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地王国”，山峦重叠，溪涧纵横，地表崎岖，落差巨大。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贵州先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具有特殊文化印记的山地建筑文化。
　　喀斯特地形造就了贵州“洞天福地”的美誉。一些视野开阔、取水方便且通风干燥的自然山洞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原始居所，即所谓的“洞居”。散布贵州各地的旧石器早、中、晚各时期洞穴遗址，均反映了史前人类的“洞居”生存状态。“洞居”在贵州延续时间非常长，至今在安顺紫云中洞，还残存了一些原始“洞居”的影子。青铜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贵州逐步出现了大群体集中聚居的方式，可能出现了穴居、巢居，甚至早期干阑式建筑的形式。这种居住方式和建筑形式，大致延续到战国秦汉，甚至较长的一段时期。夜郎兴盛时期，贵州应当出现过大型的聚落和房屋建筑。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中原的官吏、士兵、平民不断迁入贵州，带来了先进文化，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开启了贵州建筑变革的新纪元。在今黔西北的赫章、威宁、毕节、黔西、金沙、仁怀，黔东北的务川、道真、沿河，黔中的清镇、平坝、安顺，黔西南的兴义、兴仁等地，均发现大量两汉时期汉式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表明中原地区的建筑技术已逐渐传入贵州。在赫章可乐和安顺宁谷的汉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几何纹砖、绳纹瓦片和瓦当。瓦当上有“建”“四年”“长乐未央”等铭文，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较高规格的官方建筑。在可乐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带斗栱的干阑式陶屋模型，与今黔南、黔东南地区的干阑民居、粮仓的结构极其相似，表明这种看似简单的建造技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绵延了数千年的时间。
　　三国至隋唐时期，贵州建筑发展十分缓慢，至今仍没有发现高规格的建筑遗存。在清镇、平坝、安顺一带，考古人员曾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等做过少量发掘，墓葬形制基本延续了东汉传统。从平坝熊家坡仅发掘的3座唐墓隋唐墓葬来看，其砖室、石室墓建筑技术也没有大的变革。
　　宋代，随着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贵州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杨粲墓、夜郎坝宋墓、两岔河宋墓是贵州宋代石室墓的代表。巨大石料构件，表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内容丰富和雕工精美石刻，表明贵州的建筑装饰艺术迎来了新的变革;墓室的雕花格扇门、四棱抹角方柱、月梁、栌斗、龙纹绰幕、筒瓦歇山屋面等仿木构石雕，与《营造法式》所载宋代建筑有诸多相似之处，表明贵州黔北地区建筑已经受到川南甚至宋代主流建筑文化的影响。南宋为对抗蒙古南侵，在贵州陆续有了城垣建设。贵定县城城垣始建于宋代。黄平旧州城垣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宝祐六年（1258年）再筑。作为播州土司的最后根本和抗元堡垒，海龙屯于宝祐五年（1257年）开始筑城。
　　元代大力推行土司制度，贵州许多地方为各级土司所统治。元代的民族融合给贵州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也促进了贵州建筑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建设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衙署和寺庙建筑，现也仅存部分石柱础及石台阶，无法考证上部建筑的形制。安顺西秀山白塔，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初为砖塔，现存石塔为清咸丰元年（1851年）沿砖塔镶嵌而建，目前已看不出元代的样子。2006年，在对西秀山下的圆通寺进行维修的过程中，出土了一批脊砖、吻兽、仙人、瓦当、板瓦等建筑残件数十件，经有关专家初步研究，认为这是元末明初的屋面构件。
　　明代，贵州政治地位和军事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加之东西、南北驿道的打通，使贵州交通大为便捷，经济迅速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建筑的发展。“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让来自江南地区的军民，带来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使各类建筑在贵州高原迅速出现。为保障西南稳定和云南通湖广驿道的畅通，明王朝在贵州广设卫所，并由此奠定了贵州城镇体系的最初格局。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当时全省有城垣47座。贵阳、安顺、镇远、平越（今福泉）、真安（今正安）、赤水等城池，均在明初即由土城墙改为石城墙，并借助城外河流以固守。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建筑的繁荣。城垣、衙署、坛庙、寺庙、道观、会馆、桥梁等建筑遍布全省。但是，贵州遗留下来的明代建筑仍以石构城垣、桥梁为主，其中海龙屯、福泉城墙、镇远城墙、葛镜桥、蜈蚣桥为代表。木构建筑仅存寥寥数例，安顺圆通寺、平坝天台山，以及盘州普福寺还留有一些明代建筑的遗构。
