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时期,属吐蕃杂落的党留族等蕃人居住在陇山之西、秦渭之间的德顺军与秦州交界处。治平四年(1067),揆吴川一带的党留族首领党令征等杀死巡检陈敢,聚众作乱,签枢密院事兼陕西西路安抚使郭逵率军上陇平乱,成功招抚揆吴川、青鸡川蕃族。为调和民族关系,兴筑治平、鸡川二寨,并且把边壕自静边寨段继续向西南掘进,与早年曹玮主持开掘的镇戎—德顺州段、秦州段边壕相接,为当时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郭逵;党令征;治平寨;鸡川寨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10-04
　　
　　北宋时期,今静宁县境内有两个著名的镇寨——静边寨、治平寨,它们在保障秦渭交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禧二年(1018),曹玮诱使郭厮敦杀赏样丹、献南市地后,令泾原驻泊都监周文质率部修筑了静边寨。庆历年间权静边寨主刘沪以静边寨为据点向南步步推进,修筑威戎、章川、结公、水洛等城堡,秦州都监李中和向北降服陇城川蕃族,开辟秦亭一路,筑穈穰、陇城二寨,接通了秦州,使“仪州、制胜关、德胜、静边、章川寨遂为内地”。?譹?訛然而,最终完善、接通秦渭战略构架的是名将郭逵。治平四年(1067),郭逵率军平定揆吴川一带党令征等蕃人的叛乱,在招抚诸蕃、调和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兴筑治平、鸡川二寨,并把御夏边壕自静边寨段继续向西南掘进,使镇戎—德顺军段与秦州段边壕相接,为当时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党留族内属始服之缘
　　郭逵,字仲通,洛阳人,《宋史》卷290有传。他自幼喜好兵学,以父荫补为北班殿侍,又因兄郭遵阵亡录为三班奉职。康定年间(1040～1041),郭逵跟随陕西都部署范仲淹来到西北边塞,开始军旅生涯。综观其一生,“出入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克成厥勋”,[2]由兵马监押、同廵检、驻泊都监、都监、钤辖逐步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先后任泾原路副都部署、陕西宣抚使、宣徽南院使、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左屯卫大将军、左武卫上将军等职。[3]最初跟随范仲淹时,受到范仲淹的器重和指导,学问大进,见识超人,“慕范文正之人,性严重,不妄言笑”;他统军纪律严明,“用兵先计而后战,善料敌伐谋,戎狄畏其威名”;或任边塞将帅,或为枢密相宰,“出入中外,常为重轻。所至隐然如长城,朝廷四方恃以为安,论将帅必以公为首”。[4]郭逵上陇巩固陇右边防的起因是揆吴川一带以党令征为首的党留族等蕃人“始服终叛,为梗不已”,必须“绳之以法”,以弭边患。
　　党留族居住在陇山之西、秦渭之间的德顺州与秦州交界处(即今静宁、通渭、秦安、庄浪四县交界处)的揆吴川一带。宋人范祖禹撰《郭将军逵墓志铭》中作“捺吴川”,即今静宁县治平—李店川。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治平四年(1067),“揆吴川新修堡障赐名治平寨”,[5]寨城遗址至今仍存。关于党留族的族属问题,有夏属党项说,也有吐蕃说。据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2记载:“秦州僻在东南,距夏国差远。东自仪州,南界生户八王族抵水洛城,是为夏属党留族地。”范祖禹《郭将军逵墓志铭》称其为“党羌令征”。党羌即党项羌,《旧唐书》有《党羌传》。大中四年(850),“南山党羌反”。[6]唐裴铏《传奇•赵合》言奉天某姓李氏往省已嫁洛源镇帅的姐姐,“道遭党羌所虏”。[7]据杜牧《贺平党项表》记载:“党羌杂种,本在河外……大历、建中之际,逆胡余波,巨盗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8]宋张先有“浴殿词臣亦议兵,禁中颇牧党羌平”[9]的词句。由此可推测宋人可能是把党令征之族作为党项族看待的。当然,党令征之族的居地在宋夏交界处,归为党项人是有可能的。但是,按照当时实际情况,陇山西侧葫芦河流域尤其是接近秦州边缘的的蕃人并非西夏所属,而是宋、西夏争取的对象。党留族是吐蕃麻毡的部属之一。“党”或为姓氏,或为党留族名之省称。“令征”即蕃语“陵温籛逋”,急呼为“令征”。吐蕃人的政权领袖被称为“籛逋”即“赞普”。[10]党令征似乎应为吐蕃党留族的首领,[11]《宋史•神宗一》中亦称“陕西宣抚使郭逵讨蕃部党令征”。
