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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词语海洋里，编纂词典，就是用漫长的时间编制一艘驶向彼岸的小船。这是来自电影《编舟记》的形容。
在相声领域，也有这样一些人，编写了一部《相声大词典》。这是一个艰苦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但是为了他们热爱的相声，大家一起把它“捧下来”了。
《相声大词典》之后，副主编高玉琮明确了他的标准：留世。“以史为镜，将来查相声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镜子，你还找别的吗？”
一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刘勇随时都能来一段《报菜名》，从“蒸羊羔蒸熊掌”到“卤什锦卤仔鹅”不换气儿，他还喜欢高英培那段《钓鱼》：“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顺着这股只有天津人才能深切领会的哏劲儿，他直背到段子尾，自己笑起来。
刘勇1978年出生，从小就在傍晚换着电台听相声，那会儿电台播相声不拘年代，往前到幸有录音留存的张寿臣，往后到当时的马季、姜昆。2000年，刘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天津进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常和同事用相声里的词儿聊天。相声可能塑造了他一部分性格，他不太谈论自己，面容圆润，常笑。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58年创建后，出版了许多曲艺相关书籍，如《马三立相声选》《中国的相声》《评书聊斋志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相声日益消沉，2009年，出版社一位领导提议编一本相声词典。时任编辑室主任的魏志强先生有了兴趣，带着年轻的编辑刘勇，拜访了薛宝琨先生。
薛宝琨是天津人，1935年出生，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进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创作员，和侯宝林、刘宝瑞等老先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借着在北大形成的理论素养，薛宝琨开始把相声当作中国俗文化的一部分去研究。1972年，他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并成为中国相声理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得知魏志强和刘勇要做一本相声词典，薛宝琨非常高兴。他们三位都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先叙了三代情谊。薛宝琨说，他做了一辈子曲艺，对相声用力最多，很愿意应下这件事。
薛宝琨找了一些人，先在他家里，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办公室开了两次会。薛宝琨说，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遗漏、错误，但没关系，我们“树个靶子”，后人可以接着编、接着修订。他先写了一篇例文，讲述相声发展的源流。
拿到例文，魏志强和刘勇觉得不妥，它更像一篇论文，而不是词典词条。
那词典该怎么写？他们也没有经验。尤其是相声词典，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理想中，它既能检索词条，也能使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相声。几经讨论，魏志强和刘勇提出了大致体例：先写源流历史，再谈创作表演，接下来是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最后补充团体组织和文献资料，形成一种认识相声的递进关系。在词条层级上，只设两级词条，方便检索。
刘勇事后总结，《相声大词典》在技术上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编辑一定要在前期介入，总体上控制结构。
二
时间往前推八年，在2001年，已经有人开始做相声词典了。
提议者是刘梓钰，著名曲艺理论家，当时的天津艺术研究所所长，他找到了在研究所工作的高玉琮。高玉琮也是天津人，从小喜欢曲艺，当过兵，教过中学物理，最后研究相声，也写过很多相声。对于刘梓钰的提议，高玉琮不愿意，他觉得相声要完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相声界非常活跃，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高玉琮写道：“祸害相声的第一祸首是电视台。”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有其特定要求，面对单个节目时非常强势。1987年，高玉琮创作的相声《卖鱼》登上央视春晚，这也是天津演员第一次上春晚。原本的演員是刘亚津和王宏，节目组撤掉王宏，换上当时知名的女演员王馥荔。高玉琮不同意，“效果完全不是了”，但他无法左右这个结局。之后两年的春晚都邀请高玉琮进组创作，他不去。
传统相声讲究“铺平垫稳”“三番四抖”，但电视需要精准地卡时间，需要密集的包袱，大场地拉远了相声演员和观众的距离，让演员扯起嗓子，这也失去了传统相声台上台下仿佛拉家常的自如氛围。高玉琮觉得，相声本质的东西被破坏了。
刘梓钰坚持要做相声词典，他说，留下来点资料，有历史价值，重点在“历史”。高玉琮还是同意了。工作大半年，他们收集了一千多个词条。2002年，五十五岁的刘梓钰因肺癌去世。词典就此搁置。直到2009年，高玉琮接到薛宝琨的电话。
