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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先知麦蒙尼德说：“敌若欲杀你，你应先杀敌。”摩萨德就是以色列“先杀敌”的利器。小国寡民的以色列能够在群敌环伺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摩萨德功不可没。
以血还血，千里追杀
1960年5月23日下午，以色列“国父”、时任总理本·古里安向国人宣布：“摩萨德抓获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该犯罪恶昭彰，罄竹难书。他在所谓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即600万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惨遭灭绝性杀戮的滔天罪行。”获此消息之后，以色列举国欢腾。
被摩萨德生擒的阿道夫·艾希曼，此前已经在阿根廷隐姓埋名过了10年平静日子。当年他金蝉脱壳，用一具死尸代替自己接受犹太人的“审判”，几乎瞒过了所有人，直到被儿子坑了。艾希曼的儿子为了俘获女友的芳心，经常炫耀其爹的辉煌“功绩”。
在摩萨德的天罗地网下，这个不经意间的“炫爹”行为，使得艾希曼原形毕露，最终只能束手被擒。1962年5月31日深夜，艾希曼被送上了绞刑架。他曾说过：“当我走进坟墓时，我会因为杀死了500万犹太人而大笑，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極大的满足和快感。”
无从得知绞刑架上的艾希曼最后有没有为他曾经那句话而后悔。可能有后悔吧，毕竟是因为怕死，他才会东躲西藏、苟且偷生那么多年。“不让一个纳粹屠夫善终”的摩萨德，挺起了整个民族的脊梁骨，同时向世人宣告犹太人被凌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胆敢再有人欺负犹太人，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摩萨德也不会放过他。
摩萨德的最高准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
除了千里追杀艾希曼之外，从1972年开始，为了给“慕尼黑惨案”中死去的11名同胞报仇，摩萨德对“慕尼黑惨案”背后的组织策划者，展开长达9年的疯狂跨国暗杀和报复。在1988年，摩萨德还长途奔袭突尼斯，暗杀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巴勒斯坦高级领导人阿布·杰哈德。
摩萨德不仅是为同胞“以血还血”的英雄，还是为国而偷盗的“贼王”。1962年，苏联售卖一批导弹快艇给当时以色列的死敌埃及。以色列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与埃及抗衡的实力，积极和西方国家交涉购买导弹快艇。
1967年，在经过千辛万苦的交涉之后，以色列买下的导弹快艇在法国建造完成。在导弹快艇即将交付给以色列之时，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此次战争的结果损坏了法国的利益，法国拒绝向以色列交付快艇，两国关系就此交恶。
法国的强硬立场，使得以色列强化海军实力的计划面临功亏一篑。再加上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急需新艇来补充海军实力，因此被法国扣押的那几艘快艇，对以色列来说十分重要。
为此，以色列高层还专门召开会议来磋商，最终采纳了摩萨德时任局长阿米特提出的“偷舰”方案。此偷舰方案还美名曰“诺亚方舟行动”。在摩萨德动用横跨欧亚的关系网之下，1969年圣诞节之夜，摩萨德的间谍们成功地把这批舰艇开出法国的海湾，并顺利回到了以色列。
除此之外，1966年，摩萨德利用美人计，色诱伊拉克飞行员把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开到以色列;1968年以色列和法国交恶之后，因得不到法国幻影战机的补充，为了巩固国防，摩萨德借助瑞士高级工程师之手进行偷梁换柱，成功获得幻影战机的图纸。
摩萨德十分理解特工的危险处境和心理压力，因此能原谅他们的暴露和失手。
同在1968年，西方社会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使得以色列的核计划进程严重受阻。因此摩萨德利用美国商人之手，成功偷取了177公斤浓缩铀。
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摩萨德还获取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长达30个小时情意绵绵的录音，曾想以此要挟克林顿实行对以色列有利的外交政策。
生于忧患，起于改组
一个实际控制面积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900余万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却能锻造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的摩萨德，凭的是什么？
摩萨德创始人之一伊塞·哈雷尔曾说过，摩萨德的领导要为下届树立榜样，摩萨德的所有人员应该像他那样爱国、无私和充满热情。摩萨德的最高准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因此，摩萨德间谍们那种上天遁地的劲头，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业界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以色列人搞情报就像打仗，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且不惜任何手段。”
