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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景
陈云燕是江苏省丹阳市一家专门生产钻头的企业的老板。这两年新的厂房造好了，丹阳地区的钻头企业拼命竞争，一些技术差的企业也该关门的关门，几家大企业明显有了生产及市场的优势，眼看着就要进入下一个飞跃期了。
但有一件事，让陈云燕有些头疼。过去安徽、四川等省的工人，会如潮水般地涌入江苏，但这两年，工资明显提升了不少，但能招到的工人数量却越来越有限，以致于数百人企业老板的陈云燕竟然把手机号都告诉周边的人了，凡是愿意来厂里工作的，陈云燕大都会让他们来。“劳动力短缺，我真的缺人。”陈云燕说，如今碰到来求职的工人打来电话，感觉就像是来了一笔大订单一样。
钻头生产车间里，依旧是20岁到30岁的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包装等不是妇女、中年人干不来的，但这样的劳动力，似乎在丹阳地区很少能找到。
在广东、在上海、甚至在北京，一方面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突然短缺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些专家认为，劳动力转向紧缺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分配在中国已经结束。中国劳动力供给现状到底如何？本刊记者与日本《日经商务》记者联合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记者：您早在2004年就开始关注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劳动力在这些年有了哪些变化?
蔡昉：中国劳动力的变化，是从2004年开始第一次明显出现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当时也以为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是短期的。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
在一般国家，劳动力需求突然提升时，比如因为订货的突然增大时，工资就会提高，工资提高了，劳动力供给就会跟着提高。但这是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描述。中国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有限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劳动力供给却不在当地。劳动力供给来自中西部农村，所以两者之间在信息上差别很大，而且我们长期没有一个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信息、工资的情况可能不知道，供需信息的传递过程有一个时间滞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叫做制度障碍，比如说户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我没工作的话，我就要在这儿等待，这个周期都会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匹配，所以当时我想，可能需要消除这些制度性的障碍。
但是我也有过一些怀疑。了解劳动力供需情况的办法最好是看人口结构。我们发现沿海企业就雇一些年轻人口，比如说18岁到20岁的女孩子。但看了人口结构后，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轻的人口也不象想像的那么多，这样的需求是很难完全满足的。
记者：这个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吗?
蔡昉：影响很大。虽然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还在持续，但增长比率每年都在下降，到2013年就不再增长了。从这一点看，我们发现劳动力供给本身确实出现了问题。
大家都说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一般认为这个数字在1.5亿到2亿之间。如果真有如此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的话，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长期内都可以得到满足，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有那么多的富余劳动力，90年代也还有不少，但后来乡镇企业使用了1.4亿劳动力，外出的劳动力也达到了1.3亿，农业中按现在的劳动生产率，需要用1.8亿，还剩下多少？没有多少了。我做了一些估算，用最保守的算法，现在也就有1亿富余劳动力。而且你再看1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你会发现一半以上都是40岁以上的人，因此可以提供的劳动力就没有多少了。
记者：于是就有了这两年的劳动力短缺?
蔡昉：是的，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再蔓延到主要的大城市，现在甚至在东北、在中部地区都可以看到。这就是说，企业希望雇佣劳动力，但现在普通劳动力很稀少，企业不是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永远都缺，更缺的是普通劳动力，这种现象就是一种真实的短缺。
人口红利中的矛盾
记者：2004年前，很多人相信农村还有很多劳动力人口，2004年以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蔡昉：当时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我做了推算以后认为，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富余劳动力，那时很多人不相信。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比如到2010年，甚至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劳动力又会怎样？我想，首先要看到，过分担心是不必要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一定全靠劳动力。日本在劳动力丰富的时期实现了高度增长，到60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开始短缺，但很长时间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一直维持到80年代末期。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出现短缺大致在70年代初，但随后也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
在劳动力丰富的时期，同时有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政策环境的话，可以靠劳动力丰富得到一个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个时期人口负担轻、储蓄率高，这个我们叫“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可以得到人口红利，但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以后，如果整个发展环境政策都是好的，那么就可能会自动地转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过去用劳动推动的经济增长，现在可以转到用生产率的提高来维持这个优势。
记者：西方的一些学者似乎没有看到亚洲的这个特点。
蔡昉：对。90年代美国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比如克鲁格曼，他们都批评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说这些国家与地区和苏联一样，就是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这些国家与地区正是享受人口红利的时候，当然可以也应该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经济高增长。关键是在于当人口红利过去以后，还能不能维持生产率的提高，我想这些国家与地区实现了这个转变。中国也是可以转变的。
