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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大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跨国公司与资本的流通与扩张是史无前例的，而商品化在人类文化与精神领域里的全面渗透也是空前绝后的。今天我们已很难判定哪种文化现象是纯粹民族和本土的，更难以分辨哪一种商品(清凉饮料或汽车)同时又是不是文化现象(可口可乐或丰田广告)。这当然包括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批评在内。四五十年前在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们立马横刀，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等文化的商品化趋向作了严峻的征伐。九十年代的中国，亦不乏慷慨悲歌之士，在文化迁徒与临界的时刻，坚守着“雅文化”、“精英文化”的阵地，呼唤着“超越”与“终极关怀”。当然，表面的似曾相识并不能完全证实这两种批判姿态与文化全球化状况的必然联系。
然而，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人文批评与文化商品化、全球化的联系。近年来，西方文化界对其文化传统之内以及非西方文化之间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批评与理论都进入了新的空间，从文学作品的本文批评延伸到社会本文的批评，由此寻找新的语言和概念。这里，“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是当前两大新热点。它们代表着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现实政治问题的普遍关心与参与，是对文化的全面商品化和商品的全面文化化现象(同时也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现象)的“世俗关怀”。
理论空间的拓展和批评的“全球化”介入加强了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化概念的紧迫感。我们现有的概念来自线性的、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参照系的历史主义体系。“不均衡性”、“非共时性”等概念，只是用来描述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发展。而文化批评空间的拓展，则要求打破这种西方中心的座标。
于是，一向关怀着文化全球化问题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杰姆逊(F.Jameson，一译詹明信)，便有了以下一番感慨和议论：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或地域的词汇，来描述纪年上的非共时性是如何在空间、甚至是民族的形式中显现的：广泛而全面的“影响的焦虑”渗透着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同时这些焦虑又丝毫不损伤不同的“民族主义”精神实质的半分毫毛。但是，“民族主义”一词(即对概念的寻求)与空间上的圈限问题不可分离，而这正是我们试图作理论探讨的问题。
杰姆逊表达了对文化批评中的民族主义和本土化意识高涨的担忧。作为新的文化时髦，强调差异、特殊、多元、边缘，在对西方中心论一统天下的神话进行颠覆的同时，“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却十分悖论地强化了它们赖以生存和生长的西方的文化逻辑。跨国资本主义的奇特的文化逻辑是：必须加强消费者的“民族”、“本土”意识，才能强化他对商品的具体占有感；必须让生产者“心怀全球，立足本土”(thinkglobally，actlocally)，才能最大限度地使跨国资本在全球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立足。不过，这个逻辑本身，又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全球性的商品化势必造成文化的同一或一元化现象(满世界都是摇滚与可乐)，而商品的流通过程必然要形成多元竞争、分裂和零散化局面。阿拉伯裔的萨伊德和印度移民斯皮娃克等“后殖民主义”教授们，以边缘自居而不遗余力地攻击西方中心。其实他们自己业已成为西方学术市场上的“大腕”，悠然自得地居于西方学术界的中心，而对其理论和学术实践作为文化商品与跨国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共谋性视而不见。
有鉴于此，杰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平等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现实，而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包括种种一厢情愿的观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不过，那种把一切都急匆匆地归结于“权力”的说法往往也不得要领。在此，我们需要某种几何学来把握这些屈从与等级的关系。这种几何学似乎在葛兰西那儿已初露端倪。葛兰西指出，某些语言和文化领域具有不平等的特权，这在文化霸权的建构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民族文化及其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希腊与法国便是明证)被构想成某种类似万有引力的东西，其定律和更为复杂的表现如今亟待确立。
为了从边缘／中心、西方／本土等等二元对立的怪圈中走出来，真正把握现实世界上的不平等关系，就要努力寻求新的语言和概念，并且将理论与批评本身所蕴含的边缘／中心二元对立问题纳入思考之中。这当然就是一种“元批评”了：
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以便理解非共时性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事后效应的现象。这种几何学必须容纳“局外人原则”。依照这条原则，理论界的新人可以突然将某个问题的构成(problematic)全部重组，这种问题的构成在老牌理论家那里已成为作茧自缚的枷锁。……“非欧几里德性”体现于以下事实：对于较早的理论而言，“外国的”理论，外部的、国际的影响问题仅仅是外在的，至多不过是形式的偶然。如今，这个问题却进入了内容本身，成为理论的一个研究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理论领域。
