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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艳遇”
我的同桌周光是个有故事的女神级的人物。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她离开小学，我都是跟她同桌。她家境很好，长得也非常漂亮，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开学排排座时她穿的那件漂亮的宽松花衣服，用松紧带掐着腕子的袖口，那时穿这样时髦衣服的女孩几乎没有，天津人叫“饭单”，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叫法了。图案是白地上一团团色彩鲜艳的大花朵，这样的图案就是到了今天也不落伍，在当时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时髦童装。我直到现在也十分庆幸我跟这位女神坐了四年的同桌。
蔡老师当时是这样给我们排排座的：设计很富有浪漫的气息，她让我们男生女生各排一队，然后让第一个男生（小排头，最矮的一个）到女生队那边去拉第一个女生的手走到前排第一个课桌后面就座，第一个男生叫赵玉凯，开始他很扭捏，不好意思，蔡老师就强推着他走到戴崇绪跟前牵手，然后依次下来，很像是我后来看到的西欧皇家舞会的开场……到我时大家已经不扭捏了，我正好该去拉周光的手，然后在第五排的第一个课桌就座，她的手软软的很丰满，还有一些手汗。
后来当男生们都发现周光的美艳后，都嫉妒我和她做同桌，只要一发现我跟她说话或者看她時，就有坏小子发出“嗷嗷”的起哄声。到后来不管是谁只要有男生主动接近她时，所有在场的男生都会这样起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蔡老师在场，此时谁也不敢造次。
周光一个小女孩真的那么漂亮吗？下面就做一做解说。我们上四年级时，天津的艺术团体到我们学校招少年班，我一直喜欢唱京剧，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天津京剧团，周光报的是天津芭蕾舞剧院，我当然没有成功，因为那时我一个小孩子意识不到自身有许多不适合从事演艺事业的短处，所以感到很惋惜。而芭蕾舞团的招考老师就挑走了一个好苗子，就是周光，还有一个差一点被选上，名叫姚志英，也是我们班的女孩，她也有一段后续的故事。这次一共挑走了四个同学，最让我嫉妒的不是周光，而是四班的一个姓张的男生被京剧团挑走了。周光走了，让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是后来很巧，跟我坐同桌的是另一位女神——姚志英。
后来在我到耀华中学上初三时，意外地在操场上看到了周光，原来，她因为体型成了杨玉环式的雍容华贵型而不得不回来继续读初中，年级比我低了两级。幸运的她后来不知道怎么进入了王光英的视线，最后成了他的儿媳妇，她从此也就进入了天津市的贵族生活圈。
而姚志英跟我同桌两年后，考初中时被天津市芭蕾舞团选中，后来成为当红一时的明星，她最绚烂的一页是在西哈努克成为70年代中国媒体上镜率最高的“明星”，与西哈努克的大儿子搭档跳《天鹅湖》，大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八成都知道这个插曲——因为那时的电影纪录片少得可怜。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当中还特地从百度上搜索了这两位女神的名字，姚志英的信息是真的，曾经当过天津芭蕾舞剧院副院长的她现在还在带芭蕾舞专业的学生；而周光的信息则是“假”的，那条信息是我2000年在主持《清华管理评论》时假借她的名字作为笔名写的有关管理学的文章。顺便说一下，2000年我主持《清华管理评论》时“盗用”了十来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其中也有姚志英。当时因为文章不够页码，我只好日以继夜地写，又不能只用我一个人的名字，就在我的三个笔名以外“盗用”了十几个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的名字。
慈祥的杨老师
杨老师是我一生都要感激的先辈。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思想观念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人，多数人的父母是这样的启蒙者，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启蒙者应当是杨老师，她对我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几乎与我的父母一样大。
杨老师讳其庄，生于杭州，1956年初接手我班担任班主任时大约35岁，是个极其富于感情色彩的知识女性，烫着一头卷发，戴着一副没有边框的近视镜——那个时候这样的“洋装备”可很是不一般。杨老师的长相秀美，有着江南才女的所有特征，而且穿着一贯风雅时尚，说着一口甜美的南方语调的普通话，说话的语调频率很高，带着自信和深深的文化修养，这样的从内在到外在的精神风貌，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不能不多说一句，她总是爱跟我们说“大哥哥大姐姐”这几个字，她指的是五六年级的大同学，被她说成“大葛格大姐姐”，她的这句口头禅让我永世不忘，一想起她我耳边就出现这个声音。