我想，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还会长期存在。我们现在讲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有这个时期的制度因素，比如说户籍制度的约束。作为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可以到城市自由地找工作、打工的，也可以在这儿住，但是归根到底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还有很多公共服务，如孩子入学、生病就医等均有问题，因此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城市工作，挣到了一笔钱还要回乡下。这就注定了在这种环境下，只是年轻工人有竞争力，40岁以上就干不了了。另一方面，在很多行业40岁的人工作是有经验的，如果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这些人有熟练技术，可以把家安在城市，40岁以后也住在城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改革制度，拆除一些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把劳动力的规模扩大。
记者：大致能到一个多么大的规模呢？
蔡昉：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还在增长。2005年是9.3亿，到了2020年是9.6亿，绝对量不会减少。从比重上看，到了2020年大概还有60%多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个比重还高于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说劳动人口多、比重大这个特点在10年、20年内是可以维持的。
记者：这样一来工资的增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蔡昉：这里有一个转折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想雇多少人都可以雇到，不用涨工资，但从现在开始，想雇佣新的工人、满意的工人就要涨工资，这个是个关键。
中国的工资涨得很快，即使这样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还占有工资低的比较优势。一直到2003年、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还只是美国制造业工资的3%、4%，就是涨一倍、二倍、十倍也远远赶不上美国。过去我们不涨工资，主要为了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就业，支持整体居民的收入。今后是一边涨工资，一边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是让中国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一个转折点。
解决环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记者：在这个转折时期，中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共同提高呢？
蔡昉：我刚刚读了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他们讲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我大致看了一下，看到中国是全世界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这个最快就提供了涨工资的空间，我们涨工资并不是提高成本，而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涨工资不会降低中国企业的盈利。
记者：但也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
蔡昉：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转折点。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讲，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先扩大然后缩小，从扩大收入差距到缩小收入差距中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和劳动力短缺是相关的。这个转折还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环境上，污染先上升到了一个点然后再下降。
从日本的经验看，最初人民只是想活下去，能够拿最低工资，能够解决衣食温饱就够了。当收入提高以后，人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到这个时候人们对环境就不满意了。我在日本考察过环境问题，最初工厂冒烟，老百姓收入提高，以后说我不想闻你这个烟味，于是企业把烟囱加高一点，烟飘得远一点、稀一些，大家可以接受。再过了一段大家收入水平又高了，对这个要求也更高了，说冒的烟还不行，企业再加高，还是不行，最后企业只好花钱去治理了。
我想污染问题、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需求问题，企业永远不会对这个治理有需求的，仅仅是政府行为，外部的干预可以形成政策，但是很难落实，只有老百姓、本国的经济对这个环境不能容忍以后，才可能更有动力去做。所以我想我们工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解决环境的一个因素。
汇率问题
记者：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开始提升了。两者是否有某些关系?
蔡昉：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能解决老百姓就业问题，这其中又比较多地依赖了出口。此时的就业矛盾很大，过快地给人民币升值，会伤害中国的出口部门，最后伤害就业。随着就业形势好转，我们经济增加越来越快，生产力提高以后，人民币的升值是可以承受的。
过去，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主要看重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也有一些企业是看到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今后只会加大，不会萎缩。过去，国内的消费增长不快，随着现在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消费会逐渐扩散到所有劳动者那里，包括扩散到农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收入的提高、普通劳动收入的提高，甚至穷人收入的提高都会大大提高国内的消费，所以对于相当多的国外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是稳定的，而且是长期的。
归根到底，中国13亿人口有60%是农民，有7亿至8亿，比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而且这里有一个增长的势头，无论美国、欧洲其市场的增长速度都是很慢的，我们是从低收入到低中等收入，再到中中等收入，再到上中等收入，何况还要进入高收入，在这个长期过程中人群又大，收入增长空间大，这对国外企业来说，抓住中国市场，可能比抓住中国劳动力要重要得多。我想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记者：对货币的升值，过去国内是有些害怕的。
蔡昉：很多人在讲日本当年被迫升值也是以后日本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经济在其他方面出了问题。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币值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个过程总得走。
中国过去产品有竞争力，在世界上卖得好，造成庞大的贸易顺差，这里有两个杠杆。西方人说是我们的汇率。
还有一个杠杆就是劳动力便宜，这是真实的。
如果两条杠杆一块升，我们承受不起，其他国家也承受不起。如果两个杠杆不变，我们这个顺差越来越大，大到不好受，我们就要被迫提升人民币。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上去了，没有必要让人民币升值过快。
记者：中国已经有了很高的外汇储备，对外资的需求会不会发生变化?
