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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两年来，“返乡体”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成为乡土叙事的典型文本。以新闻叙事为理论视角，通过对《新京报》61篇记者返乡笔记的话语分析，探析社会转型中乡村的媒介建构。研究发现：乡村变迁是主导性的叙事话语，新闻采用小人物大命运的视角，把个体的乡土记忆和乡土经验，放置到城镇化浪潮中的乡村社会现实语境中，创造出一个特有的乡土叙事空间。
关键词 返乡体；乡土叙事；返乡笔记；媒介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4-0009-03
2016年1月，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走红”社交媒体，文章通过对家中三代人近十年的命运的叙述，从农村的养老、医疗、留守儿童等从多个层面展现农村被遮蔽的深层次矛盾。在此之前，还有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一位博士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王君柏《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从农村走出经过城市生活熏染的城市知识分子，在节假日重返故乡，书写农村本相，成为叙述农村的重要力量，“返乡体”成为乡土叙事的典型文本。作为“运用某种现代性思想视野来关照乡土世界，叙述乡土世界与乡土存在者在现代性世界历史中的命运及其主体性建构过程”[1]乡土叙事的一种方式，“返乡体”叙事的核心话语是什么，如何再现乡土世界和乡土人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春节返乡笔记在媒体上早已有之。2011年1月，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开展了全国性基层采访活动，同年8月，中宣部联合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媒体刊发记者春节回乡见闻成为常态化的媒介文本生产方式。《新京报》的“记者还乡”专栏自2011年开始设立，至今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和规模。鉴于研究的连贯性和样本的数量，本文以《新京报》（2011—2017）“记者还乡”专栏61篇涉及农村的“返乡笔记”作为样本，以此探究“返乡体”的叙事策略。
1 新闻叙事与媒介话语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的理论，它在对意义构成单位进行切分的基础上，探讨叙事文本在内的构成机制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关联，从而寻求叙事文本区别于其他类型作品的独特规律[2]。20世纪60至80年代，叙事学开始转向对文字媒介叙事的研究。热奈特等人认为，叙事作品以口语或书面语的表达为本，其中叙述者处于非常显著的地位。而媒介叙事更多关注的是叙述者对事件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叙述视角的使用等[3]。
敘事学理论最初只是一个文学研究理论，后来扩展至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学科。在叙事学视角下，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叙述的内容，即故事；二是叙述的方式，即故事被讲述的方式[4]。新闻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自然可以用叙事学理论加以研究。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活动，便是所谓的“新闻叙事学”，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5]梵迪克认为“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称为话语的这种语言运用单位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这种描写有两个主要的视角……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6]
尽管记者返乡笔记形式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文体，但仍然能用叙事学理论加以分析。记者写返乡笔记是为了在媒体平台上传播，这就回到了新闻叙事的出发点——叙述，即讲故事。本文认为，记者返乡笔记是以“真实性”为前提、经过记者采访并在媒体平台传播的纪实作品，是一种文本叙事。
2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的间题
基于上述背景与文献，本文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记者返乡体以什么样的主导性话语策略叙事？这种话语策略建构了哪些命题？
第二，这种主导性话语策略如何呈现？采用了何种表达方式和叙述视角？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的分析样本为：《新京报》2011年至2017年“记者还乡”专栏的“还乡笔记”。由于该专栏中的“乡”为家乡而非“乡土”，将有关城市的文本排除，共有61篇涉及农村的“还乡笔记”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
利用内容分析法可以让我们分析与理解传播内容说了些什么，也可以探究媒介内容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及社会的趋势与价值[7]。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61篇记者“还乡笔记”进行文本上数量统计，以此分析记者返乡体的话语建构与叙事策略。
