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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尤利西斯》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以都柏林为背景写作的名篇。在这部作品中，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绝大多数爱尔兰本土人选择随波逐流、自暴自弃，而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极少数人，爱尔兰“本土者”眼中的“外来者”，面对不利形势，依然坚持苦苦追寻爱尔兰的解救之路，他们相信实干致富，相信理性、宽容、平等、自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借由布鲁姆之口，乔伊斯希望处在梦魇般世界中的都柏林人能够求同存异，保持清醒头脑，奋发图强，复兴爱尔兰古老文明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本土者；外来者；理性；实干；抗争
乔伊斯在“芬尼主义”一篇文章中提到爱尔兰完成了迄今为止难以完成的工作--既服务于上帝又服务于财神，既被英国压榨血汗又不断提高每年上缴给罗马教皇的 “献金”（Mason and Ellmann，190–91）。面对英国的政治压迫，经济冲击，罗马天主教的虚伪逐利，都柏林人本该团结一致，励精图治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大部分都柏林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赌博、酗酒和内讧上了。
一、赌博恶习
本土都柏林人的赌博风气甚嚣尘上，无论富穷与否全都钟情于赌马，梦想有朝一日突然暴富。小说中第一次点到金杯马赛事宜是在第七章，体育专刊编辑利内翰放出赛马内部消息--奥马登所骑的“权杖”会赢得比赛，编辑部里立马是轰动的一片（萧，323）。
舍不得买报纸、蓬头垢面的班塔姆·莱昂斯都都想了解赛马的消息，沉浸在赛马消息中的他误将布鲁姆要扔掉报纸的本意理解为赛马的内部消息（430–31），因此决定“冒冒风险看”（229）并准备在“丢掉”那匹赛马上“投五先令”（430）。
布鲁姆中午选择在戴维·伯恩的店里吃午餐，因为老板“不喜欢饶舌”（417）也比较大方，也从来不在马身上下注。伯恩深知马赛“害得许许多多人破了产”（421）。但店中的服务员大鼻子弗林显然是赌马徒，他熟知许多赛马和骑手的信息，也从利内翰那里获得了所谓内情，他也承认“眼下没有不捣鬼的比赛”（422）。
据利内翰交代，莱昂斯打算“押一匹别人教给他的破马，它压根儿就没有过赢的希望”（594，800），采纳了利内翰的建议，莱昂斯改押“权杖”了。听从了利内翰的建议，博伊兰为自己和莫莉押了两英镑赌注在“权杖”上，而弗林则建议别人押注于“馨香葡萄酒”（786）。
赌输之后的利内翰则失魂落魄地跑到该酒店借酒消愁，他还散布谣言说布鲁姆在赌马赛中赢得了五英镑，进而激起酒店喝酒人对布鲁姆不喝酒也不请喝酒的不满。布鲁姆在十六章中读到《电讯晚报》上有关阿斯科特赛马的报道时才知道 “丢掉”赢得了比赛，骑手是莱恩，所以利内翰的所谓内部消息“纯属无稽之谈了”（1363）。
小说十二章中，爱尔兰狭隘民族主义者 “市民”承认布鲁姆一生从未在马身上赌钱（800）。布鲁姆本人也给出了自己不参与赌博的原因：对输了时的损失难以估价，对现实的损害难以估价（1425）。据布鲁姆交代，赌徒成天泡在一起，有时为了凑足六便士的赌本而去偷窃甚至挪用公款，事情败露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229）。在《自由人报》社，布鲁姆见到了曾经是律师的杰·杰·奥莫洛伊来向主编迈尔斯·克劳福德借钱，他现已荒废业务，病入膏肓，又嗜好赌博，因而债台高筑（318–19）。
二、酗酒怪癖
本土都柏林人沉迷于酗酒，他们是觥筹交错，“从一家酒馆喝到另一家”（767）。有权势的“酒帐嘛，一向叫别人付”（767），有钱的“供…喝酒，可得一份家产”（770），没钱的变卖家当，无视饥肠辘辘的幼子也要将钱花在酒馆里（600–603）。
斯蒂芬上午刚领到“三镑十二先令”薪水（109），不管自己的一长串债主“穆里根：九镑…凯勒：三基尼，麦克南太太：五个星期的饭费”（111），也不管家里的弟弟妹妹的窘迫生活“什么吃的也没有了”（582），竟然将至少一磅的薪水用于自己与《自由人报》编辑一起喝酒以及请朋友“到伯克[酒吧名]去”（970）。