蔡昉：中国储蓄率很高，我们不缺钱，我们还继续引进外资，是因为我们想引进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日本投资者过来投资的项目，有些是中国乡镇企业也想到的项目，引进外资更多是学习外国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投资效率，钱还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外汇储备到美国市场去买他们的政府债券，其实也是选择了那个地方更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更好的投资效力。发生这个变化对世界各国都有利，不是一件坏事。
增长模式的转变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增长模式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蔡昉：我觉得讲增长模式，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包括的内容太多，我想我们首先把它简单化，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性的，我们想转变的增长模式是生产率提高型的，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过去讲过很多年，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定下指标，之所以转变慢，是因为我们没有到这个发展阶段，因为增长模式的转变，归根到底不是政府部门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而是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工人还有老百姓共同来完成的。比如说在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模式里出现了污染问题，但现在工人不在乎，你只要给我工资就可以干，但是有一天工人不接受了，有一些老百姓也不接受了，他们不接受的时候，企业家也不接受了，他们不接受就会转移，地方政府就不能承受，这时候地方政府、企业、工人、老百姓和政府的目标一致了。当我们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资金积累率很高，市场又很大的时候，如果用这种增长模式发展起来却是最好、最快、最廉价、最有效率的，企业为什么要转变呢?它们没有动力。但是，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生活方式在变，观念也在变，而且这个变化预计是比较快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大家的意志都一样了，所以我相信是可以转变的。
当克鲁格曼批判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时候，那时候确实主要依靠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资本和劳动最丰富，完全可以投入，不用提高别的东西。但是到后来他们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没有了，积累率也开始很低的时候，就意味着不能靠投入能源、投入原材料来支撑增长，那个时候就需要转变。
记者：中国需要转变方向吗?
蔡昉：有人认为中国应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重工业、化学工业，我觉得那错了。我们劳动力长期看还是很丰富的，根本没必要做那样的转变。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是澳大利亚的教授，他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较优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陈云燕是江苏省丹阳市一家专门生产钻头的企业的老板。这两年新的厂房造好了，丹阳地区的钻头企业拼命竞争，一些技术差的企业也该关门的关门，几家大企业明显有了生产及市场的优势，眼看着就要进入下一个飞跃期了。
但有一件事，让陈云燕有些头疼。过去安徽、四川等省的工人，会如潮水般地涌入江苏，但这两年，工资明显提升了不少，但能招到的工人数量却越来越有限，以致于数百人企业老板的陈云燕竟然把手机号都告诉周边的人了，凡是愿意来厂里工作的，陈云燕大都会让他们来。“劳动力短缺，我真的缺人。”陈云燕说，如今碰到来求职的工人打来电话，感觉就像是来了一笔大订单一样。
钻头生产车间里，依旧是20岁到30岁的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包装等不是妇女、中年人干不来的，但这样的劳动力，似乎在丹阳地区很少能找到。
在广东、在上海、甚至在北京，一方面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突然短缺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些专家认为，劳动力转向紧缺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分配在中国已经结束。中国劳动力供给现状到底如何？本刊记者与日本《日经商务》记者联合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记者：您早在2004年就开始关注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劳动力在这些年有了哪些变化?
蔡昉：中国劳动力的变化，是从2004年开始第一次明显出现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当时也以为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是短期的。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
在一般国家，劳动力需求突然提升时，比如因为订货的突然增大时，工资就会提高，工资提高了，劳动力供给就会跟着提高。但这是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描述。中国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有限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劳动力供给却不在当地。劳动力供给来自中西部农村，所以两者之间在信息上差别很大，而且我们长期没有一个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信息、工资的情况可能不知道，供需信息的传递过程有一个时间滞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叫做制度障碍，比如说户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我没工作的话，我就要在这儿等待，这个周期都会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匹配，所以当时我想，可能需要消除这些制度性的障碍。
但是我也有过一些怀疑。了解劳动力供需情况的办法最好是看人口结构。我们发现沿海企业就雇一些年轻人口，比如说18岁到20岁的女孩子。但看了人口结构后，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轻的人口也不象想像的那么多，这样的需求是很难完全满足的。
记者：这个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吗?
