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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契独创性的“智慧说”是以“转识成智”为核心的。他认为人类的认识过程会经历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两次飞跃。所谓“转识成智”就是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也就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毛泽东的“知行合一”思想，是毛泽东用中国哲学范畴对认识和实践统一理论的概括，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而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思想。冯契的“转识成智”思想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存在诸多契合点。
关键词：冯契；转识成智；知行合一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27-02
冯契先生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充分吸收与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转识成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尝试。
一、冯契“转识成智”思想内涵
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总是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其一生都在追寻智慧，探求知识和智慧及其关系。晚年则把认识过程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展开为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从而建立了“智慧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认为，广义的认识论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到智慧的飞跃。从知到智慧的飞跃，即“转识成智”， 由“知识”领域进入“智慧”领域。
冯先生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一开头就说：“本篇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注：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飞跃，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1］冯先生要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中国哲学的“性与天道”的问题；而如何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又借用了佛教哲学中的“转识成智”。冯先生要求把“理论”、“方法”和“德性”三者统一起来，并解释说：“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骨的人格。”［2］而无论“化理论为方法”，还是“化理论为德性”，都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不仅是取得“知识”的方法，也是取得“智慧”的方法。“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所及为可名言之域，而“智慧”所达为超名言之域，这就要“转识成智”。而“转识成智”，是要“凭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
二、冯契“转识成智”思想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的契合
通过简单叙述冯先生的“转识成智”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其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两者存在诸多契合点。
（一）实践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毛泽东的“知行合一”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智慧，作为对人的存在之真相的澄明，只有在人的生命实践中才能得到确证。毛泽东的“知行合一”思想认为，在活生生的感性世界里，那些经验领域里的知识最终通过实践得以转为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空的，它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解释世界，而是智慧层面上的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的改造世界”。 ［3］解释世界，仅仅停留在经验的知识领域，而改造世界，却在实践活动中确证本质力量、撷取人生智慧。由此，实践活动、改造世界，本身就是最为真挚的智慧表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现实活动、展示生命本质，真正的智慧才得以呈现。知识只有落实到实践之中，变为生活的意义，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冯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自己智慧学说的第一卷命名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以揭示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辩证过程，即从天性到人性到人心的认识过程，达到“转识成智”的飞跃。冯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充分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他所强调的是，自然界“作为人类认识的最本质基础，不是赤裸裸的自然界，而是相对于人，由于人的活动而改变着的自然界，它是为我之物”［5］。冯先生把自然界划分为“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正是在“自在之物”不断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的需要、情感、意志以及人的自由本质。世界是物质的，同时是运动发展的，这是毛泽东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冯先生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和世界的运动发展原理的统一称为“道”，即中国传统哲学中“元学”的范畴和理念。物质即实体，运动即实体自己运动的属性。它表现为现象，实体与运动的统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不二”。
由此可见，冯契“转识成智”思想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都体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二）认识与价值——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著作中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特别是人的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实践论》所阐述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从实践即人的主体性活动方面理解现实世界。这一根本思想，为把价值科学地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内在因素和目的性内容，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同时，他还提出要充分地理解“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意义”和改造现实世界使之革命化的方向，并就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人的需要、利益、人的活动的历史方式及其条件等，做了丰富的具体考察，阐明了关于历史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研究导致了历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念。
冯先生指出，认识活动包括认知和评价。人的认识不只是理论理性的活动，还包含评价。评价与单纯的认知不同，评价与人的需要结合着，与人的情感联系着。而情、意虽本是非理性的，但随着人的意识的发展，越来越理性化了，这样人的认识活动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评价则使事实界走向了价值界。认知和评价不可分割，但可以区分。
在冯先生的认识论中，价值评价与认知过程一样都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好好色，恶恶臭”是人的本能，人们凭感性直觉就能区别好恶，作出趋乐避苦的选择。但是这种评价是出于感性的本能，有时会有一定的盲目性。趋乐避苦是评价主体的自然追求，而现实中的苦乐，往往是错综复杂的。苦乐、利害不仅有眼前与长远、数量与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质上的不同，这就要由理性来把握和权衡，从中作出取舍。
在智慧学说中，冯先生统一了功利的、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价值要确定为我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这就离不开人的利益，利益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就是价值，对满足需要程度的评价就是价值评价。物质需要的满足构成物的价值，精神需要的满足构成精神的价值。在冯先生的智慧学说中，价值既是功利的，手段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内在的。在一切的价值创造过程中，物的、功利的价值同时也是精神的、内在的价值。科学与人文在冯先生的智慧学说中是内在相连、不可分割的。
