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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
一个好的学者做研究时,往往应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与题项相涉的重要研究材料,可惜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没能做到。一个好的读者阅读时,应当抛开书评人、批评家、专业学者这些知识的二手贩子,直接阅读原著,以求直达原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的中心,以求更好地靠近那些伟大的魂灵。但是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能做到。毕竟,这已不是书籍的时代了。正经的学问也逐渐变得边缘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变成知识分子,而后者也逐渐蜕变成“知道分子”。
我们身处媒体的时代,有了太多的娱人娱己的方式,不再像18、19世纪书籍时代的读者一样,只能在书山跋涉中去寻求快乐的指引和心灵的成长。现今的读者更易受传媒的影响而阅读。媒体是这个时代的王者,它正好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影响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阅读(已包括超文本的阅读,如电影、电视和网络文本等)本是生活中非常私人的事,但是像央视“百家讲坛”却试图说服一般的读者:你应当阅读于丹、易中天、袁腾飞等人的书。于是,没“读”过的人会少了许多谈资,在一个群体之中,他渐渐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时代的新文盲。终于,在畅销书这一个舞台,来来回回,粉墨登场了许多二手贩子。像今年非常红火的梁文道也是一例,虽与他人稍有些不同,但本质上终也是一个“知道分子”,知识的“二手贩子”。
梁文道的书在大陆火起来也仅仅是2009年的事。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开讲“开卷八分钟”一栏,给观众介绍书籍。那些介绍书籍的讲稿,最终汇编成册。今年梁氏的书卖得很火,出书的风头甚盛,四本书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五本书《梁文道:我读》在年关将至时,又换上了上海三联书店于2010年1月出版。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历来以质量著称,但是自从中华书局为于丹出书以来,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为生存而降格以求。不知2010年上海三联出版的这本《梁文道:我读》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降格呢?
梁文道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此书出版之前,出版公司用样书电子本四处请人发表评论,打算作一番炒作。于是,在书评人的骂声之中,梁文道托律师发表“声明”,表明自己与这本书毫不相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总的说来,这本书还算得上有可取之处的。毕竟都市生活节奏非常之快,人人时间有限,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读者误以为偏偏书籍又那么多,如何读得完呢?何况,知识本身就是无涯无际的。从这两点出发,书评家有了它的存在位置。梁文道的存在位置也正在于此。所以“道长”要做这个读书的群氓时代的引导者,普渡一般读者。所以《梁文道:我读》的好处在于为一般读者(好的读者并不需要)作一导引,如何读好一本本“流行书籍”。试看《我读》中所选的书,大部分是国内外的热门书,涉及人物和书籍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被消费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和《切·格瓦拉之死》;2009年借《小团圆》借尸还魂的张爱玲;作品被误读为青春小说的村上春树和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言辞激进者陈丹青;于丹和讲《论语》的杂书;畅销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几乎已将最近几年的文化热点一网打尽。出版者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精明之极,所以《梁文道:我读》也必将畅销一时。读者也可借此获得多点谈资。
本书首篇开宗明义,即问:“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文中,除有主张扩张阅读面之外,观点大有为自身开脱之嫌。即虽然是将知识二手倒卖,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论语〉心得》。”同样的逻辑,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当然是读《梁文道:我读》的介绍了。然而,这种逻辑的不足之处在于,此书所介绍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虽触及了今日的文化热点,但是读者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不读其他更为“正经”的书。那么,那些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典,肯定是没有时间再读了。
“开卷八分钟”的讲坛上,“道长”义正辞严,让人颇以为像他介绍的那些“好”书,若是不读,实在是自己的很大损失。出版公司正好借这种幻象来卖书。然而,讲稿变成书本,再好的表演也打折。毕竟,电视节目的快节奏允许将书籍像快餐一样消费,所以口头表达可以充分发挥,但是一旦将口头文本化作案头文本,就不免要面对读者的责难了。梁文道颇为自知地“声明”:“我一向不赞成把电视节目变成书的做法,除非它是Ways of seeing或Civilization 那么伟大的节目,而且经过原作者的大幅改写加工。”那么,责任便在凤凰卫视和出版公司,他们合作起来误导读者,一边从中牟取暴利。