　　党令征及其所属的党留族大约在庆历元年(1041)成为内属羌人。唐“安史之乱”后,吐蕃东侵,陇右之地尽陷。直到宋初,陇山之西仍为吐蕃杂部居地。据陈守忠先生研究,华亭县界有延、蒙八族,静宁县界有郭斯敦族、党留族、阿克节族,庄浪县界有大王族、铎斯那族、穆宁族、苏嗢族、罗林族,秦安县界有安家族等。[12]宋廷在防御李继迁、李元昊势力和向西北拓边的过程中,实施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招诱缘边蕃人,使之献地内属。如咸平六年(998),曹玮言“陇山西延家族首领秃逋等纳马立誓,乞随王师讨贼,以汉法治蕃部”;[13]景德元年(1004),泾原路言“陇山外至王家狸家延家三族归顺”;[14]景德三年(1006)五月,渭州鄂克、延家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款塞内附”;祥符四年(1011),曹玮、秦翰率军“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灭拔臧于平凉。于是,陇山诸族皆来献地”,[15]军事防御推进至“陇山后”并逐步延伸发展,使葫芦河上、中游纳入渭州的管辖范围;祥符七年(1014),曹玮诱使郭厮敦杀唃厮罗舅父赏样丹,献南市城,筑静边寨;庆历间,代理静边寨主刘沪招降结公、水洛等生户,并修筑了水洛城。宋廷军事势力逐步逼近秦州、德顺州交界处。处在秦州、德顺州之间百余帐党留族,常因蕃汉矛盾而“近塞为暴”。祥符九年(1016),曹玮率军与吐蕃唃厮啰势力在三都谷(散渡谷)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较量,一战获胜。康定元年(1040),赵珣、刘沪等曾领军“自静边历揆吴抵木宁(在水洛城西)袭贼”,[16]“击破党留等族,斩一骁将,攻马牛橐驼千计”。[17]党留族与其邻近的其他蕃族就是在宋军实施军事打击和招抚诱服的背景下内属的。庆历元年(1041),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曹琮招诱“堪坡界青鸡川等处戎人内属”,请求朝廷命令“秦凤路部署司常加存抚,其酋长能立劳效者,优与补官”,从“三都谷至渭州静边堡路置堡寨,控扼贼马”,朝廷从其建议。[18]从曹琮的建议看,党令征等大约也是此时内属于宋,补为蕃官。庆历四年编成的《武经总要》记载静边寨“南至熟户蕃族四十里”,[19]所言熟户蕃族就是居住在揆吴川一带、以党令征为首的党留族等蕃人。这是郭逵所言的党令征“始服终叛”中“始服”一节。
　　
　　二、党令征杀官作乱之因
　　党令征等族的“终叛”是在内属23年后的治平四年(1067)。叛乱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静边寨至鸡川(即静宁西南部至通渭东部)一带的内属蕃人并不稳定,他们与夏境蕃人、羌人多有姻亲或血缘关系,产生交往实属必然,并且西夏也不认为他们为宋所有。治平二年(1065),曾发生夏军争夺同家堡事件。据《西夏书事》记载:“治平二年冬十一月,争同家堡,拒诏使王无忌于境上。曩霄时,生羌十九户以同家堡入献,地在德顺军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国未设封堠。谅祚以为己境被宋侵占,遣兵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英宗检视故籍,遣王无忌诏谕,至境,不纳。”[20]这条史料记载同家堡在“威戎堡外二十里”,与《宋史•地理三》记威戎堡“西至同家堡二十五里”基本一致。且威戎地名至今仍存,说明同家堡即今静宁县甘沟乡屯家堡,[21]此地至今仍有同姓之居民。威戎堡和静边寨外20里有边壕,同家堡蕃人是生羌即生户,在边壕外居住。曩霄即元昊死于庆历八年(1048),同家堡羌人本在庆历中已内属于宋。“谅祚以为己境被宋侵占”,表明西夏不认为壕外蕃户是宋属的。于是,“遣兵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则被杀者不止同家堡的蕃户,涉及范围更广大,当包括静宁西南部和通渭东部的蕃族。“谅祚时(秦、渭)二州蕃族日盛。景询等献计,以为先取西蕃,然后兵扼要害,则陕右可举。