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叶贝母、大花杓兰，这些听来十分生僻的名词，在植物专家的心中却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可就在几年前，这些植物曾因无人辨识，而濒临灭绝。密云城区75公里外的雾灵山林场，一群林业职工悄悄为轮叶贝母、大花杓兰这样的珍惜植物撑起了保护伞，还对山上的所有植物、动物进行“摸底”并整理出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动植物族谱”。
　　新城子镇境内的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是北京东北大门的生态屏障，更是动植物栖息繁衍的家园，但究竟有多少植物和动物？其中又有多少重点保护对象？这事儿在几年前，问谁谁傻眼。“这就好比过日子，自己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那日子还咋过？”林场场长张德怀用这句话来比喻他们“摸家底”的初衷。话虽如此，但在2012年，当张德怀刚成为坡头林场负责人时，他还没有这样的“高见”。和其他几位同事一样，张德怀觉得只要把护林防火、病害防治这些分内工作做好就行。然而2014年，连续发生的两件事儿，给了张德怀“当头一棒”。
　　2014年7月19日，张德怀陪着北京林业大学的师生在林场做外业调查，走着走着，林大老师看到了两株外形特殊的植物，还没等靠进分辨，走在前面的林场职工一不留神踩到了这株植物，老师急忙上前，认出眼前的植物正是难得一见的大花杓兰。大花杓兰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在北京地区生存数量非常稀少，上一次被发现还是在1959年。看到大花杓兰被“踩伤”，这位林大老师竟难过得连午饭都没吃。林大老师的举动让林场的同事们十分自责。
　　还有一次，林场职工陪着市里的专家做资源调查，专家们兴奋地发现山里存活着北京罕见的轮叶贝母植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不足10株。听到这种植物的特殊性，林场职工们再次汗颜，他们难为情地告诉专家，曾在2013年做植物抚育工作时就见过这植物，但因为不认识，没有进行特别的保护，致使20几株轮叶贝母遭到伤害。“作为林业工作者，我们太不称职了，保护区里有多少植物、动物，有多少珍贵物种，我们啥都不知道，天天说护林护林，我们到底在保护啥呢？！”张德怀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惭愧。
　　面对接二连三的“无知事件”，张德怀和同事们萌生了大胆设想，他们要走遍雾灵山的沟沟谷谷，掌握本地区植物和动物的“第一手材料。”
　　“没有技术，我们就学，时刻和林业大学的老师专家保持联系。缺少调查资金，我们就克服，自己联络需用的仪器和设备。”张德怀说，场里共有6个职工，分成了2组，分别以马志红和王德志两人为组长，开始了漫长而辛苦的“摸底”工作。幾年的时间，走遍了雾灵山，拍摄植物照片十几万张。
　　终于，植物摸底告一段落，小组成员得出结论：保护区内共有植物739种，重点野生植物52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23种，北京市级44种。在调查中，大伙儿惊喜地发现，这些植物中有北京地区树龄最大、胸径最粗的野生青杆个体，有在北京市个数数量最多的岩生报春种群，还有仅在雾灵山区域可见的轮叶贝母和膜家黄芪。在山场办公室的书柜里，张德怀捧出了一本厚厚的《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图谱》，这正是他们4年踏遍大山的成绩单。
　　在进行植物调查时，动物小组的几位成员也没歇闲，默默地完成野生动物资源调查这个大工程。调查动物难于植物，因为动物有脚，行踪不定。除了通过观察动物粪便这种传统方式，林场员工们跟市里区里林业部门东拼西凑借了70台红外相机，分区域分布在保护区里，用来捕捉动物们的身影。负责动物调查的小组长老马很有发言权，“我们每个人背着相机、干粮进山，一走就是一天。所到之处，要想方设法把红外相机绑在树上，有时候需要把相机绑在树尖儿上，爬树也是常事儿。”
　　张德怀回忆，从2012年的零散拍摄到2014年后的大规模拍摄，他们的团队陆陆续续拍摄了6年的动物照片和视频，布设红外相机点300多处，采集动物粪便400多份，步行累计1万多公里。让他们欣慰的是，掌握了大量的野生动物一手资料，基本摸清了本地区的野生动物家底。目前，《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图谱》一书也已经面世。
　　经过实行科学保护和管理，林场职工们欣喜地发现，那些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植物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有所增加。“濒危的大花杓兰，在我们的抚育下，现在已经有了上千株。”张德怀的脸上写满了骄傲。有数字显示，2000年，北京雾灵山保护区内植物有701种，现在达到了739种。2000年，北京雾灵山保护区内动物有70种，现在为9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