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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已至，杭州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老板张先生（化名）回想起2013年里为了一笔60万元贷款的奔走过程，仍唏嘘“钱商”冷暖。
无论是金融机构歧视，还是各种灰色的捆绑交易，在浙江省中小制造企业融资过程中，多数与张先生“同此悲凉”。
浙江省社科院2014年1月中发布的《浙江蓝皮书：2014年浙江发展报告》里，引用了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王振滔的说法：占全省中小企业98%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仅占10%，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贷。该院专家在报告中指出，现行金融体制已不适应企业需要，民间借贷亟须规范。
而与这组数字及中小企业的现实感受对比鲜明的，是央行几乎同期公布的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成绩单”。
1月24日，央行《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全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2%，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3.9个和4个百分点，比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增速高2.8个百分点。全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4%；全年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占同期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43.5%。
对于浙江中小企业的现实困境，央行一位官员进一步指出，金融不是万能的，很多现象无法单单通过金融渠道来解决，融资难只是一个方面，中小企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税收太重”。
贷款坎坷
过去一年，为了60万元的融资，张先生历尽坎坷。
其公司成立于2011年，2013年年收入为120万元，典型的微型企业。是年，他急需融入60万元资金，首先想到的是银行。
但当地四大行分支机构直接给他吃了闭门羹。张先生回忆：“他们也不直说不做你的业务，但会提各种要求，比如贷出来的钱要买多少基金、多少理财产品，或者办信用卡，都有捆绑业务。这些合同里不写，业务经理口头要求。也不强制，你愿意买就合作，不愿买，风控审核时就卡掉。从2011年到2013年都是这个情况。”
张先生说，这种歧视也普遍存在于浙江本地的一些城商行中，于是转而找了某外地城商行在杭州主城区的一家分支机构，没想到业务员直接告诉他：在这里你是贷不到款的，想都不要想，然后掏出一张某某小贷公司的名片。
张先生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小贷公司一问，贷款利率差不多12个点，且介绍人要一次性收5万元介绍费。年化利率已超20%！
“这不一定就是总行的意见，可能是分行搞的，甚至只是一些支行业务员自己搞出来的事情。”张先生不得不怀疑银行业务员和这家小贷公司之间有利益关系。
这当中，张先生还接触到一家大型央企的下属子公司，对方告诉他：承兑汇票拿多少就给贴现多少，立刻出现金，只收3%手续费。
理论上，小微型民企要拿承兑汇票到银行贴现是很困难的，且需支付费用。该子公司人士告诉他，作为大型央企，他们的承兑汇票不仅可以在银行兑现且没有任何费用。一笔赚3%的利差，一个月收取其他企业的承兑汇票达到上千万的量是很正常，然后去银行承兑，拿到钱，下个月再滚动操作。“一个月几十万元的利润，年化收益率36个点”。
不过，张先生放弃了这个渠道以及其他主动找上门的很多“高利贷”公司。“这些公司不需任何手续，只要把房产证押着就行，马上给你全额贷款，利息是30%。你要还不出来，后果非常严重！”
最终，张先生还是通过自己2012年联系的一家担保公司的帮助，以抵押担保的方式从某股份制银行的杭州分行续贷到了60万元。
这笔贷款的利息是7个点左右，担保费用2万多元，实际成本将近12%。
张先生公司2013年的毛利率在25-30%之间，财务成本控制在15%以内。
新困境
原来的贷款还回去，银行还能再给他放出来，张先生的运气还算好的。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已有成百上千个案例显示，银行在收回贷款后就会转而缩贷、压贷，导致企业续贷无望，个别银行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承诺只要企业还款就立即续贷，一旦企业筹集资金（甚至从民间高利贷借钱）还贷后，银行立即翻脸拒绝贷款。这种情况在杭州、温州等地尤其严重。
据周德文观察，目前浙江中小微企业的境况虽不及2011年严峻，但仍在危机之中，并出现了三个新的趋势：一是互保联保危机开始愈演愈烈；二是民间借贷危机仍在发酵；三是银企关系趋于紧张。
“创业二三十年，现在倒了，要认了。”一位办公家具企业老板眼下正到处躲避法院、债权人等的追索，言语凄惶。
