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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内在的关联性，彰显了其现实价值。“两个‘四个合作’”的有机衔接构成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撑。该建设作为项目发起、运营、监管、退出等制度建设，要着力进行产权架构、商业模式、退出通道的设计安排。
关键词： 产学研联盟; PPP; 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9）02-0001-03
一、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解读
本解读涉及“产学研联盟”“高职领域”“PPP模式及其机制”三组关键词。以下的叙述重在找到三组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产学研联盟建设可以依研究者和实践者立场、利益取向的不同，从三个领域——“产”领域即产业领域甚至扩及经济领域、“学”领域即教育领域以及“研”领域即科研领域进行分述或总述。本文则立足教育领域中的职教领域其中主要是高职领域，即从职教领域中的高职领域出发而讨论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问题。
其实，产学研联盟建设不限于“產”“学”“研”三方，“官”方即政府方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由此常有“官产学”之说。本文仍沿用“产学研”之惯称。产学研联盟研究如果回到其原点或本原问题，则是大学与企业关系问题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反映。大学与企业关系研究的认知路径或范式是：经济学视域下两者的关系模式是建立联盟组织;社会学阐释下两者关系的本质是哈贝马斯认为的“大学被殖民了”。以曼库索（美）的孵化器、特曼（美）的硅谷模式、滕尼斯（德）的共同体、埃兹科维茨（美）的“三螺旋”为代表，西方引领了其研究。产学研联盟建设的经典实践可溯于美国的“增地学院”建设，由此成就了诸多经典理论。以“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理论为例。“大学—产业—政府”建设经历了从早期的“农业领域”到“工业领域”再到“科技领域”的阶段变化。《莫雷尔法案》是早期的经典案例，由于结出了农工学院或赠地学院之“果”，它被视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规模干预而被传颂至今;大学与地方工业之间的关系所经历的两者完全相互独立、开始合作、部分工作明显重合三个阶段，则是“工业领域”阶段产学研建设的显性特征;“三角研究园”则是“科技领域”阶段政校企合作的实践反映。“友好合作”成为产学研建设的国际大势。
自三螺旋创新理论被引入我国以来，对于三螺旋创新理论的研究便层出不穷。[1]国内的产学研建设也是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热点。所谓的产学研建设“共同体”说、“产业学院”说和“特色学院”说等，与产学研建设“联盟”说异曲同工，本质上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在“西方移植”基础上，基于高校办学定位、建设实践与现实图景对接的创新性总结，凝练和推介的是一种以校企为主体的相关利益方基于适当载体建立的（相对）紧密型组织;而以联盟为载体的高职领域产学研的创新建设，成为“职教强国”“职教强省”建设的重要关注点。从国务院办公厅层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到国务院层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并受到如此重视，就是明证。
我国从2013年起自基础设施领域起步而逐步推及其他领域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如今在经济活动领域已经进入深化建设阶段;而将PPP模式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仍然相对滞后，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职教领域及其高职领域的PPP模式建设也依然举步不畅。无论如何，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总要具体到一定的项目中并以适当的承载体来承建的。本文则以产学研联盟为项目承载体，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其中的机制建设为中心内容，探寻高职领域PPP模式的有效建设路径。由此，实现了三组关键词之间的有机衔接。
二、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成为公共领域供给侧改革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助推器”
面对大众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挤压，即面对全球治理的大变局，现代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式会随着企业主体性作用凸显引发的“变革式或颠覆性合作”而发生深刻变革;由此将深刻影响大学的生态——包括催生新的合作建设载体形式;而这种“合作”正可将被赋予治理建设重任的PPP模式融入其中。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在“新常态+创新驱动”的“战略拐点期”，积极回应以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五大要素”改革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的主流导向，技术技能型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培养供给重要通道的高职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重大创新的PPP模式，这两者通过与时俱进的合作载体的建设而实现有效对接，成为以高职领域或职教领域为代表的公共领域供给侧改革以至“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助推器”。因为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借职教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建设，促进高职院校形成多元利益主体下的新型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建设。
（二）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实现“两个‘四个合作’”的对接
