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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人生，68年党龄。
对禹伯林来说，这两个数字的背后，包含的是他的初心与坚守。
幼年时，他目睹了半省沦陷的河南在抗战中的苦难岁月。
青年时，他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长途跋涉进军彭水，接管建政。
暮年时，他走进学校、走进机关、走进军营，参与革命传统教育。
如今，时间消磨了记忆，往事的一幕幕，禹伯林已有些记不清了。
但无论是服务西南建设的艰辛历程，还是离休后从事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年来，禹伯林始终保持着一心为民的信念和初心，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奔赴·八千里路云和月
禹伯林的故乡在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河南荥阳。
出生于1930年的禹伯林，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多灾多难中度过的。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引起特大饥荒，大旱之后又遇特大蝗灾。
1944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当时的郑州、荥阳、汜水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三光”政策。
天灾人祸连连，人间悲剧之惨痛，莫能过之。
生存的艰难，让禹伯林深刻认识到旧社会的残酷，但也正是从那时起，禹伯林坚定了参加革命、服务人民的决心。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激荡着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心。在党的号召下，无数青年纷纷响应，投笔从戎，19岁的禹伯林便是其中之一。
1949年5月，禹伯林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第十一军军事干部学校。经过3个多月政治理论学习，禹伯林等学员随军从安徽出发，到江苏南京集结，由此踏上了建立新政权、建设新西南的漫漫征程。
“我们乘火车到湖北孝感后就开始徒步行军了，每天走几十公里。”禹伯林回忆，那时经常下雨，大家的衣服鞋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再加上天气渐冷，棉衣的赶制供应不上，很多人都病了。
禹伯林一度觉得，这样的条件肯定会成为一块“拦路石”，很多人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可没想到，大家顶烈日、冒风雨，丝毫没有退缩的念头，甚至苦中作乐起来——他们把在城里长大、走起泥泞小路来一拐一拐的同志叫作“秧歌队”，把脚上打起水泡、走得吃力的同志叫作“泡兵”。
在这种自我调侃下，尽管脚走伤了，尽管睡着各种各样简陋潮湿、不避风雨的地铺，但他们那挺进西南的斗志却始终昂扬着。
终于，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2月2日下午，禹伯林跟随大部队抵达彭水，被编入西南服务团第四支队彭水总队。
建政·千淘万漉虽辛苦
船在彭水城南沙坨靠岸，目的地抵达了，但眼前的一切让禹伯林失望了。
“以前有听过‘金彭水、银秀山’，误以为这里是美丽富饶的地方，一路上期望值都挺高。”禹伯林说，上岸后看到的景象却是路边散落着很多敌军溃退时烧焦的汽车、炮架，城里很多房屋被毁，到处断墙破壁、碎砖烂瓦……
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禹伯林一行，任重而道远。
抵达彭水的第三天，根据组织分工，禹伯林被分在公安组，担任县公安局文书一职。
由于工作人员太少，公安组一共只有3个人，加之当时彭水的农村地区仍由伪政府的伪乡长、伪保长把持，尽管总队号召一些伪军、政、警人员前来报到，并决定根据其才能和表现量才录用，但一些矛盾还是不可避免。
禹伯林清楚地记得，1950年元旦，彭水举行第一次各界代表大会时，会上气氛非常“好”，一些社会名流和伪乡长、伪保长在会上都是笑脸相迎，个个表态坚决。然而一到休息时间，就开始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商量对策：“跟他们打游击战，斡旋到底！”“利用老百姓反对外来军队的特点动摇人心”……
实际上，彭水总队面临的困难远不止于此。
195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彭水土匪暴乱，多地出现抗交公粮、驱赶甚至追杀区乡干部、袭击区乡干部车船等现象，据当时公安局不完全统计，解放后3个月内，被土匪杀害的干部群众达200多人。
内忧外患交叠，禹伯林和总队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慌乱。
“要开展全面接管工作，就要先做好清匪、反霸、征粮等工作。”禹伯林说，在组织领导下，彭水总队稳扎稳打，取缔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广泛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工作。同时，总队还召开各种会议，改变群众认知，改造利用旧人员。没多久，总队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接管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秩序慢慢恢复起来。
“当时我们就睡地铺，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生怕哪里出了纰漏。”禹伯林回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西南服务团彭水总队终于赢得了接管彭水的胜利。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很多人并未离开彭水，而是走上了彭水军工政教的各条战线，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禹伯林也留在了县人民法院，之后担任了副院长、代院长一职。
坚守·为谁辛苦为谁甜
1990年12月，禹伯林从县人民法院离休。
在多数人眼中，禹伯林可以安享离休生活，但他却一刻也闲不住。
“禹老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积极牵头开展县法院离退休老干部支部活动，积极为县法院各项工作出谋划策。”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老干部局局长何红说，这位老领导德高望重，经常帮忙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2014年初，一位身体健康的离休干部得知一个消息：如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可以领取600元/月的护理费。为此，这位离休干部经常跑到县委老干部局“理论”，希望能够得到这笔护理费。
