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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间，天津妇女创业会对孟加拉模式不断调整，运行状况良好，但发展前景受到颇多制约
11月1日晚，49岁的李德荣坐在自己100平方米的称心包子铺里，给天津妇女创业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妇女创业会)副秘书长郝玉玲打去电话，询问自己的“事迹经验’该如何写。
6年前，靠着从妇女创业会得到的4000元无抵押贷款，李德荣开了个卖包子的小铺子，随着铺子变成店，贷款从4000元到了1万，她也从一名月收入百元的下岗女工，成了每个月进账过万的小老板。
成功创业的经历为她赢得了天津市“十佳文明市民”的称号。应媒体邀请，近日她将要到电台讲述自己的“事迹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初从天津卷烟厂下岗时，李德荣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当时她的丈夫所在的单位也处于破产边缘，每月工资仅有500元，两人还有一个女儿。1997年，丈夫的单位彻底破产，一分钱都没给员工留下。
这个断了生活来源的家庭急需新的谋生手段。“当时我们什么都不会做，也不知该做什么。”李德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面对饿肚子的前景，他们只能在小区里摆起煎饼果子摊，做一元几角的小生意，直到2000年，妇女创业会批准贷款，生活才出现转机。
1999年，联合国、澳发署、天津市政府共同出资90万美元，在天津妇联尝试创办妇女创业会，为下岗女工提供无需抵押的创业贷款。此时，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经过20多年的经营，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可以自负盈亏，专为穷人服务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
孟加拉银行模式能否用于城市小额信贷机构?妇女创业会在中国最早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五人联保
基本复制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妇女创业会，不需要担保或抵押，可向下岗女工提供至少4000元的贷款，而实际利率不到8％，比银行基准利率高30％。贷款者两周还一次款，每次还款180元左右。
为了保证还款率，妇女创业会还要求5人联保，5个贷款人组成一个小组，互相督促对方按时还款，如果其中有一人拖欠贷款，反复几次后，此人将被开除，再也没有资格得到妇女创业会的贷款。同时，小组其他四人虽然无需替此人还款，但同样失去了获得贷款的资格。
独自去申请贷款的李德荣，在妇女创业会遇到了4名同样境遇的下岗女工，大家聊得投机，就组成联保小组，顺利从妇女创业会得到贷款。和李德荣一样，小组成员都有自己的经营项目。
身为副秘书长的郝玉玲，2002年到妇女创业会工作，目前需要负责130个客户，这个数字并不算多，妇女创业会其他4名专职信贷员，每人的客户都在200到300左右。
在她看来，联保制度不适合城市。她告诉本刊记者：“城市没有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早期客户大量增长，还比较容易凑人组成联保小组，但到了现在，新客户就很难立刻找到联保者，无法迅速得到贷款。而且这些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很少之前互相熟悉的，风险依旧存在。
也许在城市更适合采用担保或抵押的贷款制度，方便个人贷款。实际上，妇女创业会近年来已经采用这种变通方式，着急用钱的新客户可以通过公务员、事业单位亲友的信誉担保，或是自己和亲戚的工资卡做抵押，单独贷款。
不是每个急着用钱的贷款者都能找来担保或抵押，李德荣建议联保制度应该保留，不过“我们小组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拖欠”。
每两周她们还要和郝玉玲开个中心会，交流信息的同时，郝玉玲要监督她们是否还款。近几年，应客户的要求，两周还款一次的制度已被调整为一月一次。
人盯人的风险控制
李德荣小组成员的完美还款记录，在今年8月出现了意外。
一位年仅40出头、卖饼为生的组员因病突然去世，留下了7000多元的债务。“她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丈夫也是下岗工人，现在出去打工，每月有700左右的收入。”郝玉玲说，按法律这笔欠款该由丈夫归还，可是家境如此困难，他们的确没有能力还款。
按照妇女创业会的规定，如果这笔贷款到时不能归还，联保小组就要被迫解散。郝玉玲说，按照孟加拉模式，小组成员也失去了贷款资格。但这对小组成员很不公平，所以妇女创业会对此也做了变通，小组成员可以担保或抵押方式继续贷款。
即使有这样的意外，坏账几率在妇女创业会还是非常低。妇女创业会秘书长闫英霞告诉本刊，截至9月，还贷率保持在98．5％以上，“至今妇女创业会使用的资金仍然是6年前得到的那笔90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还款率，我们很难继续运转。”
“我们服务的对象，90％都是下岗女工。”闫英霞说，政府贴息贷款政策没有出台前，她们无法通过任何正常途径贷到款。如果不还款，她们就会失去这个唯一的贷款机会，因此都尽力不拖欠。
