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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与预测国际社会中强调社会结构，在体系层面主张行为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建构国家利益，进而推动国际社会的进程。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秉持“新义利观”，构建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崛起如何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坚持与亚洲国家之间共同发展。本文试图从建构主义理论角度出发，阐释中国周边外交转型的建构主义逻辑。
[关键词]建构主义；周边外交；转型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8 — 0046 — 02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上，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向前发展的核心主题始终是冲突与合作，从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与合作此起彼伏，延续至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并逐渐发展丰富，贯穿主线的是三大理论流派：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主义理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失败；之后，现实主义理论兴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表明现实主义中追求权力最大化以及强调冲突的理念不适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新现实主义从体系结构上修正了现实主义的观点，主张在国际体系中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建构主义理论通过意识相互联系的一致，在社会意义上强调国家之间的行为体认同与利益，加强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进行彼此合作。建构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成为强劲的理论学派。建构主义揭示出新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国际社会所存在的缺陷，认为从社会经验角度解释国际关系是对以物质性解释的补充，开辟了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范式。强调国际体系变化的社会动因和不同方面，注重国际关系中的实体性问题和经验分析。
建构主义有三个核心命题：第一，除了物质结构以外，还存在社会结构，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认同界定国家利益；第三，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1999年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标志着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温特认为，国际社会仍然是一种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其主要特征，国家是体系的主要行为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但是，物质世界并不能建构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物质性因素不是推动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立因素，物质只有通过社会建构才能发挥作用，即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社会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社会关系建构认同和利益，行为体之间的文化和利益认同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建构，认同构成利益。共有观念形成文化，文化决定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社会行为与共有文化影响行为体的实践结果，行为体的互动造成了社会建构。整个国际社会的结构是一种观念上的结构，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通过建构文化和利益的认同而产生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体分享的信仰。〔1〕
二、 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有1000多个民族，围绕着民族问题亚洲国家之间经常会发生地区冲突；同时，亚洲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教派冲突也是造成地区安全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在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交往上存在着以下问题：中日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南海问题、朝核危机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围绕经济合作带来的外溢效应并没有给安全上带来正回报。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恐慌，一些国家心理出现失衡，恐惧中国的强大会危及他们的安全。
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位于太平洋西部、亚洲东部，陆海兼顾，陆上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多达14个。历史上，由于文化和亚洲特殊的地理因素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即“朝贡体制”。〔2〕 中国以天朝自居，但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仍然恪守“和”的价值思想。中华文化的道义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价值维度为近现代中国外交的价值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一种“斗争哲学”，〔3〕即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亚洲国家大多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一样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过，中国在和这些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周边国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转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决策依据，以国家现实利益代替意识形态，加强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新世纪以来，中国坚持奉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方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国家之间在某些领域的认同越来越一致，社会意义上的合作领域更容易得到不同国家之间青睐。“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例如气候变化已然不仅是个环境和技术问题，而是成为缓和地缘政治格局和强化地区和平的重要领域。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最具亮点当属围绕周边外交开展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习近平对重大周边外交战略理念的阐述以及对周边国家的“点穴式”外交，是对以往外交政策中遇到的问题的重大创新与有力实践。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交会议，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秉持“新义利观”。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4〕“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来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沿线国家的资源、政策、道路、贸易和民心的互联互通，构筑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从丝路基金的设立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发展更加密切。 三、周边外交转型的建构主义逻辑