杰姆逊以上的议论，见于他最近为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集写的序。这部《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语言》的论文集，由刘康、唐小兵主编，辑录了以中国大陆旅美学者为主、包括美国和港台学者撰写的论文十四篇。大部分论文选自一九九○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在跋中认为，“新人们”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带来了刘康所说的‘范式变化’。”杰姆逊认为这部文集体现了他上述的理论自省和寻求新的语言和概念的过程：“这是几年来我所见到的一部最丰富、最令人振奋的论文集。它在自豪地融汇吸收了‘西方理论’的同时，就开始向‘西方理论’提出各种质疑和问题。”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元批评或反思，是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刘康、唐小兵编的论文集的主要特点，便是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论的自觉。编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一次全面的重读。这种重读既要充分结合本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传统，又能将阐释背景拓展至全球性的现代与后现代经验。不过，这部论文集仅仅是“提出了多种质疑和问题”而已。两位编者在前言中反复强调“对于思考和表达我们的经验的语言本身的力量和局限十分敏感”；“本着虽然痛苦但却十分必要的自我怀疑精神，本文集的作者们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了能作的解答。”
这看来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杰姆逊指出，女权主义、黑人文学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等“新领域”的特点之一，便是出一本又一本的论文集和丛书。而且这些论文集主要是在勾画一个问题的构成，而不是确立新的范式或提供新的批评准则。这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集也不例外。十余篇论文围绕着三大主题，对困扰着中国人文思想界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的构成作了讨论。看得出各作者的背景、观点不甚相同，立论与写作风格迥异。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未必能认为这些论文有多少坚实的学术功力与基础，更不能说形成了什么辉煌的开端。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如该书前言所言，在一九九○年的那次会议上见雏形的这部文集，洋溢着一种“对世俗与变革的投入感和参与感”。你说这种强烈的“世俗关怀”和参与感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甚至五四启蒙传统的延续也好，你说它是受到西方特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知识界语境的影响也罢，“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包括更广泛的文化)语言的复杂联系便赫然是文集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作者们将这些复杂的联系视为活生生的、与他们血肉相关的现实和主体，与之进行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而非主客体之间冷静、科学、“客观”的西方汉学式的研究(也许“客观”、科学的研究本身便是大可质疑的；刘康在美国的《现代中国》杂志上曾撰文对西方汉学的范式作过质疑)。
主体性与现代性的问题的构成便是文集的第一大主题。这其实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所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主体与现代化的问题会成为八十年代的热门话题？两者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对此必须作历史的探讨，以厘清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同思想潮流之间的关系。刘康对八十年代的从美学、哲学到文学的主体性讨论作了历史的回顾。他认为，主体性讨论的历史内涵是面对文革后的意识形态危机与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双重现实，知识分子急需确立独立、自律的主体或自我认同。这不仅涉及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律以及相互依存和联系的辩证法)，而且与文化批判的需求密切相关。文化批判乃是五四启蒙传统的首要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胡风在四十年代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命题，坚持五四文化启蒙与文化批判的立场。胡风批判传统文化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与同时期的反法西斯文化战士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十分相近。的确，八十年代中国关于“主体性”和文化问题的讨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对此必须从中国现代文化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传统中寻找答案。当然，这种探索需要充分理解思想史的“非欧几里德性”，尤其在审视原本来自西方而又无可争议地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思想传统时更是如此。