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冷饭炒过几次,味道再好,也是有限。何况,既是冷饭,又是他人嚼过的,营养如何,想想更是可知。当然,精明的读者并不需要他人的介绍,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体系和辨别能力。至于一般的读者,大概翻读一遍,即可抛开,直奔原著而去。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主持人语】1692年,在北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一个叫塞勒姆的清教徒居住区,一向平静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巫术恐慌所打断。恐慌起于几个小女孩的一种奇特的病象(现在看来,似乎是高烧引起的谵妄状态),但本地一位村医查不出原因,就说她们中了巫蛊。于是,当地治安官就开始追查施巫者。按当时法律,凡巫觋一律绞死。很快,一些人被小女孩们指控,而被指控者为自保又指控另一些人。每个人在别人眼中都似乎成了巫或觋,而为自保,人们纷纷赶在可能会指控自己的人之前指控他。互不信任的恐慌席卷了本来人和人相互信任的塞勒姆,并蔓延到附近一些村镇。成群结队的被告发者被关进监狱,等待法庭的刑讯和判决,而恐慌却依然在蔓延,最后连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妻子也被人指控为巫,至此,总督才突然清醒,下令停止审判,释放所有囚徒,但已有19人被绞死,1人死于刑讯,4人死于羁押期间。
1768年,在中国浙江德清县,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慌突然发生。人们传说妖师们可以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或直接剪掉人的发辫,盗取人的灵魂,趁机夺取人的财物。百姓陷入极大恐慌,凡看见乞丐、游僧和道士就将其扭送官府,指控其施妖术。地方官在审讯后确认指控纯属无稽之谈,但丝毫未平息百姓的恐慌。恐慌从一地蔓延向另一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在许多地方演变成针对陌生的乞丐、游僧和道士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乾隆帝判断其中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谋乱阴谋,遂下令地方官严查,但地方官却漫不经心,而他们越是漫不经心,乾隆帝就越是焦急震怒,急催各地官员速拿妖党,一网打尽。为了交差,地方官遂将大批乞丐、游僧、道士以及一些下等人关进监狱,刑讯逼供,死伤者有之,屈打成招者有之。全国人心惶惶。朝廷中头脑清醒的官员在提讯一些疑犯后,发现所谓妖党乃子虚乌有,而乾隆帝也渐渐接受他们的判断,停止侦讯,持续半年的恐慌渐渐平息。
表面看来,两场恐慌皆起源于伏都巫术(如相信用针扎一个人的偶像就能扎到他本人),但伏都巫术如何从一种零星的行为变成一种群体的想象,并进而变成一种群体的恐慌,其成因却非巫术本身所能解释。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政府在面对突然而起的群体恐慌时先是判断失误,继而反应失当,结果造成更大恐慌。任何群体恐慌的形成都有复杂的因素。
程巍
一个好的学者做研究时,往往应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与题项相涉的重要研究材料,可惜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没能做到。一个好的读者阅读时,应当抛开书评人、批评家、专业学者这些知识的二手贩子,直接阅读原著,以求直达原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的中心,以求更好地靠近那些伟大的魂灵。但是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能做到。毕竟,这已不是书籍的时代了。正经的学问也逐渐变得边缘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变成知识分子,而后者也逐渐蜕变成“知道分子”。
我们身处媒体的时代,有了太多的娱人娱己的方式,不再像18、19世纪书籍时代的读者一样,只能在书山跋涉中去寻求快乐的指引和心灵的成长。现今的读者更易受传媒的影响而阅读。媒体是这个时代的王者,它正好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影响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阅读(已包括超文本的阅读,如电影、电视和网络文本等)本是生活中非常私人的事,但是像央视“百家讲坛”却试图说服一般的读者:你应当阅读于丹、易中天、袁腾飞等人的书。于是,没“读”过的人会少了许多谈资,在一个群体之中,他渐渐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时代的新文盲。终于,在畅销书这一个舞台,来来回回,粉墨登场了许多二手贩子。像今年非常红火的梁文道也是一例,虽与他人稍有些不同,但本质上终也是一个“知道分子”,知识的“二手贩子”。
梁文道的书在大陆火起来也仅仅是2009年的事。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开讲“开卷八分钟”一栏,给观众介绍书籍。那些介绍书籍的讲稿,最终汇编成册。今年梁氏的书卖得很火,出书的风头甚盛,四本书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五本书《梁文道:我读》在年关将至时,又换上了上海三联书店于2010年1月出版。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历来以质量著称,但是自从中华书局为于丹出书以来,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为生存而降格以求。不知2010年上海三联出版的这本《梁文道:我读》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降格呢?