那时，高玉琮感到相声又有了起色，听相声的茶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大专院校有了相声专业，很多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当薛宝琨邀请他加入这一本《相声大词典》时，他接受了。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完成刘梓钰的遗愿，为历史留下点什么。
他记得1986年，他和薛宝琨、侯宝林一起到重庆讲课，住在一栋苏联专家楼里，侯宝林为他们表演“白沙撒字”。这是相声最初撂地演出时招徕观众的一种办法，艺人蹲在地上，右手用白沙子撒出字样，左手打玉子板唱太平歌词。侯宝林撒了高玉琮的名字，笔锋都是有力的，可是当时没有相机，什么也没留下来。如今，白沙撒字的技艺已经罕见了。
高玉琮作为撰稿人，参加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举办的第二次会议。当时参会的有三十多人，许多人后来退出。高玉琮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他当过编辑，有经验，能改稿，更重要的是，跟全国各地的曲协负责人和相声演员都有联系，并能凭借自己的行业地位发动他们。一个月后，魏志强找高玉琮谈话，你当副主编吧。
高玉琮提出了后来成为《相声大词典》准则的许多建议，譬如不写人物“反面的东西”，原因是“人家还有后人呢”。1949年前，相声艺人多数有赌博、抽大烟的习惯，或者在抗战期间为日本人演出，这些全部没有出现在释文中;还有收录人物尽量收全，目前在说的，要收;以前说过现在改行了，也收;活跃的业余演员，还收。“别给说过相声的人留遗憾，将来也许人家成腕儿了，是吧？”
厘清准则、写出例文后，高玉琮开始约稿。艺谚艺诀、行规艺俗、拜师学艺等部分由他自己撰写，在和相声艺人的交往中他搜集了许多信息。活动奖项部分由当时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办公室主任的张小枫撰写，她掌握着原始资料;作品部分由刘国器和张铁山撰写，后者是张寿臣的孙子。至于占整本词典最大分量的人物部分，高玉琮在每个省份找一位主要撰稿人，有的是当地曲协负责人，也有当地相声演员。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资料他也请当地人提供了。他还利用工作便利，把他所在的天津艺术研究所的同事都拉进作者队伍中来。他发给他们例文，告诉他们人物单个词条释文控制在千字以内，一般人一两百字足够，最后又加上一句： “写得不好的不用。”
三
专业演员不一定适合当作者，许多专业演员光会说，不会写。会创作相声段子、也懂点理论的业余爱好者，反而成了撰写辞典更合适的人选。赵鹏就是其中之一。
赵鹏是天津人，1978年出生。他有公职，工作之外想着发展点业余爱好，想到了从小喜欢的相声。他写过相声《参观防暴队》，上《鱼龙百戏》栏目演出过，还写过相声评论。他说那时候的东西算不上评论，也就是点“听后感”。2001年，他把几篇“听后感”寄给曲艺团转相声演员马志明收，马志明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一来二去熟悉了，赵鹏就常去拜访马志明。
赵鹏性子直，脾气急，身上有种大大咧咧又嫉恶如仇的劲儿，他看不起没才华光钻营的人，对有才华的前辈则毕恭毕敬。因为投缘，马志明给赵鹏讲了许多活，赵鹏也有心，问得细。
2004年，马志明把赵鹏引荐给薛宝琨。仍是“有缘”，非亲非故的，薛宝琨不遗余力地提携他，教他听相声不光要分析技法，还要“从时代、人文角度观照相声”，又让他写《马志明评传》，早上六点起床开电脑收邮件给他改稿，六点半回给他。要是他一阵儿没写新稿，薛宝琨就申斥他懒。到《相声大词典》这事，薛宝琨又把赵鹏想起来。2009年底的一天，他给赵鹏打电话，让他写创作表演部分。
赵鹏应了这活儿。此前，他已经收集了一些常见的和相声创作有关的词条，用他熟悉的马氏相声为例加以分析解释，整理后给薛宝琨看过。薛宝琨又给了他一些指示，譬如词条涵盖面得广，像曾经热闹一时的“吉他相声”，虽然现在少见了，也得写明白;对于传统的方法要说清渊源，譬如写“说学逗唱”，不能光写四个字分别说的是什么，还得把这四个字的关系、发展脉络都给写清楚。
这是赵鹏此前没有想到的要求，他去采访他的师父王佩元先生。老先生给他细解释一番：“说”是相声的根，“逗”是魂，“学”和“唱”是调剂，最终还是为“说”和“逗”服务。
在相声行当里，这种“说活”，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待遇：“老先生也分人，觉得我实诚，都说。”讲过“说学逗唱”的关系，王佩元又给赵鹏谈了很多创作经验，譬如“两家间儿”“跳出跳进”，还解释了一些经常笼统使用的词儿的细微差别，像“尺寸”“火候”和“筋劲儿”，这些都被赵鹏记录下来，整理成词条。
他们又谈到“泥了”，相声行当里用这个词儿表示包袱没响，演出效果差。许多老先生说它来自天津话“崴泥”，王佩元说不是，是启明茶社时期，每次演出有俩尼姑去听，去了之后观众都跟看西洋景似的看尼姑，台上说什么观众都不乐，后台说“尼了”，是“尼姑来了”。启明茶社的创建者常连安是王佩元的师爷，赵鹏觉得这个说法有可信度，也写到“泥了”的词条里。不过，“尼姑来了”的释义，在《相声大词典》成书中没有保留。
田立禾先生是赵鹏的另一个采访对象。赵鹏说，田是张寿臣最小的徒弟，张寿臣作为一代宗师，在晚年收这个徒弟，有把自己的真东西传下去的意愿。他从自己创作和表演相声的感受里、也从平日老先生们的言谈里寻找词条，带着词条再去请教田立禾与王佩元，把他们的回答整理成文，又送给老先生确认，来回好几遍。
赵鹏此前就有感觉：相声是理论界轻视表演界，认为演员没文化;表演界也看不上理论界，认为他们光说不练。赵鹏倾向表演界，撰写词条的时候，有时候也跟代表理论界的薛宝琨闹矛盾。赵鹏说，表演界不承认有“文哏”，这是相声理论家王决先生发明出来的说法。薛宝琨说，不对！我亲耳听见刘宝瑞跟我说的有“文哏”。赵鹏说，那咱们收这个词，但是写清楚之前没有这个说法，后来作为一个称谓，表示文化性比较强的段子。薛宝琨不同意。他们俩在早晨六点的邮件里争了半天，后来，《相声大词典》采用了赵鹏的说法。薛宝琨给这件事作结：“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徒弟。”