信贷员的上门服务，也是控制风险的手段之一。在妇女创业会做了6年的信贷员郭莉手里有320个客户，目前信誉较好的客户贷款额度已到1万元左右。
每天，她都骑着自行车，在和平区的大街小巷串门。去老客户的店里看看情况，解答一些疑问，提醒还款日期，去新客户的家里了解情况，查看她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事情太多，她经常没有周末。
信贷员的收入和还款挂钩，4名专职信贷员的平均收入在1500左右。这个数字，在人均收入约千元的天津算中下水平。
瓶颈
妇女创业会运作6年，目前账面上盈余在6万元左右。闫英霞认为，在缺乏新鲜资金的局面下能够做到略有盈余，证明这个机构的发展还算良好。
这种盈余只是表面现象。白澄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扶贫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天津妇女创业会的理事之一，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白澄宇向本刊记者表示，全国尚存的100多家半民间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情况好的几乎就和天津差不多，只能维持现状，没有一家能在达到减贫目的后，还能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发展瓶颈首先在于资金来源的匮乏和法律的缺失。目前没有法律承认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法律地位，它们不能吸储，也没有机构对其进行监管。
妇女创业会继续运作下去，到明年4月就会出现一批贷款额度上升到1．4万元的客户，明年最高贷款额度2万元的客户也将出现。白澄宇说，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妇女创业会现在账面尚存的220万元余款将迅速用完，新客户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妇女创业会向客户说明情况，降低贷款额度。
“规模再扩大，我们的管理能力也明显不够。”闫英霞说，妇女创业会包括她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没有一人有金融专业背景，如果资金规模持续扩大，“我们可能会管不好。”
这些机构还缺少固定的管理制度，目前做得好的地方依靠的都是有责任感的个人。一旦人员流动，运行状况就会随之出现波动。
制度的、能力的、结构的问题，都在制约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但对李德荣这样的下岗女工们来说，她们的命运已经得到了改变。
11月1日晚，49岁的李德荣坐在自己100平方米的称心包子铺里，给天津妇女创业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妇女创业会)副秘书长郝玉玲打去电话，询问自己的“事迹经验’该如何写。
6年前，靠着从妇女创业会得到的4000元无抵押贷款，李德荣开了个卖包子的小铺子，随着铺子变成店，贷款从4000元到了1万，她也从一名月收入百元的下岗女工，成了每个月进账过万的小老板。
成功创业的经历为她赢得了天津市“十佳文明市民”的称号。应媒体邀请，近日她将要到电台讲述自己的“事迹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初从天津卷烟厂下岗时，李德荣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当时她的丈夫所在的单位也处于破产边缘，每月工资仅有500元，两人还有一个女儿。1997年，丈夫的单位彻底破产，一分钱都没给员工留下。
这个断了生活来源的家庭急需新的谋生手段。“当时我们什么都不会做，也不知该做什么。”李德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面对饿肚子的前景，他们只能在小区里摆起煎饼果子摊，做一元几角的小生意，直到2000年，妇女创业会批准贷款，生活才出现转机。
1999年，联合国、澳发署、天津市政府共同出资90万美元，在天津妇联尝试创办妇女创业会，为下岗女工提供无需抵押的创业贷款。此时，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经过20多年的经营，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可以自负盈亏，专为穷人服务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
孟加拉银行模式能否用于城市小额信贷机构?妇女创业会在中国最早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五人联保
基本复制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妇女创业会，不需要担保或抵押，可向下岗女工提供至少4000元的贷款，而实际利率不到8％，比银行基准利率高30％。贷款者两周还一次款，每次还款180元左右。
为了保证还款率，妇女创业会还要求5人联保，5个贷款人组成一个小组，互相督促对方按时还款，如果其中有一人拖欠贷款，反复几次后，此人将被开除，再也没有资格得到妇女创业会的贷款。同时，小组其他四人虽然无需替此人还款，但同样失去了获得贷款的资格。