他和其他5家同行企业本来打算在这波产业转型过程中进行整合，留下其中最好的一家，其余资产盘活（即其余五块土地）转做其他产业。结果恰是发展最好的这家由于扩大规模、行业形势急转直下导致资金链断裂，贷款出现问题，银行把互保联保的企业资产全部冻结。“现在6家企业总计欠1000多万元，牵连三个大区、六七个县市，拖了半年多，企业也散了”。
周德文介绍，互保联保是以往特别是4万亿投资时银行大力发展的融资方式，造成了现在几乎无解的僵局，这种情况已蔓延至浙江多个城市。
不过，某城商行宁波分行行长告诉记者，该现象只是个案。其所在银行出过几笔担保链断裂导致的坏账，往往都是只有几个人的联保互保容易出问题，后来该银行规定，只做50户以上的互保联保，每人交一定的保证金，通过大数法则消化风险。
此外，民间借贷恶意起诉现象也很普遍。
《浙江蓝皮书：2014年浙江发展报告》中引述了浙江丽水致健家俬董事长黄菊云的例子——银行抽回资金，“我们走投无路，100多位工人要发薪水，他们也要养家，我们无奈借高利贷发工资，高利贷要我们低价卖企业给他们，不卖就是这样的下场（一把火烧光）。” 黄菊云提及：高利贷胃口何止利息，他们前脚借你钱，后脚就到法院起诉你欠款扣押财产，让你无法正常融资，然后必须低价把资产通过法院拍卖给他们，6000万的厂房他们3500万买。“这样的情况，不止我一家。恶意诉讼通过法院扣押贱卖企业资产，然后倒手高价卖，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徐友龙提到，民营企业家在经济扩张时期往往都愿意扩张产业，这是投资狂热的特点。而且温州老板的普遍现象是，企业很小规模，但是敢于做大，不惮从民间借贷。
浙江担保公司中新力合运营总监贺平介绍，60%、70%以上资产负债率在浙江中小企业中是比较普遍的，有的甚至超过90%，“一般企业负债率超过80%我们就不考虑了”。
而对于为其提供担保服务的企业，中新力合还会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措施，比如创始人或者大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以及房产、土地、厂房等资产方面的抵押。
浙江本地一家城商行高管透露，城商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会较基准利率上浮30%-40%，后期还有各种财务咨询费、管理费等，加起来的总融资成本远高于大中型企业。
从企业的真实感受来看，就如黄菊云所说：“银行在企业遇难时的抽贷行为，对于正在转型发展的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随着各种压力不断累积，企业和银行间的关系势必趋于紧张。
不一样的视角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截至2012年，浙江省中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80万家，每年融资需求量超过1万亿。规模以下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只有一成能贷到款？事实不是这样的。据我所知，包括我们行在内的很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都很大。”浙江当地某城商行高管说，“而且关注的重点是300万元额度以下的，100万元以下的也很多。”
为什么银行的反应和企业的感受相去甚远？原因或在于选取的样本不完全一致。
银行现在更多是投给关注民生的、支柱型的服务业企业。但在浙江，制造企业恰恰占比达98%之多。
“小制造企业没有前途，给贷款也难救水火，而且看不到还款来源。”该人士介绍，金融机构原来在浙江投入较多，但现在制造业不景气，不良贷款激增，所以从2013年开始，各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诉求有所收缩，而且多家银行信贷权限也直线上收。
“说实话，制造业本来利润就是5%左右，资金成本太高就没利润。但是如果让银行给制造业贷款利率低一些，可银行也是商业机构，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都一刀切。”
另外，对于央行有关小微企业贷款投向方面的统计数据的“成因”，有些小企业主解读为：“比如杭州，要找工农中建贷款几乎不可能的，哪怕抵押房子也不行。他们会跟很多大企业暗箱操作，大企业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十来个人的，把贷款放给他们，这样就满足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要求了。”
这种情况不止浙江一地。某股份制银行在山东的一家支行行长告诉记者，银行查验企业资质时会看整个供应链，那些背靠大企业的中小微企业，比如和石油、石化、电力等大型央企国企配套的中小微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政策受阻
企业和银行各有苦衷，不少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都直言，最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体制问题，关键的化解之道是破除垄断。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马津龙提到，企业的存贷款利差太大，导致资金成本太高，利率市场化迫在眉睫，“只有充分竞争，才能降低利率”。