3 研究结论
3.1 乡村变迁是主导性话语
乡村社会中的风俗人情、人性世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是记者返乡体关注的重点，“变迁”既是叙事背景又是叙事主题。在61篇“还乡笔记”中，“变迁”直接作为叙事主题的有45篇，占总数的74%。变迁作为一个母命题，其子命题的范围涉及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习俗传统、收入方式、消费观念、教育理念等均是变迁的子命题（见表1），是一种全方位的变迁。
以“变迁”作为叙事背景的“还乡笔记”共有16篇，打工、收入、教育、婚恋、拆迁是常说常新的议题。其中，涉及打工议题的共有6篇，涉及收入共有6篇，涉及教育的共有5篇，这3个议题报道量最多。这3个话题构成了乡村生活的主要方式。
3.2 话语策略
3.2.1 叙事主体：公开的叙事者
记者在采写新闻稿时，为了保持客观中立，往往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即缺席的叙事者或隐蔽的叙事者。而返乡笔记因为记者只需如实记录返乡中的所见所闻，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叙事者可以是记者本人，也可以是记者以外的第三人，可以隐蔽也可以公开。这就是返乡笔记与新闻稿最大的不同之处。
纵观《新京报》5年间的记者返乡笔记，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是作为公开的叙事者出现的。2012年的返乡笔记《父辈的打工潮》中，作者既通过两代人三个时间段的打工经历，又通过自身的记忆佐证乡村的变化，充当的是公开的叙述者身份；《乡村教育记事》作者通过讲述自己的亲人和老师的经历来展现乡村教育观念的变迁，记者并没有采访老师，而是通过回忆来书写；《小城之堵》写的是记者回乡之路的感受。叙述记者的亲人或家族故事的《父亲和他的土地》《族人捐建祠堂 过年唱戏祭祖》《年夜饭越来越简单》更是以公开的叙事者出现。2012年和2013年的记者返乡文章也是这种叙事方式。2016年的专栏主题定为“我的父亲母亲——记者返乡”，记者直接以第一人称书写自己父母的故事，全部是公开的叙事者。 与缺席或隐蔽的叙事者不同的是，返乡笔记中的记者可以公开发表观点，表达情感，不受“客观”话语束缚。记者作为公开的叙述者，可以更好的讲述故事和交代背景，以及表达当事人无法表达的信息或情感，诉诸情感的行文风格是“返乡体”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
3.2.2 叙事客体：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纵观《新京报》5年的记者返乡专栏的开栏语，“时代”一词频繁出现。如：
2012年“个体，家庭，城镇，村庄……不只是一个个符号，它们身上所承载和呈现的，都是时代发展的印痕和力量。”
2013年“我们将用记者的视角观察行进中的家乡、倾听变化着的亲友、记录变迁着的时代。”
2016年“我们记录父母，也在记录这个时代。”
2017年“让我们记挂的是，在城镇、在农村，在故土乡情的牵绊中，那一张张热情洋溢、又或饱经风霜的面孔，时刻诉说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故事……作家奈保尔曾说，每个故事，每个人，都如盐般微小而珍贵。他们就是时代的‘盐粒’，书写他们，就是书写时代的味道。”
书写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新京报》记者返乡笔记数年未变的传统。通过对61篇返乡笔记报道对象的身份凝练，从乡村教师到基层干部，从拆迁户到农民企业家，小镇青年、打工者、基层医生、留守儿童、坚守的老人等“小人物”都曾是《新京报》记者返乡笔记里的主角。与注重整体的宏大叙事相比，“小人物”的故事和奋斗史更能体现“人”的力量，体现个体的力量，既有浓浓的人情味又有厚重的时代感。《新京报》的这种写作理念和叙事风格，在众多返乡笔记中独树一帜。
这些人物均指向人文精神诉求。61篇报道中，以祖辈父辈同辈的男性为主要叙事对象，这三代人身上所带有的时代痕迹恰好与“变迁”的主导性话语像对应，既是传统的守望者，又是破败的抗争者。如沈从文所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8]奉献、奋斗、适应，成为这些人的生命特征，时代的、历史的宏大问题作为其生存活动的背景。
3.2.3 敘事视角：内卷式叙事
“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是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无论所涉及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还是虚构的事件。”[9]在记者还乡笔记中，因为记者不受新闻的“客观”话语束缚，人称的使用较为灵活，写自己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写旁人的故事则一般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使用，记者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人物的评价是故事的一部分，新闻记者既是叙事主体又是叙事客体，“内卷”特征十分明显。
情感色彩浓厚。61篇还乡笔记中，叙事对象与记者有共同生活经验的共有51篇。在这些报道中，记者不可避免的将个人化的乡土记忆和乡土经验带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如《三叔的事业》《爷爷的窑洞》《堂弟这十年》《父亲进城记》等，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带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因而还乡笔记的叙事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共有29篇持肯定态度，12篇持同情态度，9篇持否定态度，11篇处于旁观者的中立立场。