按照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学理分析，首先，国际社会是一种体系结构，亚洲地区也是一种体系结构社会，暂时还没有能够主导亚洲的国家。各主权国家是推动亚洲地区走向合作的主要行为体，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交流合作。经济上成立了许多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制，政治上不断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 3、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其次，物质世界并不能建构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物质性因素不是推动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立因素，物质只有通过社会建构才能发挥作用，观念上的认同，是亚洲国家能够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强调社会性因素对建构国家利益认同的重要性。历史上，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存在着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不是依靠权力和霸权来维系，而是靠共有文化的观念。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自汉代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与中西亚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历史上没有积怨。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万隆精神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重要文化纽带。亚洲许多国家历史上曾遭受殖民和半殖民，深受战争之苦，坚持和平与发展是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仍然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把周边外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与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同走和平发展的志同者，秉持“新义利观”，重情义、讲道义、促共赢。最后，建构主义是重视实践活动的理论，强调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5〕这种一种强调整体主义与理念主义的文化，是一种进化理论，但不是无序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贸区都是国家与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国家之间不断深化合作，在体系框架内国家寻求自身的利益，寻找彼此合作的利益契合点。
从奉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方针到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更加注重和周边国家一起，打造命运共同体，坚持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重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与在框架体系中都能够找到各自的存在。中国的发展是要同周边国家一道实现共同发展，要给周边其他国家带来机遇。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崛起后的中国不是地区麻烦的制造者，也不会寻求地区霸权，而是促进亚洲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执政之初就向世人宣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不是要中国与其他国家为敌，不会破坏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另一方面，中国梦既是“亚洲梦”、“亚太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实现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美好梦想的组成部分之一，顺应了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共有文化认同。〔6〕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第一，坚持以整体带动个别问题的突破，重塑周边外交。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以整体规划带动与周边国家合作的互动，深化多边与双边合作。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所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整体性安排的目标所在；第二，消除疑虑，既体现大国外交的引领性，又注重共同发展的平等性。中国需要为自身和地区带来繁荣，也需要将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普惠于人，打破经济贸易壁垒，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新秩序，这既是大国外交的深刻表现，也是综合国力上升的作用表现；第三，增强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开放包容的对外战略。在亚洲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种合作是平等的，相互包容各自的文化和国情，共同营造和平、共赢的环境。消除由于历史等因素造成的彼此之间的误会，尊重文化多样性，增强文化认同感。同时，经济的互补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就是国家之间发展的契合点与利益交汇点，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充分尊重彼此的同时，拉紧合作的利益链条。
〔参 考 文 献〕
〔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唐彦林.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先秦—1895） 〔C〕//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庄虔友，杨束芳.和平发展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J〕.理论研究，2008，（04）.
〔4〕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_2.htm，2015-04-15.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金正昆.习近平外交思想初探〔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5，（01）.
〔责任编辑：张平凡〕
[关键词]建构主义；周边外交；转型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8 — 0046 — 02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上，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向前发展的核心主题始终是冲突与合作，从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与合作此起彼伏，延续至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并逐渐发展丰富，贯穿主线的是三大理论流派：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主义理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失败；之后，现实主义理论兴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表明现实主义中追求权力最大化以及强调冲突的理念不适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新现实主义从体系结构上修正了现实主义的观点，主张在国际体系中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建构主义理论通过意识相互联系的一致，在社会意义上强调国家之间的行为体认同与利益，加强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进行彼此合作。建构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成为强劲的理论学派。建构主义揭示出新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国际社会所存在的缺陷，认为从社会经验角度解释国际关系是对以物质性解释的补充，开辟了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范式。强调国际体系变化的社会动因和不同方面，注重国际关系中的实体性问题和经验分析。
建构主义有三个核心命题：第一，除了物质结构以外，还存在社会结构，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认同界定国家利益；第三，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1999年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标志着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温特认为，国际社会仍然是一种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其主要特征，国家是体系的主要行为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但是，物质世界并不能建构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物质性因素不是推动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立因素，物质只有通过社会建构才能发挥作用，即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社会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社会关系建构认同和利益，行为体之间的文化和利益认同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建构，认同构成利益。共有观念形成文化，文化决定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社会行为与共有文化影响行为体的实践结果，行为体的互动造成了社会建构。整个国际社会的结构是一种观念上的结构，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通过建构文化和利益的认同而产生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体分享的信仰。〔1〕
二、 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有1000多个民族，围绕着民族问题亚洲国家之间经常会发生地区冲突；同时，亚洲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教派冲突也是造成地区安全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在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交往上存在着以下问题：中日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南海问题、朝核危机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围绕经济合作带来的外溢效应并没有给安全上带来正回报。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恐慌，一些国家心理出现失衡，恐惧中国的强大会危及他们的安全。