“你有手有脚，身体也好，天天去找老干局，有道理吗？”禹伯林得知这一消息，当面质问这位离休干部。
“这护理费本就是我应得的，应该发给我！”
“这是针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你要是想要，就等生活不能自理了再来，何况你是老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禹伯林的话让这位离休干部感到惭愧。打那以后，这位离休干部再也没去要过护理费。
“虽然人老了，气力不足了，但作为党员的初心不能忘。”禹伯林觉得，只要组织需要他，他便时刻准备站出来。
因此，作为曾经的西南服务团成员和县关工委“五老”宣讲队成员，离休之后，禹伯林还在学校、机关举行一系列讲座，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进驻彭水到解放彭水的历史，以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后辈要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传承·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最多的教导，就是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谋私利。”
“听党话，跟党走，服务人民，他好像就这一个人生信条。”
说起父亲，禹伯林的儿女们有太多感慨。
1976年，长女禹晓红从涪陵地区卫生学校（现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工作时，很多同学为了能分到条件好的地方想尽了办法，亲朋好友劝禹伯林在人情上下下功夫，好给女儿分配一个轻松的工作，因为凭他的实力稍微给老同事打个招呼就能搞定。但禹伯林从来都把这些当作耳旁风，还告诫女儿：“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去哪里。”
“我被分配到了彭水润溪乡的卫生院，从县城过去要走60多公里的山路。”禹晓红说，去报到的时候走了整整一天才到，当时卫生院院长见她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生，实在不忍心，于是就把她调到了离区医院相对近一点的地方，直到1984年，她才结束了八年区、乡医院工作，被调回县城。
跟禹晓红一样，小儿子禹河川当过几年兵，还入了党，转业回来后，他坚持不向父亲、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来，禹河川在一家私营企业上班，工作几年下岗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商店，在经营过程中，他也一直牢记着父親的教诲：“党员要以身作则。”
禹伯林这种言传身教，在后辈延续着。
在外孙女谢禹的记忆中，外公从小就教育她，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这也让她从小就知道入党是件光荣的事，更清楚这份光荣不容易，要久经考验。如今，谢禹也光荣地入了党。
一家三代，五位党员。现在，禹伯林的小儿子、大女婿、四女婿、大外孙女，都是共产党员。
“我对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他们能一直心存感恩、不忘初心就够了。”禹伯林说，让他感到踏实和高兴的是，他看到了植根于他心底的那份赤诚向党的情怀，正在这个家庭不断传承。
对禹伯林来说，这两个数字的背后，包含的是他的初心与坚守。
幼年时，他目睹了半省沦陷的河南在抗战中的苦难岁月。
青年时，他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长途跋涉进军彭水，接管建政。
暮年时，他走进学校、走进机关、走进军营，参与革命传统教育。
如今，时间消磨了记忆，往事的一幕幕，禹伯林已有些记不清了。
但无论是服务西南建设的艰辛历程，还是离休后从事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年来，禹伯林始终保持着一心为民的信念和初心，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奔赴·八千里路云和月
禹伯林的故乡在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河南荥阳。
出生于1930年的禹伯林，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多灾多难中度过的。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引起特大饥荒，大旱之后又遇特大蝗灾。
1944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当时的郑州、荥阳、汜水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三光”政策。
天灾人祸连连，人间悲剧之惨痛，莫能过之。
生存的艰难，让禹伯林深刻认识到旧社会的残酷，但也正是从那时起，禹伯林坚定了参加革命、服务人民的决心。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激荡着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心。在党的号召下，无数青年纷纷响应，投笔从戎，19岁的禹伯林便是其中之一。
1949年5月，禹伯林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第十一军军事干部学校。经过3个多月政治理论学习，禹伯林等学员随军从安徽出发，到江苏南京集结，由此踏上了建立新政权、建设新西南的漫漫征程。
“我们乘火车到湖北孝感后就开始徒步行军了，每天走几十公里。”禹伯林回忆，那时经常下雨，大家的衣服鞋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再加上天气渐冷，棉衣的赶制供应不上，很多人都病了。
禹伯林一度觉得，这样的条件肯定会成为一块“拦路石”，很多人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可没想到，大家顶烈日、冒风雨，丝毫没有退缩的念头，甚至苦中作乐起来——他们把在城里长大、走起泥泞小路来一拐一拐的同志叫作“秧歌队”，把脚上打起水泡、走得吃力的同志叫作“泡兵”。
在这种自我调侃下，尽管脚走伤了，尽管睡着各种各样简陋潮湿、不避风雨的地铺，但他们那挺进西南的斗志却始终昂扬着。
终于，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2月2日下午，禹伯林跟随大部队抵达彭水，被编入西南服务团第四支队彭水总队。
建政·千淘万漉虽辛苦
船在彭水城南沙坨靠岸，目的地抵达了，但眼前的一切让禹伯林失望了。
“以前有听过‘金彭水、银秀山’，误以为这里是美丽富饶的地方，一路上期望值都挺高。”禹伯林说，上岸后看到的景象却是路边散落着很多敌军溃退时烧焦的汽车、炮架，城里很多房屋被毁，到处断墙破壁、碎砖烂瓦……