第一个“四个合作”是基于高职领域建设的合作，第二个“四个合作”是基于PPP模式建设的合作，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则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对接于PPP模式合作伙伴选择、合作成果呈现、合作风险分担、合作利益（经济的）共享和合作效益（社会的）担当的内在机理。这既丰富了“两个坚持”（习总书记“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重要指示）的内涵，又拓展了其研究视野和实践通路;由此将职业技术教育学中的“合作”问题研究，通过“合作载体+建设模式”逻辑组合，“添加”并优化或转换了研究范式，同时给出了创新实践的指向。 （三）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关照”PPP模式在不同领域建设的适用性
产学研联盟建设类型有两种，即纯股权式PPP模式建设和实体项目式PPP模式建设。这种建设类型的划分为产学研联盟以至“两个坚持”建设实践而引入了“公”“私”合作的理念、模式和机制，既彰显了合作、开放、共享、互赢的实践价值，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由此使“两个坚持”实践通过“落脚”于产学研联盟及其PPP模式建设有了更好的承载形式和承载模式;并由此“关照”了PPP模式在不同领域（基础设施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对于不同性质项目建设的适用性，特别是对于公共服务领域、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的适用性。
三、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的机制建设
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机制包括形成机制、收益机制、退出机制、保障机制四大机制。
（一）形成机制是启动安排
形成机制由识别机制、治理机制、投入分解机制构成。形成机制是在发起阶段，通过识别、治理和投入分解设计，使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运行启动。
识别机制要解决项目的筛选以及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力评价问题，物有所值评价要解决“该不该做”问题，财政承受力评价要解决“能不能做”问题。物有所值是指公办高职院校运用其资源所获得的长期最大利益，物有所值评价是评估原本由政府直接提供的职教公共服务而改用PPP模式运作的可行性，考虑的是项目全生命周期内不同方案的成本和风险。财政承受力评价是识别、测算项目的各项财政支出责任，如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等。
治理机制设计要项目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建设中的产权架构问题。一般而言，混合所有制的产权架构一定是股份制的，但股份制的产权架构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的。如何以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而清晰界定“公”“私”等相关利益者的产权，形成良性运转的治理结构是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要求的落实。这里的“公”方通常指的是公办高职院校，“私”方在我国通常指的是企业而并不限于私营或民办企业。由此形成“公私合作”组合：一是公办高职院校与私营或民办企业的组合，这一组合是基本组合，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二是公办高职院校与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组合，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制而非混合所有制;三是公办高职院校与外资企业的组合，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也是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
投入分解机制建设是“公”方以一部分职教资源出让换取“私”方相应投入的过程，也是“私”方借以进入高职服务领域进行社会责任投资而获取长期稳定回报的过程。
（二）收益机制是商业模式安排
适宜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应满足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这是因为PPP项目运作取决于收费定价、项目投资收益率、风险分配方案、融资需求、期满处理这些因素。[2]由于高职教育领域本质上仍属于公益性和社会事业领域，这样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项目通常能够满足“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条件，却难满足“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要求。为此，为保证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项目建设形成足够的现金流甚或形成赢利模式，引入补足和弥合机制是必需的。
这种补足和弥合机制就是“捆绑式运作”和“套餐模式”设计。其设计基本理念和运作方案是，即以高职领域建设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而兼顾经济效益为基本原则，将产学研联盟PPP项目和与此关联的收益性项目“捆绑”，或形成该项目的“设计-建造-融资-运营-维护-保障”链，形成“主产品”和“副产品”互补的“套餐模式”，“套餐模式”是“主产品”（职教服务本身）和“副产品”（“主产品”附带发生的商业性服务）组合模式。
（三）退出机制是通道安排
如果说收益机制建设是建立可实施的商业模式，为“私”方找到虽无暴利却稳定的赢利模式，那么退出机制建设就是为这些投资者铺就资产“变现”而顺利退出的通道。
退出通道建设通常有“交易”退出通道、“移交”退出通道、“资产证券化”退出通道安排，特别指出的是，这些退出通道建设安排，其实施的基本前提是项目资产的产权明晰。
（四）保障机制是支撑体系安排
保障机制安排是要通过政策保障机制和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建设，形成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运行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由于制度环境与体制不健全 ，社会信用基础薄弱，[3]这里特别要强调契约精神。一旦项目签约，政府要以与企业相同的“平等民事主体”身份，依法定规范践行契约。同时政策保障机制建设一要强化政府监管，二要强化政府的引导责任。政府监管包括对“私”方和对监管者的监管。监管主要内容包括实施物有所值评价、注重项目实施绩效监管，建立项目绩效考核跟踪机制，以保证职教服务质量。在强化政府的引导责任上，PPP引导基金机制设立是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孟卫东，佟林杰. 我国三螺旋创新理论研究综述[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26-130.
[2] 周瀟枭. PPP低签约率三大难题：资金成本谈不拢，易突破财政红线[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5-05-09（4）.