于是诸蕃半为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治平四年(1067),发生“青鸡川蕃部苦谅祚侵掠,遣使诣秦州献地”事件。[22]出于自保,处于两国之间的蕃族只能时服时叛、反复不定。时服,指内属于宋;时叛,指不得已背宋从夏。治平四年(1067)二月,宋神宗刚即位时,西蕃首领拽罗钵、鸠令结先后引诱归顺与未归顺的蕃人300余帐投入夏国,[23]又于静边寨招诱人户,被巡检弓箭手麻英捕获。[24]麻英斩拽罗钵、鸠令结在二月甲辰,到第十天三月甲寅郭逵即率军 “讨蕃部党令征”。出军的理由有二:一是党令征为首的蕃人已叛,二是存在“边患”。党令征之叛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存在,即受拽罗钵、鸠令结的诱使叛宋。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族欺压和农牧经济矛盾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当时陕西沿边普遍存在,如天圣三年(1025),知环州翟继恩擅配州界熟户和买粮草,“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数倍,小不如意,由鞭挞随之”,引起环州、原州属羌内寇,“传箭相结,抄掠堡柵”,“大为边患”。[25]关于党令征等叛乱事件,《宋史•神宗一》记载很简略,治平四年(1067)三月甲寅“陕西宣抚使郭逵讨蕃部党令征等,平之”。但范祖禹所撰《郭将军逵墓志铭》的记载较为详细:
　　
　　 党羌令征反,杀巡检陈敢。朝廷议招怀,公以谓:“始服终叛,为梗不已。今又杀王官,当以威惩之。一族既破,诸部必降。因绳之以法,则边患当弭。”遂决意用兵。二月,师次捺吴川,令征挺身来降,公不许,命执之。进师讨诸未下者,大破之,拔鸱鸮、训狐等城,乃散谕诸羌:“俾安心归业,毋若令征自取剿绝。”诸羌畏感,争出犒师。[26]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说反叛时党令征“杀廵检陈敢”,所谓的罪名只是“杀王官”而已,并且朝廷最初是主张“招怀”的。当郭逵统率大军抵达揆吴川、准备威惩之时,党令征却出人意料地“挺身来降”。这一行为证明他并未背叛朝廷,与叛投西夏之事没有任何关系。时同,揆吴川、青鸡川一带的蕃人投宋盖因“苦谅祚侵掠”,而此时叛宋投西夏应当有不满宋官欺压的原因存在,很可能引发蕃人反叛的原因在廵检陈敢的身上。
　　
　　三、郭逵平定蕃乱之策
　　平定叛乱后,郭逵对降附的蕃族首领们说:“诸羌利牧养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为荒莱,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闲田来献。”他要求蕃族献闲田的目的是以田招徕弓箭手。弓箭手是北宋乡兵之一,由官府招募并租佃官田为生,编制参照正规军禁军与厢兵的体制,以“指挥”为编制单位,设指挥使、都指挥使、巡检等官。他们“生长边陲,习山川道路,知西人情伪,材气勇悍,不惧战斗,从来国家赖之以为藩蔽”,[27]成为抵御西夏的劲卒。陕西沿边的弓箭手大多数是蕃人,关于利用蕃羌人为弓箭手的策略及意义,《武经总要》说得非常透彻:
　　
　　论曰:羌戎即叙,种落实繁,古之申远略、制犷俗者,重降附之爵,用羁縻之策……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散居西北边,种落不相一。款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其酋长则命之戎秩,赐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绩,听世相承袭。凡大首领得为都军主,自百帐以上得为军主,又其次者皆等级补指挥使以下职名;其立功者,别建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至借职殿侍,充本族巡检,绥怀族帐,谨固疆界,器械糇粮无烦于公上……又若戍兵防边之制,前世卒皆代更,俾之保障,为费甚大,故晁错建策,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屋,具田具,及募民徙塞下,所以减赡边之用,得慑俗之便。中朝用是法于西陲,募土人为弓箭手,给田二顷,出一甲士,至三顶,乃出战马一匹,税租徭役悉为蠲复,器械粮饷俾其自给,分筑堡垒使相聚居,设营校之名,循卒伍之制,亦置指挥使以下戎秩以统率之,有战功者亦补为都指挥使,乃置弓箭手巡检以护领之,每战则为诸军先锋。[28]