　　清代是贵州建筑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留下建筑实物最多的时期。首先，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建筑体系的完善。除城墙、城楼、衙署等建筑外，文庙、武庙、城隍庙、炎帝庙、东岳庙、武侯祠等祭祀建筑，龙王庙、土地庙、财神庙等民神庙宇，文峰塔、文昌宫、文昌阁、梓潼宫、魁星阁等文教建筑，以及各种寺庙、道观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安顺府文庙、石阡府文庙、思南府文庙、安顺武庙、织金财神庙、毕节城隍庙、印江文昌阁、台江文昌宫即典型代表。其次，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商贸建筑的发展。沿商贸线路分布的城镇出现了大量店铺、商号、作坊、客栈、马店，各式各样的会馆成为各地商人比拼财力的舞台。石阡万寿宫、毕节陕西会馆、青龙洞万寿宫、镇远天后宫、黄平旧州仁寿宫、复兴江西会馆等最为典型。三是各地移民逐渐增多，不仅使宗族祠堂逐渐兴盛，而且带来了长江中下游江西、湖广以及巴蜀的乡土建筑文化。同时，官员、富商、乡绅等阶层的兴起，也使宅院、民居建筑日趋精美，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贵州居住建筑水平。四是少数民族建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侗族鼓楼、风雨桥建造技术不断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体系。其他少数民族的建筑技术也较之前有了大的提升，建筑类型逐渐丰富。
　　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贵州建筑仍然延续着清代的发展势头，只是逐渐加入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传统建筑中穿插少量“洋脸式”建筑的情形。如三门塘刘氏宗祠、习水土城船业工会旧址、遵义虾子胡公馆等建筑。同时，教会建筑也带来了建筑形式新的变化。如贵阳北天主堂、湄潭天主堂、石阡天主堂和遵义天主堂，采取中西折中的建筑风格，将中式的牌楼式大门、楼阁、穿斗式梁架与西式教堂的山门、钟塔、木肋穹顶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格。
　　从目前已经发现和调查的案例，可以发现贵州传统建筑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决定了贵州古建筑多姿多彩的特点。在缓慢而又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各民族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学习相互同化。虽然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已经成为全国的第十三个行省，但直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贵州省域才算最终固定。即便行政区域进行了拼合统一，但贵州仍始终处于荆楚、巴蜀、滇云、粤桂文化圈的边缘交叉地带上。不同文化圈辐射范围所及，难免留下不同文化交流的痕迹。加之政治、屯戍、移民、商贸等因素，周边文化不断沿驿道、古道、水道向贵州腹地进发，并与贵州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贵州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性。同时，复杂的自然地形地貌，成为地域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造成了贵州文化“百里不同俗”的特点。在文化差异性和自然差异性的长期作用下，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
　　贵州建筑文化有几个明显的区域：一是黔北地区主要受川南和峡江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主要沿赤水河、乌江水路和四川通云南、四川通贵州驿道交通进行传播，“川盐入黔”在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黔东地区主要受湖广建筑文化的影响，传播路徑主要为锦江、?阳河和清水江等水路和湘黔驿道，其主要动力是木材、桐油等贵州山货与外界商品的交流;三是黔西地区滇东建筑文化的东渐，其传播途径主要是沿滇黔驿道，动力主要来源于云南东出贵州，以通京师的需求;四是黔南地区粤桂建筑文化的北上，其线路主要沿南北盘江和都柳江，主要动力是民族交融和商贸往来。榕江古州是桂北建筑辐射到贵州的前沿阵地。贵州黎、从、榕的侗族建筑，与广西三江、湖南通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八面来风”的状态，造就了贵州建筑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责任编辑/黄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