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政治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们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1〕。“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为党中央的重要政治行为，不仅为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战略总目标，而且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符合国情的方法论和有法可依的制度保障，同时也对政治行为执行者的权力进行了范围和程序上的约束，从而使权力的运行更加有理、有效、有节。本文旨在以政治行为的基本要素为切入点来对“四个全面”的内涵进行学理性解读。
[关键词]政治行为；“四个全面”；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26 — 02
从社会政治关系的内在要求来看，一个社会的政治行为分为国家的政治统治行为和政治管理行为，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是从国家层面，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为。从国家层面来说，主要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无论是政治统治还是政治管理，其本质都是政治权力主体为维护自身权力地位和既有的权力制约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的手段。
按照列宁的解释，政治行为是由“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构成的，由特定的政治主体采取的。 因此政治行为的性质有四个基本要素，即政治行为的性质、主体、方向和方式。所以本文将以政治行为的基本要素为切入点来对“四个全面”的内涵进行深度解读。
一、当代中国政治行为的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政治行为的性质受政治关系性质的影响及其内在矛盾的支配和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政治行为具有阶级性，受着阶级利益的支配和影响〔2〕，其目标是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秩序稳定而展开的社会活动。
21世纪，为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党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这一切目标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连。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党和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了具体规定。为实现这一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深度改革能从根上铲除社会发展的顽疾，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来缩小贫富差距，将打破形式和形式主义，实现人民事实民主，将腐败扼杀在摇篮里，从而营造绿水青山的政治生态环境。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必不可少，深刻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布局和总任务，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好各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纲领性文件。而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重大部署的基础上，中央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党自身建设要高标准、严要求，从而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与深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其政治行为都是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现代国家的政治行为，根本上是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影响和支配，同时必须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工人阶级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先锋队，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围绕人民的利益，都是围绕着解决控制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展开的。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谋求经济和政治的大发展，国际上各国的政治行为无不围绕着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国家的政治行为一旦偏离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方向，将主要矛盾集中在阶级斗争，那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将止步不前，终将淹没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
二、政治行为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对旧事物旧制度进行改变，对旧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的改良革新。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改变社会性质的社会活动，与革命不同，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和根本途径。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强国的根本方法。
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革命已经不是给国家和社会注入新血液新动力的主要途径。和平与发展作为新世纪的时代主题，为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改革继承革命的优点，在先进统治阶级的领导下将原有的经济政治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变更和革新。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重要战略部署，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堪比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要打破一些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解决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各种机制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问题，同时还要进一步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经济政治活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中央重要的政治行为目标，涉及的改革有15个领域，具体有330多项改革措施，这些改革的具体措施成为了推进中国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强大动力。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全面”，难点在“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和生态改革都要全面，不仅要扩大改革领域，并且还要在每个领域深化，浅尝辄止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痒。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3〕。 三、政治行为的方式，由人治转向法治
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任何政治行为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执行方法和途径来实现，同样任何政治行为的执行都需要相关制度的保障，只有制度的保障，政治行为才能合理合法，只有制度的完善，才能保证政治行为的公平性，公正性。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保证政治行为的合理合法高效，必须要有一套完备良好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合理的配置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才能与全面深化改革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党中央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政治需要民主与法治的结合，表现为协商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现阶段国家和人民奋斗的目标，必须以法律为后盾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够早日实现这一奋斗目标。
任何政治行为的实施都需要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进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迎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4〕，法需要人来制定和执行，好的法律需要好人来执行，坏人绝不可以执行良法善法，所以只有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思想先进分子才可以制定执行我们的法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现阶段奋斗的总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改革的具体措施是由人来执行的，由人来执行就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人在政治行为的执行过程中会有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变化，及其容易形成党派，或者集团势力。所为法治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和管理社会，对社会资源进行调整分配，与人治相互对立。
四、政治体系决定政治行为
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机构成。政治体系是在社会成员政治行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结成政治组织，形成政治制度，并运用这些组织和制度实施政治行为，进行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同时这些政治行为的发展，又促使政治组织和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治体系的构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是人们集合政治利益诉求，形成和运用政治权力，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方式和工具。因此人们常常按照共同的利益结成政治组织并制定相应的政治制度，以便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
在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政党政治，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现为共产党对参政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共事、相互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既然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那么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必须在制度上加以约束，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那么权力就无法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必然滋生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的，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多次强调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要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苍蝇老虎一起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系列政治行为都彰显了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释放了一些隐形的信号，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立足当前实际，全面从严治党开启党建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行为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的前提。
〔参 考 文 献〕
〔1〕〔2〕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J〕. 吉林农业， 2014， （01）：12--11.