关于八十年代的“主体性”论争，文集还辑录了刘再复的回顾文章和陈清侨分析莫言小说《十三步》所蕴含的“分裂”的心灵主体的论文。现代中国的心理和精神的主体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的冲突中痛苦挣扎，而莫言创作于八十年代末的小说似乎又以一种拉康式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后现代的语言？)来重述这一经验。刘禾在重读鲁迅的《伤逝》和郁达夫的《还乡记》过程中，条分缕析地剖析了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中蕴含的个体、民族、性别差异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蓝温蒂(WendyLarson)则通过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庐隐和冰心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形式，来观察“现代主体”构成之中女性的声音与视野。“女性的主体”在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现代主体”建构中往往处于边缘，被忽略、同化甚至抹煞。刘禾与蓝温蒂从女权主义、民族国家等多重角度，对以普遍性和世界主义为主要诉求的“现代主体”作了历史的还原。
普遍性诉求乃是中国现代文化与思想界的一大特征，其中包含了巨大的历史悖论。这不仅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而且与现代文学的再现形式的历史选择难解难分。西奥多·休特斯(TheodoreHuters)要追问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选择了现实主义这样一种艺术再现形式？现实主义似乎既体现了普遍性原则(对真实的追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美理想)，又代表着进步、新颖的现代化观念(五四时代作家们认定的最新、最进步的文学形式是现实主义，而非现代主义)。不过，中国现代作家过分热心地强调现实主义的普遍性与进步性，是否掩饰了某种对其西方渊源的焦虑？是否凸显了某种对现代化的乌托邦情结？休特斯提出了不少尖锐的问题，显然用“现代／传统”、“西化／本土”二元对立的旧批评范式是难以回答的。他的文章作为文集第二大主题“现实主义再现与历史”的首篇，颇有画龙点睛之功：突出了批评视角和范式转型的急迫和必要性。王德威比较了鲁迅和沈从文对于“砍头”主题的不同艺术再现角度；吕彤邻将莫言的《红高粱》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语形式作了对比和分析。两篇论文均由形式分析入手追寻形式的意识形态底蕴，认真、踏实地实践着新的批评概念和语言。
文集的最后部分题为“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辑录了广义上的文化批评的四篇文章。张英进的论文讨论的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这一特殊形式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作用；汪跃进的论文分析了后文革时代“祖宗偶像”的艺术情结，从罗中立的肖像画到张艺谋的电影、莫言的小说，企图在多媒介的文化形式的相互关联中，把握某种社会意识的律动。李陀题为“反抗写作”的短文将八十年代实验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刻划得栩栩如生，提醒我们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无法摆脱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世俗关怀”。唐小兵的文章对于八十年代后期文学批评的种种潮流作了简概的回溯，特别强调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和理论”在西方和中国不同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所具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开始时主要目标是批判和摆脱文革以及文革前的旧批评范式的束缚。种种来自西方的“新理论”恰恰以批判(西方)思维模式为主旨，其政治和意识形态锋芒与中国的批评潮流相互呼应，并非偶然。但到八十年代后期，面对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在文化领域内的全面渗透，批评与理论同样急需作出回应。在中国当代的异常复杂和混乱、“犬牙交错”的文化氛围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展示了转型期人文学术领域的深刻矛盾与困境。也许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价值就在于对矛盾与困境的充分自觉意识：不回避、不掩饰，尖锐地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
这也正是“理论界的新人们”在这部文集中所作的努力。文集确实提出了许多困扰着当代批评界的问题。提出问题是范式转型的第一步。或许对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范式来说，是迈了很大一步。不过其局限性也许正在此。大部分作者是八十年代去西方的留学生，他们用英文写作，研究中国问题，在思路上自然与西方的现有语言和范式接触最多。在语言表述、资料掌握方面，亦偏向西方的日程表。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既然他们以寻求新的批评概念和语言、拓展新的批评空间为己任，看来还不能停留在仅仅提出新的问题和口号上而已。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已经有所涉及，尤其是在文集的“文化批判”和“后现代主义”这部分。这也许是“范式转型”的核心问题。然而作者们对此并未作深入的探讨，编者们亦未见有足够的重视。当然，这是一部洋溢着强烈的“世俗关怀”和批判意识的文集，作者们并不以“学问是个人的事情”为标榜。但就文集的主要“世俗关怀”而言，似乎有“定格”于八十年代的倾向。商品化席卷全球的潮流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已日渐强盛。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领域里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更为突出。在这个文化全球化的氛围中，如何把握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错综复杂的内在紧张与动力？这大概是批评的“范式转型”过程中的新的问题的构成，同时也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的新的质疑。
