中心的政府政策、资金支持以及碳金融交易、碳金融服务的产生必然会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产生制约效应，从而带动低碳产业的兴起，低碳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而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目标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企业甚至私募资本涉足碳金融领域，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关系，对内实现低碳转型。
3. 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时机
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资产的应运而生使得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乃至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一方面，碳排放权逐渐演变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并初步形成了以碳交易为基础产品、以欧元为主要交易货币、以各类金融机构为主要推动力量、以欧盟排放权交易制为核心交易平台的碳金融体系。另一方面，碳减排所产生的资金流使得各国竞相加入到碳定价、碳体系建设之列。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资金流，更为了从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试图构建碳交易货币，并逐步形成以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
我国是CDM项目的主要供应国，但人民币不是主要结算货币，不具备CDM定价权，在国际碳市场缺乏话语权。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主动参与“博弈”，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我国可以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相关低碳技术，还可以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另外，我国碳交易及其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建立自己的碳市场体系一方面有利于我国推进减排发展节能技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成功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国际能源竞争及减排压力，获得碳定价的主动权，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3]。
（二）我国发展碳金融的挑战
1.参入国际碳市场深度和广度有限
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将增进国际之间碳金融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促进达成更多共识和协议，达到共赢的局面。目前我国碳市场与国际主导性的碳市场的融合度低，参与国际主导性碳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以我国目前参与的主要形式——CDM项目来说，我国是国际中最大的卖方市场，但却没定价权，议价能力也十分薄弱，处在碳交易产业链的底端。我国CDM碳市场的交易局限在一级市场上的交易，我国创造的CERs被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后，经过中介机构的包装，开发成衍生品或者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二级市场上出售。在此过程中，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我国充当的是出口“原材料”的角色，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碳市场的交易中。另外，我国碳金融产品单一，相关制度及机制还不完善、相应的碳金融服务及配套措施发展滞后，也制约了我国参入国际碳市场进行碳交易的程度。碳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及碳产品的国际性流动和交易都必须建立在统一和公开的碳市场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碳市场还未完全开放，与国际碳市场的接轨有待时日。
2.外资主导我国碳交易市场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和高额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以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为首的外资企业开始进入我国CDM市场，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士信贷集团、英国标准银行等外资企业也紧随其后，外资通过直接参与CDM项目运作、设立碳基金、参与碳排放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在我国碳交易市场抢占了主导地位。外资主导我国碳交易市场，一方面利润驱动致使投资机构不断压低我国CDM 市场价格， 赚取更多差价，将压力施加给了我国， 希望我国 CERs 供应价格能够显著下降， 从而提高获利空间， 这样通过一二级市场控制了我国碳交易定价权使得作为参与方而非定价方的我国在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信贷对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外资对碳市场的主导直接挤压了传统银行间接融资模式与碳交易市场的接轨[4]。
3.开展碳金融交易的市场环境复杂
目前，碳交易市场的主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碳交易体系尚未建立，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碳排放指标的定价仍主要由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制定，这就使得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中，我国参与碳交易的主体，如商业银行、企业等处于劣势，在开展碳金融业务，围绕“碳减排”等产生的“碳壁垒”、“碳规则”、“碳足迹”、“碳税⑥”必然会引起新的冲突和博弈。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碳排放的空间与度量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不断出现新的摩擦。我国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以此打压和限制我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而把航空业纳入欧盟的碳排放体系，征收航空碳税则意味着2012年我国的航空公司必须在欧盟进行碳拍卖，从而获得自己的碳排放指标。对此引起的争议仍在不断升温。除此之外，今后碳金融的发展会与各国的碳贸易摩擦、碳排放权的分配问题，甚至汇率问题、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高度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之上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不容小觑。
四、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碳货币主导权
在广义虚拟经济的极端形态领域，一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经济强势地位，必须首先做强自己的货币，从而掌握国际货币印钞权，维持高度发达的股市和期市，成为世界人气供应最充足之地，保持全世界对本国的信心，即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2][p15]；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的碳金融，并借其发展之机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使人民币成为计价货币，把握碳货币的主导权，成为广义虚拟经济下获取国际经济主导权的重要举措。