冯契的“智慧说”要求人们“化理论为德性”，这与毛泽东要求人们不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致的。
（三）智慧与德性——认识论与德性论的统一
任何一种学说都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毛泽东在批判吸收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后，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感性活动着的“人的社会实践”。
当毛泽东把观察的视野真正转向现实中的人的社会实践时候，毛泽东发现，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并不仅仅是没有解放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解放人。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6］针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毛泽东提出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未来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人民的解放，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毛泽东基于客观历史规律的把握，把共产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价值，它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高价值。这种价值是共产主义制度的核心和灵魂，集中反映了该制度的性质，决定着其演化发展的方向，为它奠定最终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
冯先生的智慧之境是通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达成的。他的智慧说三篇的落脚点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早在50年代，冯先生就有两句名言，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认为，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领域；另一方面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理论才能有生命力，才能说服人。只有这样才会推进理论，有所创新；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
冯先生说“智慧就是对性与天道的认识”，［7］是合乎人性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而人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的精神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本能、情、意)等的全面发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认识的主体是“灵明觉知”之“心”。“心”即是指思维，指抽象的理性。“心灵”通过感觉，抽象出概念，再以概念去把握本质。而由“心灵”统率的“自我”不仅有理性，它还有欲望、情感、意志、想象、直觉等感性因素。
冯先生所说的平民化的人格与圣贤人格不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衡量标准，它是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丰富的、具体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具有广阔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冯契要人们“转识成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人们更自由的生活，这与毛泽东的“知行合一”思想的主旨是相同的。
三、综述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8］冯契先生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年代，其哲思往往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中，在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冯先生逐渐走出自己的思路。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孤立的，只有在思想的交融碰撞中，智慧的火花才得以绽放。正是在追寻先贤足迹、汲取各家精华的过程中，“转识成智”思想才得以形成。
思入时代的深处，市场经济的社会，智慧似乎被遗忘了。历史证明，冯契的“转识成智”思想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他的“转识成智”所追求的智慧表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质上就是对于实践的肯定。处于物欲横流的喧嚣时代，自觉地实践冯契的“转识成智”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2］［5］［7］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50；355；350；23.
［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285.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1.
关键词：冯契；转识成智；知行合一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27-02
冯契先生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充分吸收与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转识成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尝试。
一、冯契“转识成智”思想内涵
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总是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其一生都在追寻智慧，探求知识和智慧及其关系。晚年则把认识过程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展开为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从而建立了“智慧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认为，广义的认识论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到智慧的飞跃。从知到智慧的飞跃，即“转识成智”， 由“知识”领域进入“智慧”领域。
冯先生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一开头就说：“本篇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注：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飞跃，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1］冯先生要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中国哲学的“性与天道”的问题；而如何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又借用了佛教哲学中的“转识成智”。冯先生要求把“理论”、“方法”和“德性”三者统一起来，并解释说：“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骨的人格。”［2］而无论“化理论为方法”，还是“化理论为德性”，都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不仅是取得“知识”的方法，也是取得“智慧”的方法。“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所及为可名言之域，而“智慧”所达为超名言之域，这就要“转识成智”。而“转识成智”，是要“凭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
二、冯契“转识成智”思想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的契合
通过简单叙述冯先生的“转识成智”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其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两者存在诸多契合点。