刘勇说，这是薛宝琨的真正作用，当时他年近八十，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做更多的具体工作，但“他是主心骨，德高望重，压得住所有人”。
晚年，薛宝琨把自己曲艺相关的书整理了几箱子，都给了赵鹏，对他说，我就盼望你能成气候。
2016年2月，薛宝琨去世。第二年，赵鹏编写的《历代笑话与相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仍由刘勇作为编辑。时值薛宝琨去世一周年，赵鹏与刘勇一同去扫墓，把书留在了碑前。
四
今年六十九岁的刘国器先生看起来像五十多岁，行动平缓，说话却中气十足。他随身带着个旧电脑包，包里装着他边角都磨卷了、摸黑了的蓝色硬皮本。家里他还有四十多个这样的本子，是他最宝贵的东西。
刘国器生在天津，住在河东地道外，附近十几个书场，小时候没钱买票，他站在墙外听相声。再往后，他在学校活动上见高英培、刘文亨，在初中图书馆里看《曲艺》。1965年底，他进化工厂当工人，从十七塊工资里省下一部分，打算收集些相关书籍。但是，1966年6月之后，“一切都没有了”。
直到1972年的某天，工人刘国器从电台听到常宝霆、王佩元说的《挖宝》。很快，马季的《友谊颂》风行。相声，这时候还仅限于解放后创编的新相声，回来了。
也是从那一年，刘国器开始每天凌晨听半导体。四点到六点，他转动旋钮，寻找一个个外地电台，根据节目预告记录下每个电台在当天什么时间、什么栏目播出了哪段相声。六点过后，距离远的外地电台就收不到了。1978年，传统相声也回来了;这之后的十余年是相声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到二十一世纪初，相声衰落，外地电台越来越少播相声，刘国器开始只听天津的电台。
工作不忙，白班夜班倒三天再休一天，他有许多时间投入到相声里去。1994年1月，刘国器协助天津电视台编导王国强创立天津电视台曲艺节目《鱼龙百戏》;几年后，他又到天津文艺广播《每日相声》栏目当编导、写串词，还在北方曲校和少儿曲校讲课，到老城小梨园茶馆演出。新世纪初，刘国器买断工龄，生活被相声填满。
如今，每个周三，他凌晨一点醒来，打开收音机听天津相声台的《欢乐夜行记》;其他日子，他凌晨两点醒来，听天津交通台的《1068夜航班》。绝大部分相声他都听过，他把时间、曲目记在一只不能打电话的老手机短信里，估摸着这段子会持续二十分钟，他就眯十来分钟，再记录下一段相声的时间和名字。这势必会影响他的休息，于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他要睡一场，之所以不在中午，因为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他还要记录天津相声台那档《老活听不腻》。 所有这些记录，都会被转移到那个蓝色硬皮本子上。他有自己的编码：“天交”，交字外画个圈，表示天津交通台，节目名称“欢笑在路上”，他用每个字的声母代替;演员只记姓氏，反正常见的搭档光看姓氏也都知道是谁。遇到首播的相声就在记录下画一条红线。
1976年《天津演唱》创立，1979年《曲艺》杂志复刊，刘国器订阅了这两本杂志，还有《中国电视报》《中国广播报》《天津广播电视报》三份报纸，有关相声的信息，他都会收集、整理起来。
1985年左右，刘国器动念，根据自己的记录加上历年报刊信息，编一本“相声曲目词典”，他用八开大纸列成表格，一个相声曲目名称后，写明作者、于何年何月何日首发于哪本报刊、字数多少、于何年何月何日首播于哪家电视台或电台、首播演员是谁、时长多少、重播于何时、持续播出多久、是否有别的版本。这一整理持续几十年，表格做到了2003年，他给薛宝琨看过。
2009年，薛宝琨找到刘国器，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资料拿出来，充实进相声大词典里的“作品”部分。刘国器同意了。
越到后来，他几十年的搜集越显示出重要性。“那么多段（相声），你凭空想怎么也想不全”，《相声大词典》作品部分收录一千多个词条，因有的相声内容属同一段，相当于六百多个段子。很多曲目都是刘国器回家翻本子找到的。
刘国器写了“作品”的大部分释文。一般的作品写明类型，再写出处，一句话就够。比如，“插门闩：对口相声。荤相声。出自高玉琮辑存曲目”。名家名段就得写仔细了，像《扒马褂》，刘国器有几个印象：第一，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认为郭荣启、马三立、赵佩茹的那一版《扒马褂》“无与伦比”;第二，曲艺家耿瑛考证过，里头“大风把一口井刮到墙外去了”出自清代《新镌笑林广记》，“煮熟的鸭子飞到窗外去了”出于一部元杂剧，“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则源于明代《续金陵琐事》中的《鸡食黑驴》。循着这些印象，刘国器再去翻资料，确认信息，写在词条里。这条大约写了五百字。
刘国器还写了一些在天津生活的相声人物。他只写自己知道的，心里有个底了再去采访。还活着的问本人，故去的问后人，把出生年月、艺术特点问仔细再来写。他写“小蘑菇”常宝堃，小蘑菇五岁学相声，十三岁就红遍天津，1951年他赴朝鲜慰问时牺牲，才二十九岁。刘国器说，小蘑菇红了太久，戏报写名字，他都是“躺着的”，连他师父张寿臣都是“坐着的”，当时的马三立还是“站着的”（“躺着”指头版头条，名字横排;“坐着”指名字呈品字排列;“站着”，是名字竖排）。对这种人物，他“得怀着崇敬的心情，定位定得高一点”。
写人物，难免牵涉到评价。相声圈子恩怨多，刘国器觉得有的人物就掺杂了撰稿人的个人情愫。然而恩怨外人又怎能说得清呢？他不肯往下说了。
五
高玉琮七十多岁了，极瘦，健谈，上下都只剩一两颗牙，他小心地嗑着白瓜子吃，时不常地跟苏文茂先生打打麻将。从中年开始，他每天晚上七点半睡觉，凌晨两点起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每天能抽五包。退休后他依然写评论，给天津的报纸写专栏，编辑《相声大词典》那一年多，他更忙了。
