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2日，网友“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发表题为《南航CZ6101——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博客文章，详述了自己不久前乘坐南航CZ6101航班时的遭遇。
　　从在飞机上突发腹部疼痛，到上午9时50分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落地舱门迟迟未开，再到就医过程几经周折，在15个小时内，这位张姓网友辗转了首都机场医院、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到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最终被确诊为腹内疝，被切除了0.8米的小肠。
　　虽然当事人张先生目前已拆线出院，但整个事件却在持续发酵。在一个星期内，这篇长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500万次，被转发超过1万次，评论数量超过3万条，而该事件聚焦的医疗急救体系则备受诟病……
　　救死扶伤需要体制的绿灯
　　事件中，备受诟病的情节之一是，张先生乘坐南航航班时，突发腹部疼痛。虽然机组人员及时联系了救护车，但在飞机降落后，迟迟未打开舱门。飞机落地50分钟后，机舱门才打开，航空公司与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却为谁来抬张先生下飞机发生争执，无奈之下，张先生自己半蹲半爬走下旋梯，爬到了救护车的担架上。
　　在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于学忠看来，单在这一环节上，至少暴露出急救体系中的3个问题。
　　首先，机组人员虽然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救护车，且救护车也在场地内及时待命，但机组负责人员并未与机场其他部门进行沟通，例如开辟绿色通道、联系旋梯、确保飞机落地后能够快速打开舱门等。
　　第二，院前急救的效率问题。根据当事人的说法，“999”“120”救护车无法进入机场内，而能够进入机场内的机场专用救护车又无法进入市内，这就影响了对病人的救治。
　　第三，患者究竟谁来抬？于学忠表示，对于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比如高铁、公路、航空等，“由谁抬”不应该成为简单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考问，而应该有制度上的保障。
　　于学忠表示，这一事件暴露出我国急救体系的建设问题，其中包括多部门合作、专业人员能力建设、非医务人员急救知识培训、应急预案建立及预演、体制机制建立等。
　　院前急救应“就近就能力”
　　根据张先生的记录，正是由于机场救护车无法进入市内，因此他被送到首都机场医院，此后经系统检查判断病情严重，他又被建议转院到北京朝阳医院或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然而，“999”急救车上的工作人员以挂不上号为由，将其送往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张先生以北京市“999”急救中心“涉嫌利益输送”为名，向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投诉。
　　张先生究竟该去哪治疗，是这一环节各方争议的焦点。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已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选择转诊医院，应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求、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
　　于学忠解释说，当患者有生命危险时，就近原则应该优先。
　　北京同仁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刘靖告诉记者，根据张先生的自述，他在飞机上出现腹痛进行性加重，无排便感，继而口干、大汗等症状，初步判断，像是小肠内疝形成的绞窄性肠梗阻。而患者描述已出现半昏迷和无意识状态，说明已有感染中毒性休克症状，因此，先送到距离最近的机场医院是可以理解的。“肠梗阻如果出现绞窄影响血运，会很快出现肠坏死，预后严重，应及早手术治疗。即便没有辗转多家医院，患者在飞机上出现类似症状，最终可能都需要手术切除部分坏死肠管。如果再耽误病情，患者可能会因感染中毒性休克造成其他脏器功能衰竭，从而导致生命危险。”刘靖坦言，肠梗阻手术治疗是较为基本的外科手术，并非三甲医院才能解决。
　　“南航事件”被指“涉嫌利益输送”，有媒体分析说，医院运营成本很高，病源不足就会入不敷出，而急救平台手中掌握大量病源，自然“肥水先流自家田”。“999”急救呼叫平台集急救与医疗机构于一身，为自家医院拉病人的可能性就难以排除，因此应该将平台与下设医院进行切割。
　　


　　急救体系急需完善
　　“南航事件”发生后，各方都相继作出回应。
　　2015年11月26日，张先生向媒体透露，首都机场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已登门致歉，并承认己方急救人员存在不专业的情况，他们将检讨有关问题，并与航空公司方面进行协调，希望能对患者进行补偿或赔偿。首都机场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透露，该院正在积极改造急诊急救流程。
　　同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通过央视首度回应表示，要通过此事，进一步检查在急救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管理，提高水平。同时，加强与航空等有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组织做好急救环节的衔接。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事件表面反应的是急救服务问题，但背后反映的是急救体系建设问题。北京市将针对急救体系建设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适时对外公布。11月30日晚22时，北京“999”发布关于“南航事件”有关情况说明，表示其对该患者的转运、检查和处置是恰当的，也是符合诊疗规范的。如果患者对处置过程有异议，应当通过诉讼程序依法解决。
　　据介绍，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由“120”和“999”构成，分别由北京急救中心和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各自指挥调度，这一现象是北京市所独有的。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缺乏统一规划，长期以来一直广受诟病。据了解，目前北京市院前共有救护车878辆，其中“120”网络549辆，“999”网络329辆。在出车量方面，“120”每天900车次左右，“999”每天800车次左右。在急救站点设置方面，截至2014年年底，“120”有142个站点，“999”有130个站点。
　　针对北京市“120”和“999”两大院前急救体系，有专家透露，在《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起草和审查草案期间，出现过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维持现状有利于充分竞争，一种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充分利用资源，也是未来急救服务向社会开放后实现统一服务标准和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统一指挥调度确有必要，但考虑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经过多轮协调，该草案第17条规定，北京市建设统一的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平台。这就意味着公众的叫车电话将接入同一个调度系统，由平台统一分派急救车，派出的车辆可能是“999”的，也可能是“120”的。（据《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