〔4〕王胜华.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责任编辑：张 港〕
[关键词]政治行为；“四个全面”；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26 — 02
从社会政治关系的内在要求来看，一个社会的政治行为分为国家的政治统治行为和政治管理行为，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是从国家层面，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为。从国家层面来说，主要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无论是政治统治还是政治管理，其本质都是政治权力主体为维护自身权力地位和既有的权力制约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的手段。
按照列宁的解释，政治行为是由“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构成的，由特定的政治主体采取的。 因此政治行为的性质有四个基本要素，即政治行为的性质、主体、方向和方式。所以本文将以政治行为的基本要素为切入点来对“四个全面”的内涵进行深度解读。
一、当代中国政治行为的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政治行为的性质受政治关系性质的影响及其内在矛盾的支配和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政治行为具有阶级性，受着阶级利益的支配和影响〔2〕，其目标是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秩序稳定而展开的社会活动。
21世纪，为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党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这一切目标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连。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党和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了具体规定。为实现这一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深度改革能从根上铲除社会发展的顽疾，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来缩小贫富差距，将打破形式和形式主义，实现人民事实民主，将腐败扼杀在摇篮里，从而营造绿水青山的政治生态环境。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必不可少，深刻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布局和总任务，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好各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纲领性文件。而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重大部署的基础上，中央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党自身建设要高标准、严要求，从而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与深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其政治行为都是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现代国家的政治行为，根本上是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影响和支配，同时必须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工人阶级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先锋队，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围绕人民的利益，都是围绕着解决控制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展开的。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谋求经济和政治的大发展，国际上各国的政治行为无不围绕着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国家的政治行为一旦偏离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方向，将主要矛盾集中在阶级斗争，那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将止步不前，终将淹没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
二、政治行为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对旧事物旧制度进行改变，对旧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的改良革新。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改变社会性质的社会活动，与革命不同，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和根本途径。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强国的根本方法。
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革命已经不是给国家和社会注入新血液新动力的主要途径。和平与发展作为新世纪的时代主题，为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改革继承革命的优点，在先进统治阶级的领导下将原有的经济政治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变更和革新。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重要战略部署，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堪比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要打破一些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解决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各种机制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问题，同时还要进一步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经济政治活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中央重要的政治行为目标，涉及的改革有15个领域，具体有330多项改革措施，这些改革的具体措施成为了推进中国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强大动力。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全面”，难点在“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和生态改革都要全面，不仅要扩大改革领域，并且还要在每个领域深化，浅尝辄止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痒。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3〕。 三、政治行为的方式，由人治转向法治
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任何政治行为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执行方法和途径来实现，同样任何政治行为的执行都需要相关制度的保障，只有制度的保障，政治行为才能合理合法，只有制度的完善，才能保证政治行为的公平性，公正性。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保证政治行为的合理合法高效，必须要有一套完备良好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合理的配置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才能与全面深化改革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党中央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政治需要民主与法治的结合，表现为协商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现阶段国家和人民奋斗的目标，必须以法律为后盾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够早日实现这一奋斗目标。
任何政治行为的实施都需要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进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迎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4〕，法需要人来制定和执行，好的法律需要好人来执行，坏人绝不可以执行良法善法，所以只有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思想先进分子才可以制定执行我们的法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现阶段奋斗的总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改革的具体措施是由人来执行的，由人来执行就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人在政治行为的执行过程中会有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变化，及其容易形成党派，或者集团势力。所为法治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和管理社会，对社会资源进行调整分配，与人治相互对立。
四、政治体系决定政治行为
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机构成。政治体系是在社会成员政治行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结成政治组织，形成政治制度，并运用这些组织和制度实施政治行为，进行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同时这些政治行为的发展，又促使政治组织和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治体系的构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是人们集合政治利益诉求，形成和运用政治权力，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方式和工具。因此人们常常按照共同的利益结成政治组织并制定相应的政治制度，以便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
在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政党政治，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现为共产党对参政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共事、相互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既然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那么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必须在制度上加以约束，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那么权力就无法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必然滋生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的，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多次强调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要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苍蝇老虎一起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系列政治行为都彰显了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释放了一些隐形的信号，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立足当前实际，全面从严治党开启党建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行为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的前提。
〔参 考 文 献〕
〔1〕〔2〕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J〕. 吉林农业， 2014， （01）：12--11.
〔4〕王胜华.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