他要找人。由于连年战争与动乱，一些在相声历史上留下名姓的人物从北京、天津流散各地，很多人失去音讯。要写这些人的词条，就需要找到后人，问明信息。他找1938年在重庆陪都时期就已经红了的相声艺人欧少久，找刘宝瑞的徒弟周铁猴，都是先打电话给当地的曲协主席，梳一遍省里的相声艺人，再找自己熟悉的打过去，询问是不是知道下落。
他要写稿。整本词典他写了六十万字，包括此前稀见的“春典”。春典，是江湖中人彼此联络的特殊语言，在过去不为外行人所知。传说是清代学者毕沅搜集整理成书，但未见刊行。实际应该是江湖中人集体创作，至少在乾隆年间就已广泛流传。春典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编委们讨论了几次春典应不应该收录，高玉琮认为应该写：“你不说，观众有听不懂的时候。”他在释文中列举了一些常用的词儿，笑是“咧瓢儿”，哭是“刨苏儿”，收钱的方法叫“杵门子”。他把着分寸，有些“容易被弄乱七八糟”的，譬如夸赞姑娘漂亮，他没写。
他要改稿。约稿过去大半年后，高玉琮陆续收到稿子。汇总到他手里的稿子有上百万字。他修改后，传给作者，询问对方是不是同意。个别实在不同意的，听他的。
2011年底，所有的稿子经过高玉琮的审阅，到了魏志强和刘勇手上。接下来的大半年，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每个作者的文字风格不一，有的在语言、格式上并不符合词典的要求，需要重新润色，尽量让全部释文风格一致。
他还需要将词条排序。人物部分收录了近两千个人，如果按师承排，一個辈分有很多人，谁前谁后很敏感。最后，刘勇决定按姓名笔画数排序，避免争议，而且他觉得，看这本词典的人应该年纪都偏大，更习惯用笔画而不是拼音。因为人太多，姓名第一个字笔画数相同的，按第二个字笔画数排，第二个字笔画数也相同的，按“横竖撇捺折”的次序排。软件可以计算笔画数，却无法识别横竖撇捺折，全靠刘勇手动，起码一星期，他都在干这事。排好之后，还有人物被增补或者删改，这会改变排序，也会改变页码，刘勇又要将变动后的页码填在词典最后用拼音排序的索引上。
审稿时，刘勇也会发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前文出现的人物后文没有了，或者年头对不上，他再给高玉琮打电话，请他找作者帮忙核实。释文中所有的古籍引文，他全部重查了一遍。
他还为这本辞典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前后大概写了几万字的报告。《相声大词典》进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从这本词典开始，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打造一整套“中国曲艺文库”。
2012年11月12日，刘勇拿到样书。
六
“捧下来”，是天津话里的词儿，意为大家都伸一把手，把一件事完成，暂时忽略彼此的矛盾。《相声大词典》背后有很多矛盾，每一位受访者都说，他们有不同意见。稿费也少，一位作者大概也就几千块。刘国器平时在老城小梨园演出，为了这本词典耽误了好几个月，老伴埋怨他“总招惹这不挣钱的事儿”。高玉琮因为联络各方打电话太多，加上需要请人吃饭，百花文艺出版社给他报销了八千块，他提了好几次，挺高兴。 刘勇说，到现在，这本词典还是有些矛盾没说清，但是，终归是把它“捧下来”了。编完这本书，他和薛宝琨、高玉琮、刘国器、赵鹏等作者成了惺惺相惜的师友。刘勇去外地开会，遇到一位老编辑，老编辑说，一辈子，谁能碰到一本词典呢？
《相声大词典》收录词条近五千五百個，共一百三十万字。
接下词典的工作时，刘勇觉得，相声发展到这个时候，再不整理，好多老艺人就要离去了。接下来的两年多，他记不清自己给多少生卒年括号里原本空白的短杠后面添上了年份。其中也包括薛宝琨先生。
2012年12月23日，《相声大词典》在天津谦祥益茶馆举办发布会，一早，刘勇和同事把三百五十本词典从单位拉到茶馆去，办公室楼下，保安斜着眼睛看他们忙碌：“这书卖给谁去啊？”
在茶馆，领导还没开始讲话，半小时，三百五十本卖光了。刘勇开始后悔没有带更多的书来。姜昆、高晓攀、田立禾等十几位名家都来了，现场签售。几百个人排着队，有人专程从北京、青岛赶来。还有人二百六十块买了书签了名，出门就四百块卖掉。
首印两千本，姜昆要了二百本，经高玉琮手买的有两三百本，经刘勇手购买的有五六百本。
过了五年，刘勇忘了编纂这本词典时的很多事，却仍然为那场发布会感到激动。其实那场发布会挺乱，他和同事都没有经验，连桌椅都是现摆的。人来得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他只好让茶馆把门关上。他听见外面有人骂街：大老远来了你们就弄这么点书！
他描述那种感觉：“震动，还有这么多人喜欢相声。”不枉这些人把这本词典“捧出来”，一个人应该为自己所爱的做点事。
“编一本词典，锻炼了一个编辑系统处理问题的能力，你能驾驭一本词典，就没有什么书是你驾驭不了的了。”刘勇说。他说话大多平实，不过一谈到这本词典，就豪气起来：“以后谁编相声词典都绕不开这一本，就算骂，也绕不开，永远绕不开。”
《相声大词典》让刘勇职称从中级变成了副高，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他找到了方向。如侯宝林先生曾说的，曲艺是一座金山，刘勇从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以前，他编辑的书很杂，今后，他打算以曲艺为主线。循着大词典结识的相声界人士，他编辑出版了赵鹏的《历代笑话与相声》，刘国器的《笑料中的修辞学》，姜昆的《虎口遐想三十年》，再版了王决的《中国相声史》，手上还有一本姜昆牵头、高玉琮和刘国器执行的“相声家谱”。
高玉琮说，他的徒弟想给他出六本作品集，他不出：“没吗用，谁看啊？没人看。过去天津卖果仁的，一毛钱一包，都撕了书包果仁，书有吗用？没用，留不了世。”《相声大词典》之后，高玉琮明确了他的标准：留世。“以史为镜，将来查相声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镜子，你还找别的吗？”他又编出了五百万字的《曲艺大词典》，已经完成，仍打算交由刘勇出版。