我感觉到杨老师对我的特殊关爱是那年评选优秀少先队员，她把我报上去了，起初我并不知情，她把我报上去的缘由是因为我在我们家的楼栋里办了个“微型小学”。我家住在一栋三层楼的三楼上，这是一栋日式住宅楼，楼梯很宽，我就在二楼半的墙上挂上一块大木板，把楼里还没上学的幼童们招呼来坐在楼梯上听我把在学校里刚刚学到的生字和算术教给他们。我的“学生”时多时少，多的时候能有十来个，少的时候也有七八个，把小弟弟妹妹组织起来后他们家的大人对我很是夸赞，省得他们总是跑到大马路上去玩耍，让家长们担心孩子被车撞着，当然我也很享受“当老师”的成就感。杨老师在进行家访时知道了这件事，就把这个事情报送给学校，那年评选优秀少先队员时，这件事就成了很突出的光荣事迹。
1956年6月1日儿童节，在现在的八一礼堂，我出席了天津市表扬优秀少先队员大会。会后，李耕涛市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第二天的《天津日报》第一版还刊登了盛会的大幅照片，照片上恰好有我的侧面照。
杨老师出身书香世家，她有一种很高贵的气场，但是在那个时候却不能太张扬了，因为这与工农大众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水火不容，尤其是到了她的家里，我们就能特别地感觉出她的这一面。她经常邀请我们几个“好学生”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她家去玩，一到她家里，她就不是严肃的老师了，俨然一位慈祥的母親，在她家里，不但有好吃的，还能听留声机，翻阅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吃到的别的零食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我在她家里第一次吃到南方的黑色的小核桃，皮很薄，杨老师仔细地向我们介绍吃法。那是杨老师家乡的特产，她常常吃，大概也是她很想念自己家乡的缘故吧。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杭比我小一岁，二儿子叫周杰。周杭的名字显然是取自家乡“杭州”。 杨老师的脾气很好，但是我记忆中有一次杨老师发了好大的火，她一下子变成很严厉的长辈。
我们年级原来的六个班在三年级时被缩减成四个班，四班的同学是最“活跃”（最不服管）的一个班，也是我们二班的死对头，尤其是两个班的男生只要一碰面就要斗嘴甚至动手。我们班的“打架大王”叫王俊泽，他们班最厉害的是一个叫郝子京的大个子，连王俊泽也打不过他。忘了是谁，大概就是王俊泽，因为他吃过郝子京的苦处，编出了一句挑衅性的“儿歌”，歌词就一句，反复地唱：“没有耗子精就没有痢疾病——没有耗子精就没有痢疾病……”
“耗子精”是我们班给郝子京起的外号，要命的是，这首“儿歌”用的曲调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知道杨老师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她怒气冲冲地把我们好几个一起唱过这首儿歌的男孩子叫到她的办公室，我们沿着墙边站了满满的一堆。那天正好没有别的老师备课，关上门以后，她的脸一下子变得非常吓人，严厉询问是谁编的，我们谁也不出声，心里都怕怕的。最后，她也不问了，厉声说：“以后你们谁要是再这样唱，我马上就把谁的家长请来！”说完她发着怒光的眼睛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停留了很久。那个年代“请家长”是个非常厉害的处罚，随后紧接着可能就是记过甚至开除。
我们小孩子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出于害怕，以后就没有谁再唱了。许久以后，我们长大了才明白她那时的苦心。
杨老师是南京文官学院毕业的，这所大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行政学院。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可是稀缺货，是很受人尊敬的有学问的人。毕业后与她的丈夫周先生一起被分配到天津特别市的市政府工作，那是日本投降后不久的某一年。解放后，天津市政府把这些“旧政府的官员们”留用了几年，最后在1956年统统下放到基层，杨老师被下放到天津市一区中心小学（后来叫天津市和平区第一中心小学，也就是我就读的小学——万全道小学）任教，我很幸运地成了她的“开门弟子”中的一个。她的丈夫周先生则被分配到天津市第十九中担任中学语文教师。
以后，我上了十六中（耀华中学），我的发小王思诚从万慈小学（后来改为包头道小学）毕业后上了十九中一直上到高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思诚告诉我，周老师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几个小学同学偷偷地去了杨老师家去安抚她，记得杨老师当时很严肃地（看得出来也很痛苦地）向我们表态，说她的全家大小已经跟她的丈夫“划清了界限”。周老师的历史问题只是因为在解放前夕他“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这个“集体加入”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是在国民党政权覆灭前，所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职员都必须集体履行的一个手续，如果杨老师当时不是幸运地怀上了周杭，她也就成了“集体加入”中的一员。