[3] 孙学工，刘国艳，杜飞轮，等. 我国PPP模式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宏观经济管理，2015（2）：28-30.
关键词： 产学研联盟; PPP; 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9）02-0001-03
一、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解读
本解读涉及“产学研联盟”“高职领域”“PPP模式及其机制”三组关键词。以下的叙述重在找到三组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产学研联盟建设可以依研究者和实践者立场、利益取向的不同，从三个领域——“产”领域即产业领域甚至扩及经济领域、“学”领域即教育领域以及“研”领域即科研领域进行分述或总述。本文则立足教育领域中的职教领域其中主要是高职领域，即从职教领域中的高职领域出发而讨论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问题。
其实，产学研联盟建设不限于“產”“学”“研”三方，“官”方即政府方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由此常有“官产学”之说。本文仍沿用“产学研”之惯称。产学研联盟研究如果回到其原点或本原问题，则是大学与企业关系问题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反映。大学与企业关系研究的认知路径或范式是：经济学视域下两者的关系模式是建立联盟组织;社会学阐释下两者关系的本质是哈贝马斯认为的“大学被殖民了”。以曼库索（美）的孵化器、特曼（美）的硅谷模式、滕尼斯（德）的共同体、埃兹科维茨（美）的“三螺旋”为代表，西方引领了其研究。产学研联盟建设的经典实践可溯于美国的“增地学院”建设，由此成就了诸多经典理论。以“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理论为例。“大学—产业—政府”建设经历了从早期的“农业领域”到“工业领域”再到“科技领域”的阶段变化。《莫雷尔法案》是早期的经典案例，由于结出了农工学院或赠地学院之“果”，它被视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规模干预而被传颂至今;大学与地方工业之间的关系所经历的两者完全相互独立、开始合作、部分工作明显重合三个阶段，则是“工业领域”阶段产学研建设的显性特征;“三角研究园”则是“科技领域”阶段政校企合作的实践反映。“友好合作”成为产学研建设的国际大势。
自三螺旋创新理论被引入我国以来，对于三螺旋创新理论的研究便层出不穷。[1]国内的产学研建设也是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热点。所谓的产学研建设“共同体”说、“产业学院”说和“特色学院”说等，与产学研建设“联盟”说异曲同工，本质上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在“西方移植”基础上，基于高校办学定位、建设实践与现实图景对接的创新性总结，凝练和推介的是一种以校企为主体的相关利益方基于适当载体建立的（相对）紧密型组织;而以联盟为载体的高职领域产学研的创新建设，成为“职教强国”“职教强省”建设的重要关注点。从国务院办公厅层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到国务院层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并受到如此重视，就是明证。
我国从2013年起自基础设施领域起步而逐步推及其他领域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如今在经济活动领域已经进入深化建设阶段;而将PPP模式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仍然相对滞后，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职教领域及其高职领域的PPP模式建设也依然举步不畅。无论如何，高职领域PPP模式建设总要具体到一定的项目中并以适当的承载体来承建的。本文则以产学研联盟为项目承载体，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其中的机制建设为中心内容，探寻高职领域PPP模式的有效建设路径。由此，实现了三组关键词之间的有机衔接。
二、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成为公共领域供给侧改革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助推器”
面对大众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挤压，即面对全球治理的大变局，现代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式会随着企业主体性作用凸显引发的“变革式或颠覆性合作”而发生深刻变革;由此将深刻影响大学的生态——包括催生新的合作建设载体形式;而这种“合作”正可将被赋予治理建设重任的PPP模式融入其中。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在“新常态+创新驱动”的“战略拐点期”，积极回应以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五大要素”改革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的主流导向，技术技能型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培养供给重要通道的高职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重大创新的PPP模式，这两者通过与时俱进的合作载体的建设而实现有效对接，成为以高职领域或职教领域为代表的公共领域供给侧改革以至“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助推器”。因为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借职教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建设，促进高职院校形成多元利益主体下的新型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建设。
（二）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实现“两个‘四个合作’”的对接
第一个“四个合作”是基于高职领域建设的合作，第二个“四个合作”是基于PPP模式建设的合作，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则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对接于PPP模式合作伙伴选择、合作成果呈现、合作风险分担、合作利益（经济的）共享和合作效益（社会的）担当的内在机理。这既丰富了“两个坚持”（习总书记“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重要指示）的内涵，又拓展了其研究视野和实践通路;由此将职业技术教育学中的“合作”问题研究，通过“合作载体+建设模式”逻辑组合，“添加”并优化或转换了研究范式，同时给出了创新实践的指向。 （三）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及其机制建设能够“关照”PPP模式在不同领域建设的适用性
