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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倒金字塔式”的养老结构变得愈加风险重重。不作为父系家庭的正式成员并且原本不承担赡养父母责任的女儿，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养老本该是儿子的责任，并且此义务承载着天然的伦理性意义。“女儿养老”这一新习俗的出现，表现了社会变迁中传统养老模式中性别差异的价值和伦理基础与现代结构相互冲突与互补的现状。
关键词：女儿养老；性别；家庭；伦理；两性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79-02
一、女儿养老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家庭养老都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所以，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子女是最主要的支撑者。然而，在养老责任上，子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虽然，现代的法律规范规定了子女平等地拥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和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在实际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所承担的养老责任和义务是大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在农村，是由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并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女儿出嫁后不需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作为儿媳妇承担起赡养公公婆婆的责任。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农村的养老模式不断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在如今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已从单纯的“儿子养老”转变为“女儿参与养老，并在娘家的经济关系和福利等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女儿的重要性上升具体表现在支持娘家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开支方面，如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实践性活动上。
费孝通认为，亲子之间的“反馈模式”维系着家庭的养老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1]。赡养老人是作为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将会承受道义和良心的谴责。也有学者认为，亲子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理性化，女儿作为老人与儿子儿媳博弈的筹码被引入养老中来，女儿在养老中开始发挥工具性的作用[2]。从养老动力来看，“儿子的养老动力来自于‘责任’，而女儿的养老动力来自于‘情感’”[3]。老人从女儿那里能够得到更细心的照料、情感上的体贴和精神上的慰藉。
本文主要从女儿养老的伦理建构过程，以及在农村家庭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女儿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重新定义等方面来进行论述。
二、农村家庭赡养中的性别差异
在如今的潍坊农村，不理会娘家事务而埋头孝顺公婆的媳妇已经不多了。现在的女人都是偏袒娘家多过婆家，女儿参与赡养父母的行为已经十分普遍化。尽管在农村中依然存在着“养儿防老”的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女儿在赡养老人方面的货币与实物付出已经与儿子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儿子。而且，女儿在出力以及情感体贴方面被公认为更胜于儿子。
其一，儿子的赡养活动只是保证老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女儿的赡养活动则会提供温饱之上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农村，每个月儿子都会给予父母一定的“养老费”，在潍坊的农村地区一般是每个月100元左右。一个儿子需要单独承担，多个儿子则通过协商“合供”。儿子在供养老人方面做得好一些的，除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还会给老人买些好吃的，过年过节做了好吃的也会给老人端过去，冬天的时候会给老人提供煤炭等。女儿的赡养则包括实物、货币、情感抚慰、生病照料等等。逢年过节，女儿们都要提着大包小包的吃食、礼品、衣物给老人带去，临走时还要为老人留下“零花钱”；老人生病女儿们会在床前悉心照料、服侍，实际上老人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大多来自于女儿。同时，老人生病和婚礼丧葬中，女儿分摊费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化。