文革距离我们小学毕业已经六年了，在当时，也只有我们班的同学还跟杨老师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我们作为她的第一拨学生中的最得意的弟子，杨老师家的大门总是开着。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去杨老师家，以后只有偶尔在大街上碰上她，她总是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串门。忘记了是哪一年，她家所在的众诚里那片住宅樓被拆掉了，我和她的联系也就中断了，但是每到教师节的那一天，我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和她的家：鞍山道众诚里5号，三楼临街那间宽敞的大屋子里，永远有我童年中一段段愉快的记忆。
最难忘的一段记忆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天。
我们是1960年毕业的，那一年由于“节粮度荒”，许多社会活动——包括节日游行庆典，市里的运动会，学校的各种活动都停办了，连劳动课、体育课都不上了，为的是节约粮食，保存热量。我们的毕业考试也被精减掉了，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是根据平时的学习成绩来分配中学的。
在分发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杨老师絮絮叨叨地向全班同学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们一个个都很着急了，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能上哪一所中学，根本就听不进去，好不容易等到最后杨老师开始发录取通知书时，刚刚叫出了第一个同学的名字，她突然放聲大哭，我们这帮孩子们都惊呆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好，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也都跟着哭了起来……。这个场景至今我每次想起来都会马上涌出热泪。……杨老师，我永远爱你，就像爱我的母亲。
（未完待续）
我的同桌周光是个有故事的女神级的人物。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她离开小学，我都是跟她同桌。她家境很好，长得也非常漂亮，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开学排排座时她穿的那件漂亮的宽松花衣服，用松紧带掐着腕子的袖口，那时穿这样时髦衣服的女孩几乎没有，天津人叫“饭单”，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叫法了。图案是白地上一团团色彩鲜艳的大花朵，这样的图案就是到了今天也不落伍，在当时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时髦童装。我直到现在也十分庆幸我跟这位女神坐了四年的同桌。
蔡老师当时是这样给我们排排座的：设计很富有浪漫的气息，她让我们男生女生各排一队，然后让第一个男生（小排头，最矮的一个）到女生队那边去拉第一个女生的手走到前排第一个课桌后面就座，第一个男生叫赵玉凯，开始他很扭捏，不好意思，蔡老师就强推着他走到戴崇绪跟前牵手，然后依次下来，很像是我后来看到的西欧皇家舞会的开场……到我时大家已经不扭捏了，我正好该去拉周光的手，然后在第五排的第一个课桌就座，她的手软软的很丰满，还有一些手汗。
后来当男生们都发现周光的美艳后，都嫉妒我和她做同桌，只要一发现我跟她说话或者看她時，就有坏小子发出“嗷嗷”的起哄声。到后来不管是谁只要有男生主动接近她时，所有在场的男生都会这样起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蔡老师在场，此时谁也不敢造次。
周光一个小女孩真的那么漂亮吗？下面就做一做解说。我们上四年级时，天津的艺术团体到我们学校招少年班，我一直喜欢唱京剧，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天津京剧团，周光报的是天津芭蕾舞剧院，我当然没有成功，因为那时我一个小孩子意识不到自身有许多不适合从事演艺事业的短处，所以感到很惋惜。而芭蕾舞团的招考老师就挑走了一个好苗子，就是周光，还有一个差一点被选上，名叫姚志英，也是我们班的女孩，她也有一段后续的故事。这次一共挑走了四个同学，最让我嫉妒的不是周光，而是四班的一个姓张的男生被京剧团挑走了。周光走了，让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是后来很巧，跟我坐同桌的是另一位女神——姚志英。