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禹伯林一行，任重而道远。
抵达彭水的第三天，根据组织分工，禹伯林被分在公安组，担任县公安局文书一职。
由于工作人员太少，公安组一共只有3个人，加之当时彭水的农村地区仍由伪政府的伪乡长、伪保长把持，尽管总队号召一些伪军、政、警人员前来报到，并决定根据其才能和表现量才录用，但一些矛盾还是不可避免。
禹伯林清楚地记得，1950年元旦，彭水举行第一次各界代表大会时，会上气氛非常“好”，一些社会名流和伪乡长、伪保长在会上都是笑脸相迎，个个表态坚决。然而一到休息时间，就开始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商量对策：“跟他们打游击战，斡旋到底！”“利用老百姓反对外来军队的特点动摇人心”……
实际上，彭水总队面临的困难远不止于此。
195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彭水土匪暴乱，多地出现抗交公粮、驱赶甚至追杀区乡干部、袭击区乡干部车船等现象，据当时公安局不完全统计，解放后3个月内，被土匪杀害的干部群众达200多人。
内忧外患交叠，禹伯林和总队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慌乱。
“要开展全面接管工作，就要先做好清匪、反霸、征粮等工作。”禹伯林说，在组织领导下，彭水总队稳扎稳打，取缔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广泛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工作。同时，总队还召开各种会议，改变群众认知，改造利用旧人员。没多久，总队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接管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秩序慢慢恢复起来。
“当时我们就睡地铺，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生怕哪里出了纰漏。”禹伯林回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西南服务团彭水总队终于赢得了接管彭水的胜利。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很多人并未离开彭水，而是走上了彭水军工政教的各条战线，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禹伯林也留在了县人民法院，之后担任了副院长、代院长一职。
坚守·为谁辛苦为谁甜
1990年12月，禹伯林从县人民法院离休。
在多数人眼中，禹伯林可以安享离休生活，但他却一刻也闲不住。
“禹老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积极牵头开展县法院离退休老干部支部活动，积极为县法院各项工作出谋划策。”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老干部局局长何红说，这位老领导德高望重，经常帮忙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2014年初，一位身体健康的离休干部得知一个消息：如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可以领取600元/月的护理费。为此，这位离休干部经常跑到县委老干部局“理论”，希望能够得到这笔护理费。
“你有手有脚，身体也好，天天去找老干局，有道理吗？”禹伯林得知这一消息，当面质问这位离休干部。
“这护理费本就是我应得的，应该发给我！”
“这是针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你要是想要，就等生活不能自理了再来，何况你是老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禹伯林的话让这位离休干部感到惭愧。打那以后，这位离休干部再也没去要过护理费。
“虽然人老了，气力不足了，但作为党员的初心不能忘。”禹伯林觉得，只要组织需要他，他便时刻准备站出来。
因此，作为曾经的西南服务团成员和县关工委“五老”宣讲队成员，离休之后，禹伯林还在学校、机关举行一系列讲座，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进驻彭水到解放彭水的历史，以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后辈要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传承·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最多的教导，就是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谋私利。”
“听党话，跟党走，服务人民，他好像就这一个人生信条。”
说起父亲，禹伯林的儿女们有太多感慨。
1976年，长女禹晓红从涪陵地区卫生学校（现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工作时，很多同学为了能分到条件好的地方想尽了办法，亲朋好友劝禹伯林在人情上下下功夫，好给女儿分配一个轻松的工作，因为凭他的实力稍微给老同事打个招呼就能搞定。但禹伯林从来都把这些当作耳旁风，还告诫女儿：“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去哪里。”
“我被分配到了彭水润溪乡的卫生院，从县城过去要走60多公里的山路。”禹晓红说，去报到的时候走了整整一天才到，当时卫生院院长见她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生，实在不忍心，于是就把她调到了离区医院相对近一点的地方，直到1984年，她才结束了八年区、乡医院工作，被调回县城。
跟禹晓红一样，小儿子禹河川当过几年兵，还入了党，转业回来后，他坚持不向父亲、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来，禹河川在一家私营企业上班，工作几年下岗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商店，在经营过程中，他也一直牢记着父親的教诲：“党员要以身作则。”
禹伯林这种言传身教，在后辈延续着。
在外孙女谢禹的记忆中，外公从小就教育她，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这也让她从小就知道入党是件光荣的事，更清楚这份光荣不容易，要久经考验。如今，谢禹也光荣地入了党。
一家三代，五位党员。现在，禹伯林的小儿子、大女婿、四女婿、大外孙女，都是共产党员。
“我对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他们能一直心存感恩、不忘初心就够了。”禹伯林说，让他感到踏实和高兴的是，他看到了植根于他心底的那份赤诚向党的情怀，正在这个家庭不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