个体化反思。与一般性报道不同，还乡笔记中的记者反思是报道中的权威声音。记者扮演着反思者的角色，一方面要揭开乡土社会、文化历史与城市的巨大差距，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另一方面，还需要将乡土社会中的自然、和平、坚毅、人道等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关传达给现代社会。因而，记者的个体经验与知识储备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被放大。
4 结束语
描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土地荒废、人情淡化、文化没落、城乡差距大等问题的返乡笔记近几年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的传播效应，加上“春节”这个特殊节点，被不断书写和传播，返乡体成为乡土叙述的主要力量。返乡体的走红，不单单是一个传播事件，更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10]。通过对《新京报》61篇还乡笔记的梳理，一种聚焦于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人物的记者返乡体成为媒介乡土叙事的主要方式，变迁是主导性话语，个体化记忆和经验是知识支撑。记者通过积极的参与观察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加上历史的过程视角和负责人的事件描述，构建出一个既有关切乡土人生命运，又有批判反思的叙事空间。
参考文献
[1]吴海清.乡土世界的现代性想象[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2.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
[3]王天挺.《人物》杂志人物报道叙事策略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3.
[4]汤景泰.偏向与隐喻：论民粹主义舆论的原型叙事[J].国际新闻界，2015（9）：23-35.
[5]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
[6]托伊恩·A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6.
[7]周翔.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23-35.
[8]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沈从文文集》第9卷：254.
[9]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26.
[10]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4）：9-12.
关键词 返乡体；乡土叙事；返乡笔记；媒介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4-0009-03
2016年1月，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走红”社交媒体，文章通过对家中三代人近十年的命运的叙述，从农村的养老、医疗、留守儿童等从多个层面展现农村被遮蔽的深层次矛盾。在此之前，还有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一位博士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王君柏《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从农村走出经过城市生活熏染的城市知识分子，在节假日重返故乡，书写农村本相，成为叙述农村的重要力量，“返乡体”成为乡土叙事的典型文本。作为“运用某种现代性思想视野来关照乡土世界，叙述乡土世界与乡土存在者在现代性世界历史中的命运及其主体性建构过程”[1]乡土叙事的一种方式，“返乡体”叙事的核心话语是什么，如何再现乡土世界和乡土人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春节返乡笔记在媒体上早已有之。2011年1月，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开展了全国性基层采访活动，同年8月，中宣部联合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媒体刊发记者春节回乡见闻成为常态化的媒介文本生产方式。《新京报》的“记者还乡”专栏自2011年开始设立，至今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和规模。鉴于研究的连贯性和样本的数量，本文以《新京报》（2011—2017）“记者还乡”专栏61篇涉及农村的“返乡笔记”作为样本，以此探究“返乡体”的叙事策略。
1 新闻叙事与媒介话语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的理论，它在对意义构成单位进行切分的基础上，探讨叙事文本在内的构成机制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关联，从而寻求叙事文本区别于其他类型作品的独特规律[2]。20世纪60至80年代，叙事学开始转向对文字媒介叙事的研究。热奈特等人认为，叙事作品以口语或书面语的表达为本，其中叙述者处于非常显著的地位。而媒介叙事更多关注的是叙述者对事件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叙述视角的使用等[3]。