摩萨德并不是以色列最早的情报机构。以色列建国之初，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和阿利亚-B四个情报机构，构成了以色列情报体系。由于四个情报机构之间分工模糊、职责重叠，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内讧，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很多漏洞。
在情报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摩萨德，起初很不起眼，也经历了一系列丢脸与失败的任务活动。但是在民族存亡责任感下，摩萨德的间谍们秉持着“如果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的信条，最终创造了一个个享誉全球的谍海奇迹。
全力施救显情义
摩萨德徽章中的“七连灯台”，看似三双伸展出去的手臂，仿佛在告诉世人，摩萨德强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徽章周边还刻有一圈希伯来文，其取自《圣经·旧约》的“箴言篇”：“无谋则国衰败，足智则民安居。”
由此可见，摩萨德在行动中格外追求智取，反对蛮干。因此，作风精悍、组织周密、行动准确而凶狠，是摩萨德间谍的主要特征。
在谍报界，摩萨德人数极少，只有约1200人，不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那样，拥有数以万计的特务。不过，摩萨德非常注重对间谍个体的塑造。摩萨德前局长梅厄·阿米特曾经说过，对于摩萨德来说，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摩萨德在特工招聘上，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严格。
在机构建设方面，从1951年建立的那天起，摩萨德就逐渐融入了英、法、苏、美等情报机关特点。它的前三任领导人分别亲身学习过英国、苏联和美国情报机关的特色。后来担任过总理的西蒙·佩雷斯和伊扎克·沙米尔，因早年有法式情报工作的履历，又为整个情报体系引入不少“法式谍报”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迷惑技法。
摩萨德招募和培训特工不是靠重赏，而是靠信念。他们时刻在历史课上，给这些特工灌输对纳粹法西斯的极度憎恨，从地缘政治角度警告这些特工：以色列時刻处在阿拉伯国家“欲除之而后快”的包围圈当中，从而培养他们为国而战的民族信念。
相比其他国家情报机构会把暴露的特工无情抛弃甚至杀人灭口的行径，摩萨德的所作所为是十分有人情味的。摩萨德不认为“一个失去作用的间谍，就是一个该死的间谍”。相反，摩萨德十分理解特工的危险处境和心理压力，因此能原谅他们的暴露和失手。
在自己的特工不幸被捕时，摩萨德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营救他们。1968年2月3日，在摩萨德时任局长梅厄·阿米特的斡旋下，因盗取埃及军方情报被关押了3年的洛茨得到释放。释放的代价是，以色列用9名被俘将军和5000名战俘来交换。
1965年，差点当上叙利亚国防部长的摩萨德特工伊莱·科恩暴露被捕。科恩被捕之后，摩萨德竭尽全力动用在全球的资源和人脉来营救他。包括英国女王和天主教教皇在内，众多国家领导人都为了科恩，出面向叙利亚时任总统老阿萨德求情。
同时，以色列还谋划绑架叙利亚高级官员，以此要挟叙利亚留科恩一命。虽然这一切努力都随着科恩被处死而付诸东流，但是摩萨德这些有情有义的行为，怎能不使特工们心甘情愿为它“卖命”呢？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局势的转变，在中东地区，极端恐怖分子和伊朗逐渐成为了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也将前两者视为心头大患。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些年来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2020年9月，以色列先后同阿联酋、巴林建交，这是中东迈向和平的一大步。
和平对于生于战乱、被重用于战乱的摩萨德来说，意味着其对国家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下降。比如1978年以埃签订《戴维营协议》之后，原本对于以色列极为重要的埃及情报，其价值就急剧下降。
随着2020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以前由摩萨德负责的这些非邦交国家的事务，也按规定转交给以色列的外交部。
2001年“9·11”恐袭事件后，当时的摩萨德局长达甘向时任总理沙龙提交了一份关于摩萨德的改革计划。根据达甘的计划，改革后的摩萨德将原先绝大部分间谍职能，转交给以色列军事情报局。
改组后的摩萨德，主要负责铲除威胁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安全利益的外国势力。近些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伊朗，就是摩萨德主要针对的目标。因此，在伊朗顶级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被暗杀后，世人很难不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摩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