　　
　　 党留族是内属蕃人,多至300余帐,其首领党令征应为军主。当时,陈敢是揆吴川一带蕃巡检使,属党令征的上司。很可能是陈敢在向内属的党令征等蕃族争取田地、招募弓箭手或和买粮草的过程中举措不当,激化了蕃汉矛盾,使蕃户不能“安心归业”,引起党令征怒杀陈敢的行动。
　　郭逵的平叛开始声势很大,他浩浩荡荡率领了10余万人马进行镇压,然而,平叛过程却很稳妥,也显得很容易。当时,郭逵的身份是签枢密院事、陕西西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实即西边大帅。朝议方略时,他主张“当以威惩之。一族既破,诸部必降。因绳之以法,则边患当弭”,在策略上以感化招诱为主、重兵进剿为辅,然而在行动上必先重兵进剿,进而感化招诱才能达到目的。
　　治平四年(1067)二月,郭逵率领大军抵达揆吴川,党令征挺身来投降。但他没有接受党令征的投降,反而命令军士先把党令征抓起来。他认为,党令征并非彻底投降,其杀死巡检陈敢必然事出有因,否则他们早就叛投夏国,不会主动来投降。也就是说这些蕃族目前尚未叛宋投夏。要降服这些蕃族、稳定边疆绝非抓住杀死巡检陈敢的凶手就算完事。党令征是党留族的大首领,在这些蕃人有一定的号召力,如果处置不当,将使他们对宋绝望,转投夏国,更加影响边境的稳定。因此,不能草率地处理党令征。随之,“进师讨诸未下者,大破之,拔鸱鸮、训狐等城”。而后开展宣传,教导蕃族“安心归业,毋若令征自取剿绝”,“诸羌畏感,争出犒师”。[29]
　　
　　四、郭逵完善边防之举
　　平定叛乱后,郭逵从战略上着手,整顿并完善了德顺军与秦州间的边防体系。首先,大力修筑堡寨军事设施。驻兵边塞期间,郭逵“观览山川,见强弱利害所在,乃城揆吴川”。同时,选派揆吴川一带已投诚的蕃族首领向邻近的青鸡川蕃族进行宣传,“示以威信,悉效顺”。两川“新附降羌万余帐”,得人口数万。揆吴川附近的杨奘川蕃部裕勒萨等都被任命为本族军主。[30]居住在青鸡川的是药斯哥部,本为内属秦州的蕃人,药斯哥曾被补为蕃官,后又参与党令征之乱。此时,药斯哥“愿献青鸡川地土,乞修展城寨,招致弓箭手”,[31]郭逵便在青鸡川南牟谷口修置了城寨。揆吴川堡建在汉魏成纪县城废墟上,面积约36万平方米,平面呈方形,东、西开门。鸡川堡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1660米,东西长约620米,南北最宽约380米,南、北辟门,有圆形瓮城。
　　其次,以蕃人所献闲田招募弓箭手。据《郭逵将军墓志铭》记载:
　　
　　 二川形胜相恃,新附降羌万余帐,地数百里,皆在腹中。乃置酒召诸酋犒燕,酒酣,语之曰:“汝等今日遂为王臣,何以报国?”诸酋顿首,曰:“惟公命。”公曰:“诸羌利牧养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为荒莱。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闲田来献。”诸羌曰:“谨闻命,有吝田者,我等为公灭之。”得良田千余顷,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亩,马五十匹。旬月得壮士千人,骑千匹,省屯戍餽运之劳。[32]
　　
　　经过郭逵的感化诱导,揆吴川、青鸡川的诸蕃族“近山畜牧”,献出了川区闲田,使农牧各得其宜。郭逵又以蕃人所献的千余顷川区良田招募弓箭手,“得壮士千人,骑千匹”。这一措施省去了此地军队后勤运输之劳,又大大充实了边防力量。
　　最后,组织力量继续开掘边壕。北宋中期,为对付西夏的攻击,开掘边壕横跨原州、镇戎军、德顺军、秦州、通远军等军州。宋咸平(998～1003)中,曹玮守边,奉诏在镇戎军“循陇山而东刳边壕数百里,颇得守御之要”,“缘古长城开浚壕堑”,“旁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刳大壕以隔胡骑”,[33]祥符六年(1013),完成镇戎军至原州段边壕。[34]不久曹玮知秦州,“增筑弓门、冶方、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落门、威远凡十寨,浚壕二百八十里”,并于葫芦河流域开掘约180余里与镇戎军段相接(今静宁、西吉段)的边壕,与陇山东段相接。[35]郭逵开掘边壕自静边寨境继续向西南延伸处,并与早年曹玮主持开掘的秦州段相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边防工程。
