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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外人总觉得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和谐的、侵犯大自然的、自身难保的
鄂温克人布冬霞在距离玛利亚索猎民点50多公里的地方，放养了40多头驯鹿。她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布冬霞部落”，接待山下来的游客，同时以贩卖驯鹿制品为生，每年收入甚至能达到几十万元。
生态移民这些年来，除了回迁到山林中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的一批使鹿鄂温克人，另外一些年轻的族人则在适应着发生的变化，许多人走下山，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着国家干部、教授、医生、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工作。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所说，“走出大山是必然的，但需要一些时间。也许20年，或更长一点，经过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自然而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是不需要伤筋动骨的”。
是什么引起了鄂温克人的彷徨不安
在谈到使鹿鄂温克人近年来的变化时，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宇回忆：“像我这一代的鄂温克人都是山下长大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在假期才能在大人的带领下上山。”
小时候，龚宇曾亲眼见过鄂温克人在山上转场，一只驯鹿接着一只驯鹿，场面非常壮观，鹿铃声响彻整个山林。如今，汽车代替了驯鹿，道路也平坦了很多，现代文明悄然走进了鄂温克人的生活。
事实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使鹿鄂温克人群体，生活状况的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部分变化是好的，例如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建国初期，使鹿鄂温克人有高达70%的肺结核发病率，到1990年已控制在2.1%以下；进入本世纪以来，大量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使鹿鄂温克人，已渐渐走出山林，不再以原始的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好的部分。一些使鹿鄂温克人并不适应城镇生活，在经济上也并未有所发展。例如，当政府反复投入活动板房、先进帐篷来取代使鹿鄂温克人简陋的“仙人柱”（类似于“撮罗子”的鄂温克族帐篷）时，没有考虑到“仙人柱”是最适应他们游猎迁徙生活的居住条件；当政府用先进的日用器具取代那些桦树皮制品时，没有考虑到很多桦树皮制品不仅适应露天野营生活中释便、隔潮等实用特点。
了解使鹿鄂温克人移民历史的都知道，2003年的生态移民并不是政府主导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第一次整体移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编辑谢元媛介绍，在2003年生态移民以前，使鹿鄂温克人早已经历过两次政府安排的定居。
第一次是在1959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一部分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皮毛山货集散地，住进了当时国家拨专款建造的“木刻楞”里。但当时的定居并不彻底，大部分猎民只是把“木刻楞”当做下山交易时的歇脚点，平时依旧保持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安排了第二次定居，在敖鲁古雅建了33栋“木刻楞”新房，并在满归建立医疗、粮店等服务设施，同时为猎民开辟了新猎场，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
两次定居都称不上真正的移民定居，有学者称这两次定居分别为“定而不居”和“居而不定”。“2003年的生态移民可以算作政府安排的第三次定居。这次定居使猎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谢元媛介绍。猎民被禁止狩猎，在森林里自由搬迁也受到限制，再加上驯鹿不习惯山下生活，驯鹿产品质量下降、数量减少，使鹿鄂温克人承受着这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导致他们彷徨不安的最大因素。
郝时远认为，以狩猎和驯鹿业为主的鄂温克族猎民群体，其生活方式是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自然地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否则，在继续传统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生活方式只能适应生产活动的需要。这便是鄂温克人经过生态移民，而迟迟难以融入城镇生活的原因。
“但对于鄂温克族猎民来说，实现定居是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途径。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居无定处、迁徙不断的民族会成为现代的民族，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即是明证。”郝时远说。
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只有生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得到传承，总不能因为要保留传统文化而让一个民族永远生活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在生态移民后）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狩猎场等各种方式来有效保留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的文化。”根河市人大副主任、敖鲁古雅鄂温克文化研究学者孔繁志对媒体表示。
亟待出台有关生态移民补偿的专门法律
对于使鹿鄂温克人不适应城镇生活而回迁的现象，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教授杨朝霞表示并不意外。“生态移民的特殊性，必然导致移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杨朝霞说，“什么是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指的是为了保护或修复某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重新安置的一种人口迁移。从原来的环境中迁出来，肯定会不适应，肯定会有所牺牲。就像我作为法学教授，让我去从事农耕，我也一定会不适应一样。”