敘事学理论最初只是一个文学研究理论，后来扩展至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学科。在叙事学视角下，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叙述的内容，即故事；二是叙述的方式，即故事被讲述的方式[4]。新闻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自然可以用叙事学理论加以研究。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活动，便是所谓的“新闻叙事学”，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5]梵迪克认为“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称为话语的这种语言运用单位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这种描写有两个主要的视角……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6]
尽管记者返乡笔记形式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文体，但仍然能用叙事学理论加以分析。记者写返乡笔记是为了在媒体平台上传播，这就回到了新闻叙事的出发点——叙述，即讲故事。本文认为，记者返乡笔记是以“真实性”为前提、经过记者采访并在媒体平台传播的纪实作品，是一种文本叙事。
2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的间题
基于上述背景与文献，本文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记者返乡体以什么样的主导性话语策略叙事？这种话语策略建构了哪些命题？
第二，这种主导性话语策略如何呈现？采用了何种表达方式和叙述视角？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的分析样本为：《新京报》2011年至2017年“记者还乡”专栏的“还乡笔记”。由于该专栏中的“乡”为家乡而非“乡土”，将有关城市的文本排除，共有61篇涉及农村的“还乡笔记”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
利用内容分析法可以让我们分析与理解传播内容说了些什么，也可以探究媒介内容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及社会的趋势与价值[7]。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61篇记者“还乡笔记”进行文本上数量统计，以此分析记者返乡体的话语建构与叙事策略。
3 研究结论
3.1 乡村变迁是主导性话语
乡村社会中的风俗人情、人性世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是记者返乡体关注的重点，“变迁”既是叙事背景又是叙事主题。在61篇“还乡笔记”中，“变迁”直接作为叙事主题的有45篇，占总数的74%。变迁作为一个母命题，其子命题的范围涉及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习俗传统、收入方式、消费观念、教育理念等均是变迁的子命题（见表1），是一种全方位的变迁。
以“变迁”作为叙事背景的“还乡笔记”共有16篇，打工、收入、教育、婚恋、拆迁是常说常新的议题。其中，涉及打工议题的共有6篇，涉及收入共有6篇，涉及教育的共有5篇，这3个议题报道量最多。这3个话题构成了乡村生活的主要方式。
3.2 话语策略
3.2.1 叙事主体：公开的叙事者
记者在采写新闻稿时，为了保持客观中立，往往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即缺席的叙事者或隐蔽的叙事者。而返乡笔记因为记者只需如实记录返乡中的所见所闻，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叙事者可以是记者本人，也可以是记者以外的第三人，可以隐蔽也可以公开。这就是返乡笔记与新闻稿最大的不同之处。
纵观《新京报》5年间的记者返乡笔记，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是作为公开的叙事者出现的。2012年的返乡笔记《父辈的打工潮》中，作者既通过两代人三个时间段的打工经历，又通过自身的记忆佐证乡村的变化，充当的是公开的叙述者身份；《乡村教育记事》作者通过讲述自己的亲人和老师的经历来展现乡村教育观念的变迁，记者并没有采访老师，而是通过回忆来书写；《小城之堵》写的是记者回乡之路的感受。叙述记者的亲人或家族故事的《父亲和他的土地》《族人捐建祠堂 过年唱戏祭祖》《年夜饭越来越简单》更是以公开的叙事者出现。2012年和2013年的记者返乡文章也是这种叙事方式。2016年的专栏主题定为“我的父亲母亲——记者返乡”，记者直接以第一人称书写自己父母的故事，全部是公开的叙事者。 与缺席或隐蔽的叙事者不同的是，返乡笔记中的记者可以公开发表观点，表达情感，不受“客观”话语束缚。记者作为公开的叙述者，可以更好的讲述故事和交代背景，以及表达当事人无法表达的信息或情感，诉诸情感的行文风格是“返乡体”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
3.2.2 叙事客体：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纵观《新京报》5年的记者返乡专栏的开栏语，“时代”一词频繁出现。如：
2012年“个体，家庭，城镇，村庄……不只是一个个符号，它们身上所承载和呈现的，都是时代发展的印痕和力量。”
2013年“我们将用记者的视角观察行进中的家乡、倾听变化着的亲友、记录变迁着的时代。”
2016年“我们记录父母，也在记录这个时代。”
2017年“让我们记挂的是，在城镇、在农村，在故土乡情的牵绊中，那一张张热情洋溢、又或饱经风霜的面孔，时刻诉说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故事……作家奈保尔曾说，每个故事，每个人，都如盐般微小而珍贵。他们就是时代的‘盐粒’，书写他们，就是书写时代的味道。”