(LiuKangandXiaobingTang，eds.Politics，Ideology，andLiteraryDiscourseinModernChina，DukeUniversityPress，1993，316Pages)
然而，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人文批评与文化商品化、全球化的联系。近年来，西方文化界对其文化传统之内以及非西方文化之间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批评与理论都进入了新的空间，从文学作品的本文批评延伸到社会本文的批评，由此寻找新的语言和概念。这里，“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是当前两大新热点。它们代表着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现实政治问题的普遍关心与参与，是对文化的全面商品化和商品的全面文化化现象(同时也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现象)的“世俗关怀”。
理论空间的拓展和批评的“全球化”介入加强了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化概念的紧迫感。我们现有的概念来自线性的、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参照系的历史主义体系。“不均衡性”、“非共时性”等概念，只是用来描述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发展。而文化批评空间的拓展，则要求打破这种西方中心的座标。
于是，一向关怀着文化全球化问题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杰姆逊(F.Jameson，一译詹明信)，便有了以下一番感慨和议论：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或地域的词汇，来描述纪年上的非共时性是如何在空间、甚至是民族的形式中显现的：广泛而全面的“影响的焦虑”渗透着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同时这些焦虑又丝毫不损伤不同的“民族主义”精神实质的半分毫毛。但是，“民族主义”一词(即对概念的寻求)与空间上的圈限问题不可分离，而这正是我们试图作理论探讨的问题。
杰姆逊表达了对文化批评中的民族主义和本土化意识高涨的担忧。作为新的文化时髦，强调差异、特殊、多元、边缘，在对西方中心论一统天下的神话进行颠覆的同时，“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却十分悖论地强化了它们赖以生存和生长的西方的文化逻辑。跨国资本主义的奇特的文化逻辑是：必须加强消费者的“民族”、“本土”意识，才能强化他对商品的具体占有感；必须让生产者“心怀全球，立足本土”(thinkglobally，actlocally)，才能最大限度地使跨国资本在全球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立足。不过，这个逻辑本身，又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全球性的商品化势必造成文化的同一或一元化现象(满世界都是摇滚与可乐)，而商品的流通过程必然要形成多元竞争、分裂和零散化局面。阿拉伯裔的萨伊德和印度移民斯皮娃克等“后殖民主义”教授们，以边缘自居而不遗余力地攻击西方中心。其实他们自己业已成为西方学术市场上的“大腕”，悠然自得地居于西方学术界的中心，而对其理论和学术实践作为文化商品与跨国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共谋性视而不见。
有鉴于此，杰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平等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现实，而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包括种种一厢情愿的观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不过，那种把一切都急匆匆地归结于“权力”的说法往往也不得要领。在此，我们需要某种几何学来把握这些屈从与等级的关系。这种几何学似乎在葛兰西那儿已初露端倪。葛兰西指出，某些语言和文化领域具有不平等的特权，这在文化霸权的建构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民族文化及其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希腊与法国便是明证)被构想成某种类似万有引力的东西，其定律和更为复杂的表现如今亟待确立。
为了从边缘／中心、西方／本土等等二元对立的怪圈中走出来，真正把握现实世界上的不平等关系，就要努力寻求新的语言和概念，并且将理论与批评本身所蕴含的边缘／中心二元对立问题纳入思考之中。这当然就是一种“元批评”了：
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以便理解非共时性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事后效应的现象。这种几何学必须容纳“局外人原则”。依照这条原则，理论界的新人可以突然将某个问题的构成(problematic)全部重组，这种问题的构成在老牌理论家那里已成为作茧自缚的枷锁。……“非欧几里德性”体现于以下事实：对于较早的理论而言，“外国的”理论，外部的、国际的影响问题仅仅是外在的，至多不过是形式的偶然。如今，这个问题却进入了内容本身，成为理论的一个研究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理论领域。