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位于太平洋西部、亚洲东部，陆海兼顾，陆上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多达14个。历史上，由于文化和亚洲特殊的地理因素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即“朝贡体制”。〔2〕 中国以天朝自居，但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仍然恪守“和”的价值思想。中华文化的道义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价值维度为近现代中国外交的价值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一种“斗争哲学”，〔3〕即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亚洲国家大多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一样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过，中国在和这些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周边国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转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决策依据，以国家现实利益代替意识形态，加强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新世纪以来，中国坚持奉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方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国家之间在某些领域的认同越来越一致，社会意义上的合作领域更容易得到不同国家之间青睐。“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例如气候变化已然不仅是个环境和技术问题，而是成为缓和地缘政治格局和强化地区和平的重要领域。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最具亮点当属围绕周边外交开展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习近平对重大周边外交战略理念的阐述以及对周边国家的“点穴式”外交，是对以往外交政策中遇到的问题的重大创新与有力实践。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交会议，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秉持“新义利观”。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4〕“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来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沿线国家的资源、政策、道路、贸易和民心的互联互通，构筑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从丝路基金的设立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发展更加密切。 三、周边外交转型的建构主义逻辑
按照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学理分析，首先，国际社会是一种体系结构，亚洲地区也是一种体系结构社会，暂时还没有能够主导亚洲的国家。各主权国家是推动亚洲地区走向合作的主要行为体，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交流合作。经济上成立了许多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制，政治上不断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 3、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其次，物质世界并不能建构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物质性因素不是推动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立因素，物质只有通过社会建构才能发挥作用，观念上的认同，是亚洲国家能够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强调社会性因素对建构国家利益认同的重要性。历史上，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存在着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不是依靠权力和霸权来维系，而是靠共有文化的观念。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自汉代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与中西亚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历史上没有积怨。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万隆精神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重要文化纽带。亚洲许多国家历史上曾遭受殖民和半殖民，深受战争之苦，坚持和平与发展是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仍然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把周边外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与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同走和平发展的志同者，秉持“新义利观”，重情义、讲道义、促共赢。最后，建构主义是重视实践活动的理论，强调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5〕这种一种强调整体主义与理念主义的文化，是一种进化理论，但不是无序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贸区都是国家与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国家之间不断深化合作，在体系框架内国家寻求自身的利益，寻找彼此合作的利益契合点。
从奉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方针到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更加注重和周边国家一起，打造命运共同体，坚持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重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与在框架体系中都能够找到各自的存在。中国的发展是要同周边国家一道实现共同发展，要给周边其他国家带来机遇。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崛起后的中国不是地区麻烦的制造者，也不会寻求地区霸权，而是促进亚洲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执政之初就向世人宣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不是要中国与其他国家为敌，不会破坏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另一方面，中国梦既是“亚洲梦”、“亚太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实现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美好梦想的组成部分之一，顺应了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共有文化认同。〔6〕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第一，坚持以整体带动个别问题的突破，重塑周边外交。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以整体规划带动与周边国家合作的互动，深化多边与双边合作。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所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整体性安排的目标所在；第二，消除疑虑，既体现大国外交的引领性，又注重共同发展的平等性。中国需要为自身和地区带来繁荣，也需要将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普惠于人，打破经济贸易壁垒，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新秩序，这既是大国外交的深刻表现，也是综合国力上升的作用表现；第三，增强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开放包容的对外战略。在亚洲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种合作是平等的，相互包容各自的文化和国情，共同营造和平、共赢的环境。消除由于历史等因素造成的彼此之间的误会，尊重文化多样性，增强文化认同感。同时，经济的互补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就是国家之间发展的契合点与利益交汇点，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充分尊重彼此的同时，拉紧合作的利益链条。
〔参 考 文 献〕
〔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唐彦林.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先秦—1895） 〔C〕//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庄虔友，杨束芳.和平发展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J〕.理论研究，2008，（04）.
〔4〕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_2.htm，2015-04-15.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金正昆.习近平外交思想初探〔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5，（01）.
〔责任编辑：张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