其二，女儿的赡养行为是没有任何回报的，而儿子的赡养则带有较强的交换色彩。在现实中，儿子赡养父母的好坏和用心程度取决于父母能够留下的身后财产和好处的数量。拥有丰厚财产的父母能够得到儿子较好的对待，而没有多少积蓄和财产的父母一般会受到比较差的待遇。在农村，兄弟之间互相推诿债务和赡养问题的事件并不鲜见。H村一家有两兄弟，哥哥结婚较早，从父母那里分得三间房、一个院落单过，而父母则同未成年的弟弟及其他姊妹一起生活，因村里规划，父母同弟弟一起在原宅基地上翻盖了六间房子用于居住，而哥哥却以为父母偏袒弟弟，弟弟赚了便宜，比自己的房子多，因而与父母吵架，并长期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年事已高，基本无经济来源，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冬天的煤炭费，家中父母日常支付的费用则通通由弟弟承担。
其三，儿子的赡养行为被称为“名分”，而女儿的赡养行为则被称为“情分”。在农村人看来，儿子只要能够保证老人的基本温饱、过得去就算了。平日里儿子与老人来往并不密切，他们不会给老人多余的零花钱，也不给老人买喜欢的东西，只缴纳规定的养老费，父母对儿子的这种赡养行为也能默认和接受。至于一些特别的物质及精神需求，老人会要求女儿去做。比如，女儿回娘家时会带上旁人看得见的礼品、父母喜欢吃的食品、想买的衣服、首饰等等，这样老人在邻里间会得到大家一致的吹捧和羡慕。但是在大多数村民口中、心中，无论儿子赡养程度好坏，父母还是在由儿子赡养。而女儿无论出钱出力的程度有多大，都不认为是在赡养，而是出于一种自愿的行为。
三、女儿养老行为的特殊性
费孝通的“反馈模式”是中国传统代际关系的有效概括。儒家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儿女都应当通过赡养父母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然而在现实中，同受父母之惠的儿子和女儿在实际的赡养活动中却并非如此。儿子与女儿的赡养行为对应着两套不同的规范，一套是以身份、责任为基础的规范，一套则是情感、恩情为基础的规范。
儿子对父母的承继不仅仅包括对财产权的继承，还包括对父母所有权利和义务的继承，比如债务、父母对祖辈的赡养以及对死去先祖的发丧、祭祀等等。所以，儿子不仅享有权利，还要履行作为继承人应尽的义务，承担起父母的赡养责任。这种继承权一般通过分家来取得。家庭通过制定契约来约定、算计各自所得，并且互相约束对方，保证义务的履行。儿子承担的赡养义务不仅仅意味着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更意味着在家族制度中的一种地位、一种名分。在儿子的赡养逻辑中，必然存在着源自亲情的赡养动力，但是情感回报并不被认为是家族赡养的主要逻辑。父母与儿子之间互相协商与互相交换的平等互惠构成了儿子赡养行为的主要逻辑。 女儿作为家族的非正式成员，她们的赡养行为更多是无偿的、单向性的和利他主义的，其唯一动力是亲情的驱使。在女儿与娘家的关系中，情感因素比获得继承财产的资格和名分更为重要。作为女儿，她们自幼便在父权制的家庭中为家中的男性无偿地奉献。在抚养阶段，便要忍受父母的重男轻女行为；在出嫁阶段，父母不管不顾；在财产继承方面，不计较父母剥夺了自己的财产继承，并且能够积极地给予父母各个方面的支持。女儿的赡养行为在日积月累中成为不可避免地责任和义务。乡亲之间夸耀攀比和舆论约束，使女儿的养老行为成为判定女儿人品、能力和声誉的标准，更加强化了女儿的赡养行为。
四、女儿养老的伦理建构
女儿的赡养行为是否也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情感因素？根据调查，出于自发的孝心是影响女儿赡养父母的重要因素。如果女儿不赡养父母，也会面临来自父母和村民们强大的压力。村民们也会对女儿不赡养父母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舆论抨击，父母也会感到“没有面子”。父母一方面要求女儿们要经常回娘家探望，另一方面要求女儿们在回家时要带上拿得出手的礼品。在实际的农村生活中，女儿们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开始受到伦理和舆论的约束。
首先，女儿赡养现象的增多与女儿和儿子的工具性意义的变化有关。第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的权力逐渐向女性转移。第二，机械化时代的到来使儿子在农村家庭生产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动摇，父母在农业生产中对儿子的依赖减少。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缺少个人积蓄的老人往往得不到儿子好的对待。第四，相比女性而言，男性外出打工的比例更大。而与儿子相比，女儿则具有更多的优势。第一，现在的妇女一般是家庭的实际掌权者，有钱了也自由了。第二，女儿外出打工的比例低于儿子，增加了女儿与娘家的实际互动。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不断扩大，地位也不断上升，这使得妇女们能够摆脱婆家的束缚，自主优先地发展亲属关系。
其次，女儿的赡养行为在时间和行动中逐渐积累嵌入了身份、声誉的“累积性责任”。女儿对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情感上的照料以及在家族福利方面的贡献随着时间和行动的积累逐步被模式化、规范化，最终不可避免地使赡养成为女儿不可避免的责任。并且使是否赡养成为评价女儿们声誉、品行的重要标准。在实际的赡养中，儿子是家族的继承者，理所应当的赡养父母，受到“名分”和“显而易见的规则”的约束；而女儿们则被父母期待多回娘家照料并以此得到村民们的羡慕和赞赏，因而受到“情分”和“潜规则”的约束。女儿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情分”、“良心”和“声誉”的要求中被建立起来。