责任编辑：张森 沙爽 田静
特邀编辑：鲍伯霞 实习编辑：李可欣
在相声领域，也有这样一些人，编写了一部《相声大词典》。这是一个艰苦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但是为了他们热爱的相声，大家一起把它“捧下来”了。
《相声大词典》之后，副主编高玉琮明确了他的标准：留世。“以史为镜，将来查相声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镜子，你还找别的吗？”
一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刘勇随时都能来一段《报菜名》，从“蒸羊羔蒸熊掌”到“卤什锦卤仔鹅”不换气儿，他还喜欢高英培那段《钓鱼》：“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顺着这股只有天津人才能深切领会的哏劲儿，他直背到段子尾，自己笑起来。
刘勇1978年出生，从小就在傍晚换着电台听相声，那会儿电台播相声不拘年代，往前到幸有录音留存的张寿臣，往后到当时的马季、姜昆。2000年，刘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天津进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常和同事用相声里的词儿聊天。相声可能塑造了他一部分性格，他不太谈论自己，面容圆润，常笑。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58年创建后，出版了许多曲艺相关书籍，如《马三立相声选》《中国的相声》《评书聊斋志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相声日益消沉，2009年，出版社一位领导提议编一本相声词典。时任编辑室主任的魏志强先生有了兴趣，带着年轻的编辑刘勇，拜访了薛宝琨先生。
薛宝琨是天津人，1935年出生，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进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创作员，和侯宝林、刘宝瑞等老先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借着在北大形成的理论素养，薛宝琨开始把相声当作中国俗文化的一部分去研究。1972年，他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并成为中国相声理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得知魏志强和刘勇要做一本相声词典，薛宝琨非常高兴。他们三位都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先叙了三代情谊。薛宝琨说，他做了一辈子曲艺，对相声用力最多，很愿意应下这件事。
薛宝琨找了一些人，先在他家里，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办公室开了两次会。薛宝琨说，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遗漏、错误，但没关系，我们“树个靶子”，后人可以接着编、接着修订。他先写了一篇例文，讲述相声发展的源流。
拿到例文，魏志强和刘勇觉得不妥，它更像一篇论文，而不是词典词条。
那词典该怎么写？他们也没有经验。尤其是相声词典，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理想中，它既能检索词条，也能使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相声。几经讨论，魏志强和刘勇提出了大致体例：先写源流历史，再谈创作表演，接下来是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最后补充团体组织和文献资料，形成一种认识相声的递进关系。在词条层级上，只设两级词条，方便检索。
刘勇事后总结，《相声大词典》在技术上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编辑一定要在前期介入，总体上控制结构。
二
时间往前推八年，在2001年，已经有人开始做相声词典了。
提议者是刘梓钰，著名曲艺理论家，当时的天津艺术研究所所长，他找到了在研究所工作的高玉琮。高玉琮也是天津人，从小喜欢曲艺，当过兵，教过中学物理，最后研究相声，也写过很多相声。对于刘梓钰的提议，高玉琮不愿意，他觉得相声要完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相声界非常活跃，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高玉琮写道：“祸害相声的第一祸首是电视台。”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有其特定要求，面对单个节目时非常强势。1987年，高玉琮创作的相声《卖鱼》登上央视春晚，这也是天津演员第一次上春晚。原本的演員是刘亚津和王宏，节目组撤掉王宏，换上当时知名的女演员王馥荔。高玉琮不同意，“效果完全不是了”，但他无法左右这个结局。之后两年的春晚都邀请高玉琮进组创作，他不去。
传统相声讲究“铺平垫稳”“三番四抖”，但电视需要精准地卡时间，需要密集的包袱，大场地拉远了相声演员和观众的距离，让演员扯起嗓子，这也失去了传统相声台上台下仿佛拉家常的自如氛围。高玉琮觉得，相声本质的东西被破坏了。
刘梓钰坚持要做相声词典，他说，留下来点资料，有历史价值，重点在“历史”。高玉琮还是同意了。工作大半年，他们收集了一千多个词条。2002年，五十五岁的刘梓钰因肺癌去世。词典就此搁置。直到2009年，高玉琮接到薛宝琨的电话。