后来在我到耀华中学上初三时，意外地在操场上看到了周光，原来，她因为体型成了杨玉环式的雍容华贵型而不得不回来继续读初中，年级比我低了两级。幸运的她后来不知道怎么进入了王光英的视线，最后成了他的儿媳妇，她从此也就进入了天津市的贵族生活圈。
而姚志英跟我同桌两年后，考初中时被天津市芭蕾舞团选中，后来成为当红一时的明星，她最绚烂的一页是在西哈努克成为70年代中国媒体上镜率最高的“明星”，与西哈努克的大儿子搭档跳《天鹅湖》，大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八成都知道这个插曲——因为那时的电影纪录片少得可怜。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当中还特地从百度上搜索了这两位女神的名字，姚志英的信息是真的，曾经当过天津芭蕾舞剧院副院长的她现在还在带芭蕾舞专业的学生；而周光的信息则是“假”的，那条信息是我2000年在主持《清华管理评论》时假借她的名字作为笔名写的有关管理学的文章。顺便说一下，2000年我主持《清华管理评论》时“盗用”了十来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其中也有姚志英。当时因为文章不够页码，我只好日以继夜地写，又不能只用我一个人的名字，就在我的三个笔名以外“盗用”了十几个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的名字。
慈祥的杨老师
杨老师是我一生都要感激的先辈。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思想观念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人，多数人的父母是这样的启蒙者，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启蒙者应当是杨老师，她对我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几乎与我的父母一样大。
杨老师讳其庄，生于杭州，1956年初接手我班担任班主任时大约35岁，是个极其富于感情色彩的知识女性，烫着一头卷发，戴着一副没有边框的近视镜——那个时候这样的“洋装备”可很是不一般。杨老师的长相秀美，有着江南才女的所有特征，而且穿着一贯风雅时尚，说着一口甜美的南方语调的普通话，说话的语调频率很高，带着自信和深深的文化修养，这样的从内在到外在的精神风貌，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不能不多说一句，她总是爱跟我们说“大哥哥大姐姐”这几个字，她指的是五六年级的大同学，被她说成“大葛格大姐姐”，她的这句口头禅让我永世不忘，一想起她我耳边就出现这个声音。
我感觉到杨老师对我的特殊关爱是那年评选优秀少先队员，她把我报上去了，起初我并不知情，她把我报上去的缘由是因为我在我们家的楼栋里办了个“微型小学”。我家住在一栋三层楼的三楼上，这是一栋日式住宅楼，楼梯很宽，我就在二楼半的墙上挂上一块大木板，把楼里还没上学的幼童们招呼来坐在楼梯上听我把在学校里刚刚学到的生字和算术教给他们。我的“学生”时多时少，多的时候能有十来个，少的时候也有七八个，把小弟弟妹妹组织起来后他们家的大人对我很是夸赞，省得他们总是跑到大马路上去玩耍，让家长们担心孩子被车撞着，当然我也很享受“当老师”的成就感。杨老师在进行家访时知道了这件事，就把这个事情报送给学校，那年评选优秀少先队员时，这件事就成了很突出的光荣事迹。
1956年6月1日儿童节，在现在的八一礼堂，我出席了天津市表扬优秀少先队员大会。会后，李耕涛市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第二天的《天津日报》第一版还刊登了盛会的大幅照片，照片上恰好有我的侧面照。
杨老师出身书香世家，她有一种很高贵的气场，但是在那个时候却不能太张扬了，因为这与工农大众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水火不容，尤其是到了她的家里，我们就能特别地感觉出她的这一面。她经常邀请我们几个“好学生”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她家去玩，一到她家里，她就不是严肃的老师了，俨然一位慈祥的母親，在她家里，不但有好吃的，还能听留声机，翻阅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吃到的别的零食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我在她家里第一次吃到南方的黑色的小核桃，皮很薄，杨老师仔细地向我们介绍吃法。那是杨老师家乡的特产，她常常吃，大概也是她很想念自己家乡的缘故吧。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杭比我小一岁，二儿子叫周杰。周杭的名字显然是取自家乡“杭州”。 杨老师的脾气很好，但是我记忆中有一次杨老师发了好大的火，她一下子变成很严厉的长辈。
我们年级原来的六个班在三年级时被缩减成四个班，四班的同学是最“活跃”（最不服管）的一个班，也是我们二班的死对头，尤其是两个班的男生只要一碰面就要斗嘴甚至动手。我们班的“打架大王”叫王俊泽，他们班最厉害的是一个叫郝子京的大个子，连王俊泽也打不过他。忘了是谁，大概就是王俊泽，因为他吃过郝子京的苦处，编出了一句挑衅性的“儿歌”，歌词就一句，反复地唱：“没有耗子精就没有痢疾病——没有耗子精就没有痢疾病……”
