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中国少数民族摄影文化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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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出人才出作品,中国摄影家协会推出系列“中国摄影研讨会”。7月10日在北京映艺术中心/映画廊,举办以“故乡的路——中国少数民族摄影文化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的研讨会成为系列研讨会的第一场。研讨会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映艺术中心/映画廊协办,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室承办。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的主任刘宇,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社长殷德俭,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中国画报协会副秘书长朱志远,《民族画报》蒙古文版编辑部主任巴义尔,《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摄影评论家鲍昆,维吾尔族摄影师库尔班江,蒙古族摄影师德戈金夫,摄影家高波、陈亚强,以及相关的媒体朋友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陈谨和映艺术中心/映画廊艺术总监、“故乡的路”少数民族摄影师作品展策展人那日松主持。
  本刊选编本次研讨会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陈谨:少数民族摄影文化需要关注和研究
  中国摄影研讨会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王瑶主席的要求下,协会理论研究室全力打造的理论评论平台。近些年王瑶主席非常重视理论评论工作,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更密切地关注摄影家、摄影作品、摄影的一些现象和趋势,能与各个机构、各位艺术家加强沟通和合作。今天这个研讨会是中国摄影系列研讨会的第一场。
  第一场选择少数民族摄影为主题,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摄影师,以少数民族摄影人的身份拍摄他们的家园,这个身份应该值得关注和研究:二是关于现当代作品表现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题材,在这次“故乡的路”展览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所以这个现象应该加以关注和探讨。
  那日松:展览的收获和遗憾
  “故乡的路”摄影展从2009年开始做起,当时只是在大理摄影节做了一个单纯的展览,后来不断扩充内容,在贵州摄影节等地先后展出了5次。今年,在一位热心企业家的资助下,举办了第一届少数民族摄影师作品评选,有100多位少数民族摄影师参加评选,来稿的质量出乎预料地好。但遗憾的是没有西藏、贵州、广西的摄影师,而且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摄影师也没有参加这个评选。总之,这个关于少数民族摄影师的活动很成功,除了相关的评选、展览、画册,今天又举办了这个专题研讨会。
  库尔班江:关注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的变迁
  我是1999年开始拍片子,拍了10年后,意识到自己只是停顿在照相的阶段,以前我们总觉得,越遥远的、越偏僻的才是越珍贵的,因为被别人发现得少。为了拍照片,我甚至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直到2010年有幸结识了王文澜、贺延光、安哥、陈锦等摄影老师,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逐渐意识到,其实很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遥远的,而且也不一定是罕见的,我们身边真实的人和事,才是最打动别人的。这两年,我在纪实摄影方面的思考就深得多了,我一直考虑如何拍摄出与内地游客不一样的东西,更多地关注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的变迁。
  德戈金夫:找到一条回到故乡的路
  我是蒙古族,出生在内蒙古集宁市,父亲是赤峰市巴彦淖尔旗人,母亲是呼伦贝而盟人。我三岁的时候来到北京,是在北京长大的蒙古族,但是北京没有蒙古语学校,到现在基本上自己的母语不会说。
  今天坐在这里,有一个特殊意义,我代表的一群人,就是在汉族地区长大的少数民族。我觉得我的立场,不管是谈话的立场,还是拍照的立场,有别于土生土长的摄影师,也有别于我们从内地过去的汉族摄影师。
  我觉得少数民族题材对于汉族的摄影师来讲是一个题材,但对少数民族的摄影师来讲,它不仅是一个题材,它更是一种生活。少数民族摄影师拿起相机拍本民族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我拍的是一个题材,至少在我拍照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拍摄《草原照相馆》这组作品的时候,因为拍的都是我家里的亲戚,我只是希望能通过为他们拍摄肖像的方式,来拉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能从自己本身丧失的,不管是母语也好,还是本民族的文化也好,能从这些已经丧失的东西里面,找到一条回到故乡的路,找到一条心灵上的归宿和自己亲人之间的一种纽带。
  高波:回到摄影本身
  在评选“故乡的路”最终大奖投票的时候,我投了一个弃权票。我在想为什么投弃权票,没有人问我,但我自己还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这个动机是一定有原因的。那么说实在话,整个的这次展览作品我特别的熟悉,熟悉得就像我自己拍的一样。我云游了很多年,这些照片里的风景我都很熟悉,很多地方我几乎都去过。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包括这次展览的标题,所谓“路”一定是有两端,或者我们叫前边和后边。