从布鲁姆代斯蒂芬保管钱的金额为“一英镑六先令十一便士”（1182），以及小说中将斯蒂芬的眩晕归咎为“胃囊里空空如也，以及掺水量与酒精度数各不相同的化合物在作怪”（1411），可以推断斯蒂芬当天除可能的电车费外将大约一镑的钱花在酒上了，饭是一口未吃。跟斯蒂芬同住在一起的乔领到薪水后没有还三星期前借布鲁姆的三先令（309）而是跑到巴尼·基尔南酒馆请“市民”和本章叙述者喝了两轮酒（742–43，745，767）。
更有甚者，还有将命搭在酗酒上的人。据麦考伊交代上星期五或星期四，他本人还在阿奇酒店见到刚刚故去的迪格纳穆（209）。小说第六章中尽管马丁·坎宁翰将迪格纳穆的死因归为心脏衰竭，但多数人认为他是饮酒过度而亡，“威士忌喝多了…拼死拼活地灌…他钱可没少花”（254）。迪格纳穆撒手人寰，留下妻子与五个幼小的孩子生活无以为继，出席葬礼的人只好为他们募捐。而迪格纳穆生前已经债台高筑，竟然用自己的人寿保险单做抵押借高利贷（767）。迪格纳穆丢掉工作的原因也与酗酒有关“他是怎么砸的饭碗？…酗酒”（266），迪达勒斯先生则回应道“很多好人都犯这个毛病”（266）。
小说第七章中还有一段描述马车夫从亲王货栈里推出啤酒桶放在货车上（304）。小说第五章曾提到吉尼斯酿酒公司股东曾在爱尔兰银行兑换了百万英镑，而按当时的酒价“两便士能买一品脱”计算，布鲁姆得出该公司需卖出一千五百万加仑，即一百万桶（219），由此可见，爱尔兰当时的酗酒风气之盛。布鲁姆想到都柏林酒馆林立，竞争想必激烈，但都柏林人都嗜酒成性，所以酒馆生意很好（176）。
据戴维·伯恩酒馆的老板交代，布鲁姆经常光顾他的酒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酒后失态”（428），酒馆招待员大鼻子弗林也赞同伯恩老板的看法，布鲁姆是个“牢靠的人”（428）。当天布鲁姆与马丁·坎宁翰相约在巴尼·基尔南酒吧外一同前往迪格纳穆家里为其人寿保险奔波。布鲁姆先到达约会地点，他在酒馆外徘徊了十分钟之久（752），在被邀请进入酒馆里，他也不肯喝酒，只是要了一支雪茄烟（756）。在小说第十六章中布鲁姆承认自己定期会喝上一杯既滋补有辅助造血的葡萄酒陈酿，但每次都不会超出自己规定的酒量（1319–1320）。 三、狭隘民族主义
在都柏林，就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一样，一个人的民族和种族也决定了这一群体中所有人的品质，人们之间不再关注群体外个体的能力、才干、爱好、性情，而以宗教信仰、民族、种族自居，迫害同类。
在第十二章中，以“市民”为代表的本土都柏林人尤其是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怨恨、仇视甚至暴力相向。“市民”将布鲁姆称之为“白眼卡菲尔”（800），对非洲黑人的蔑称，反映了他对非洲黑人的立场。一方面他因为英国人在爱尔兰人面前享有种族优越感而厌恶英国人，另一方面他对非洲黑人所表现出的种族优越感又与自己厌恶的英国种族优越感并无差异。“市民”对非洲人的态度反映出本土爱尔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非洲人有很多形似之处。在他眼中，撒克逊人是胆小鬼，英国人“背信弃义”，土耳其大公是软骨头，法国人是 “一帮教跳舞的...的纵火犯”，普鲁士王室和汉诺威王室充斥着“吃香肠的私生子”（792–93）。他仇视犹太人，蔑视非洲人，鄙视欧洲各强国和民族，本质上是推崇爱尔兰民族优越感。
十二章中突然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没有任何可辨识的身份，姑且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大众心理。这一大众心理对犹太人的态度与“市民”如出一辙。叙述者认为布鲁姆不是爱人兰人而是耶路撒冷的一只杜鹃（801）。在利内翰谣传布鲁姆在赌马上赢了大钱后，代表大众心理的叙述者认为布鲁姆大衣兜里装满了金币银币，却不请每人喝一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佬…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狡猾”（809）。杰·杰·奥莫洛伊在回答为什么犹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时，讥讽道，当他弄清楚哪一个是他的国家（803），意即犹太人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国家。他对犹太人还在等待救世主的观点冷嘲热讽，全然不顾爱尔兰人也在等待自己的救世主这一事实。乔责骂布鲁姆是一匹“该死的‘黑马’”（800）。更为开化、公正的马丁·坎宁翰对布鲁姆较无偏见，但仍然将布鲁姆描绘成“脾气乖张的犹太人”（804）。