书写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新京报》记者返乡笔记数年未变的传统。通过对61篇返乡笔记报道对象的身份凝练，从乡村教师到基层干部，从拆迁户到农民企业家，小镇青年、打工者、基层医生、留守儿童、坚守的老人等“小人物”都曾是《新京报》记者返乡笔记里的主角。与注重整体的宏大叙事相比，“小人物”的故事和奋斗史更能体现“人”的力量，体现个体的力量，既有浓浓的人情味又有厚重的时代感。《新京报》的这种写作理念和叙事风格，在众多返乡笔记中独树一帜。
这些人物均指向人文精神诉求。61篇报道中，以祖辈父辈同辈的男性为主要叙事对象，这三代人身上所带有的时代痕迹恰好与“变迁”的主导性话语像对应，既是传统的守望者，又是破败的抗争者。如沈从文所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8]奉献、奋斗、适应，成为这些人的生命特征，时代的、历史的宏大问题作为其生存活动的背景。
3.2.3 敘事视角：内卷式叙事
“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是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无论所涉及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还是虚构的事件。”[9]在记者还乡笔记中，因为记者不受新闻的“客观”话语束缚，人称的使用较为灵活，写自己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写旁人的故事则一般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使用，记者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人物的评价是故事的一部分，新闻记者既是叙事主体又是叙事客体，“内卷”特征十分明显。
情感色彩浓厚。61篇还乡笔记中，叙事对象与记者有共同生活经验的共有51篇。在这些报道中，记者不可避免的将个人化的乡土记忆和乡土经验带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如《三叔的事业》《爷爷的窑洞》《堂弟这十年》《父亲进城记》等，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带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因而还乡笔记的叙事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共有29篇持肯定态度，12篇持同情态度，9篇持否定态度，11篇处于旁观者的中立立场。
个体化反思。与一般性报道不同，还乡笔记中的记者反思是报道中的权威声音。记者扮演着反思者的角色，一方面要揭开乡土社会、文化历史与城市的巨大差距，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另一方面，还需要将乡土社会中的自然、和平、坚毅、人道等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关传达给现代社会。因而，记者的个体经验与知识储备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被放大。
4 结束语
描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土地荒废、人情淡化、文化没落、城乡差距大等问题的返乡笔记近几年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的传播效应，加上“春节”这个特殊节点，被不断书写和传播，返乡体成为乡土叙述的主要力量。返乡体的走红，不单单是一个传播事件，更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10]。通过对《新京报》61篇还乡笔记的梳理，一种聚焦于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人物的记者返乡体成为媒介乡土叙事的主要方式，变迁是主导性话语，个体化记忆和经验是知识支撑。记者通过积极的参与观察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加上历史的过程视角和负责人的事件描述，构建出一个既有关切乡土人生命运，又有批判反思的叙事空间。
参考文献
[1]吴海清.乡土世界的现代性想象[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2.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
[3]王天挺.《人物》杂志人物报道叙事策略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3.
[4]汤景泰.偏向与隐喻：论民粹主义舆论的原型叙事[J].国际新闻界，2015（9）：23-35.
[5]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
[6]托伊恩·A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6.
[7]周翔.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23-35.
[8]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沈从文文集》第9卷：254.
[9]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26.
[10]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4）：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