（一）碳金融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是碳金融的载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我国碳金融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碳金融发展的进程与体系的构建。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谈不上碳金融市场的建设问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成为发展碳金融，最终构建我国碳金融市场体系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在当前阶段，我国应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所涉及到的问题，如交易产品、平台建设、交易空间、交易模式、法律机制、市场建设路径等展开研究并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就碳金融的发展阶段而言，应充分考虑到碳排放权市场的发展现状，深入研究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制度与交易活动规范，总结并借鉴发达国家在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程中发展碳金融的策略与成功经验，实现碳金融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基础上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 碳金融与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纷纷抢占碳金融的发展领域。一些大型的碳交易中心相继建立，如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体系（EU ETS）、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等。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碳金融成为各国经济获取国家战略权益，掌握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新一轮主导权的核心因素之一。碳金融在各国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也关系到各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及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
2017年之后，新的碳减排协议可能导致全球碳交易市场重新洗牌，其影响不仅仅是碳交易本身，而还能影响到与碳金融密切联系的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磨擦、汇率、金融平衡等问题。碳金融的发展成为获取低碳经济发展主导权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前景广阔，政府已明确提出碳减排总量相对控制目标并积极探索碳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规划。我国碳金融在未来的发展必然使得我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巨大的碳金融发展潜力也要求我国以积极态度参与新规则的协商与制定，并在战略利益的角逐中争取低碳经济的主动权。
（三）碳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低碳经济主导权的核心是碳金融。而在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成为世界各国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纸币的价值是不能不承认的。特别是今天，纸币的价值具有全息性，它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及价值尺度符号，更是一个国家政治实力、文化实力等综合国力的综合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京都议定书》以及未来的后京都体系可以看作“是用国际条约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价值的一套完整的新货币发行制度”，并由此奠定了“碳信用本位制”的基本框架[1]。碳信用本位体系兼具商品本位和货币本位的整体优势。碳本位正逐渐成为一种主权生产力，运转全球财富，再造国际分工。
2020年以后，我国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及其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参与度提高，是人民币提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契机。我国在这一时期把握机遇，绑定人民币与碳排放权，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逐步取得CDM定价权，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的主要计价货币，获取国家战略权益，成为重点规划目标。这一时期，应大力推动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至少应该初步实现区域结算货币，这是打破美元与欧元等货币制衡，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契机。
五、结语
1.碳金融比一般的金融活动更能够紧密地把金融资本与节能减排技术的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有效地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时，就会出现“金融产能过剩”或者“泡沫”。碳金融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另一方面为实体经注的发展寻找新的空间提供了动力。调整实体经济发展方向，向“改善气候”所要求的新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2. 发展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发展过度，也会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并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在发展碳金融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碳金融的“虚拟性、经济性、不平衡性、高风险性”等特征，结合我国的实际，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从政策激励、产品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推进我国碳金融的发展。
3. “以人为本”的经济取代了“以物为本”的经济，从而诞生了广义虚拟经济，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掌握广义虚拟经济思维。建立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在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推动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在全球新一轮的博弈中积极争取低碳经济发展主导权。
注释：
① 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在全球生效。
②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通常也被称为“碳耗用量”，指的是一种新开发的，用于测量机构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指标。产品的碳标签上则把该产品的碳排放总量，做成一个标签，印在产品标签上，称之为碳标签，作为市场宣传用。
③ EU ETS（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④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下为促进减排承诺的实现而制定的三大灵活机制“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排放贸易（Emission Trading， ET）、CDM”中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机制。CDM交易从本质上是一种远期交易，即双方根据需要签订合约，约定规定在未来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
⑤ 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s），指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⑥ 碳税：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2012年1月1日，欧盟正式征收航空业碳排放税，几乎所有起飞或降落在欧盟境内的国际空运活动都需要纳入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颖薇，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发展问题探析[J].武汉金融，2010（8）：64-65.
[2]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曲如晓，吴洁.国际碳市场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0（6）：57-63.
[4] 陈杰等. 积极应对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研究[J]. 区域金融研究，2011（8）：55-59.
[5] 陈柳钦.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0（7）：3-8.
[6] 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7] 崔晓莹，李慧明.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J].发展战略研究，2011（6）：16-19.