杨朝霞认为，解决生态移民问题的关键就是生态补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任何一次生态移民，想必都有不乐意的人。但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移民又是不得不进行的。既然无法避免，那么在生态移民的问题上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成了：政府是否有合理的生态补偿。然而，杨朝霞表示，“目前国内只有一些零散的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法律，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杨朝霞看来，生态补偿法律体系一直难以建立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内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并不明晰。“生态补偿应该是政府为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而限制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从而对他们作出的行政补偿。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一直与生态赔偿、生态补贴等概念混淆，国内的一些立法，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将水稻田作为生态补偿范围，其实保护的并不是生态环境，并不合适；《长沙市境内河流生态补偿办法》规定上游水域造成污染，要对下流进行补偿，其实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生态赔偿。”杨朝霞说。 此外，生态补偿的问题庞杂繁复，要制定一套能统领全局的法律，实在有技术上的难度。“生态补偿的领域就有土地、水域、湿地、森林等好几种，再加上每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确实在技术上难以实现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我建议先就一个领域，例如湿地生态补偿，进行立法，然后逐步完善其他领域。”杨朝霞说。
对于生态补偿立法的具体内容，杨朝霞认为，生态补偿立法应当注重对移民的经济补偿和行政指导两个方面，“即供血性与造血性的补偿”。
经济补偿很好理解，政府为了保护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限制了移民的生产生活，对于这些作出特殊贡献和额外牺牲的移民，应当作出补偿，比如为他们建设安置房、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为他们的提供生产工具等。立法应当明确经济补偿的标准。
而相对于经济补偿的供血性，行政指导则具有造血功能。提供行政指导的方式，包括安排就业、指导生产以及精神抚慰等方面，通过逐步改变移民者的生活习惯，促使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除了生态补偿需要专门立法，也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生态移民的法律体系。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张美英就在内蒙古“两会”上提出，应当制定生态移民法，来解决生态移民没有持续性的问题。
“关于生态移民法，我以前曾申请过课题进行研究，我相信如果实现了生态移民法的立法，生态移民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我现在放弃了。生态移民的特殊性在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镇，甚至每一个村落，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直在变化。例如内蒙古使鹿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只涉及数百人，而宁夏2011年以来的全面生态移民工程就涉及22万余人；有的生态移民是从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迁往适宜居住的地方，而有的生态移民则是出于拯救濒危民族、濒危物种的考虑。”长期关注生态移民问题的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云雁告诉记者，生态移民的立法也要慢慢来。
生态移民有全社会的责任
但是，就使鹿鄂温克人而言，传统生活与生态移民间的尖锐矛盾，使他们无法耐心等待法治的变化。
一方面，文化在渐渐消失。仍居住在猎民点的使鹿鄂温克人维佳跟导演顾桃对话时说：“文化才是文明的血液。因为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现在我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制度也在解体，对此表示悲痛！”
无论是玛利亚·索，还是维佳、维佳的姐姐柳霞，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外人总觉得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和谐的、侵犯大自然的、自身难保的。“狩猎文化非常和谐，什么时间打什么动物，它是按自然时刻表而行动的，而都市人这么想是不对的，猎人是会保持生态平衡的，而且非常尊重自然。”维佳说。
使鹿鄂温克人朴素的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肯定。“在民族发展的方式选择上，取代不如改造。当用我们认为是先进的事物来代替那些因地制宜的落后事物时，一要看这种先进事物是否符合地区实际和民族特点，二要看那些落后事物是表现形式的落后还是方式本身的落后。”郝时远表示。
另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生活方式的使鹿鄂温克人开始自暴自弃，要么酗酒以度终日，要么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扶助，而民族的性格也在消磨中丧失。
2010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杜发春曾赴加拿大北极地区努纳武特进行调研。上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政府对居住在那里的因纽特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移居行动，从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城镇生活，因纽特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与使鹿鄂温克人的情况类似，因纽特人的定居也导致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在北极城镇伊魁特市，我们看到，具有传奇色彩的拱形圆顶小雪屋已经让位于设有暖气、水电齐全的房屋，小雪屋仅在狩猎时使用；现代的交通较为便利，传统的狗拉雪橇大都被雪地车、越野车、自行车及各种汽车和卡车取代；长矛被来复枪淘汰。然而，定居后的现代生活也使因纽特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面临严峻挑战：大多数因纽特人依赖政府的福利和救济生活，在因纽特社区，就业难、住房拥挤、酗酒、年轻人的高自杀率、文化断裂等社会问题突出。”杜发春说。
