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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蔓延,尽管并非所有经济领域的情况都那么糟糕,但总体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为美国45万家小企业处理交易的软件服务公司Womply的数据显示,各行业的企业都遭受了相当大的收入损失。
比如,餐馆、酒吧和娱乐业受打击严重,自3月15日以来,其收入下降了约2/3。出行和旅游业则更为惨重。在旅游业占GDP约4%的欧盟,乘飞机出行的人数从500万跌到5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酒店客房入住率一度不足5%。
向机构投资者提供高频率经济预测的研究公司Now-Casting Economics的计算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同比萎缩1.3%。此外,纽约联储采用失业救济申领人数等数据,生成了一个美国每周经济产出指数—目前美国的GDP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12%。
这就造成了今天的“九成经济”,顾名思义,经济的规模小于从前。值得注意的是,“九成经济”的不寻常之处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萎缩,对人类来说,还会残留久久难以消散的恐惧,并伴随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创新激情的匮乏以及不平等的加剧。
消失的娱乐心
瑞典的一些迹象表明,即使在封城结束后,封城对支出的影响也将持续。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发现,虽然丹麦实行了相当严格的封锁措施,瑞典则特别宽松,但过去几个月,两国的总体支出出现了同样程度的减少。
这表明,造成这一下降的最大因素,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来自政府的政策。个人的选择可能更难以逆转。
YouGov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还要“再过几个月”,等企业重新正常营业,才算是足够安全。这表明,即使企业重新开始营业,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还是不会光顾社交娱乐场所。
酒吧行业的困境说明了,“九成经济”的问题将无法通过政令来解决。如果人们不愿意去酒吧等社交娱乐场所,那么,即使开放这些场所也没什么用。
社交活动的减少,不一定对每家公司都是坏消息。根据瑞银的报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表示,疫情提升了他们购车的欲望。这大概是为了避免公共交通上的感染风险。
然而,想买车,不一定就买得起。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下降了,并非完全源于残留的安全隔离心理,它还反映出一个事实:封城结束后,部分人口袋里的钱少了很多。
降薪,成了2020年人们最大的担忧。摩根士丹利称,自3月下旬以来,担心降薪的人占比略有上升,达到44%。现在,许多人正在弥补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收入损失,或在偿还债务。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的储蓄率会很高,这将进一步加强消费下滑的趋势。
某种程度上,能保持“九成经济”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当最严格的封城措施结束后,在电脑上看人演奏贝多芬作品、在家里吃最喜欢的餐馆的外卖,也都还不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表示,疫情提升了他们购车的欲望。
“九成经济”的三层困境
与疫情之前的经济状况相比,“九成经济”呈现的社会,将在三大方面倒退:它更脆弱,更缺乏创新,更不公平。
先来看脆弱性。相比过去,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加难以预测。没人确切知道,零收入的企业、根本没有工作的家庭,在财力上能够坚持多久。
也许,企业可以通过消耗现金、申请补贴贷款,来暂时维持运营,但这些在规模和期限上都不是无限的。而且,随着债务越来越多、收入没有起色,一家本来只是流动性差的公司,可能很快就会真的陷入破产境地。
此外,疫情还破坏了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规范和惯例。在英国,今年一季度按时支付租金的商业租户比例从90%下降到60%。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今年3月,近40%的美国观赏性体育和电影业的公对公付款出现拖欠,比例是一年前的两倍;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租户不再向房东交租金。
在产权不确定和收入流不明的大环境里,潜在的投资项目不仅有风险,而且无法定价。西北大学的一篇论文称,经济不确定性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穆迪的一项调查结果:企业的投资意向,明显低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
投资的大幅减少,指向了“九成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创新减弱。
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在公共或准公共场所交换思想的人不断增加,这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能进入咖啡馆、沙龙或参与街头抗议活动的人,从来只是一部分人,其他人可能无缘参与,但不得不承认,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可以促进创造力。
在社交减少的世界里,创新也不是不可能,在“车库”里创业且最终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公司不止一家。然而,提升生产率的好处,远远敌不过隔绝的坏处。
一些公司声称,远程办公效率很高,以后干脆都不需要办公室了。可研究表明,只有员工可以经常性地回到办公室解决问题时,居家办公的好处才能实现。任何试过在Zoom或Skype上集思广益的人都知道,远程办公要激发即兴灵感,绝非易事。
创新能推动长期增长,而城市已被证明是创新的沃土。研究复杂系统的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认为,城市人口增加一倍,所有相关人群的财富会平均增加15%。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撤离城市就是个坏消息。搬迁网站MoveBuddha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对纽约市郊区住宅的搜索量增长了近250%。
无论人们最终困在何地、以何种方式工作,疫情期间的生活体验都不利于创造性思维。有多少人刚开始居家隔离时,决心让自己沉浸到普鲁斯特或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中,到头来却是整天瘫坐着看纪录片《养虎为患》?有多少女性在疫情中,需要担负起辅导孩子在家学习以及陪他们解闷的责任?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们的事业受到的影响比男性更多?
这些现象指向了“九成经济”的最后一个大问题:不公平。
自发调节的经济体满负荷运转时,失业率往往为4%~5%。新常态下失业率将更高,这不仅因为GDP会降低,还因为产出降低将导致更多失业,尤其集中在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流失的工作往往薪酬低,并且更可能由年轻人、妇女和移民者从事。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与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美国人相比,年收入通常低于2万美元的美国人因疫情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许多不幸失业的人既没有技能,也没有技术设备,无法在家工作或为找新工作开展再培训。
“九成经济”持续越久,这类不平等越会加剧。
已经拥有强大职场人脉的人们—大部分是中年或老年人—实际上可能会很享受居家工作。尽管存在网络不畅之扰,但能少主持点会议或少做几次绩效考核,还是挺令人愉快的。
初级员工即使能回办公室上班,也会错过向前辈学习专业知识和接受指导的机会。在家办公对于年轻人或新移民等职业人脉较薄弱的人来说,很难甚至无法提升人际网络,从而阻碍向上流动。
生物医学界正在加班加点地研发疫苗,以求让世界恢复全负荷运转的状态,但据估计,这至少还需要约12个月的时间—而且和全球经济的前景一样,疫苗推出的时间也高度不确定。
如果养成一个习慣需要两个月的说法属实,那么,疫情过后的经济社会面貌将会与过去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