蔡昉：影响很大。虽然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还在持续，但增长比率每年都在下降，到2013年就不再增长了。从这一点看，我们发现劳动力供给本身确实出现了问题。
大家都说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一般认为这个数字在1.5亿到2亿之间。如果真有如此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的话，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长期内都可以得到满足，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有那么多的富余劳动力，90年代也还有不少，但后来乡镇企业使用了1.4亿劳动力，外出的劳动力也达到了1.3亿，农业中按现在的劳动生产率，需要用1.8亿，还剩下多少？没有多少了。我做了一些估算，用最保守的算法，现在也就有1亿富余劳动力。而且你再看1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你会发现一半以上都是40岁以上的人，因此可以提供的劳动力就没有多少了。
记者：于是就有了这两年的劳动力短缺?
蔡昉：是的，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再蔓延到主要的大城市，现在甚至在东北、在中部地区都可以看到。这就是说，企业希望雇佣劳动力，但现在普通劳动力很稀少，企业不是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永远都缺，更缺的是普通劳动力，这种现象就是一种真实的短缺。
人口红利中的矛盾
记者：2004年前，很多人相信农村还有很多劳动力人口，2004年以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蔡昉：当时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我做了推算以后认为，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富余劳动力，那时很多人不相信。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比如到2010年，甚至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劳动力又会怎样？我想，首先要看到，过分担心是不必要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一定全靠劳动力。日本在劳动力丰富的时期实现了高度增长，到60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开始短缺，但很长时间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一直维持到80年代末期。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出现短缺大致在70年代初，但随后也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
在劳动力丰富的时期，同时有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政策环境的话，可以靠劳动力丰富得到一个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个时期人口负担轻、储蓄率高，这个我们叫“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可以得到人口红利，但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以后，如果整个发展环境政策都是好的，那么就可能会自动地转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过去用劳动推动的经济增长，现在可以转到用生产率的提高来维持这个优势。
记者：西方的一些学者似乎没有看到亚洲的这个特点。
蔡昉：对。90年代美国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比如克鲁格曼，他们都批评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说这些国家与地区和苏联一样，就是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这些国家与地区正是享受人口红利的时候，当然可以也应该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经济高增长。关键是在于当人口红利过去以后，还能不能维持生产率的提高，我想这些国家与地区实现了这个转变。中国也是可以转变的。
我想，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还会长期存在。我们现在讲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有这个时期的制度因素，比如说户籍制度的约束。作为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可以到城市自由地找工作、打工的，也可以在这儿住，但是归根到底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还有很多公共服务，如孩子入学、生病就医等均有问题，因此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城市工作，挣到了一笔钱还要回乡下。这就注定了在这种环境下，只是年轻工人有竞争力，40岁以上就干不了了。另一方面，在很多行业40岁的人工作是有经验的，如果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这些人有熟练技术，可以把家安在城市，40岁以后也住在城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改革制度，拆除一些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把劳动力的规模扩大。
记者：大致能到一个多么大的规模呢？
蔡昉：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还在增长。2005年是9.3亿，到了2020年是9.6亿，绝对量不会减少。从比重上看，到了2020年大概还有60%多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个比重还高于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说劳动人口多、比重大这个特点在10年、20年内是可以维持的。
记者：这样一来工资的增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蔡昉：这里有一个转折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想雇多少人都可以雇到，不用涨工资，但从现在开始，想雇佣新的工人、满意的工人就要涨工资，这个是个关键。
中国的工资涨得很快，即使这样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还占有工资低的比较优势。一直到2003年、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还只是美国制造业工资的3%、4%，就是涨一倍、二倍、十倍也远远赶不上美国。过去我们不涨工资，主要为了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就业，支持整体居民的收入。今后是一边涨工资，一边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是让中国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一个转折点。
解决环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记者：在这个转折时期，中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共同提高呢？
蔡昉：我刚刚读了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他们讲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我大致看了一下，看到中国是全世界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这个最快就提供了涨工资的空间，我们涨工资并不是提高成本，而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涨工资不会降低中国企业的盈利。
记者：但也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
蔡昉：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转折点。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讲，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先扩大然后缩小，从扩大收入差距到缩小收入差距中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和劳动力短缺是相关的。这个转折还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环境上，污染先上升到了一个点然后再下降。
从日本的经验看，最初人民只是想活下去，能够拿最低工资，能够解决衣食温饱就够了。当收入提高以后，人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到这个时候人们对环境就不满意了。我在日本考察过环境问题，最初工厂冒烟，老百姓收入提高，以后说我不想闻你这个烟味，于是企业把烟囱加高一点，烟飘得远一点、稀一些，大家可以接受。再过了一段大家收入水平又高了，对这个要求也更高了，说冒的烟还不行，企业再加高，还是不行，最后企业只好花钱去治理了。
我想污染问题、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需求问题，企业永远不会对这个治理有需求的，仅仅是政府行为，外部的干预可以形成政策，但是很难落实，只有老百姓、本国的经济对这个环境不能容忍以后，才可能更有动力去做。所以我想我们工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解决环境的一个因素。
汇率问题
记者：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开始提升了。两者是否有某些关系?