在回击周围人对犹太人的不公正态度时，布鲁姆指出他属于一个此时此刻还在被仇视和迫害的民族（796），他将历史等同于暴力和仇恨并认为迫害“使各民族之间永远存在仇恨”（794）。因此，在面对“市民”的“以暴力对抗暴力”（792）的倾向，布鲁姆主张用爱来消解仇恨，爱才是生命的真谛。在抨击“市民”的沙文主义时，布鲁姆指出许多历史名人、宗教人物都是犹太人，意指犹太人为世界文化的传播、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而爱尔兰人正受益于这些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他们的排外立场恰恰反衬出他们的偏执和褊狭。他们在追求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却在压迫跟他们同样命运的民族和种族。
乔伊斯对本土爱尔兰人的种族排外和追求种族纯洁性大加讽刺，他指出由于爱尔兰的侵略历史和移民历史，寻求保持种族纯洁性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他本人主张种族融合并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避免且行之有效（Mason and Ellmann， 65）。
四、布鲁姆的实干与抗争
与大多数本土都柏林人的无所事事和自我放任形成对照的是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小部分都柏林人的清醒、理性、实干和改革情怀。
在报社同事们闲聊瞎扯，忙着准备赌马和喝酒的同时，布鲁姆当天为了拉到凯斯商店的广告，先拿到了广告的样片（萧，304），之后去印刷部向工长解释广告图案设计及意义，之后去图书馆查找广告的图案。为了找到凯斯商店的老板协商续订合同一事，他四处奔波。虽然时运不济，他没有成功促成凯斯老板和报社主编之间达成一致，但麦克休教授预计“他准能拉到那宗广告”（326）。
在大部分都柏林人将钱花在赌博和喝酒上，布鲁姆却从不赌博也从未酒后失态。在小说第十七章我们知道他的钱都去了哪里：一份增益型养老保险单；一张储蓄存折，一张加拿大国库券年利率四分的申购证书（1501–02）。布鲁姆不仅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确保自己的衣食无忧，也确保自己的家人在自己意外身故后也能维持生计。布鲁姆的理性消费和眷顾家人的态度与西蒙·迪达拉斯和帕特里克·迪格纳穆形成鲜明对照。布鲁姆认为将钱花在为死人做祷告上不如花在“为活人做点慈善事业上”（282）。在马丁·坎宁翰为迪格纳穆一家募捐时，布鲁姆慷慨捐出五先令，他的举动赢得了坎宁翰和鲍尔先生的尊敬，约翰·怀斯·诺兰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犹太人的心肠倒不坏”（616）。其实布鲁姆的境况也并不十分富足：他的靴子“稍微吱吱响”（173），他的床架上的黄铜环需要修理（174），他的雨衣是从失物招领处购买的处理货，尽管帽子出身名门但已经汗渍斑斑，他的衣橱也总“咯吱咯吱响”（174）。
尽管处处受排挤，当天的事业和家庭也都遭遇困难，但这些挫折和失败没有熄灭布鲁姆积极向上的乐观情怀。早在前往墓地参加葬礼的路上，布鲁姆就与同车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改革主张：修一条通往码头的电车道，方便运送出口英国的牲畜，也便于解决交通堵塞问题；模仿米兰市配置市营殡仪电车直通公墓。他的两条建议获得同车的坎宁翰、迪达勒斯和鲍尔先生的认可。
在小说第十五章他提出比较系统的改革方案：
⑴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⑵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⑶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④豪华的殡仪汽车。⑸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⑹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⑺电动洗盘机。⑻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与行乞必须立即绝迹。⑼普遍大赦。⑽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⑾一律发奖金。⑿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⒀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1088）