梁文道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此书出版之前,出版公司用样书电子本四处请人发表评论,打算作一番炒作。于是,在书评人的骂声之中,梁文道托律师发表“声明”,表明自己与这本书毫不相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总的说来,这本书还算得上有可取之处的。毕竟都市生活节奏非常之快,人人时间有限,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读者误以为偏偏书籍又那么多,如何读得完呢?何况,知识本身就是无涯无际的。从这两点出发,书评家有了它的存在位置。梁文道的存在位置也正在于此。所以“道长”要做这个读书的群氓时代的引导者,普渡一般读者。所以《梁文道:我读》的好处在于为一般读者(好的读者并不需要)作一导引,如何读好一本本“流行书籍”。试看《我读》中所选的书,大部分是国内外的热门书,涉及人物和书籍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被消费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和《切·格瓦拉之死》;2009年借《小团圆》借尸还魂的张爱玲;作品被误读为青春小说的村上春树和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言辞激进者陈丹青;于丹和讲《论语》的杂书;畅销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几乎已将最近几年的文化热点一网打尽。出版者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精明之极,所以《梁文道:我读》也必将畅销一时。读者也可借此获得多点谈资。
本书首篇开宗明义,即问:“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文中,除有主张扩张阅读面之外,观点大有为自身开脱之嫌。即虽然是将知识二手倒卖,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论语〉心得》。”同样的逻辑,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当然是读《梁文道:我读》的介绍了。然而,这种逻辑的不足之处在于,此书所介绍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虽触及了今日的文化热点,但是读者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不读其他更为“正经”的书。那么,那些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典,肯定是没有时间再读了。
“开卷八分钟”的讲坛上,“道长”义正辞严,让人颇以为像他介绍的那些“好”书,若是不读,实在是自己的很大损失。出版公司正好借这种幻象来卖书。然而,讲稿变成书本,再好的表演也打折。毕竟,电视节目的快节奏允许将书籍像快餐一样消费,所以口头表达可以充分发挥,但是一旦将口头文本化作案头文本,就不免要面对读者的责难了。梁文道颇为自知地“声明”:“我一向不赞成把电视节目变成书的做法,除非它是Ways of seeing或Civilization 那么伟大的节目,而且经过原作者的大幅改写加工。”那么,责任便在凤凰卫视和出版公司,他们合作起来误导读者,一边从中牟取暴利。
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冷饭炒过几次,味道再好,也是有限。何况,既是冷饭,又是他人嚼过的,营养如何,想想更是可知。当然,精明的读者并不需要他人的介绍,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体系和辨别能力。至于一般的读者,大概翻读一遍,即可抛开,直奔原著而去。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主持人语】1692年,在北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一个叫塞勒姆的清教徒居住区,一向平静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巫术恐慌所打断。恐慌起于几个小女孩的一种奇特的病象(现在看来,似乎是高烧引起的谵妄状态),但本地一位村医查不出原因,就说她们中了巫蛊。于是,当地治安官就开始追查施巫者。按当时法律,凡巫觋一律绞死。很快,一些人被小女孩们指控,而被指控者为自保又指控另一些人。每个人在别人眼中都似乎成了巫或觋,而为自保,人们纷纷赶在可能会指控自己的人之前指控他。互不信任的恐慌席卷了本来人和人相互信任的塞勒姆,并蔓延到附近一些村镇。成群结队的被告发者被关进监狱,等待法庭的刑讯和判决,而恐慌却依然在蔓延,最后连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妻子也被人指控为巫,至此,总督才突然清醒,下令停止审判,释放所有囚徒,但已有19人被绞死,1人死于刑讯,4人死于羁押期间。
1768年,在中国浙江德清县,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慌突然发生。人们传说妖师们可以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或直接剪掉人的发辫,盗取人的灵魂,趁机夺取人的财物。百姓陷入极大恐慌,凡看见乞丐、游僧和道士就将其扭送官府,指控其施妖术。地方官在审讯后确认指控纯属无稽之谈,但丝毫未平息百姓的恐慌。恐慌从一地蔓延向另一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在许多地方演变成针对陌生的乞丐、游僧和道士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乾隆帝判断其中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谋乱阴谋,遂下令地方官严查,但地方官却漫不经心,而他们越是漫不经心,乾隆帝就越是焦急震怒,急催各地官员速拿妖党,一网打尽。为了交差,地方官遂将大批乞丐、游僧、道士以及一些下等人关进监狱,刑讯逼供,死伤者有之,屈打成招者有之。全国人心惶惶。朝廷中头脑清醒的官员在提讯一些疑犯后,发现所谓妖党乃子虚乌有,而乾隆帝也渐渐接受他们的判断,停止侦讯,持续半年的恐慌渐渐平息。
表面看来,两场恐慌皆起源于伏都巫术(如相信用针扎一个人的偶像就能扎到他本人),但伏都巫术如何从一种零星的行为变成一种群体的想象,并进而变成一种群体的恐慌,其成因却非巫术本身所能解释。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政府在面对突然而起的群体恐慌时先是判断失误,继而反应失当,结果造成更大恐慌。任何群体恐慌的形成都有复杂的因素。
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