  我特别希望首先我们对一种身份、角色、文化的定义,它会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不喜欢用一种不平等的眼光去看一件事。为什么我们要界分这么多的身份、角色和文化?我们在这里谈的所有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就是摄影本身。不管我们怎么谈,最终还是要回到摄影本身来谈,所以说这就是我在想的,为什么我要投弃权票。我认为对摄影美学、对摄影术,出于我的理解,认为这一届的作品没有一件能达到大奖的要求,所以我投了弃权票。当然这样的特殊命名群体的创作和展览,实际上是策展人的构思,是一种文化的选择,这些都没有问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摄影美学这个点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对更多的民族给予了一个最大的尊重和关怀。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应该尽量的忘掉身份,忘掉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回到摄影本身的行为上面来,可能这个空间会更大,参与的人机会会更多,摄影的语言和类型也会更丰富。
  李波:当摄影中的文化自觉性聚焦成一个话题
  我们杂志从几年前就已经在关注映画廊主办的“故乡的路”摄影展览,这次用几十页的篇幅以专题的形式呈现这个展览可谓水到渠成。
  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概念,深刻地指出了西方文化在描述东方文化时将其符号化、刻板印象似的方式处理背后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观察的角度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少数民族影像的观察和分析。两位获奖摄影师的发言让我的非常感慨,库尔班江讲他的摄影经历时,提到他在想如何以区别于内地游客的眼光来拍摄自己的家乡:德戈金夫讲到所谓少数民族题材的摄影对汉族摄影师来说是一个题材,但是对少数民族摄影师来说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发言里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和摆脱有关少数民族的影像中既有的符号化的表现方式,用影像去呈现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观察,对自己现实的生活进行关照。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之处就在于,它把摄影中的文化自觉性聚焦成一个话题。在当代社会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元性和个性正在消失的背景下,文化自觉正是抵御全球化最重要的武器。   我当然赞同回到摄影本身来讨论摄影,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需要强大的文化支撑,但是,摄影者身份的讨论也无法回避,需要艺术家从自身遭遇的具体情景、具体问题出发,直面并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我在用谁的眼光观看”,是一个始终值得摄影者质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这个展览以及它引发的讨论,不仅对少数民族摄影师,而且对中国当下的摄影界都具有启发意义。
  鲍昆:用摄影面对自己的问题
  这个展览所有的影像都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实。库尔班江和德戈金夫提出自我的身份问题,你们是摄影师,可是你们老说身份识别的问题,尤其是德戈金夫说长在北京,本身是一个汉族环境中长大的。库尔班江现在基本生活在北京,你的文化意识中既有维吾尔族人,也有汉族人,因为文化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就是刚才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未来的摄影中,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这次展览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平和,没有过去我们看所谓的带引号的少数民族摄影的那种程式化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所谓的少数民族摄影也被污染了,来自国际的图片社这种方式的摄影,追求带有媒体性的这种刺激的画面什么的,这个东西在这次展览上基本上没出现。现在我们可能还会面临来自另外一个威胁,就是所谓艺术的东西,动不动给你说美学,结果现在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样式。所以我特别同意李波说的,其实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永远式能在后世让人阅读感动人的,就是你的作品中传达出善意,传达出尊重,传达出文化的特点,这些东西才重要,其他都不重要。
  郑茜:文化遗产最大的价值来自于文化个性与普世化之间的张力
  在摄影领域,身份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身份这个东西是不可回避的,不管我们回到摄影本身或者说回到人类普遍的审美原则,或者摄影普遍的技巧,我们都可以这样去说它,但是身份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是把所有东西差别抹平的这样一个时代,正是因为有全球化,才有了本土化。
  全球化客观带来的就是世界是平的,但是恰巧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迎来了一个跟全球化力量相同的,我们看到它的力量丝毫不输于全球化的那么一种力量就是本土化。这样的一种东西是强调什么?强调身份、认同,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我们也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反弹,用政治话语来说是民族复兴,或者用更国际化的说法,叫世界多极的崛起。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全球化要淹没掉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孤岛。我们都希望成为孤岛,什么东西能成为孤岛,什么东西能够成为彼岸?实际上民族身份是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民族身份是全球化残存的一块礁石,可以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这是能抵达彼岸的那样一个落脚点。