从布鲁姆的改革计划中可以看出，第一条是针对都柏林人的赌博和酗酒。第二条是针对教派冲突。第三条实际上是反对英国的经济剥削，保障爱尔兰人丰衣足食。第四条是加强市政设施建设服务全体都柏林市民。第五条体现了务实工作作风，强调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创造财富，不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第六条强调市民应该有健康的娱乐生活。第七条是解放妇女，对厨房现代化的肯定。第八条提供了一个健康和平的生存环境。第九条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是宽容、理性的表现。第十条再次提到娱乐生活。第十一条侧重工薪福利，他是健康生活的经济基础。第十二条提出民族冲突的解决措施，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十三条突出金融自由，人性自由，反对宗教控制国家，支配信徒生活，反对经济剥削。 可能是因为乔伊斯认为“当天主教仍然占据着心灵的天堂，抨击英国专制又有何用”（Mason and Ellmann，173），布鲁姆的改革方案基本没有涉及政治领域，从这十三条中可以看出，他以理性明辨的态度提出了经济、宗教和国民风气等方面的倡议，希望处在梦魇般世界的都柏林人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奋发图强，发展经济，提高工资和福利，改善生存环境，自由平等对待宗教、民族、种族派别。
如果说十五章是戏剧化的一章，其中的很多内容被赋予梦幻的色彩，那么在十六章中布鲁姆则明确无误地告诉斯蒂芬他憎恶一切形式的暴力和不宽容，因为“那样做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什么反抗也阻止不了”，他认为因为有些人住在别处、讲另一种语言就痛恨那些人的做法简直是愚蠢之极（萧，1356）。布鲁姆把金钱问题归结为一切争端的终极推手，是贪婪和嫉妒推动民族和种族相互斗争（1357）。既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布鲁姆直言他对爱国的看法“不分宗教信仰和阶级，都相应地拥有可观的收入，…每年的进项总在三百英镑左右吧…那样就可以促使人与人之间更友好地往来”（1358）。为了确保稳定的收入，布鲁姆认为人人都应该、也必须工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同等重要而且工作难度越大，薪水也应该越高（1358–59）。上述这些观点是“丝毫不会失去理智、确实比平素还更加无比清醒”（1319）的布鲁姆对斯蒂芬倾诉的，（令人遗憾的是，代表本土爱尔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代的斯蒂芬却不愿与布鲁姆继续讨论他的改革计划）。布鲁姆也对世人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恶名加以更正，认为犹太人给所在国家带来了繁荣，因为犹太人“讲求实际”（1357）。
这是一位饱受本土都柏林人排挤，寻求自由、平等、博爱、向上的普通市民在经历了一天的流浪，目睹了英国治下的都柏林遭受的政治压迫、经济冲击、宗教虚伪和都柏林人甘于沉沦、不求上进的种种丑态之后发出的倡议。他清醒地意识到都柏林（爱尔兰）以当时的状况无法与英国正面对抗，坚决抵制天天沉迷于历史、仇恨和暴力怪圈中无所作为，主张顺应经济发展潮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消除社会弊端，提倡保险性增益型投资，呼吁人们辛勤工作，获得满意收入，平等对待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派别，团结一心，致力于改革和发展，提高普通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在布鲁姆的理想家园中，他主张生而平等，死而平等，恋爱自由，宗教自由，货币自由，人人幸福，博爱天下，消除疾病，根除欺诈，远离战争。借助布鲁姆的视角，乔伊斯表达了对殖民历史的颠覆，对同胞弊病的鞭笞，对美好未来城市的憧憬。乔伊斯希望在这些普世价值观的引导下，都柏林人能够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使爱尔兰古老的文明焕发生机，重新成为“圣徒与智者的宝岛”。
参考文献：
[1]Booker， M. Keith. Ulysses，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M]. Westpor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0.