那时，高玉琮感到相声又有了起色，听相声的茶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大专院校有了相声专业，很多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当薛宝琨邀请他加入这一本《相声大词典》时，他接受了。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完成刘梓钰的遗愿，为历史留下点什么。
他记得1986年，他和薛宝琨、侯宝林一起到重庆讲课，住在一栋苏联专家楼里，侯宝林为他们表演“白沙撒字”。这是相声最初撂地演出时招徕观众的一种办法，艺人蹲在地上，右手用白沙子撒出字样，左手打玉子板唱太平歌词。侯宝林撒了高玉琮的名字，笔锋都是有力的，可是当时没有相机，什么也没留下来。如今，白沙撒字的技艺已经罕见了。
高玉琮作为撰稿人，参加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举办的第二次会议。当时参会的有三十多人，许多人后来退出。高玉琮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他当过编辑，有经验，能改稿，更重要的是，跟全国各地的曲协负责人和相声演员都有联系，并能凭借自己的行业地位发动他们。一个月后，魏志强找高玉琮谈话，你当副主编吧。
高玉琮提出了后来成为《相声大词典》准则的许多建议，譬如不写人物“反面的东西”，原因是“人家还有后人呢”。1949年前，相声艺人多数有赌博、抽大烟的习惯，或者在抗战期间为日本人演出，这些全部没有出现在释文中;还有收录人物尽量收全，目前在说的，要收;以前说过现在改行了，也收;活跃的业余演员，还收。“别给说过相声的人留遗憾，将来也许人家成腕儿了，是吧？”
厘清准则、写出例文后，高玉琮开始约稿。艺谚艺诀、行规艺俗、拜师学艺等部分由他自己撰写，在和相声艺人的交往中他搜集了许多信息。活动奖项部分由当时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办公室主任的张小枫撰写，她掌握着原始资料;作品部分由刘国器和张铁山撰写，后者是张寿臣的孙子。至于占整本词典最大分量的人物部分，高玉琮在每个省份找一位主要撰稿人，有的是当地曲协负责人，也有当地相声演员。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资料他也请当地人提供了。他还利用工作便利，把他所在的天津艺术研究所的同事都拉进作者队伍中来。他发给他们例文，告诉他们人物单个词条释文控制在千字以内，一般人一两百字足够，最后又加上一句： “写得不好的不用。”
三
专业演员不一定适合当作者，许多专业演员光会说，不会写。会创作相声段子、也懂点理论的业余爱好者，反而成了撰写辞典更合适的人选。赵鹏就是其中之一。
赵鹏是天津人，1978年出生。他有公职，工作之外想着发展点业余爱好，想到了从小喜欢的相声。他写过相声《参观防暴队》，上《鱼龙百戏》栏目演出过，还写过相声评论。他说那时候的东西算不上评论，也就是点“听后感”。2001年，他把几篇“听后感”寄给曲艺团转相声演员马志明收，马志明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一来二去熟悉了，赵鹏就常去拜访马志明。
赵鹏性子直，脾气急，身上有种大大咧咧又嫉恶如仇的劲儿，他看不起没才华光钻营的人，对有才华的前辈则毕恭毕敬。因为投缘，马志明给赵鹏讲了许多活，赵鹏也有心，问得细。
2004年，马志明把赵鹏引荐给薛宝琨。仍是“有缘”，非亲非故的，薛宝琨不遗余力地提携他，教他听相声不光要分析技法，还要“从时代、人文角度观照相声”，又让他写《马志明评传》，早上六点起床开电脑收邮件给他改稿，六点半回给他。要是他一阵儿没写新稿，薛宝琨就申斥他懒。到《相声大词典》这事，薛宝琨又把赵鹏想起来。2009年底的一天，他给赵鹏打电话，让他写创作表演部分。
赵鹏应了这活儿。此前，他已经收集了一些常见的和相声创作有关的词条，用他熟悉的马氏相声为例加以分析解释，整理后给薛宝琨看过。薛宝琨又给了他一些指示，譬如词条涵盖面得广，像曾经热闹一时的“吉他相声”，虽然现在少见了，也得写明白;对于传统的方法要说清渊源，譬如写“说学逗唱”，不能光写四个字分别说的是什么，还得把这四个字的关系、发展脉络都给写清楚。
这是赵鹏此前没有想到的要求，他去采访他的师父王佩元先生。老先生给他细解释一番：“说”是相声的根，“逗”是魂，“学”和“唱”是调剂，最终还是为“说”和“逗”服务。
在相声行当里，这种“说活”，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待遇：“老先生也分人，觉得我实诚，都说。”讲过“说学逗唱”的关系，王佩元又给赵鹏谈了很多创作经验，譬如“两家间儿”“跳出跳进”，还解释了一些经常笼统使用的词儿的细微差别，像“尺寸”“火候”和“筋劲儿”，这些都被赵鹏记录下来，整理成词条。
他们又谈到“泥了”，相声行当里用这个词儿表示包袱没响，演出效果差。许多老先生说它来自天津话“崴泥”，王佩元说不是，是启明茶社时期，每次演出有俩尼姑去听，去了之后观众都跟看西洋景似的看尼姑，台上说什么观众都不乐，后台说“尼了”，是“尼姑来了”。启明茶社的创建者常连安是王佩元的师爷，赵鹏觉得这个说法有可信度，也写到“泥了”的词条里。不过，“尼姑来了”的释义，在《相声大词典》成书中没有保留。
田立禾先生是赵鹏的另一个采访对象。赵鹏说，田是张寿臣最小的徒弟，张寿臣作为一代宗师，在晚年收这个徒弟，有把自己的真东西传下去的意愿。他从自己创作和表演相声的感受里、也从平日老先生们的言谈里寻找词条，带着词条再去请教田立禾与王佩元，把他们的回答整理成文，又送给老先生确认，来回好几遍。
赵鹏此前就有感觉：相声是理论界轻视表演界，认为演员没文化;表演界也看不上理论界，认为他们光说不练。赵鹏倾向表演界，撰写词条的时候，有时候也跟代表理论界的薛宝琨闹矛盾。赵鹏说，表演界不承认有“文哏”，这是相声理论家王决先生发明出来的说法。薛宝琨说，不对！我亲耳听见刘宝瑞跟我说的有“文哏”。赵鹏说，那咱们收这个词，但是写清楚之前没有这个说法，后来作为一个称谓，表示文化性比较强的段子。薛宝琨不同意。他们俩在早晨六点的邮件里争了半天，后来，《相声大词典》采用了赵鹏的说法。薛宝琨给这件事作结：“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徒弟。”