杜发春认为，生态移民固然能解决生态环境和移民生活的继续恶化，但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不能因此而忽视移民后移民的健康、教育、就业和文化断裂。
在国外，一些关于生态移民的实践，也许能解开使鹿鄂温克人面临的这种困境。
专栏作家舒泥提到了赴美国考察印第安保留地的感受。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土著，与移民来的白人一直不睦，自19世纪印第安人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和平合约以来，双方才进入相安无事的阶段。在和平合约中，美国政府许诺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在保留地，印第安人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合约签订以后，印第安人经过了一段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艰苦时期，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尽管现在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但印第安人至少有钱而且安定了，同时，印地安人也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只剩下了一部分，保留地里也有很多白人。一些印第安人的孩子学英语，业余时间学自己的语言，有语言文化班啥的，也在城里就业，什么工作都做。也有人在旅游点表演民族歌舞。”舒泥说。
台湾地区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学者纪骏杰也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于生态移民的另一套理念：即从“排除人类影响”到“人与自然共同演化”。
纪骏杰举了美国黄石公园的生态移民案例来进行说明。黄石公园最开始的创设理念就是“排除人类影响”，严格执行禁区管制与禁猎等措施，对原住民采取区隔、孤立等方式，最终将原住民驱赶出了国家公园范畴。无独有偶，美国西海岸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这种“排除人类影响”观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1980年前后，在美国阿拉斯加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国家公园，开始相继建立了国家与当地居民合作经营的模式。不同于传统国家公园反对公园内的人类活动，合作经营模式主要变化在于注重将人类活动导致的有害环境影响减至最低，同时，允许原住民使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以维护他们的文化、发展、营养、政治需求。
“人与自然共同演化，这才是符合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作法，也是国际上正确的趋势。如此一来，原住民一方面可以为他们的社群权益发声，另一方面可以贡献他们的传统生态知识，延续传统自然资源使用方式，并以此确保他们的文化延续。”纪骏杰表示。
当然，使鹿鄂温克人所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加拿大等地国家公园中原住民的问题不尽一致。“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问题，其实是所有生态移民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有所担当，移民者也应当作出积极的努力，而不是一味反对或者变成懒汉，整个社会也有义务，帮助他们融入移居后的生活。”张朝霞说。
鄂温克人布冬霞在距离玛利亚索猎民点50多公里的地方，放养了40多头驯鹿。她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布冬霞部落”，接待山下来的游客，同时以贩卖驯鹿制品为生，每年收入甚至能达到几十万元。
生态移民这些年来，除了回迁到山林中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的一批使鹿鄂温克人，另外一些年轻的族人则在适应着发生的变化，许多人走下山，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着国家干部、教授、医生、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工作。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所说，“走出大山是必然的，但需要一些时间。也许20年，或更长一点，经过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自然而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是不需要伤筋动骨的”。
是什么引起了鄂温克人的彷徨不安
在谈到使鹿鄂温克人近年来的变化时，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宇回忆：“像我这一代的鄂温克人都是山下长大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在假期才能在大人的带领下上山。”
小时候，龚宇曾亲眼见过鄂温克人在山上转场，一只驯鹿接着一只驯鹿，场面非常壮观，鹿铃声响彻整个山林。如今，汽车代替了驯鹿，道路也平坦了很多，现代文明悄然走进了鄂温克人的生活。
事实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使鹿鄂温克人群体，生活状况的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部分变化是好的，例如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建国初期，使鹿鄂温克人有高达70%的肺结核发病率，到1990年已控制在2.1%以下；进入本世纪以来，大量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使鹿鄂温克人，已渐渐走出山林，不再以原始的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好的部分。一些使鹿鄂温克人并不适应城镇生活，在经济上也并未有所发展。例如，当政府反复投入活动板房、先进帐篷来取代使鹿鄂温克人简陋的“仙人柱”（类似于“撮罗子”的鄂温克族帐篷）时，没有考虑到“仙人柱”是最适应他们游猎迁徙生活的居住条件；当政府用先进的日用器具取代那些桦树皮制品时，没有考虑到很多桦树皮制品不仅适应露天野营生活中释便、隔潮等实用特点。
了解使鹿鄂温克人移民历史的都知道，2003年的生态移民并不是政府主导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第一次整体移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编辑谢元媛介绍，在2003年生态移民以前，使鹿鄂温克人早已经历过两次政府安排的定居。
