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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2日，美国电影明星洛克·哈德森去世的那个早晨，一个词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艾滋病。
很多人听说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但这听上去似乎又事不关己，不幸罹患此症的大多是某些阶层的弃儿和贱民。可是突然之间，就在1985年的夏天，当一个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患者，报纸上无休止地讨论此事时，艾滋病疫情忽然变得触手可及，而这种威胁无处不在。
突然之间出现了要上学的艾滋儿童，要工作的艾滋劳工，出现了需要经费支持的研究人员，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隐约意识到这个陌生的新词将会包含在未来之中。艾滋病将会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无可避免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历程。
艾滋病的影响要再过几年才会充分反映出来，但是1985年10月这一天，人们首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洛克·哈德森的离世首次使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致命的新威胁上，他的诊断结果成为一道分水岭，将美国历史分为艾滋前时代与艾滋后时代。
然而这一认知的时间点反映了艾滋病疫情发展过程中蕴藏的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当美国人注意到这种疾病时，已经来不及采取行动了。病毒已在全国肆虐，遍及北美大陆的每个角落。横扫美国的死亡之潮后续也许会放慢速度，但已无法阻止。
当然，艾滋病最初出现在生物学领域时，尚属萌芽阶段，几十年来问题一直在恶化。1980年代后期，死亡人数并没有出现惊人的新增长，不过是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的事实。这种苦难一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然而到1985年，时机已然丧失。当洛克·哈德森的死讯公之于世时，有1.2万美国人已经或即将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十万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好像也根本没人在乎。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体制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如果一种致命的新疫情蔓延，国家在那一刻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因为当时，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其目标正是将这一类疫病从民众生活中清除。艾滋病毒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设有的经费充足的科研机构——它们有的隶属于政府医疗部门，有的设在科研院所内——其职责就是研究新疾病并迅速予以控制。而监督政府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是否尽职的，正是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媒体，大众的“看门狗”。此外，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同性恋团体此时也建立了基层组织，尤其是在疾病最先发生、情势最为凶险的城市。这些团体的领袖纷纷就位，时刻关注同性恋团体的健康和生存的福祉。
然而，自从1980年一位独居的同性恋男子首次罹患这种前所未闻的奇怪病症以来，已过去将近5年。在危险刚刚降临时，所有机构——医疗、公共卫生、联邦及私人科研机构、大众传媒以及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艾滋病在美国流行的第一个5年，是一个全民皆输的局面，其背后是无谓的死亡。
他们死了，是因为里根政府无视来自政府机构的科学家的呼吁，没有为艾滋病研究划拨足够的经费，直到艾滋病蔓延全国才采取措施。
他们死了，是因为科学家认为研究因同性恋造成的疾病并无建树可言，所以没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适当的关注。即使是在这种忽视逐渐消失后，他们的死，也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脱不了干系，这些人更在乎跨国研究工作中的竞争而非合作，其关注点和精力根本没用在疾病本身。
他们死了，是因为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拒绝采取必要但艰难的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
他们死了，是因为同性恋团体的领袖拿艾滋病当政治筹码，将政治教条置于救助人命之上。
他们死了，没人当回事，也因为大众传媒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尤其谨小慎微。报纸与电视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直到死亡人数高到无法忽视，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会边缘人物。媒体不履行公共监护人的职责，那么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者不处理）艾滋病。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为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作者：[美]兰迪·希尔茨 译者：傅洁莹）
很多人听说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但这听上去似乎又事不关己，不幸罹患此症的大多是某些阶层的弃儿和贱民。可是突然之间，就在1985年的夏天，当一个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患者，报纸上无休止地讨论此事时，艾滋病疫情忽然变得触手可及，而这种威胁无处不在。
突然之间出现了要上学的艾滋儿童，要工作的艾滋劳工，出现了需要经费支持的研究人员，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隐约意识到这个陌生的新词将会包含在未来之中。艾滋病将会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无可避免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历程。
艾滋病的影响要再过几年才会充分反映出来，但是1985年10月这一天，人们首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洛克·哈德森的离世首次使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致命的新威胁上，他的诊断结果成为一道分水岭，将美国历史分为艾滋前时代与艾滋后时代。
然而这一认知的时间点反映了艾滋病疫情发展过程中蕴藏的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当美国人注意到这种疾病时，已经来不及采取行动了。病毒已在全国肆虐，遍及北美大陆的每个角落。横扫美国的死亡之潮后续也许会放慢速度，但已无法阻止。
当然，艾滋病最初出现在生物学领域时，尚属萌芽阶段，几十年来问题一直在恶化。1980年代后期，死亡人数并没有出现惊人的新增长，不过是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的事实。这种苦难一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然而到1985年，时机已然丧失。当洛克·哈德森的死讯公之于世时，有1.2万美国人已经或即将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十万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好像也根本没人在乎。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体制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如果一种致命的新疫情蔓延，国家在那一刻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因为当时，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其目标正是将这一类疫病从民众生活中清除。艾滋病毒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设有的经费充足的科研机构——它们有的隶属于政府医疗部门，有的设在科研院所内——其职责就是研究新疾病并迅速予以控制。而监督政府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是否尽职的，正是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媒体，大众的“看门狗”。此外，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同性恋团体此时也建立了基层组织，尤其是在疾病最先发生、情势最为凶险的城市。这些团体的领袖纷纷就位，时刻关注同性恋团体的健康和生存的福祉。
然而，自从1980年一位独居的同性恋男子首次罹患这种前所未闻的奇怪病症以来，已过去将近5年。在危险刚刚降临时，所有机构——医疗、公共卫生、联邦及私人科研机构、大众传媒以及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艾滋病在美国流行的第一个5年，是一个全民皆输的局面，其背后是无谓的死亡。
他们死了，是因为里根政府无视来自政府机构的科学家的呼吁，没有为艾滋病研究划拨足够的经费，直到艾滋病蔓延全国才采取措施。
他们死了，是因为科学家认为研究因同性恋造成的疾病并无建树可言，所以没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适当的关注。即使是在这种忽视逐渐消失后，他们的死，也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脱不了干系，这些人更在乎跨国研究工作中的竞争而非合作，其关注点和精力根本没用在疾病本身。
他们死了，是因为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拒绝采取必要但艰难的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
他们死了，是因为同性恋团体的领袖拿艾滋病当政治筹码，将政治教条置于救助人命之上。
他们死了，没人当回事，也因为大众传媒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尤其谨小慎微。报纸与电视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直到死亡人数高到无法忽视，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会边缘人物。媒体不履行公共监护人的职责，那么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者不处理）艾滋病。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为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作者：[美]兰迪·希尔茨 译者：傅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