  我们看上世纪80年代的相关摄影作品,可能都是用中心的眼光去关照边缘。包括再早的经典作品,像庄学本的作品,都带有来自中心的眼光和视角去关照边缘的意味,用文化学、人类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文化他者的眼光。他的不少作品是在强调来自异文化的震撼,强调的异民族给他带来的认识或者说审美上的独特性、差异性、审美化。这样的文化和审美体验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在很多年代里,看到的都是中心对边缘的关照,但是在“故乡的路”这个展览中,我们看到了来自边缘的目光。那么就是说边缘本身就有了那么一种能力,有了那么一种视野,有了那么一种眼光,他去关照他自身,他去诉说,他去叙事。
  实际上今天谈到的,包括库尔班江和德戈金夫所谈到的,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两种观点在里面。一方面你就是一种我者的表达,这样一种表达是不可替代的。另外一方面我还要做一种更普遍的表达,我还要做一种更普世化的表达。现在看我们的文化遗产,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最大的价值来自于什么?实际上就是两种东西的张力,一种是你自己的文化的个性,另一种是文化个性之中所表达的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果说是做到了这两点,那么你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时代,你可能就是赢家。
  但是我们的确不要忘记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的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在消除它自己内在的文化个性,剔除自己的核心价值,这可能是出于迎合文化的普世化的需要,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本民族的文化只成为一个符号,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感觉少数民族摄影,就像高波老师所说这点很好,路一定是有两端,起点是一种身份叙述和身份表达,终点应该是超越于身份的那样一种普世化的传播和一种高度,这样真是一条路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
  刘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来时的路
  中国摄影家协会这几年一直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摄影人才,举办了少数民族摄影培训班,今年中国摄协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又合作招收少数民族摄影硕士研究生,这也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第一次。今天中国摄影家协会作为主办方举行这个研讨会,也是近年来一系列关注少数民族摄影的举措。
  各种摄影节、摄影评选活动中,其实少数民族题材的图片都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前些日子全国影展评选,记录类参赛作品,大概百分之七八十是和少数民族题材沾边,但是实际上最终这类作品差不多都没有进入奖项,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可能是汉族摄影师拍摄的。
  这两年有一个词叫做行摄,就是把旅行和摄影结合起来,也不知道是为了旅行而去摄影,还是为了摄影去旅行,总归把二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很多大量的,这种民俗类的或者与少数民族相关的作品,很多摄影师和旅游结合起来去拍他们并不一定熟悉的少数民族题材,我觉得这种现象很自然,因为文化差异性越大,对于一个外面人的吸引力越大,或者对于一个摄影师的吸引力更大。
  这些作品在不断发表获奖以后又带动了更多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至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也看到了商机,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旅游文化节,然后这种表演性的摄影作品就会大量的涌现。就是这种类似表演性的场景,不断充斥着摄影当中真实的虚假,好像有一些场景只存在于摄影师的镜头当中,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已经找不到了。虽然有很多摄影者用游客的心态去拍照,被现在的批评家们说是“糖水”或者是恶俗。其实我一直觉得摄影还是分层次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他们就是把摄影和旅游结合起来。然后作为一项健康的爱好,他到别的地方拍一些感兴趣的题材,或许还能在一些小的比赛里得一些奖项,我觉得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因为摄影不是他们的专业,不能给他们强加上记录历史或者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但是对于严肃的一些摄影家如果真的是在摄影领域要做出一些贡献的话,仅仅以一个游客和猎奇的心态去拍摄,一定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当然作品的优劣并不取决于作者的身份,他是不是生活在某个生活圈或者某个文化圈。
  今天看到展览的作品,我觉得应该用两个字来形容我的感受就是:真诚。他们拍得非常朴实,避免陷入光影的陷阱。当然在技巧方面,一些作品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希望这次的获奖者未来能拍出来更好的作品,希望他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就像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展览前言中的那句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来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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