第一次是在1959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一部分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皮毛山货集散地，住进了当时国家拨专款建造的“木刻楞”里。但当时的定居并不彻底，大部分猎民只是把“木刻楞”当做下山交易时的歇脚点，平时依旧保持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安排了第二次定居，在敖鲁古雅建了33栋“木刻楞”新房，并在满归建立医疗、粮店等服务设施，同时为猎民开辟了新猎场，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
两次定居都称不上真正的移民定居，有学者称这两次定居分别为“定而不居”和“居而不定”。“2003年的生态移民可以算作政府安排的第三次定居。这次定居使猎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谢元媛介绍。猎民被禁止狩猎，在森林里自由搬迁也受到限制，再加上驯鹿不习惯山下生活，驯鹿产品质量下降、数量减少，使鹿鄂温克人承受着这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导致他们彷徨不安的最大因素。
郝时远认为，以狩猎和驯鹿业为主的鄂温克族猎民群体，其生活方式是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自然地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否则，在继续传统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生活方式只能适应生产活动的需要。这便是鄂温克人经过生态移民，而迟迟难以融入城镇生活的原因。
“但对于鄂温克族猎民来说，实现定居是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途径。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居无定处、迁徙不断的民族会成为现代的民族，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即是明证。”郝时远说。
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只有生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得到传承，总不能因为要保留传统文化而让一个民族永远生活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在生态移民后）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狩猎场等各种方式来有效保留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的文化。”根河市人大副主任、敖鲁古雅鄂温克文化研究学者孔繁志对媒体表示。
亟待出台有关生态移民补偿的专门法律
对于使鹿鄂温克人不适应城镇生活而回迁的现象，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教授杨朝霞表示并不意外。“生态移民的特殊性，必然导致移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杨朝霞说，“什么是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指的是为了保护或修复某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重新安置的一种人口迁移。从原来的环境中迁出来，肯定会不适应，肯定会有所牺牲。就像我作为法学教授，让我去从事农耕，我也一定会不适应一样。”
杨朝霞认为，解决生态移民问题的关键就是生态补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任何一次生态移民，想必都有不乐意的人。但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移民又是不得不进行的。既然无法避免，那么在生态移民的问题上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成了：政府是否有合理的生态补偿。然而，杨朝霞表示，“目前国内只有一些零散的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法律，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杨朝霞看来，生态补偿法律体系一直难以建立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内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并不明晰。“生态补偿应该是政府为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而限制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从而对他们作出的行政补偿。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一直与生态赔偿、生态补贴等概念混淆，国内的一些立法，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将水稻田作为生态补偿范围，其实保护的并不是生态环境，并不合适；《长沙市境内河流生态补偿办法》规定上游水域造成污染，要对下流进行补偿，其实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生态赔偿。”杨朝霞说。 此外，生态补偿的问题庞杂繁复，要制定一套能统领全局的法律，实在有技术上的难度。“生态补偿的领域就有土地、水域、湿地、森林等好几种，再加上每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确实在技术上难以实现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我建议先就一个领域，例如湿地生态补偿，进行立法，然后逐步完善其他领域。”杨朝霞说。
对于生态补偿立法的具体内容，杨朝霞认为，生态补偿立法应当注重对移民的经济补偿和行政指导两个方面，“即供血性与造血性的补偿”。
经济补偿很好理解，政府为了保护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限制了移民的生产生活，对于这些作出特殊贡献和额外牺牲的移民，应当作出补偿，比如为他们建设安置房、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为他们的提供生产工具等。立法应当明确经济补偿的标准。
而相对于经济补偿的供血性，行政指导则具有造血功能。提供行政指导的方式，包括安排就业、指导生产以及精神抚慰等方面，通过逐步改变移民者的生活习惯，促使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除了生态补偿需要专门立法，也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生态移民的法律体系。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张美英就在内蒙古“两会”上提出，应当制定生态移民法，来解决生态移民没有持续性的问题。