杰姆逊以上的议论，见于他最近为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集写的序。这部《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语言》的论文集，由刘康、唐小兵主编，辑录了以中国大陆旅美学者为主、包括美国和港台学者撰写的论文十四篇。大部分论文选自一九九○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在跋中认为，“新人们”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带来了刘康所说的‘范式变化’。”杰姆逊认为这部文集体现了他上述的理论自省和寻求新的语言和概念的过程：“这是几年来我所见到的一部最丰富、最令人振奋的论文集。它在自豪地融汇吸收了‘西方理论’的同时，就开始向‘西方理论’提出各种质疑和问题。”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元批评或反思，是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刘康、唐小兵编的论文集的主要特点，便是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论的自觉。编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一次全面的重读。这种重读既要充分结合本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传统，又能将阐释背景拓展至全球性的现代与后现代经验。不过，这部论文集仅仅是“提出了多种质疑和问题”而已。两位编者在前言中反复强调“对于思考和表达我们的经验的语言本身的力量和局限十分敏感”；“本着虽然痛苦但却十分必要的自我怀疑精神，本文集的作者们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了能作的解答。”
这看来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杰姆逊指出，女权主义、黑人文学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等“新领域”的特点之一，便是出一本又一本的论文集和丛书。而且这些论文集主要是在勾画一个问题的构成，而不是确立新的范式或提供新的批评准则。这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集也不例外。十余篇论文围绕着三大主题，对困扰着中国人文思想界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的构成作了讨论。看得出各作者的背景、观点不甚相同，立论与写作风格迥异。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未必能认为这些论文有多少坚实的学术功力与基础，更不能说形成了什么辉煌的开端。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如该书前言所言，在一九九○年的那次会议上见雏形的这部文集，洋溢着一种“对世俗与变革的投入感和参与感”。你说这种强烈的“世俗关怀”和参与感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甚至五四启蒙传统的延续也好，你说它是受到西方特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知识界语境的影响也罢，“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包括更广泛的文化)语言的复杂联系便赫然是文集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作者们将这些复杂的联系视为活生生的、与他们血肉相关的现实和主体，与之进行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而非主客体之间冷静、科学、“客观”的西方汉学式的研究(也许“客观”、科学的研究本身便是大可质疑的；刘康在美国的《现代中国》杂志上曾撰文对西方汉学的范式作过质疑)。
主体性与现代性的问题的构成便是文集的第一大主题。这其实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所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主体与现代化的问题会成为八十年代的热门话题？两者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对此必须作历史的探讨，以厘清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同思想潮流之间的关系。刘康对八十年代的从美学、哲学到文学的主体性讨论作了历史的回顾。他认为，主体性讨论的历史内涵是面对文革后的意识形态危机与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双重现实，知识分子急需确立独立、自律的主体或自我认同。这不仅涉及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律以及相互依存和联系的辩证法)，而且与文化批判的需求密切相关。文化批判乃是五四启蒙传统的首要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胡风在四十年代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命题，坚持五四文化启蒙与文化批判的立场。胡风批判传统文化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与同时期的反法西斯文化战士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十分相近。的确，八十年代中国关于“主体性”和文化问题的讨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对此必须从中国现代文化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传统中寻找答案。当然，这种探索需要充分理解思想史的“非欧几里德性”，尤其在审视原本来自西方而又无可争议地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思想传统时更是如此。
关于八十年代的“主体性”论争，文集还辑录了刘再复的回顾文章和陈清侨分析莫言小说《十三步》所蕴含的“分裂”的心灵主体的论文。现代中国的心理和精神的主体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的冲突中痛苦挣扎，而莫言创作于八十年代末的小说似乎又以一种拉康式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后现代的语言？)来重述这一经验。刘禾在重读鲁迅的《伤逝》和郁达夫的《还乡记》过程中，条分缕析地剖析了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中蕴含的个体、民族、性别差异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蓝温蒂(WendyLarson)则通过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庐隐和冰心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形式，来观察“现代主体”构成之中女性的声音与视野。“女性的主体”在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现代主体”建构中往往处于边缘，被忽略、同化甚至抹煞。刘禾与蓝温蒂从女权主义、民族国家等多重角度，对以普遍性和世界主义为主要诉求的“现代主体”作了历史的还原。