刘勇说，这是薛宝琨的真正作用，当时他年近八十，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做更多的具体工作，但“他是主心骨，德高望重，压得住所有人”。
晚年，薛宝琨把自己曲艺相关的书整理了几箱子，都给了赵鹏，对他说，我就盼望你能成气候。
2016年2月，薛宝琨去世。第二年，赵鹏编写的《历代笑话与相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仍由刘勇作为编辑。时值薛宝琨去世一周年，赵鹏与刘勇一同去扫墓，把书留在了碑前。
四
今年六十九岁的刘国器先生看起来像五十多岁，行动平缓，说话却中气十足。他随身带着个旧电脑包，包里装着他边角都磨卷了、摸黑了的蓝色硬皮本。家里他还有四十多个这样的本子，是他最宝贵的东西。
刘国器生在天津，住在河东地道外，附近十几个书场，小时候没钱买票，他站在墙外听相声。再往后，他在学校活动上见高英培、刘文亨，在初中图书馆里看《曲艺》。1965年底，他进化工厂当工人，从十七塊工资里省下一部分，打算收集些相关书籍。但是，1966年6月之后，“一切都没有了”。
直到1972年的某天，工人刘国器从电台听到常宝霆、王佩元说的《挖宝》。很快，马季的《友谊颂》风行。相声，这时候还仅限于解放后创编的新相声，回来了。
也是从那一年，刘国器开始每天凌晨听半导体。四点到六点，他转动旋钮，寻找一个个外地电台，根据节目预告记录下每个电台在当天什么时间、什么栏目播出了哪段相声。六点过后，距离远的外地电台就收不到了。1978年，传统相声也回来了;这之后的十余年是相声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到二十一世纪初，相声衰落，外地电台越来越少播相声，刘国器开始只听天津的电台。
工作不忙，白班夜班倒三天再休一天，他有许多时间投入到相声里去。1994年1月，刘国器协助天津电视台编导王国强创立天津电视台曲艺节目《鱼龙百戏》;几年后，他又到天津文艺广播《每日相声》栏目当编导、写串词，还在北方曲校和少儿曲校讲课，到老城小梨园茶馆演出。新世纪初，刘国器买断工龄，生活被相声填满。
如今，每个周三，他凌晨一点醒来，打开收音机听天津相声台的《欢乐夜行记》;其他日子，他凌晨两点醒来，听天津交通台的《1068夜航班》。绝大部分相声他都听过，他把时间、曲目记在一只不能打电话的老手机短信里，估摸着这段子会持续二十分钟，他就眯十来分钟，再记录下一段相声的时间和名字。这势必会影响他的休息，于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他要睡一场，之所以不在中午，因为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他还要记录天津相声台那档《老活听不腻》。 所有这些记录，都会被转移到那个蓝色硬皮本子上。他有自己的编码：“天交”，交字外画个圈，表示天津交通台，节目名称“欢笑在路上”，他用每个字的声母代替;演员只记姓氏，反正常见的搭档光看姓氏也都知道是谁。遇到首播的相声就在记录下画一条红线。
1976年《天津演唱》创立，1979年《曲艺》杂志复刊，刘国器订阅了这两本杂志，还有《中国电视报》《中国广播报》《天津广播电视报》三份报纸，有关相声的信息，他都会收集、整理起来。
1985年左右，刘国器动念，根据自己的记录加上历年报刊信息，编一本“相声曲目词典”，他用八开大纸列成表格，一个相声曲目名称后，写明作者、于何年何月何日首发于哪本报刊、字数多少、于何年何月何日首播于哪家电视台或电台、首播演员是谁、时长多少、重播于何时、持续播出多久、是否有别的版本。这一整理持续几十年，表格做到了2003年，他给薛宝琨看过。
2009年，薛宝琨找到刘国器，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资料拿出来，充实进相声大词典里的“作品”部分。刘国器同意了。
越到后来，他几十年的搜集越显示出重要性。“那么多段（相声），你凭空想怎么也想不全”，《相声大词典》作品部分收录一千多个词条，因有的相声内容属同一段，相当于六百多个段子。很多曲目都是刘国器回家翻本子找到的。
刘国器写了“作品”的大部分释文。一般的作品写明类型，再写出处，一句话就够。比如，“插门闩：对口相声。荤相声。出自高玉琮辑存曲目”。名家名段就得写仔细了，像《扒马褂》，刘国器有几个印象：第一，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认为郭荣启、马三立、赵佩茹的那一版《扒马褂》“无与伦比”;第二，曲艺家耿瑛考证过，里头“大风把一口井刮到墙外去了”出自清代《新镌笑林广记》，“煮熟的鸭子飞到窗外去了”出于一部元杂剧，“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则源于明代《续金陵琐事》中的《鸡食黑驴》。循着这些印象，刘国器再去翻资料，确认信息，写在词条里。这条大约写了五百字。
刘国器还写了一些在天津生活的相声人物。他只写自己知道的，心里有个底了再去采访。还活着的问本人，故去的问后人，把出生年月、艺术特点问仔细再来写。他写“小蘑菇”常宝堃，小蘑菇五岁学相声，十三岁就红遍天津，1951年他赴朝鲜慰问时牺牲，才二十九岁。刘国器说，小蘑菇红了太久，戏报写名字，他都是“躺着的”，连他师父张寿臣都是“坐着的”，当时的马三立还是“站着的”（“躺着”指头版头条，名字横排;“坐着”指名字呈品字排列;“站着”，是名字竖排）。对这种人物，他“得怀着崇敬的心情，定位定得高一点”。
写人物，难免牵涉到评价。相声圈子恩怨多，刘国器觉得有的人物就掺杂了撰稿人的个人情愫。然而恩怨外人又怎能说得清呢？他不肯往下说了。
五
高玉琮七十多岁了，极瘦，健谈，上下都只剩一两颗牙，他小心地嗑着白瓜子吃，时不常地跟苏文茂先生打打麻将。从中年开始，他每天晚上七点半睡觉，凌晨两点起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每天能抽五包。退休后他依然写评论，给天津的报纸写专栏，编辑《相声大词典》那一年多，他更忙了。
他要找人。由于连年战争与动乱，一些在相声历史上留下名姓的人物从北京、天津流散各地，很多人失去音讯。要写这些人的词条，就需要找到后人，问明信息。他找1938年在重庆陪都时期就已经红了的相声艺人欧少久，找刘宝瑞的徒弟周铁猴，都是先打电话给当地的曲协主席，梳一遍省里的相声艺人，再找自己熟悉的打过去，询问是不是知道下落。