[2]Joyce， James. Ulysses[M].New York： Random House，1986.
[3]Manganiello， Dominic. Joyce’s Politics[M].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4]Mason， Ellsworth & Ellmann， Richard ed.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M]. New York：Viking Press， 1959.
[5]Nolan， Emer. James Joyce and Nationalism[M].New York： Routledge， 1995.
[6]Norris， Margot. Virgin and Veteran Readings of Ulysses [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7]Schutte， William M. Index of Recurrent Elements in James Joyce’s Ulysses[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英] 乔伊斯，詹姆斯. 尤利西斯[M]. 萧乾 文洁若译. 台北：时代文化，1995.
关键词：本土者；外来者；理性；实干；抗争
乔伊斯在“芬尼主义”一篇文章中提到爱尔兰完成了迄今为止难以完成的工作--既服务于上帝又服务于财神，既被英国压榨血汗又不断提高每年上缴给罗马教皇的 “献金”（Mason and Ellmann，190–91）。面对英国的政治压迫，经济冲击，罗马天主教的虚伪逐利，都柏林人本该团结一致，励精图治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大部分都柏林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赌博、酗酒和内讧上了。
一、赌博恶习
本土都柏林人的赌博风气甚嚣尘上，无论富穷与否全都钟情于赌马，梦想有朝一日突然暴富。小说中第一次点到金杯马赛事宜是在第七章，体育专刊编辑利内翰放出赛马内部消息--奥马登所骑的“权杖”会赢得比赛，编辑部里立马是轰动的一片（萧，323）。
舍不得买报纸、蓬头垢面的班塔姆·莱昂斯都都想了解赛马的消息，沉浸在赛马消息中的他误将布鲁姆要扔掉报纸的本意理解为赛马的内部消息（430–31），因此决定“冒冒风险看”（229）并准备在“丢掉”那匹赛马上“投五先令”（430）。
布鲁姆中午选择在戴维·伯恩的店里吃午餐，因为老板“不喜欢饶舌”（417）也比较大方，也从来不在马身上下注。伯恩深知马赛“害得许许多多人破了产”（421）。但店中的服务员大鼻子弗林显然是赌马徒，他熟知许多赛马和骑手的信息，也从利内翰那里获得了所谓内情，他也承认“眼下没有不捣鬼的比赛”（422）。
据利内翰交代，莱昂斯打算“押一匹别人教给他的破马，它压根儿就没有过赢的希望”（594，800），采纳了利内翰的建议，莱昂斯改押“权杖”了。听从了利内翰的建议，博伊兰为自己和莫莉押了两英镑赌注在“权杖”上，而弗林则建议别人押注于“馨香葡萄酒”（786）。
赌输之后的利内翰则失魂落魄地跑到该酒店借酒消愁，他还散布谣言说布鲁姆在赌马赛中赢得了五英镑，进而激起酒店喝酒人对布鲁姆不喝酒也不请喝酒的不满。布鲁姆在十六章中读到《电讯晚报》上有关阿斯科特赛马的报道时才知道 “丢掉”赢得了比赛，骑手是莱恩，所以利内翰的所谓内部消息“纯属无稽之谈了”（1363）。
小说十二章中，爱尔兰狭隘民族主义者 “市民”承认布鲁姆一生从未在马身上赌钱（800）。布鲁姆本人也给出了自己不参与赌博的原因：对输了时的损失难以估价，对现实的损害难以估价（1425）。据布鲁姆交代，赌徒成天泡在一起，有时为了凑足六便士的赌本而去偷窃甚至挪用公款，事情败露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229）。在《自由人报》社，布鲁姆见到了曾经是律师的杰·杰·奥莫洛伊来向主编迈尔斯·克劳福德借钱，他现已荒废业务，病入膏肓，又嗜好赌博，因而债台高筑（318–19）。
二、酗酒怪癖
本土都柏林人沉迷于酗酒，他们是觥筹交错，“从一家酒馆喝到另一家”（767）。有权势的“酒帐嘛，一向叫别人付”（767），有钱的“供…喝酒，可得一份家产”（770），没钱的变卖家当，无视饥肠辘辘的幼子也要将钱花在酒馆里（600–603）。
斯蒂芬上午刚领到“三镑十二先令”薪水（109），不管自己的一长串债主“穆里根：九镑…凯勒：三基尼，麦克南太太：五个星期的饭费”（111），也不管家里的弟弟妹妹的窘迫生活“什么吃的也没有了”（582），竟然将至少一磅的薪水用于自己与《自由人报》编辑一起喝酒以及请朋友“到伯克[酒吧名]去”（970）。