[8] 管清友. 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J].今日中国论坛，2009（10）：53-54.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碳金融；货币主导权；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019；F8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2-0020-08
Carb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Economy Dominance
——The Analysis in the View of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WANG Ren-xiang TONG Teng（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Carbon finance is the maximum sufficient condition to carry out the low carbon economy mode. It is also the key factor to hold the new round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entity and virtue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virtuality， structure difference， high risk” features of carbon financ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Virtu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is not only opportunity but，also challenge for 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in china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carb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boost th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Moreover，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reach the dominance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arbon finance， currency hegemony，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一、引言
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在历史过程中，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碳金融是指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包括低碳项目开发的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也包括碳指标交易、金融机构碳排放权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把碳金融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低碳，一个是金融。实际上碳金融就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融合[1]（张颖薇，2010）。碳金融的发展，是实体经济的调整结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求，向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它一方面为虚拟经济创造足够的新需求，将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改善全球气候有机结合，实现了实体经济的有效变革与转型。
二、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碳金融的特征
虚拟经济广义形态的普遍存在，要求我们依循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其视角下不同经济形态的特征。碳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最新领域之一，也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一个全新的组成部分，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具有虚拟性、经济性、非对称性、高风险性等特征。
（一）虚拟性
《京都议定书》①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产生以“碳信用”为标志的交易活动。碳金融活动以碳合约或者说碳信用为交换物，在形态上是虚拟的而非实物的，以价值符号为交易对象，而不以实物为交易对象，碳交易是建立在国际间政策协调架构上的虚拟商品交易。碳合约不是价值实体，而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它脱离了价值实体，成了实体价值的影子。碳金融是一种虚拟经济交易投资（碳金融中的对象是碳排放权交易及围绕排放权产生的衍生品交易——碳期货、碳期权等），属于符号虚拟经济的范畴。从碳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内容来看（见图1），以碳排放权为基本标的，以此基础上产生的“碳期权期货”、“碳保险”等产品和服务与金融市场上已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及服务一样，存在着根据人们心理预期以及信心等因素所产生的“看不见”的虚拟价值。
在物本经济时代，人们用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同时进入交换领域[2][P93]。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只有虚拟价值。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其价值整体的提升主要缘于虚拟价值的变化，而这种虚拟价值的变化既满足了市场需求，也反映了人类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心理需求。 （二）经济性
碳金融的经济性是指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而这种新的价值符号及它们的交换是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价值及价值交换就与经济沾不上边，也就谈不上它的经济性。碳排放权交易是以价值和信誉为基础的。碳排放权金融化之后，代表的是实体价值，为实体经济即产生碳排放的活动服务。
广义虚拟经济条件下，“物本”向“人本”回归，经济领域的“人本经济”诞生[2][P13]。碳金融发展中产品碳足迹②的核算与评估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环境及品牌、质量的重视，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在经济领域进行交易买卖。碳金融容纳入已经存在的实物价值之中，促成了实物价值的进化。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金融交易平台、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展了碳金融在经济领域的影响。除此之外，碳金融还具有乘数效应，银行业、证券业、第三方独立机构、低碳技术研究机构、碳技术应用机构等业务活动的扩展，低碳产业的延伸及碳金融发展使得大量新企业、新机构设立，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 非对称性
广义虚拟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它也带来了另一面的东西，也就是表现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诸多不对称的结构[2][P226]。碳金融的非对称性表现在碳资源、碳市场发展、碳交易买卖双方供求关系等多方面的不对称。从全球碳市场的发展结构来看，欧洲配额市场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市场交易额中占据主导地位，EU ETS③
稳居国际碳金融市场主导地位。从交易金额来看，2008～2010年，其市场交易额分别占全球总值的74%、82%、84%（见表1）。另外，从碳交易的买卖双方结构情况来看，我国是CDM④项目的最主要的卖方。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成功注册1712个CDM项目，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65%，获得签发的CERs⑤达470，793，872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如图2及图3所示）。
但是我国目前却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碳交易市场（二级市场）的活动之中，只能通过发达国家的减排市场或交易所参与其中。
（四）高风险性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要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互为依托、协调发展，如果基于信息态的虚拟价值过分脱离使用价值，就会导致不对称的经济形态，风险性突显，冲击社会信心[2][p183]。碳金融的高风险性由气候变化引进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全球风险而产生，各国在采取减缓或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面临着管制风险及安全风险，给产业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碳金融活动的开展在选择面对“管制风险”的前提下展开（见图4）。
在碳金融活动中，政府在制定发展碳金融战略及规划，推进指导方针及措施时主要面临《京都议定书》政策走向不明朗、发达国家针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相应对策不明确等政策风险以及管制风险；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则在开展投融资、中介服务、保险租赁、产品创新等业务时面临着诸如“同行业竞争、融资企业是否能按期还款、资产市场价格贬值、系统不完备造成损失”等竞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而参与企业在碳交易过程中则面临着“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入、购买方是否如期付款、合同交易价格是否合理、减排额是否满足《京都议定书》规定”等项目风险、违约风险、交易风险。