他要写稿。整本词典他写了六十万字，包括此前稀见的“春典”。春典，是江湖中人彼此联络的特殊语言，在过去不为外行人所知。传说是清代学者毕沅搜集整理成书，但未见刊行。实际应该是江湖中人集体创作，至少在乾隆年间就已广泛流传。春典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编委们讨论了几次春典应不应该收录，高玉琮认为应该写：“你不说，观众有听不懂的时候。”他在释文中列举了一些常用的词儿，笑是“咧瓢儿”，哭是“刨苏儿”，收钱的方法叫“杵门子”。他把着分寸，有些“容易被弄乱七八糟”的，譬如夸赞姑娘漂亮，他没写。
他要改稿。约稿过去大半年后，高玉琮陆续收到稿子。汇总到他手里的稿子有上百万字。他修改后，传给作者，询问对方是不是同意。个别实在不同意的，听他的。
2011年底，所有的稿子经过高玉琮的审阅，到了魏志强和刘勇手上。接下来的大半年，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每个作者的文字风格不一，有的在语言、格式上并不符合词典的要求，需要重新润色，尽量让全部释文风格一致。
他还需要将词条排序。人物部分收录了近两千个人，如果按师承排，一個辈分有很多人，谁前谁后很敏感。最后，刘勇决定按姓名笔画数排序，避免争议，而且他觉得，看这本词典的人应该年纪都偏大，更习惯用笔画而不是拼音。因为人太多，姓名第一个字笔画数相同的，按第二个字笔画数排，第二个字笔画数也相同的，按“横竖撇捺折”的次序排。软件可以计算笔画数，却无法识别横竖撇捺折，全靠刘勇手动，起码一星期，他都在干这事。排好之后，还有人物被增补或者删改，这会改变排序，也会改变页码，刘勇又要将变动后的页码填在词典最后用拼音排序的索引上。
审稿时，刘勇也会发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前文出现的人物后文没有了，或者年头对不上，他再给高玉琮打电话，请他找作者帮忙核实。释文中所有的古籍引文，他全部重查了一遍。
他还为这本辞典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前后大概写了几万字的报告。《相声大词典》进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从这本词典开始，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打造一整套“中国曲艺文库”。
2012年11月12日，刘勇拿到样书。
六
“捧下来”，是天津话里的词儿，意为大家都伸一把手，把一件事完成，暂时忽略彼此的矛盾。《相声大词典》背后有很多矛盾，每一位受访者都说，他们有不同意见。稿费也少，一位作者大概也就几千块。刘国器平时在老城小梨园演出，为了这本词典耽误了好几个月，老伴埋怨他“总招惹这不挣钱的事儿”。高玉琮因为联络各方打电话太多，加上需要请人吃饭，百花文艺出版社给他报销了八千块，他提了好几次，挺高兴。 刘勇说，到现在，这本词典还是有些矛盾没说清，但是，终归是把它“捧下来”了。编完这本书，他和薛宝琨、高玉琮、刘国器、赵鹏等作者成了惺惺相惜的师友。刘勇去外地开会，遇到一位老编辑，老编辑说，一辈子，谁能碰到一本词典呢？
《相声大词典》收录词条近五千五百個，共一百三十万字。
接下词典的工作时，刘勇觉得，相声发展到这个时候，再不整理，好多老艺人就要离去了。接下来的两年多，他记不清自己给多少生卒年括号里原本空白的短杠后面添上了年份。其中也包括薛宝琨先生。
2012年12月23日，《相声大词典》在天津谦祥益茶馆举办发布会，一早，刘勇和同事把三百五十本词典从单位拉到茶馆去，办公室楼下，保安斜着眼睛看他们忙碌：“这书卖给谁去啊？”
在茶馆，领导还没开始讲话，半小时，三百五十本卖光了。刘勇开始后悔没有带更多的书来。姜昆、高晓攀、田立禾等十几位名家都来了，现场签售。几百个人排着队，有人专程从北京、青岛赶来。还有人二百六十块买了书签了名，出门就四百块卖掉。
首印两千本，姜昆要了二百本，经高玉琮手买的有两三百本，经刘勇手购买的有五六百本。
过了五年，刘勇忘了编纂这本词典时的很多事，却仍然为那场发布会感到激动。其实那场发布会挺乱，他和同事都没有经验，连桌椅都是现摆的。人来得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他只好让茶馆把门关上。他听见外面有人骂街：大老远来了你们就弄这么点书！
他描述那种感觉：“震动，还有这么多人喜欢相声。”不枉这些人把这本词典“捧出来”，一个人应该为自己所爱的做点事。
“编一本词典，锻炼了一个编辑系统处理问题的能力，你能驾驭一本词典，就没有什么书是你驾驭不了的了。”刘勇说。他说话大多平实，不过一谈到这本词典，就豪气起来：“以后谁编相声词典都绕不开这一本，就算骂，也绕不开，永远绕不开。”
《相声大词典》让刘勇职称从中级变成了副高，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他找到了方向。如侯宝林先生曾说的，曲艺是一座金山，刘勇从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以前，他编辑的书很杂，今后，他打算以曲艺为主线。循着大词典结识的相声界人士，他编辑出版了赵鹏的《历代笑话与相声》，刘国器的《笑料中的修辞学》，姜昆的《虎口遐想三十年》，再版了王决的《中国相声史》，手上还有一本姜昆牵头、高玉琮和刘国器执行的“相声家谱”。
高玉琮说，他的徒弟想给他出六本作品集，他不出：“没吗用，谁看啊？没人看。过去天津卖果仁的，一毛钱一包，都撕了书包果仁，书有吗用？没用，留不了世。”《相声大词典》之后，高玉琮明确了他的标准：留世。“以史为镜，将来查相声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镜子，你还找别的吗？”他又编出了五百万字的《曲艺大词典》，已经完成，仍打算交由刘勇出版。
责任编辑：张森 沙爽 田静
特邀编辑：鲍伯霞 实习编辑：李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