（一）实践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毛泽东的“知行合一”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智慧，作为对人的存在之真相的澄明，只有在人的生命实践中才能得到确证。毛泽东的“知行合一”思想认为，在活生生的感性世界里，那些经验领域里的知识最终通过实践得以转为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空的，它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解释世界，而是智慧层面上的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的改造世界”。 ［3］解释世界，仅仅停留在经验的知识领域，而改造世界，却在实践活动中确证本质力量、撷取人生智慧。由此，实践活动、改造世界，本身就是最为真挚的智慧表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现实活动、展示生命本质，真正的智慧才得以呈现。知识只有落实到实践之中，变为生活的意义，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冯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自己智慧学说的第一卷命名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以揭示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辩证过程，即从天性到人性到人心的认识过程，达到“转识成智”的飞跃。冯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充分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他所强调的是，自然界“作为人类认识的最本质基础，不是赤裸裸的自然界，而是相对于人，由于人的活动而改变着的自然界，它是为我之物”［5］。冯先生把自然界划分为“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正是在“自在之物”不断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的需要、情感、意志以及人的自由本质。世界是物质的，同时是运动发展的，这是毛泽东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冯先生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和世界的运动发展原理的统一称为“道”，即中国传统哲学中“元学”的范畴和理念。物质即实体，运动即实体自己运动的属性。它表现为现象，实体与运动的统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不二”。
由此可见，冯契“转识成智”思想与毛泽东“知行合一”思想都体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二）认识与价值——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著作中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特别是人的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实践论》所阐述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从实践即人的主体性活动方面理解现实世界。这一根本思想，为把价值科学地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内在因素和目的性内容，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同时，他还提出要充分地理解“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意义”和改造现实世界使之革命化的方向，并就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人的需要、利益、人的活动的历史方式及其条件等，做了丰富的具体考察，阐明了关于历史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研究导致了历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念。
冯先生指出，认识活动包括认知和评价。人的认识不只是理论理性的活动，还包含评价。评价与单纯的认知不同，评价与人的需要结合着，与人的情感联系着。而情、意虽本是非理性的，但随着人的意识的发展，越来越理性化了，这样人的认识活动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评价则使事实界走向了价值界。认知和评价不可分割，但可以区分。
在冯先生的认识论中，价值评价与认知过程一样都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好好色，恶恶臭”是人的本能，人们凭感性直觉就能区别好恶，作出趋乐避苦的选择。但是这种评价是出于感性的本能，有时会有一定的盲目性。趋乐避苦是评价主体的自然追求，而现实中的苦乐，往往是错综复杂的。苦乐、利害不仅有眼前与长远、数量与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质上的不同，这就要由理性来把握和权衡，从中作出取舍。
在智慧学说中，冯先生统一了功利的、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价值要确定为我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这就离不开人的利益，利益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就是价值，对满足需要程度的评价就是价值评价。物质需要的满足构成物的价值，精神需要的满足构成精神的价值。在冯先生的智慧学说中，价值既是功利的，手段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内在的。在一切的价值创造过程中，物的、功利的价值同时也是精神的、内在的价值。科学与人文在冯先生的智慧学说中是内在相连、不可分割的。
冯契的“智慧说”要求人们“化理论为德性”，这与毛泽东要求人们不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致的。
（三）智慧与德性——认识论与德性论的统一
任何一种学说都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毛泽东在批判吸收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后，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感性活动着的“人的社会实践”。
当毛泽东把观察的视野真正转向现实中的人的社会实践时候，毛泽东发现，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并不仅仅是没有解放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解放人。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6］针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毛泽东提出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未来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人民的解放，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毛泽东基于客观历史规律的把握，把共产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价值，它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高价值。这种价值是共产主义制度的核心和灵魂，集中反映了该制度的性质，决定着其演化发展的方向，为它奠定最终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
冯先生的智慧之境是通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达成的。他的智慧说三篇的落脚点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早在50年代，冯先生就有两句名言，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认为，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领域；另一方面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理论才能有生命力，才能说服人。只有这样才会推进理论，有所创新；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
冯先生说“智慧就是对性与天道的认识”，［7］是合乎人性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而人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的精神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本能、情、意)等的全面发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认识的主体是“灵明觉知”之“心”。“心”即是指思维，指抽象的理性。“心灵”通过感觉，抽象出概念，再以概念去把握本质。而由“心灵”统率的“自我”不仅有理性，它还有欲望、情感、意志、想象、直觉等感性因素。
冯先生所说的平民化的人格与圣贤人格不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衡量标准，它是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丰富的、具体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具有广阔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冯契要人们“转识成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人们更自由的生活，这与毛泽东的“知行合一”思想的主旨是相同的。
三、综述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8］冯契先生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年代，其哲思往往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中，在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冯先生逐渐走出自己的思路。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孤立的，只有在思想的交融碰撞中，智慧的火花才得以绽放。正是在追寻先贤足迹、汲取各家精华的过程中，“转识成智”思想才得以形成。
思入时代的深处，市场经济的社会，智慧似乎被遗忘了。历史证明，冯契的“转识成智”思想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他的“转识成智”所追求的智慧表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质上就是对于实践的肯定。处于物欲横流的喧嚣时代，自觉地实践冯契的“转识成智”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2］［5］［7］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50；355；350；23.
［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285.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