产学研联盟建设类型有两种，即纯股权式PPP模式建设和实体项目式PPP模式建设。这种建设类型的划分为产学研联盟以至“两个坚持”建设实践而引入了“公”“私”合作的理念、模式和机制，既彰显了合作、开放、共享、互赢的实践价值，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由此使“两个坚持”实践通过“落脚”于产学研联盟及其PPP模式建设有了更好的承载形式和承载模式;并由此“关照”了PPP模式在不同领域（基础设施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对于不同性质项目建设的适用性，特别是对于公共服务领域、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的适用性。
三、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的机制建设
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机制包括形成机制、收益机制、退出机制、保障机制四大机制。
（一）形成机制是启动安排
形成机制由识别机制、治理机制、投入分解机制构成。形成机制是在发起阶段，通过识别、治理和投入分解设计，使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运行启动。
识别机制要解决项目的筛选以及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力评价问题，物有所值评价要解决“该不该做”问题，财政承受力评价要解决“能不能做”问题。物有所值是指公办高职院校运用其资源所获得的长期最大利益，物有所值评价是评估原本由政府直接提供的职教公共服务而改用PPP模式运作的可行性，考虑的是项目全生命周期内不同方案的成本和风险。财政承受力评价是识别、测算项目的各项财政支出责任，如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等。
治理机制设计要项目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建设中的产权架构问题。一般而言，混合所有制的产权架构一定是股份制的，但股份制的产权架构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的。如何以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而清晰界定“公”“私”等相关利益者的产权，形成良性运转的治理结构是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要求的落实。这里的“公”方通常指的是公办高职院校，“私”方在我国通常指的是企业而并不限于私营或民办企业。由此形成“公私合作”组合：一是公办高职院校与私营或民办企业的组合，这一组合是基本组合，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二是公办高职院校与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组合，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制而非混合所有制;三是公办高职院校与外资企业的组合，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也是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
投入分解机制建设是“公”方以一部分职教资源出让换取“私”方相应投入的过程，也是“私”方借以进入高职服务领域进行社会责任投资而获取长期稳定回报的过程。
（二）收益机制是商业模式安排
适宜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应满足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这是因为PPP项目运作取决于收费定价、项目投资收益率、风险分配方案、融资需求、期满处理这些因素。[2]由于高职教育领域本质上仍属于公益性和社会事业领域，这样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项目通常能够满足“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条件，却难满足“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要求。为此，为保证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项目建设形成足够的现金流甚或形成赢利模式，引入补足和弥合机制是必需的。
这种补足和弥合机制就是“捆绑式运作”和“套餐模式”设计。其设计基本理念和运作方案是，即以高职领域建设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而兼顾经济效益为基本原则，将产学研联盟PPP项目和与此关联的收益性项目“捆绑”，或形成该项目的“设计-建造-融资-运营-维护-保障”链，形成“主产品”和“副产品”互补的“套餐模式”，“套餐模式”是“主产品”（职教服务本身）和“副产品”（“主产品”附带发生的商业性服务）组合模式。
（三）退出机制是通道安排
如果说收益机制建设是建立可实施的商业模式，为“私”方找到虽无暴利却稳定的赢利模式，那么退出机制建设就是为这些投资者铺就资产“变现”而顺利退出的通道。
退出通道建设通常有“交易”退出通道、“移交”退出通道、“资产证券化”退出通道安排，特别指出的是，这些退出通道建设安排，其实施的基本前提是项目资产的产权明晰。
（四）保障机制是支撑体系安排
保障机制安排是要通过政策保障机制和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建设，形成高职领域产学研联盟PPP模式运行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由于制度环境与体制不健全 ，社会信用基础薄弱，[3]这里特别要强调契约精神。一旦项目签约，政府要以与企业相同的“平等民事主体”身份，依法定规范践行契约。同时政策保障机制建设一要强化政府监管，二要强化政府的引导责任。政府监管包括对“私”方和对监管者的监管。监管主要内容包括实施物有所值评价、注重项目实施绩效监管，建立项目绩效考核跟踪机制，以保证职教服务质量。在强化政府的引导责任上，PPP引导基金机制设立是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孟卫东，佟林杰. 我国三螺旋创新理论研究综述[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26-130.
[2] 周瀟枭. PPP低签约率三大难题：资金成本谈不拢，易突破财政红线[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5-05-09（4）.
[3] 孙学工，刘国艳，杜飞轮，等. 我国PPP模式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宏观经济管理，2015（2）：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