从布鲁姆代斯蒂芬保管钱的金额为“一英镑六先令十一便士”（1182），以及小说中将斯蒂芬的眩晕归咎为“胃囊里空空如也，以及掺水量与酒精度数各不相同的化合物在作怪”（1411），可以推断斯蒂芬当天除可能的电车费外将大约一镑的钱花在酒上了，饭是一口未吃。跟斯蒂芬同住在一起的乔领到薪水后没有还三星期前借布鲁姆的三先令（309）而是跑到巴尼·基尔南酒馆请“市民”和本章叙述者喝了两轮酒（742–43，745，767）。
更有甚者，还有将命搭在酗酒上的人。据麦考伊交代上星期五或星期四，他本人还在阿奇酒店见到刚刚故去的迪格纳穆（209）。小说第六章中尽管马丁·坎宁翰将迪格纳穆的死因归为心脏衰竭，但多数人认为他是饮酒过度而亡，“威士忌喝多了…拼死拼活地灌…他钱可没少花”（254）。迪格纳穆撒手人寰，留下妻子与五个幼小的孩子生活无以为继，出席葬礼的人只好为他们募捐。而迪格纳穆生前已经债台高筑，竟然用自己的人寿保险单做抵押借高利贷（767）。迪格纳穆丢掉工作的原因也与酗酒有关“他是怎么砸的饭碗？…酗酒”（266），迪达勒斯先生则回应道“很多好人都犯这个毛病”（266）。
小说第七章中还有一段描述马车夫从亲王货栈里推出啤酒桶放在货车上（304）。小说第五章曾提到吉尼斯酿酒公司股东曾在爱尔兰银行兑换了百万英镑，而按当时的酒价“两便士能买一品脱”计算，布鲁姆得出该公司需卖出一千五百万加仑，即一百万桶（219），由此可见，爱尔兰当时的酗酒风气之盛。布鲁姆想到都柏林酒馆林立，竞争想必激烈，但都柏林人都嗜酒成性，所以酒馆生意很好（176）。
据戴维·伯恩酒馆的老板交代，布鲁姆经常光顾他的酒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酒后失态”（428），酒馆招待员大鼻子弗林也赞同伯恩老板的看法，布鲁姆是个“牢靠的人”（428）。当天布鲁姆与马丁·坎宁翰相约在巴尼·基尔南酒吧外一同前往迪格纳穆家里为其人寿保险奔波。布鲁姆先到达约会地点，他在酒馆外徘徊了十分钟之久（752），在被邀请进入酒馆里，他也不肯喝酒，只是要了一支雪茄烟（756）。在小说第十六章中布鲁姆承认自己定期会喝上一杯既滋补有辅助造血的葡萄酒陈酿，但每次都不会超出自己规定的酒量（1319–1320）。 三、狭隘民族主义
在都柏林，就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一样，一个人的民族和种族也决定了这一群体中所有人的品质，人们之间不再关注群体外个体的能力、才干、爱好、性情，而以宗教信仰、民族、种族自居，迫害同类。
在第十二章中，以“市民”为代表的本土都柏林人尤其是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怨恨、仇视甚至暴力相向。“市民”将布鲁姆称之为“白眼卡菲尔”（800），对非洲黑人的蔑称，反映了他对非洲黑人的立场。一方面他因为英国人在爱尔兰人面前享有种族优越感而厌恶英国人，另一方面他对非洲黑人所表现出的种族优越感又与自己厌恶的英国种族优越感并无差异。“市民”对非洲人的态度反映出本土爱尔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非洲人有很多形似之处。在他眼中，撒克逊人是胆小鬼，英国人“背信弃义”，土耳其大公是软骨头，法国人是 “一帮教跳舞的...的纵火犯”，普鲁士王室和汉诺威王室充斥着“吃香肠的私生子”（792–93）。他仇视犹太人，蔑视非洲人，鄙视欧洲各强国和民族，本质上是推崇爱尔兰民族优越感。
十二章中突然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没有任何可辨识的身份，姑且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大众心理。这一大众心理对犹太人的态度与“市民”如出一辙。叙述者认为布鲁姆不是爱人兰人而是耶路撒冷的一只杜鹃（801）。在利内翰谣传布鲁姆在赌马上赢了大钱后，代表大众心理的叙述者认为布鲁姆大衣兜里装满了金币银币，却不请每人喝一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佬…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狡猾”（809）。杰·杰·奥莫洛伊在回答为什么犹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时，讥讽道，当他弄清楚哪一个是他的国家（803），意即犹太人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国家。他对犹太人还在等待救世主的观点冷嘲热讽，全然不顾爱尔兰人也在等待自己的救世主这一事实。乔责骂布鲁姆是一匹“该死的‘黑马’”（800）。更为开化、公正的马丁·坎宁翰对布鲁姆较无偏见，但仍然将布鲁姆描绘成“脾气乖张的犹太人”（804）。