独自去申请贷款的李德荣，在妇女创业会遇到了4名同样境遇的下岗女工，大家聊得投机，就组成联保小组，顺利从妇女创业会得到贷款。和李德荣一样，小组成员都有自己的经营项目。
身为副秘书长的郝玉玲，2002年到妇女创业会工作，目前需要负责130个客户，这个数字并不算多，妇女创业会其他4名专职信贷员，每人的客户都在200到300左右。
在她看来，联保制度不适合城市。她告诉本刊记者：“城市没有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早期客户大量增长，还比较容易凑人组成联保小组，但到了现在，新客户就很难立刻找到联保者，无法迅速得到贷款。而且这些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很少之前互相熟悉的，风险依旧存在。
也许在城市更适合采用担保或抵押的贷款制度，方便个人贷款。实际上，妇女创业会近年来已经采用这种变通方式，着急用钱的新客户可以通过公务员、事业单位亲友的信誉担保，或是自己和亲戚的工资卡做抵押，单独贷款。
不是每个急着用钱的贷款者都能找来担保或抵押，李德荣建议联保制度应该保留，不过“我们小组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拖欠”。
每两周她们还要和郝玉玲开个中心会，交流信息的同时，郝玉玲要监督她们是否还款。近几年，应客户的要求，两周还款一次的制度已被调整为一月一次。
人盯人的风险控制
李德荣小组成员的完美还款记录，在今年8月出现了意外。
一位年仅40出头、卖饼为生的组员因病突然去世，留下了7000多元的债务。“她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丈夫也是下岗工人，现在出去打工，每月有700左右的收入。”郝玉玲说，按法律这笔欠款该由丈夫归还，可是家境如此困难，他们的确没有能力还款。
按照妇女创业会的规定，如果这笔贷款到时不能归还，联保小组就要被迫解散。郝玉玲说，按照孟加拉模式，小组成员也失去了贷款资格。但这对小组成员很不公平，所以妇女创业会对此也做了变通，小组成员可以担保或抵押方式继续贷款。
即使有这样的意外，坏账几率在妇女创业会还是非常低。妇女创业会秘书长闫英霞告诉本刊，截至9月，还贷率保持在98．5％以上，“至今妇女创业会使用的资金仍然是6年前得到的那笔90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还款率，我们很难继续运转。”
“我们服务的对象，90％都是下岗女工。”闫英霞说，政府贴息贷款政策没有出台前，她们无法通过任何正常途径贷到款。如果不还款，她们就会失去这个唯一的贷款机会，因此都尽力不拖欠。
信贷员的上门服务，也是控制风险的手段之一。在妇女创业会做了6年的信贷员郭莉手里有320个客户，目前信誉较好的客户贷款额度已到1万元左右。
每天，她都骑着自行车，在和平区的大街小巷串门。去老客户的店里看看情况，解答一些疑问，提醒还款日期，去新客户的家里了解情况，查看她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事情太多，她经常没有周末。
信贷员的收入和还款挂钩，4名专职信贷员的平均收入在1500左右。这个数字，在人均收入约千元的天津算中下水平。
瓶颈
妇女创业会运作6年，目前账面上盈余在6万元左右。闫英霞认为，在缺乏新鲜资金的局面下能够做到略有盈余，证明这个机构的发展还算良好。
这种盈余只是表面现象。白澄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扶贫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天津妇女创业会的理事之一，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白澄宇向本刊记者表示，全国尚存的100多家半民间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情况好的几乎就和天津差不多，只能维持现状，没有一家能在达到减贫目的后，还能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发展瓶颈首先在于资金来源的匮乏和法律的缺失。目前没有法律承认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法律地位，它们不能吸储，也没有机构对其进行监管。
妇女创业会继续运作下去，到明年4月就会出现一批贷款额度上升到1．4万元的客户，明年最高贷款额度2万元的客户也将出现。白澄宇说，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妇女创业会现在账面尚存的220万元余款将迅速用完，新客户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妇女创业会向客户说明情况，降低贷款额度。
“规模再扩大，我们的管理能力也明显不够。”闫英霞说，妇女创业会包括她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没有一人有金融专业背景，如果资金规模持续扩大，“我们可能会管不好。”
这些机构还缺少固定的管理制度，目前做得好的地方依靠的都是有责任感的个人。一旦人员流动，运行状况就会随之出现波动。
制度的、能力的、结构的问题，都在制约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但对李德荣这样的下岗女工们来说，她们的命运已经得到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