作为《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积极倡导和推动者，周德文建议，应尽早将该条例扩大到浙江省，甚至全国。
据其介绍，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基本保持在20%高位。
央行显然也意识到贷款高增速与企业切身感受之间的矛盾，《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中写道：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金融结构，地方主导的高投资模式以及资源向房地产等领域集中，可能对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形成挤出，容易加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问题也影响了总量政策发挥效果。未来要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实际上，自201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来，各部委利好措施不断出台，数月之间多部政策出台。
“但坦率说，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支持。比如，国家去年开始允许创投企业发债，但到现在全国也没有一家创投企业发成功，可见政策的落地还是存在障碍的。”一位金融业人士表示，“4万亿投资时，小企业都在扩张，政府也很冲动，但这种冲动留给小企业的后遗症极其可怕。现在小企业遇到困境，政府却没有在产业引导方面给出更多优惠政策。”
一些受访人士还特别提到，引发中小微企业窘境的一大重要原因是税负过重。
“目前的税收优惠只照顾了一小部分人，对中小微企业并没有根本减负。”前述某城商行宁波分行行长说，“很多企业跟我们说过，如果完全按照现行税法纳税，已完全无利可图。”
按照现在的分税制，制造业的75%的增值税要上缴国家，省市县三家总共只有25%，“虽然地方政府也知道制造业重要，但扶持制造业转型发展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徐友龙认为。
在1月中旬举办的“2014浙江经济新年报告会”上，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指出，资金成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居于高位，且供给依然紧张，“请企业家们在作决策的时候要注意，要留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不要轻易地抢机会投资”。
无论是金融机构歧视，还是各种灰色的捆绑交易，在浙江省中小制造企业融资过程中，多数与张先生“同此悲凉”。
浙江省社科院2014年1月中发布的《浙江蓝皮书：2014年浙江发展报告》里，引用了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王振滔的说法：占全省中小企业98%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仅占10%，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贷。该院专家在报告中指出，现行金融体制已不适应企业需要，民间借贷亟须规范。
而与这组数字及中小企业的现实感受对比鲜明的，是央行几乎同期公布的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成绩单”。
1月24日，央行《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全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2%，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3.9个和4个百分点，比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增速高2.8个百分点。全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4%；全年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占同期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43.5%。
对于浙江中小企业的现实困境，央行一位官员进一步指出，金融不是万能的，很多现象无法单单通过金融渠道来解决，融资难只是一个方面，中小企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税收太重”。
贷款坎坷
过去一年，为了60万元的融资，张先生历尽坎坷。
其公司成立于2011年，2013年年收入为120万元，典型的微型企业。是年，他急需融入60万元资金，首先想到的是银行。
但当地四大行分支机构直接给他吃了闭门羹。张先生回忆：“他们也不直说不做你的业务，但会提各种要求，比如贷出来的钱要买多少基金、多少理财产品，或者办信用卡，都有捆绑业务。这些合同里不写，业务经理口头要求。也不强制，你愿意买就合作，不愿买，风控审核时就卡掉。从2011年到2013年都是这个情况。”