三、碳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简化再简化）
广义虚拟经济现象的出现，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后世界经济出现新变化。研究和理解了这些新变化，才能够在新经济规律中驾驭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新一轮能源金融及经济竞争的“引擎”。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高投资回报性和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发达国家已经在碳金融体系中抢占主导权。全球碳金融新格局给我国迎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一）我国发展碳金融交易的机遇
1. 国内金融业创新，金融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碳金融在促进金融市场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最好的结合点。作为金融体系创新的载体，它的发展有利于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深化。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已较为完善，但作为对市场把握最敏锐的产业部门，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尤其是发展中国式碳金融的运行模式认知不足。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供应和需求方面的转变是巨大的，对投资规模建设与技术水平方面都会有更高的要求，金融业对碳金融的资金支持及其自身的碳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对内金融结构调整，对外争取能源金融新博弈下主动权的重要契机。我国金融部门可以利用我国发展碳金融的成本优势和广大的市场空间，加强低碳金融工具的开发，积极探索建立碳金融市场，利用围绕碳金融的市场化金融工具来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 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对内“低碳”转型
在国际上，继煤炭、矿产、天然气、石油之后，“碳资源”成为新的竞争点。我国碳市场与实体经济类似，过于依赖“出口”，目前正面临“外需”疲弱的困扰，创造“内需”，即建设自己的国内碳市场成为当务之急。国际气候谈判形势的变化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碳市场的发展。2011年12月8日落幕的德班气候大会明确设定第二承诺期，即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京都协议书》继续生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少在2017年之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这为我国碳交易市场以及碳金融的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以此为中心的政府政策、资金支持以及碳金融交易、碳金融服务的产生必然会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产生制约效应，从而带动低碳产业的兴起，低碳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而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目标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企业甚至私募资本涉足碳金融领域，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关系，对内实现低碳转型。
3. 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时机
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资产的应运而生使得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乃至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一方面，碳排放权逐渐演变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并初步形成了以碳交易为基础产品、以欧元为主要交易货币、以各类金融机构为主要推动力量、以欧盟排放权交易制为核心交易平台的碳金融体系。另一方面，碳减排所产生的资金流使得各国竞相加入到碳定价、碳体系建设之列。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资金流，更为了从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试图构建碳交易货币，并逐步形成以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
我国是CDM项目的主要供应国，但人民币不是主要结算货币，不具备CDM定价权，在国际碳市场缺乏话语权。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主动参与“博弈”，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我国可以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相关低碳技术，还可以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另外，我国碳交易及其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建立自己的碳市场体系一方面有利于我国推进减排发展节能技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成功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国际能源竞争及减排压力，获得碳定价的主动权，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3]。
（二）我国发展碳金融的挑战
1.参入国际碳市场深度和广度有限
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将增进国际之间碳金融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促进达成更多共识和协议，达到共赢的局面。目前我国碳市场与国际主导性的碳市场的融合度低，参与国际主导性碳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以我国目前参与的主要形式——CDM项目来说，我国是国际中最大的卖方市场，但却没定价权，议价能力也十分薄弱，处在碳交易产业链的底端。我国CDM碳市场的交易局限在一级市场上的交易，我国创造的CERs被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后，经过中介机构的包装，开发成衍生品或者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二级市场上出售。在此过程中，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我国充当的是出口“原材料”的角色，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碳市场的交易中。另外，我国碳金融产品单一，相关制度及机制还不完善、相应的碳金融服务及配套措施发展滞后，也制约了我国参入国际碳市场进行碳交易的程度。碳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及碳产品的国际性流动和交易都必须建立在统一和公开的碳市场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碳市场还未完全开放，与国际碳市场的接轨有待时日。
2.外资主导我国碳交易市场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和高额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以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为首的外资企业开始进入我国CDM市场，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士信贷集团、英国标准银行等外资企业也紧随其后，外资通过直接参与CDM项目运作、设立碳基金、参与碳排放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在我国碳交易市场抢占了主导地位。外资主导我国碳交易市场，一方面利润驱动致使投资机构不断压低我国CDM 市场价格， 赚取更多差价，将压力施加给了我国， 希望我国 CERs 供应价格能够显著下降， 从而提高获利空间， 这样通过一二级市场控制了我国碳交易定价权使得作为参与方而非定价方的我国在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信贷对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外资对碳市场的主导直接挤压了传统银行间接融资模式与碳交易市场的接轨[4]。
3.开展碳金融交易的市场环境复杂
目前，碳交易市场的主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碳交易体系尚未建立，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碳排放指标的定价仍主要由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制定，这就使得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中，我国参与碳交易的主体，如商业银行、企业等处于劣势，在开展碳金融业务，围绕“碳减排”等产生的“碳壁垒”、“碳规则”、“碳足迹”、“碳税⑥”必然会引起新的冲突和博弈。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碳排放的空间与度量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不断出现新的摩擦。我国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以此打压和限制我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而把航空业纳入欧盟的碳排放体系，征收航空碳税则意味着2012年我国的航空公司必须在欧盟进行碳拍卖，从而获得自己的碳排放指标。对此引起的争议仍在不断升温。除此之外，今后碳金融的发展会与各国的碳贸易摩擦、碳排放权的分配问题，甚至汇率问题、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高度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之上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不容小觑。