　　对于郭逵妥当平定党令征之乱与加强边防的措置,宋英宗非常满意,特别下诏褒奖,并给新筑的两个城堡御赐名字,揆吴川堡名治平寨,青鸡川堡名鸡川寨。[36]郭逵派人把党令征等押送汴京后,朝廷也赦免了党令征“杀死王官”的罪名,仍将他补为蕃官,使之带领蕃兵守卫边疆。党令征死后,朝廷推恩,允许其子令京世袭蕃官,并赐国姓赵。[37]通过这次平叛,郭逵最终完善了北宋朝廷“通秦州、德顺二州之援,断贼入寇之路”[38]的战略构想,为北宋政权以后继拓熙河、防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19][33]《武经总要》卷18“陕西路”之“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下。
　　[2][4][26][29][32]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0《郭将军逵墓志铭》。
　　[3]《宋史》卷290《郭逵传》。
　　[5][36]《宋会要辑稿》卷4712兵二八之三。
　　[6]李蹊:《蔡袭传》,《全唐文》卷803。
　　[7]《太平广记》卷347引。
　　[8]杜牧:《贺平党项表》,《全唐文》卷750。
　　[9]张先:《定风波•次子瞻韵送元素内翰》。
　　[10]《宋史•吐蕃传》称唃厮啰为“欺南陵温籛逋”。
　　[11]《皇宋十朝纲要》卷6。
　　[12]陈守忠:《北宋时期秦陇地区吐蕃各部族及其居地考(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3]《宋史》卷492《吐蕃传》。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
　　[15]《宋史》卷258《曹玮传》。
　　[16]《宋史》卷323《赵珣传》;《续资治通鉴》宋纪卷43。
　　[17]《宋史》卷324《刘沪传》。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辛酉。
　　[20][22]《西夏书事》卷21。
　　[21]明代此地属岷州卫屯地,故音变为屯家堡、屯江堡。
　　[23]《宋史》卷14《神宗一》。
　　[24]《宋会要辑稿》“蕃夷六”记载:治平四年二月,泾原路经略司言:“西蕃首領拽罗缽、鸠令结等二人,前后共招呼过顺汉不顺汉蕃部共三百余帐归投西界,又于静边寨招诱人户。其蕃部喝装与芭撒鸠令光以告,巡检弓箭手指挥使麻英掩捕获之。喝装等乞早与补职。”诏喝装补都虞候,仍赐钱五百千;麻英授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充弓箭手巡检;芭撒鸠令光补军使,仍各赐钱百千。其蕃部襖子、腰带、茶綵,令经略司依例支给,拽罗缽、鸠令结斩首,徇于军。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六月丙寅。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二月丙午下录司马光言。
　　[28]《武经总要•前集》卷18。
　　[30]《郧溪集》卷7《治平寨杨奘川蕃部萨裕勒等献土地可本族军主制》。
　　[31]《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六之六英宗治平四年。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记,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辰“泾原钤辖曹玮等奏:镇戎军至原州段开浚壕堑功毕。诏奖之,赐督役使臣、军校缗钱有差”。
　　[3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11月)方域八之三十二记,天禧元年,泾原路都钤辖郝荣等上奏“掘笼竿城壕自上石门至镇戎军工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2记,天禧二年六月乙未“诏奖泾原驻泊都监周文质,以其筑南使城及缘山壕堑功毕也”。
　　[37]苏辙:《蕃官党令征揽哥赵令京覃恩改官》,《苏辙集•栾城集》卷30“西掖告词”。
　　[38]《宋史》卷191《兵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