张先生说，这种歧视也普遍存在于浙江本地的一些城商行中，于是转而找了某外地城商行在杭州主城区的一家分支机构，没想到业务员直接告诉他：在这里你是贷不到款的，想都不要想，然后掏出一张某某小贷公司的名片。
张先生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小贷公司一问，贷款利率差不多12个点，且介绍人要一次性收5万元介绍费。年化利率已超20%！
“这不一定就是总行的意见，可能是分行搞的，甚至只是一些支行业务员自己搞出来的事情。”张先生不得不怀疑银行业务员和这家小贷公司之间有利益关系。
这当中，张先生还接触到一家大型央企的下属子公司，对方告诉他：承兑汇票拿多少就给贴现多少，立刻出现金，只收3%手续费。
理论上，小微型民企要拿承兑汇票到银行贴现是很困难的，且需支付费用。该子公司人士告诉他，作为大型央企，他们的承兑汇票不仅可以在银行兑现且没有任何费用。一笔赚3%的利差，一个月收取其他企业的承兑汇票达到上千万的量是很正常，然后去银行承兑，拿到钱，下个月再滚动操作。“一个月几十万元的利润，年化收益率36个点”。
不过，张先生放弃了这个渠道以及其他主动找上门的很多“高利贷”公司。“这些公司不需任何手续，只要把房产证押着就行，马上给你全额贷款，利息是30%。你要还不出来，后果非常严重！”
最终，张先生还是通过自己2012年联系的一家担保公司的帮助，以抵押担保的方式从某股份制银行的杭州分行续贷到了60万元。
这笔贷款的利息是7个点左右，担保费用2万多元，实际成本将近12%。
张先生公司2013年的毛利率在25-30%之间，财务成本控制在15%以内。
新困境
原来的贷款还回去，银行还能再给他放出来，张先生的运气还算好的。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已有成百上千个案例显示，银行在收回贷款后就会转而缩贷、压贷，导致企业续贷无望，个别银行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承诺只要企业还款就立即续贷，一旦企业筹集资金（甚至从民间高利贷借钱）还贷后，银行立即翻脸拒绝贷款。这种情况在杭州、温州等地尤其严重。
据周德文观察，目前浙江中小微企业的境况虽不及2011年严峻，但仍在危机之中，并出现了三个新的趋势：一是互保联保危机开始愈演愈烈；二是民间借贷危机仍在发酵；三是银企关系趋于紧张。
“创业二三十年，现在倒了，要认了。”一位办公家具企业老板眼下正到处躲避法院、债权人等的追索，言语凄惶。
他和其他5家同行企业本来打算在这波产业转型过程中进行整合，留下其中最好的一家，其余资产盘活（即其余五块土地）转做其他产业。结果恰是发展最好的这家由于扩大规模、行业形势急转直下导致资金链断裂，贷款出现问题，银行把互保联保的企业资产全部冻结。“现在6家企业总计欠1000多万元，牵连三个大区、六七个县市，拖了半年多，企业也散了”。
周德文介绍，互保联保是以往特别是4万亿投资时银行大力发展的融资方式，造成了现在几乎无解的僵局，这种情况已蔓延至浙江多个城市。
不过，某城商行宁波分行行长告诉记者，该现象只是个案。其所在银行出过几笔担保链断裂导致的坏账，往往都是只有几个人的联保互保容易出问题，后来该银行规定，只做50户以上的互保联保，每人交一定的保证金，通过大数法则消化风险。
此外，民间借贷恶意起诉现象也很普遍。
《浙江蓝皮书：2014年浙江发展报告》中引述了浙江丽水致健家俬董事长黄菊云的例子——银行抽回资金，“我们走投无路，100多位工人要发薪水，他们也要养家，我们无奈借高利贷发工资，高利贷要我们低价卖企业给他们，不卖就是这样的下场（一把火烧光）。” 黄菊云提及：高利贷胃口何止利息，他们前脚借你钱，后脚就到法院起诉你欠款扣押财产，让你无法正常融资，然后必须低价把资产通过法院拍卖给他们，6000万的厂房他们3500万买。“这样的情况，不止我一家。恶意诉讼通过法院扣押贱卖企业资产，然后倒手高价卖，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徐友龙提到，民营企业家在经济扩张时期往往都愿意扩张产业，这是投资狂热的特点。而且温州老板的普遍现象是，企业很小规模，但是敢于做大，不惮从民间借贷。
浙江担保公司中新力合运营总监贺平介绍，60%、70%以上资产负债率在浙江中小企业中是比较普遍的，有的甚至超过90%，“一般企业负债率超过80%我们就不考虑了”。
而对于为其提供担保服务的企业，中新力合还会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措施，比如创始人或者大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以及房产、土地、厂房等资产方面的抵押。
浙江本地一家城商行高管透露，城商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会较基准利率上浮30%-40%，后期还有各种财务咨询费、管理费等，加起来的总融资成本远高于大中型企业。
从企业的真实感受来看，就如黄菊云所说：“银行在企业遇难时的抽贷行为，对于正在转型发展的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随着各种压力不断累积，企业和银行间的关系势必趋于紧张。