蔡昉：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能解决老百姓就业问题，这其中又比较多地依赖了出口。此时的就业矛盾很大，过快地给人民币升值，会伤害中国的出口部门，最后伤害就业。随着就业形势好转，我们经济增加越来越快，生产力提高以后，人民币的升值是可以承受的。
过去，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主要看重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也有一些企业是看到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今后只会加大，不会萎缩。过去，国内的消费增长不快，随着现在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消费会逐渐扩散到所有劳动者那里，包括扩散到农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收入的提高、普通劳动收入的提高，甚至穷人收入的提高都会大大提高国内的消费，所以对于相当多的国外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是稳定的，而且是长期的。
归根到底，中国13亿人口有60%是农民，有7亿至8亿，比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而且这里有一个增长的势头，无论美国、欧洲其市场的增长速度都是很慢的，我们是从低收入到低中等收入，再到中中等收入，再到上中等收入，何况还要进入高收入，在这个长期过程中人群又大，收入增长空间大，这对国外企业来说，抓住中国市场，可能比抓住中国劳动力要重要得多。我想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记者：对货币的升值，过去国内是有些害怕的。
蔡昉：很多人在讲日本当年被迫升值也是以后日本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经济在其他方面出了问题。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币值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个过程总得走。
中国过去产品有竞争力，在世界上卖得好，造成庞大的贸易顺差，这里有两个杠杆。西方人说是我们的汇率。
还有一个杠杆就是劳动力便宜，这是真实的。
如果两条杠杆一块升，我们承受不起，其他国家也承受不起。如果两个杠杆不变，我们这个顺差越来越大，大到不好受，我们就要被迫提升人民币。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上去了，没有必要让人民币升值过快。
记者：中国已经有了很高的外汇储备，对外资的需求会不会发生变化?
蔡昉：中国储蓄率很高，我们不缺钱，我们还继续引进外资，是因为我们想引进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日本投资者过来投资的项目，有些是中国乡镇企业也想到的项目，引进外资更多是学习外国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投资效率，钱还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外汇储备到美国市场去买他们的政府债券，其实也是选择了那个地方更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更好的投资效力。发生这个变化对世界各国都有利，不是一件坏事。
增长模式的转变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增长模式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蔡昉：我觉得讲增长模式，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包括的内容太多，我想我们首先把它简单化，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性的，我们想转变的增长模式是生产率提高型的，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过去讲过很多年，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定下指标，之所以转变慢，是因为我们没有到这个发展阶段，因为增长模式的转变，归根到底不是政府部门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而是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工人还有老百姓共同来完成的。比如说在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模式里出现了污染问题，但现在工人不在乎，你只要给我工资就可以干，但是有一天工人不接受了，有一些老百姓也不接受了，他们不接受的时候，企业家也不接受了，他们不接受就会转移，地方政府就不能承受，这时候地方政府、企业、工人、老百姓和政府的目标一致了。当我们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资金积累率很高，市场又很大的时候，如果用这种增长模式发展起来却是最好、最快、最廉价、最有效率的，企业为什么要转变呢?它们没有动力。但是，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生活方式在变，观念也在变，而且这个变化预计是比较快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大家的意志都一样了，所以我相信是可以转变的。
当克鲁格曼批判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时候，那时候确实主要依靠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资本和劳动最丰富，完全可以投入，不用提高别的东西。但是到后来他们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没有了，积累率也开始很低的时候，就意味着不能靠投入能源、投入原材料来支撑增长，那个时候就需要转变。
记者：中国需要转变方向吗?
蔡昉：有人认为中国应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重工业、化学工业，我觉得那错了。我们劳动力长期看还是很丰富的，根本没必要做那样的转变。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是澳大利亚的教授，他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较优势短期内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