尽管法律已经要求儿子和女儿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都有资格继承父母的财产，并且有义务对父母进行赡养。但是在实际的赡养活动中，女儿与儿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不对等。法律的规范尽管进入了农村妇女的视野，但是却并没有改变她们的命运。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规则并没有被打破，女儿没有资格成为继承家族财产的子嗣。但是，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儿子赡养父母的模式面临巨大的困境，使得女儿不得不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也面临着来自赡养的舆论压力和经济压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不断扩大，地位也不断上升。这使得妇女们能够摆脱婆家的束缚，自主优先地发展亲属关系。但是，在小家庭中自主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大家族文化的解体。以父系继嗣制度、财产继承规则并没有消失。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关于子女在赡养问题和财产继承方面一律平等的规定，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力量对乡村的进入和替代是农村传统价值失落和老人赡养问题化的重要原因”[4]。但是，从乡村实践来看，在诸如养老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决定作用，仅仅法律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养老的价值观与现代小家庭的兴起在农村养老问题中形成一股张力，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两种结构在农民们看来并不冲突，而是出现了新结构与老结构相互结合的稳定状态。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天津社会科学，1982（3）.
[2]范成杰.农村家庭养老中性别差异变化及其意义—对鄂中H村一养老个案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4）.
[3]胡幼慧.三代同堂—迷思与陷阱[M].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95.
[4]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J].中国学术，2001（4）.
关键词：女儿养老；性别；家庭；伦理；两性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79-02
一、女儿养老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家庭养老都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所以，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子女是最主要的支撑者。然而，在养老责任上，子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虽然，现代的法律规范规定了子女平等地拥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和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在实际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所承担的养老责任和义务是大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在农村，是由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并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女儿出嫁后不需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作为儿媳妇承担起赡养公公婆婆的责任。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农村的养老模式不断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在如今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已从单纯的“儿子养老”转变为“女儿参与养老，并在娘家的经济关系和福利等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女儿的重要性上升具体表现在支持娘家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开支方面，如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实践性活动上。