四、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碳货币主导权
在广义虚拟经济的极端形态领域，一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经济强势地位，必须首先做强自己的货币，从而掌握国际货币印钞权，维持高度发达的股市和期市，成为世界人气供应最充足之地，保持全世界对本国的信心，即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2][p15]；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的碳金融，并借其发展之机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使人民币成为计价货币，把握碳货币的主导权，成为广义虚拟经济下获取国际经济主导权的重要举措。
（一）碳金融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是碳金融的载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我国碳金融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碳金融发展的进程与体系的构建。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谈不上碳金融市场的建设问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成为发展碳金融，最终构建我国碳金融市场体系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在当前阶段，我国应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所涉及到的问题，如交易产品、平台建设、交易空间、交易模式、法律机制、市场建设路径等展开研究并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就碳金融的发展阶段而言，应充分考虑到碳排放权市场的发展现状，深入研究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制度与交易活动规范，总结并借鉴发达国家在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程中发展碳金融的策略与成功经验，实现碳金融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基础上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 碳金融与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纷纷抢占碳金融的发展领域。一些大型的碳交易中心相继建立，如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体系（EU ETS）、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等。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碳金融成为各国经济获取国家战略权益，掌握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新一轮主导权的核心因素之一。碳金融在各国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也关系到各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及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
2017年之后，新的碳减排协议可能导致全球碳交易市场重新洗牌，其影响不仅仅是碳交易本身，而还能影响到与碳金融密切联系的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磨擦、汇率、金融平衡等问题。碳金融的发展成为获取低碳经济发展主导权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前景广阔，政府已明确提出碳减排总量相对控制目标并积极探索碳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规划。我国碳金融在未来的发展必然使得我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巨大的碳金融发展潜力也要求我国以积极态度参与新规则的协商与制定，并在战略利益的角逐中争取低碳经济的主动权。
（三）碳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低碳经济主导权的核心是碳金融。而在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成为世界各国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纸币的价值是不能不承认的。特别是今天，纸币的价值具有全息性，它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及价值尺度符号，更是一个国家政治实力、文化实力等综合国力的综合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京都议定书》以及未来的后京都体系可以看作“是用国际条约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价值的一套完整的新货币发行制度”，并由此奠定了“碳信用本位制”的基本框架[1]。碳信用本位体系兼具商品本位和货币本位的整体优势。碳本位正逐渐成为一种主权生产力，运转全球财富，再造国际分工。
2020年以后，我国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及其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参与度提高，是人民币提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契机。我国在这一时期把握机遇，绑定人民币与碳排放权，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逐步取得CDM定价权，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的主要计价货币，获取国家战略权益，成为重点规划目标。这一时期，应大力推动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至少应该初步实现区域结算货币，这是打破美元与欧元等货币制衡，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契机。
五、结语
1.碳金融比一般的金融活动更能够紧密地把金融资本与节能减排技术的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有效地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时，就会出现“金融产能过剩”或者“泡沫”。碳金融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另一方面为实体经注的发展寻找新的空间提供了动力。调整实体经济发展方向，向“改善气候”所要求的新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2. 发展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发展过度，也会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并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在发展碳金融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碳金融的“虚拟性、经济性、不平衡性、高风险性”等特征，结合我国的实际，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从政策激励、产品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推进我国碳金融的发展。
3. “以人为本”的经济取代了“以物为本”的经济，从而诞生了广义虚拟经济，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掌握广义虚拟经济思维。建立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在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推动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在全球新一轮的博弈中积极争取低碳经济发展主导权。
注释：
① 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在全球生效。
②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通常也被称为“碳耗用量”，指的是一种新开发的，用于测量机构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指标。产品的碳标签上则把该产品的碳排放总量，做成一个标签，印在产品标签上，称之为碳标签，作为市场宣传用。
③ EU ETS（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④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下为促进减排承诺的实现而制定的三大灵活机制“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排放贸易（Emission Trading， ET）、CDM”中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机制。CDM交易从本质上是一种远期交易，即双方根据需要签订合约，约定规定在未来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
⑤ 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s），指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⑥ 碳税：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2012年1月1日，欧盟正式征收航空业碳排放税，几乎所有起飞或降落在欧盟境内的国际空运活动都需要纳入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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