不一样的视角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截至2012年，浙江省中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80万家，每年融资需求量超过1万亿。规模以下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只有一成能贷到款？事实不是这样的。据我所知，包括我们行在内的很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都很大。”浙江当地某城商行高管说，“而且关注的重点是300万元额度以下的，100万元以下的也很多。”
为什么银行的反应和企业的感受相去甚远？原因或在于选取的样本不完全一致。
银行现在更多是投给关注民生的、支柱型的服务业企业。但在浙江，制造企业恰恰占比达98%之多。
“小制造企业没有前途，给贷款也难救水火，而且看不到还款来源。”该人士介绍，金融机构原来在浙江投入较多，但现在制造业不景气，不良贷款激增，所以从2013年开始，各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诉求有所收缩，而且多家银行信贷权限也直线上收。
“说实话，制造业本来利润就是5%左右，资金成本太高就没利润。但是如果让银行给制造业贷款利率低一些，可银行也是商业机构，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都一刀切。”
另外，对于央行有关小微企业贷款投向方面的统计数据的“成因”，有些小企业主解读为：“比如杭州，要找工农中建贷款几乎不可能的，哪怕抵押房子也不行。他们会跟很多大企业暗箱操作，大企业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十来个人的，把贷款放给他们，这样就满足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要求了。”
这种情况不止浙江一地。某股份制银行在山东的一家支行行长告诉记者，银行查验企业资质时会看整个供应链，那些背靠大企业的中小微企业，比如和石油、石化、电力等大型央企国企配套的中小微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政策受阻
企业和银行各有苦衷，不少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都直言，最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体制问题，关键的化解之道是破除垄断。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马津龙提到，企业的存贷款利差太大，导致资金成本太高，利率市场化迫在眉睫，“只有充分竞争，才能降低利率”。
作为《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积极倡导和推动者，周德文建议，应尽早将该条例扩大到浙江省，甚至全国。
据其介绍，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基本保持在20%高位。
央行显然也意识到贷款高增速与企业切身感受之间的矛盾，《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中写道：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金融结构，地方主导的高投资模式以及资源向房地产等领域集中，可能对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形成挤出，容易加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问题也影响了总量政策发挥效果。未来要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实际上，自201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来，各部委利好措施不断出台，数月之间多部政策出台。
“但坦率说，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支持。比如，国家去年开始允许创投企业发债，但到现在全国也没有一家创投企业发成功，可见政策的落地还是存在障碍的。”一位金融业人士表示，“4万亿投资时，小企业都在扩张，政府也很冲动，但这种冲动留给小企业的后遗症极其可怕。现在小企业遇到困境，政府却没有在产业引导方面给出更多优惠政策。”
一些受访人士还特别提到，引发中小微企业窘境的一大重要原因是税负过重。
“目前的税收优惠只照顾了一小部分人，对中小微企业并没有根本减负。”前述某城商行宁波分行行长说，“很多企业跟我们说过，如果完全按照现行税法纳税，已完全无利可图。”
按照现在的分税制，制造业的75%的增值税要上缴国家，省市县三家总共只有25%，“虽然地方政府也知道制造业重要，但扶持制造业转型发展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徐友龙认为。
在1月中旬举办的“2014浙江经济新年报告会”上，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指出，资金成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居于高位，且供给依然紧张，“请企业家们在作决策的时候要注意，要留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不要轻易地抢机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