费孝通认为，亲子之间的“反馈模式”维系着家庭的养老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1]。赡养老人是作为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将会承受道义和良心的谴责。也有学者认为，亲子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理性化，女儿作为老人与儿子儿媳博弈的筹码被引入养老中来，女儿在养老中开始发挥工具性的作用[2]。从养老动力来看，“儿子的养老动力来自于‘责任’，而女儿的养老动力来自于‘情感’”[3]。老人从女儿那里能够得到更细心的照料、情感上的体贴和精神上的慰藉。
本文主要从女儿养老的伦理建构过程，以及在农村家庭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女儿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重新定义等方面来进行论述。
二、农村家庭赡养中的性别差异
在如今的潍坊农村，不理会娘家事务而埋头孝顺公婆的媳妇已经不多了。现在的女人都是偏袒娘家多过婆家，女儿参与赡养父母的行为已经十分普遍化。尽管在农村中依然存在着“养儿防老”的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女儿在赡养老人方面的货币与实物付出已经与儿子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儿子。而且，女儿在出力以及情感体贴方面被公认为更胜于儿子。
其一，儿子的赡养活动只是保证老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女儿的赡养活动则会提供温饱之上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农村，每个月儿子都会给予父母一定的“养老费”，在潍坊的农村地区一般是每个月100元左右。一个儿子需要单独承担，多个儿子则通过协商“合供”。儿子在供养老人方面做得好一些的，除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还会给老人买些好吃的，过年过节做了好吃的也会给老人端过去，冬天的时候会给老人提供煤炭等。女儿的赡养则包括实物、货币、情感抚慰、生病照料等等。逢年过节，女儿们都要提着大包小包的吃食、礼品、衣物给老人带去，临走时还要为老人留下“零花钱”；老人生病女儿们会在床前悉心照料、服侍，实际上老人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大多来自于女儿。同时，老人生病和婚礼丧葬中，女儿分摊费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化。
其二，女儿的赡养行为是没有任何回报的，而儿子的赡养则带有较强的交换色彩。在现实中，儿子赡养父母的好坏和用心程度取决于父母能够留下的身后财产和好处的数量。拥有丰厚财产的父母能够得到儿子较好的对待，而没有多少积蓄和财产的父母一般会受到比较差的待遇。在农村，兄弟之间互相推诿债务和赡养问题的事件并不鲜见。H村一家有两兄弟，哥哥结婚较早，从父母那里分得三间房、一个院落单过，而父母则同未成年的弟弟及其他姊妹一起生活，因村里规划，父母同弟弟一起在原宅基地上翻盖了六间房子用于居住，而哥哥却以为父母偏袒弟弟，弟弟赚了便宜，比自己的房子多，因而与父母吵架，并长期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年事已高，基本无经济来源，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冬天的煤炭费，家中父母日常支付的费用则通通由弟弟承担。
其三，儿子的赡养行为被称为“名分”，而女儿的赡养行为则被称为“情分”。在农村人看来，儿子只要能够保证老人的基本温饱、过得去就算了。平日里儿子与老人来往并不密切，他们不会给老人多余的零花钱，也不给老人买喜欢的东西，只缴纳规定的养老费，父母对儿子的这种赡养行为也能默认和接受。至于一些特别的物质及精神需求，老人会要求女儿去做。比如，女儿回娘家时会带上旁人看得见的礼品、父母喜欢吃的食品、想买的衣服、首饰等等，这样老人在邻里间会得到大家一致的吹捧和羡慕。但是在大多数村民口中、心中，无论儿子赡养程度好坏，父母还是在由儿子赡养。而女儿无论出钱出力的程度有多大，都不认为是在赡养，而是出于一种自愿的行为。
三、女儿养老行为的特殊性
费孝通的“反馈模式”是中国传统代际关系的有效概括。儒家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儿女都应当通过赡养父母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然而在现实中，同受父母之惠的儿子和女儿在实际的赡养活动中却并非如此。儿子与女儿的赡养行为对应着两套不同的规范，一套是以身份、责任为基础的规范，一套则是情感、恩情为基础的规范。
儿子对父母的承继不仅仅包括对财产权的继承，还包括对父母所有权利和义务的继承，比如债务、父母对祖辈的赡养以及对死去先祖的发丧、祭祀等等。所以，儿子不仅享有权利，还要履行作为继承人应尽的义务，承担起父母的赡养责任。这种继承权一般通过分家来取得。家庭通过制定契约来约定、算计各自所得，并且互相约束对方，保证义务的履行。儿子承担的赡养义务不仅仅意味着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更意味着在家族制度中的一种地位、一种名分。在儿子的赡养逻辑中，必然存在着源自亲情的赡养动力，但是情感回报并不被认为是家族赡养的主要逻辑。父母与儿子之间互相协商与互相交换的平等互惠构成了儿子赡养行为的主要逻辑。 女儿作为家族的非正式成员，她们的赡养行为更多是无偿的、单向性的和利他主义的，其唯一动力是亲情的驱使。在女儿与娘家的关系中，情感因素比获得继承财产的资格和名分更为重要。作为女儿，她们自幼便在父权制的家庭中为家中的男性无偿地奉献。在抚养阶段，便要忍受父母的重男轻女行为；在出嫁阶段，父母不管不顾；在财产继承方面，不计较父母剥夺了自己的财产继承，并且能够积极地给予父母各个方面的支持。女儿的赡养行为在日积月累中成为不可避免地责任和义务。乡亲之间夸耀攀比和舆论约束，使女儿的养老行为成为判定女儿人品、能力和声誉的标准，更加强化了女儿的赡养行为。