“耗子精”是我们班给郝子京起的外号，要命的是，这首“儿歌”用的曲调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知道杨老师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她怒气冲冲地把我们好几个一起唱过这首儿歌的男孩子叫到她的办公室，我们沿着墙边站了满满的一堆。那天正好没有别的老师备课，关上门以后，她的脸一下子变得非常吓人，严厉询问是谁编的，我们谁也不出声，心里都怕怕的。最后，她也不问了，厉声说：“以后你们谁要是再这样唱，我马上就把谁的家长请来！”说完她发着怒光的眼睛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停留了很久。那个年代“请家长”是个非常厉害的处罚，随后紧接着可能就是记过甚至开除。
我们小孩子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出于害怕，以后就没有谁再唱了。许久以后，我们长大了才明白她那时的苦心。
杨老师是南京文官学院毕业的，这所大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行政学院。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可是稀缺货，是很受人尊敬的有学问的人。毕业后与她的丈夫周先生一起被分配到天津特别市的市政府工作，那是日本投降后不久的某一年。解放后，天津市政府把这些“旧政府的官员们”留用了几年，最后在1956年统统下放到基层，杨老师被下放到天津市一区中心小学（后来叫天津市和平区第一中心小学，也就是我就读的小学——万全道小学）任教，我很幸运地成了她的“开门弟子”中的一个。她的丈夫周先生则被分配到天津市第十九中担任中学语文教师。
以后，我上了十六中（耀华中学），我的发小王思诚从万慈小学（后来改为包头道小学）毕业后上了十九中一直上到高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思诚告诉我，周老师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几个小学同学偷偷地去了杨老师家去安抚她，记得杨老师当时很严肃地（看得出来也很痛苦地）向我们表态，说她的全家大小已经跟她的丈夫“划清了界限”。周老师的历史问题只是因为在解放前夕他“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这个“集体加入”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是在国民党政权覆灭前，所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职员都必须集体履行的一个手续，如果杨老师当时不是幸运地怀上了周杭，她也就成了“集体加入”中的一员。
文革距离我们小学毕业已经六年了，在当时，也只有我们班的同学还跟杨老师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我们作为她的第一拨学生中的最得意的弟子，杨老师家的大门总是开着。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去杨老师家，以后只有偶尔在大街上碰上她，她总是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串门。忘记了是哪一年，她家所在的众诚里那片住宅樓被拆掉了，我和她的联系也就中断了，但是每到教师节的那一天，我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和她的家：鞍山道众诚里5号，三楼临街那间宽敞的大屋子里，永远有我童年中一段段愉快的记忆。
最难忘的一段记忆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天。
我们是1960年毕业的，那一年由于“节粮度荒”，许多社会活动——包括节日游行庆典，市里的运动会，学校的各种活动都停办了，连劳动课、体育课都不上了，为的是节约粮食，保存热量。我们的毕业考试也被精减掉了，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是根据平时的学习成绩来分配中学的。
在分发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杨老师絮絮叨叨地向全班同学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们一个个都很着急了，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能上哪一所中学，根本就听不进去，好不容易等到最后杨老师开始发录取通知书时，刚刚叫出了第一个同学的名字，她突然放聲大哭，我们这帮孩子们都惊呆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好，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也都跟着哭了起来……。这个场景至今我每次想起来都会马上涌出热泪。……杨老师，我永远爱你，就像爱我的母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