普遍性诉求乃是中国现代文化与思想界的一大特征，其中包含了巨大的历史悖论。这不仅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而且与现代文学的再现形式的历史选择难解难分。西奥多·休特斯(TheodoreHuters)要追问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选择了现实主义这样一种艺术再现形式？现实主义似乎既体现了普遍性原则(对真实的追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美理想)，又代表着进步、新颖的现代化观念(五四时代作家们认定的最新、最进步的文学形式是现实主义，而非现代主义)。不过，中国现代作家过分热心地强调现实主义的普遍性与进步性，是否掩饰了某种对其西方渊源的焦虑？是否凸显了某种对现代化的乌托邦情结？休特斯提出了不少尖锐的问题，显然用“现代／传统”、“西化／本土”二元对立的旧批评范式是难以回答的。他的文章作为文集第二大主题“现实主义再现与历史”的首篇，颇有画龙点睛之功：突出了批评视角和范式转型的急迫和必要性。王德威比较了鲁迅和沈从文对于“砍头”主题的不同艺术再现角度；吕彤邻将莫言的《红高粱》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语形式作了对比和分析。两篇论文均由形式分析入手追寻形式的意识形态底蕴，认真、踏实地实践着新的批评概念和语言。
文集的最后部分题为“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辑录了广义上的文化批评的四篇文章。张英进的论文讨论的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这一特殊形式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作用；汪跃进的论文分析了后文革时代“祖宗偶像”的艺术情结，从罗中立的肖像画到张艺谋的电影、莫言的小说，企图在多媒介的文化形式的相互关联中，把握某种社会意识的律动。李陀题为“反抗写作”的短文将八十年代实验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刻划得栩栩如生，提醒我们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无法摆脱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世俗关怀”。唐小兵的文章对于八十年代后期文学批评的种种潮流作了简概的回溯，特别强调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和理论”在西方和中国不同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所具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开始时主要目标是批判和摆脱文革以及文革前的旧批评范式的束缚。种种来自西方的“新理论”恰恰以批判(西方)思维模式为主旨，其政治和意识形态锋芒与中国的批评潮流相互呼应，并非偶然。但到八十年代后期，面对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在文化领域内的全面渗透，批评与理论同样急需作出回应。在中国当代的异常复杂和混乱、“犬牙交错”的文化氛围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展示了转型期人文学术领域的深刻矛盾与困境。也许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价值就在于对矛盾与困境的充分自觉意识：不回避、不掩饰，尖锐地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
这也正是“理论界的新人们”在这部文集中所作的努力。文集确实提出了许多困扰着当代批评界的问题。提出问题是范式转型的第一步。或许对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范式来说，是迈了很大一步。不过其局限性也许正在此。大部分作者是八十年代去西方的留学生，他们用英文写作，研究中国问题，在思路上自然与西方的现有语言和范式接触最多。在语言表述、资料掌握方面，亦偏向西方的日程表。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既然他们以寻求新的批评概念和语言、拓展新的批评空间为己任，看来还不能停留在仅仅提出新的问题和口号上而已。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已经有所涉及，尤其是在文集的“文化批判”和“后现代主义”这部分。这也许是“范式转型”的核心问题。然而作者们对此并未作深入的探讨，编者们亦未见有足够的重视。当然，这是一部洋溢着强烈的“世俗关怀”和批判意识的文集，作者们并不以“学问是个人的事情”为标榜。但就文集的主要“世俗关怀”而言，似乎有“定格”于八十年代的倾向。商品化席卷全球的潮流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已日渐强盛。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领域里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更为突出。在这个文化全球化的氛围中，如何把握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错综复杂的内在紧张与动力？这大概是批评的“范式转型”过程中的新的问题的构成，同时也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的新的质疑。
(LiuKangandXiaobingTang，eds.Politics，Ideology，andLiteraryDiscourseinModernChina，DukeUniversityPress，1993，316P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