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个玄奥的字眼。古往今来，五洲四海，人们无不将其树作终极目标并为之不懈追问：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仅字面解释，幸福的定义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对生活的满足并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而其复杂性、思辨性则在于，这种形而上的释义涵括着人类认知与实践的千古之谜，即，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如何归处？
　　作为主观感受，幸福与否、幸福感高低与物质条件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冲突，从来都是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譬如说，基于个体选择，中国自古就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倡导与追从；再譬如，基于集体共识，自我放逐于现代化之外的邻国——不丹的人均GDP全球倒数，“幸福指数”却又傲视寰宇。
　　这些事实当然很容易解释，若就个体层面而言，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其满足感，而满足感又可由其预期目标而决定。若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因此，处在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乃至其他社会成员间的比照，凭借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反倒容易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一种不宜泛化、神化、绝对化的一面之词，跨越了合理界限缺陷，是忽略了幸福与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理解。
　　针对幸福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分与统一，马克思曾作过精彩的演绎，他指出，幸福的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如果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根本不爱他，不管作为主体的他爱的欲望和体验能力有多强烈，都无法从其所追求的客体中获得真正的幸福爱情。
　　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理性认识与依从实现幸福的双向性。一方面，建立在乌托邦空想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禁欲、集体均贫式的“幸福”缺乏内在动力机制，这种静态、封闭、低水平的“幸福”不仅不值得留恋，而且其本身也必然因缘木求鱼而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逐渐表现出其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社会成员经与过去极度贫困的生活水准纵向相比易产生满足感。而在其后，伴随社会结构转型加速，社会分化程度加深，尤其是个人欲求趋于多元、贫富差距趋于显著，以及阶层流动趋于凝滞，这些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相对不稳定、不安全、不公平感拖累了幸福感上升趋向。一分为二地看幸福才能一分为二地看当代中国，一分为二地看当代中国才能既正视缺憾不妄自菲薄，也才能淡看成就不妄自尊大。相信立足于全体国民对幸福认识的理性化以及对幸福追求的自主化，幸福终能成为每一中国人归依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