在回击周围人对犹太人的不公正态度时，布鲁姆指出他属于一个此时此刻还在被仇视和迫害的民族（796），他将历史等同于暴力和仇恨并认为迫害“使各民族之间永远存在仇恨”（794）。因此，在面对“市民”的“以暴力对抗暴力”（792）的倾向，布鲁姆主张用爱来消解仇恨，爱才是生命的真谛。在抨击“市民”的沙文主义时，布鲁姆指出许多历史名人、宗教人物都是犹太人，意指犹太人为世界文化的传播、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而爱尔兰人正受益于这些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他们的排外立场恰恰反衬出他们的偏执和褊狭。他们在追求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却在压迫跟他们同样命运的民族和种族。
乔伊斯对本土爱尔兰人的种族排外和追求种族纯洁性大加讽刺，他指出由于爱尔兰的侵略历史和移民历史，寻求保持种族纯洁性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他本人主张种族融合并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避免且行之有效（Mason and Ellmann， 65）。
四、布鲁姆的实干与抗争
与大多数本土都柏林人的无所事事和自我放任形成对照的是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小部分都柏林人的清醒、理性、实干和改革情怀。
在报社同事们闲聊瞎扯，忙着准备赌马和喝酒的同时，布鲁姆当天为了拉到凯斯商店的广告，先拿到了广告的样片（萧，304），之后去印刷部向工长解释广告图案设计及意义，之后去图书馆查找广告的图案。为了找到凯斯商店的老板协商续订合同一事，他四处奔波。虽然时运不济，他没有成功促成凯斯老板和报社主编之间达成一致，但麦克休教授预计“他准能拉到那宗广告”（326）。
在大部分都柏林人将钱花在赌博和喝酒上，布鲁姆却从不赌博也从未酒后失态。在小说第十七章我们知道他的钱都去了哪里：一份增益型养老保险单；一张储蓄存折，一张加拿大国库券年利率四分的申购证书（1501–02）。布鲁姆不仅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确保自己的衣食无忧，也确保自己的家人在自己意外身故后也能维持生计。布鲁姆的理性消费和眷顾家人的态度与西蒙·迪达拉斯和帕特里克·迪格纳穆形成鲜明对照。布鲁姆认为将钱花在为死人做祷告上不如花在“为活人做点慈善事业上”（282）。在马丁·坎宁翰为迪格纳穆一家募捐时，布鲁姆慷慨捐出五先令，他的举动赢得了坎宁翰和鲍尔先生的尊敬，约翰·怀斯·诺兰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犹太人的心肠倒不坏”（616）。其实布鲁姆的境况也并不十分富足：他的靴子“稍微吱吱响”（173），他的床架上的黄铜环需要修理（174），他的雨衣是从失物招领处购买的处理货，尽管帽子出身名门但已经汗渍斑斑，他的衣橱也总“咯吱咯吱响”（174）。
尽管处处受排挤，当天的事业和家庭也都遭遇困难，但这些挫折和失败没有熄灭布鲁姆积极向上的乐观情怀。早在前往墓地参加葬礼的路上，布鲁姆就与同车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改革主张：修一条通往码头的电车道，方便运送出口英国的牲畜，也便于解决交通堵塞问题；模仿米兰市配置市营殡仪电车直通公墓。他的两条建议获得同车的坎宁翰、迪达勒斯和鲍尔先生的认可。
在小说第十五章他提出比较系统的改革方案：
⑴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⑵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⑶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④豪华的殡仪汽车。⑸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⑹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⑺电动洗盘机。⑻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与行乞必须立即绝迹。⑼普遍大赦。⑽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⑾一律发奖金。⑿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⒀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1088）