四、女儿养老的伦理建构
女儿的赡养行为是否也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情感因素？根据调查，出于自发的孝心是影响女儿赡养父母的重要因素。如果女儿不赡养父母，也会面临来自父母和村民们强大的压力。村民们也会对女儿不赡养父母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舆论抨击，父母也会感到“没有面子”。父母一方面要求女儿们要经常回娘家探望，另一方面要求女儿们在回家时要带上拿得出手的礼品。在实际的农村生活中，女儿们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开始受到伦理和舆论的约束。
首先，女儿赡养现象的增多与女儿和儿子的工具性意义的变化有关。第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的权力逐渐向女性转移。第二，机械化时代的到来使儿子在农村家庭生产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动摇，父母在农业生产中对儿子的依赖减少。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缺少个人积蓄的老人往往得不到儿子好的对待。第四，相比女性而言，男性外出打工的比例更大。而与儿子相比，女儿则具有更多的优势。第一，现在的妇女一般是家庭的实际掌权者，有钱了也自由了。第二，女儿外出打工的比例低于儿子，增加了女儿与娘家的实际互动。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不断扩大，地位也不断上升，这使得妇女们能够摆脱婆家的束缚，自主优先地发展亲属关系。
其次，女儿的赡养行为在时间和行动中逐渐积累嵌入了身份、声誉的“累积性责任”。女儿对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情感上的照料以及在家族福利方面的贡献随着时间和行动的积累逐步被模式化、规范化，最终不可避免地使赡养成为女儿不可避免的责任。并且使是否赡养成为评价女儿们声誉、品行的重要标准。在实际的赡养中，儿子是家族的继承者，理所应当的赡养父母，受到“名分”和“显而易见的规则”的约束；而女儿们则被父母期待多回娘家照料并以此得到村民们的羡慕和赞赏，因而受到“情分”和“潜规则”的约束。女儿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情分”、“良心”和“声誉”的要求中被建立起来。
尽管法律已经要求儿子和女儿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都有资格继承父母的财产，并且有义务对父母进行赡养。但是在实际的赡养活动中，女儿与儿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不对等。法律的规范尽管进入了农村妇女的视野，但是却并没有改变她们的命运。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规则并没有被打破，女儿没有资格成为继承家族财产的子嗣。但是，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儿子赡养父母的模式面临巨大的困境，使得女儿不得不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也面临着来自赡养的舆论压力和经济压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不断扩大，地位也不断上升。这使得妇女们能够摆脱婆家的束缚，自主优先地发展亲属关系。但是，在小家庭中自主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大家族文化的解体。以父系继嗣制度、财产继承规则并没有消失。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关于子女在赡养问题和财产继承方面一律平等的规定，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力量对乡村的进入和替代是农村传统价值失落和老人赡养问题化的重要原因”[4]。但是，从乡村实践来看，在诸如养老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决定作用，仅仅法律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养老的价值观与现代小家庭的兴起在农村养老问题中形成一股张力，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两种结构在农民们看来并不冲突，而是出现了新结构与老结构相互结合的稳定状态。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天津社会科学，1982（3）.
[2]范成杰.农村家庭养老中性别差异变化及其意义—对鄂中H村一养老个案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4）.
[3]胡幼慧.三代同堂—迷思与陷阱[M].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95.
[4]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J].中国学术，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