“关于生态移民法，我以前曾申请过课题进行研究，我相信如果实现了生态移民法的立法，生态移民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我现在放弃了。生态移民的特殊性在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镇，甚至每一个村落，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直在变化。例如内蒙古使鹿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只涉及数百人，而宁夏2011年以来的全面生态移民工程就涉及22万余人；有的生态移民是从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迁往适宜居住的地方，而有的生态移民则是出于拯救濒危民族、濒危物种的考虑。”长期关注生态移民问题的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云雁告诉记者，生态移民的立法也要慢慢来。
生态移民有全社会的责任
但是，就使鹿鄂温克人而言，传统生活与生态移民间的尖锐矛盾，使他们无法耐心等待法治的变化。
一方面，文化在渐渐消失。仍居住在猎民点的使鹿鄂温克人维佳跟导演顾桃对话时说：“文化才是文明的血液。因为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现在我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制度也在解体，对此表示悲痛！”
无论是玛利亚·索，还是维佳、维佳的姐姐柳霞，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外人总觉得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和谐的、侵犯大自然的、自身难保的。“狩猎文化非常和谐，什么时间打什么动物，它是按自然时刻表而行动的，而都市人这么想是不对的，猎人是会保持生态平衡的，而且非常尊重自然。”维佳说。
使鹿鄂温克人朴素的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肯定。“在民族发展的方式选择上，取代不如改造。当用我们认为是先进的事物来代替那些因地制宜的落后事物时，一要看这种先进事物是否符合地区实际和民族特点，二要看那些落后事物是表现形式的落后还是方式本身的落后。”郝时远表示。
另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生活方式的使鹿鄂温克人开始自暴自弃，要么酗酒以度终日，要么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扶助，而民族的性格也在消磨中丧失。
2010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杜发春曾赴加拿大北极地区努纳武特进行调研。上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政府对居住在那里的因纽特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移居行动，从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城镇生活，因纽特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与使鹿鄂温克人的情况类似，因纽特人的定居也导致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在北极城镇伊魁特市，我们看到，具有传奇色彩的拱形圆顶小雪屋已经让位于设有暖气、水电齐全的房屋，小雪屋仅在狩猎时使用；现代的交通较为便利，传统的狗拉雪橇大都被雪地车、越野车、自行车及各种汽车和卡车取代；长矛被来复枪淘汰。然而，定居后的现代生活也使因纽特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面临严峻挑战：大多数因纽特人依赖政府的福利和救济生活，在因纽特社区，就业难、住房拥挤、酗酒、年轻人的高自杀率、文化断裂等社会问题突出。”杜发春说。
杜发春认为，生态移民固然能解决生态环境和移民生活的继续恶化，但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不能因此而忽视移民后移民的健康、教育、就业和文化断裂。
在国外，一些关于生态移民的实践，也许能解开使鹿鄂温克人面临的这种困境。
专栏作家舒泥提到了赴美国考察印第安保留地的感受。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土著，与移民来的白人一直不睦，自19世纪印第安人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和平合约以来，双方才进入相安无事的阶段。在和平合约中，美国政府许诺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在保留地，印第安人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合约签订以后，印第安人经过了一段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艰苦时期，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尽管现在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但印第安人至少有钱而且安定了，同时，印地安人也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只剩下了一部分，保留地里也有很多白人。一些印第安人的孩子学英语，业余时间学自己的语言，有语言文化班啥的，也在城里就业，什么工作都做。也有人在旅游点表演民族歌舞。”舒泥说。
台湾地区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学者纪骏杰也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于生态移民的另一套理念：即从“排除人类影响”到“人与自然共同演化”。
纪骏杰举了美国黄石公园的生态移民案例来进行说明。黄石公园最开始的创设理念就是“排除人类影响”，严格执行禁区管制与禁猎等措施，对原住民采取区隔、孤立等方式，最终将原住民驱赶出了国家公园范畴。无独有偶，美国西海岸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这种“排除人类影响”观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1980年前后，在美国阿拉斯加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国家公园，开始相继建立了国家与当地居民合作经营的模式。不同于传统国家公园反对公园内的人类活动，合作经营模式主要变化在于注重将人类活动导致的有害环境影响减至最低，同时，允许原住民使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以维护他们的文化、发展、营养、政治需求。
“人与自然共同演化，这才是符合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作法，也是国际上正确的趋势。如此一来，原住民一方面可以为他们的社群权益发声，另一方面可以贡献他们的传统生态知识，延续传统自然资源使用方式，并以此确保他们的文化延续。”纪骏杰表示。
当然，使鹿鄂温克人所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加拿大等地国家公园中原住民的问题不尽一致。“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问题，其实是所有生态移民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有所担当，移民者也应当作出积极的努力，而不是一味反对或者变成懒汉，整个社会也有义务，帮助他们融入移居后的生活。”张朝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