从布鲁姆的改革计划中可以看出，第一条是针对都柏林人的赌博和酗酒。第二条是针对教派冲突。第三条实际上是反对英国的经济剥削，保障爱尔兰人丰衣足食。第四条是加强市政设施建设服务全体都柏林市民。第五条体现了务实工作作风，强调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创造财富，不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第六条强调市民应该有健康的娱乐生活。第七条是解放妇女，对厨房现代化的肯定。第八条提供了一个健康和平的生存环境。第九条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是宽容、理性的表现。第十条再次提到娱乐生活。第十一条侧重工薪福利，他是健康生活的经济基础。第十二条提出民族冲突的解决措施，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十三条突出金融自由，人性自由，反对宗教控制国家，支配信徒生活，反对经济剥削。 可能是因为乔伊斯认为“当天主教仍然占据着心灵的天堂，抨击英国专制又有何用”（Mason and Ellmann，173），布鲁姆的改革方案基本没有涉及政治领域，从这十三条中可以看出，他以理性明辨的态度提出了经济、宗教和国民风气等方面的倡议，希望处在梦魇般世界的都柏林人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奋发图强，发展经济，提高工资和福利，改善生存环境，自由平等对待宗教、民族、种族派别。
如果说十五章是戏剧化的一章，其中的很多内容被赋予梦幻的色彩，那么在十六章中布鲁姆则明确无误地告诉斯蒂芬他憎恶一切形式的暴力和不宽容，因为“那样做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什么反抗也阻止不了”，他认为因为有些人住在别处、讲另一种语言就痛恨那些人的做法简直是愚蠢之极（萧，1356）。布鲁姆把金钱问题归结为一切争端的终极推手，是贪婪和嫉妒推动民族和种族相互斗争（1357）。既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布鲁姆直言他对爱国的看法“不分宗教信仰和阶级，都相应地拥有可观的收入，…每年的进项总在三百英镑左右吧…那样就可以促使人与人之间更友好地往来”（1358）。为了确保稳定的收入，布鲁姆认为人人都应该、也必须工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同等重要而且工作难度越大，薪水也应该越高（1358–59）。上述这些观点是“丝毫不会失去理智、确实比平素还更加无比清醒”（1319）的布鲁姆对斯蒂芬倾诉的，（令人遗憾的是，代表本土爱尔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代的斯蒂芬却不愿与布鲁姆继续讨论他的改革计划）。布鲁姆也对世人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恶名加以更正，认为犹太人给所在国家带来了繁荣，因为犹太人“讲求实际”（1357）。
这是一位饱受本土都柏林人排挤，寻求自由、平等、博爱、向上的普通市民在经历了一天的流浪，目睹了英国治下的都柏林遭受的政治压迫、经济冲击、宗教虚伪和都柏林人甘于沉沦、不求上进的种种丑态之后发出的倡议。他清醒地意识到都柏林（爱尔兰）以当时的状况无法与英国正面对抗，坚决抵制天天沉迷于历史、仇恨和暴力怪圈中无所作为，主张顺应经济发展潮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消除社会弊端，提倡保险性增益型投资，呼吁人们辛勤工作，获得满意收入，平等对待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派别，团结一心，致力于改革和发展，提高普通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在布鲁姆的理想家园中，他主张生而平等，死而平等，恋爱自由，宗教自由，货币自由，人人幸福，博爱天下，消除疾病，根除欺诈，远离战争。借助布鲁姆的视角，乔伊斯表达了对殖民历史的颠覆，对同胞弊病的鞭笞，对美好未来城市的憧憬。乔伊斯希望在这些普世价值观的引导下，都柏林人能够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使爱尔兰古老的文明焕发生机，重新成为“圣徒与智者的宝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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