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发展到明代，进入了重要转折期。而推动明代后期花乌画革故鼎新的关键人物，非徐渭莫属。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拥有卓越才华，而他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在于吸取了宋以来徐熙、林良、沈周、陈淳等花乌画之长，但不被束缚，敢于别开蹊径，将写意花卉推向新的高峰，开创了大写意新画风，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巨匠。
　　历史上，不少杰出画家命运多舛，饱尝艰辛，徐渭尤为突出。徐渭（1521—1593），字文清，更字文长，号青藤老人，浙江山阴人。早年考上秀才后，因不事八股文，八次乡试皆未中。其间，长兄经商失败弃世，发妻夭亡，灾难不断。他曾参加过嘉靖年问东南沿海抗倭斗争，运筹帷幄，屡建奇功。后权奸严嵩及胡宗宪案发，因怕遭牵累而自撰《墓志铭》，先后斧击、穿钉、碎肾自杀，却“九死辄九生”。后又误杀继室张氏被囚七年，神思近于疯狂。出狱后贫病交迫，73岁时结束了“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悲剧人生。明末文学家袁宏道曾感叹：“数奇不已遂为狂，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弱先生者也。”徐渭天赋英才，满腹锦绣，但奇才失路，立足无锥。心中的委屈和苦楚无处诉说，遂凝聚于笔端恣意泼洒，成就了这位天才画家。
　　画史上将徐渭开创的画派称为“青藤画派”。徐渭年轻时曾拜同乡学者季本为师。季本是明代“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门生。王阳明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颐）朱（熹）理学，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当时的文学艺术在“心学”影响下，出现追求个性解放、抒发性灵的倾向。徐渭受“心学”熏陶，以本色为宗，以表现心灵为重，成为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他评元杂剧说：“世间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故余于此中贱相色、贵本色，……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他认为，凡是创作戏剧、书画等，贵在表现真实自我，袒露内心世界：贱为矫揉造作，掺杂粉饰，故其作画随心所欲，纵笔挥洒，酬畅淋漓，可谓“一任狂涛大卷，且写真性情”。他又常以水墨作画，即使娇艳丽质、象征富贵的牡丹，也全用水墨写成。“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这就是本色徐渭，也是他大写意花卉的本真所在。
　　徐渭的代表作之一《墨葡萄图》，纸本水墨，长165.7厘米，宽64.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构图奇特，一折枝葡萄从画面右侧伸出，藤蔓错落低垂，右侧枝繁叶茂，老藤苍劲郁勃：左侧弯曲回环，婀娜多姿，洋溢着生命的动感。藤蔓间有一片不小的空白，虚实相生，似有灵气往来其间。画家用笔率真，时疾时缓，斜向取势，随意勾写蔓枝，欲断犹连。用墨干、湿、浓、淡多变，渲染出形状、大小不一的叶片，信手点出颗颗葡萄，晶莹欲滴。左上方的行草题跋，使画面上方不再空乏，并与左下角藤蔓相呼应，使画面上下左右平衡和谐。自题七绝：“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古人六十始称“翁”，徐渭出狱时53岁，由此推断这是他出狱数年后所作。此画采用拟人手法，画的是葡萄，写的是人生。画家感叹自己就像无人问津而抛掷在野藤中的葡萄，虽饱读经书，胸怀抱负，却无法施展，还屡遣打击，唯以笔墨一吐心中的愤懑与不平！
　　《杂花图卷》是徐渭的另一幅代表作，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这幅纵30厘米、横1053.5厘米的长卷，运用泼墨、破墨、积墨等多种技法，先后绘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等13种花卉蔬果，不同品类汇聚一卷，气脉相贯而浑然一体。卷首是一株泼墨牡丹，浓墨在宣纸上晕化逐渐变淡。“墨分五色”显出花瓣明暗，越发高雅脱俗。紧接着石榴与荷花，笔致洒脱，墨色缤纷。其后一株挺立的梧桐，不画树冠，犹见枝叶凌空遮云。以下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等逸笔草草，不似而似，起到贯通画面的作用。随后笔走龙蛇，写出虬曲的紫藤，老干弥坚，枝蔓盘旋，意出纸外。接下来如倾倒墨汁，横涂竖抹，一片片阔大的芭蕉叶参差倚斜，把画面推向高潮。卷尾用淡墨勾写梅、兰、竹，留下水墨斑斓，满纸烟云。
　　徐渭晚年题画诗云：“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打开这幅花卉蔬果长卷，忽如狂风骤起，暴雨倾注，潮涨潮落，又戛然而止。恰如徐渭心潮澎湃，激情奔涌，剧烈的心绪宣泄之后复归平静，得到一时慰藉。
　　徐渭高远的绘画理想、深邃的艺术思想和锐意的创新精神，给了后代画家以深刻启迪。徐渭题画诗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又云：“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所谓“不见梅花谱”，并非无视传统，相反，徐渭十分佩服苏轼、黄公望、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唐寅、陈淳等前贤，但他反对因循守旧，不受传统束缚。据史料记载，徐渭在其“青藤书屋”屋后栽上紫薇、翠竹等花卉，朝夕观察摹写，不求形似，重在传神。他师传统，师造化，涵养自然之气，锤炼笔墨之功，为幡然出新奠定了基石。他强调画由心发，表现真我，那些工细画、小写意难以宣泄胸中太多的苦闷和愤懑，于是跳出窠臼，寻找突破，以如椽之笔挥洒泼墨，恣意横扫，以豁胸中之气。徐渭的创新，绝非悖于物象的胡乱涂抹，而是用简练笔墨加以概括，神游于物象之外，无法而法，不似而似，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传统的超越，将写意花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徐渭学富五车，学识渊博，又通晓画史，继承和发展了文人画风，诗、书、画在他笔下得到了完美结合。他爱在画上题诗，“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是徐渭的诗情滋养了他的画，抑或是其画引发了他的诗情？也许两者相互辉映，不可或缺。
　　南齐谢赫《画品》阐述绘画“六法”，其中提到“骨法用笔”：元代赵孟頫说“书画本来同”，所言均指书与画两者本意相契合。就写意画而言，离不開书法用笔。徐渭认为自己的画得益于书法，他说：“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袁宏道说：“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晚明张岱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徐渭书法师张旭、怀素、黄庭坚、米芾，擅长书法，草书尤为精妙。大草点画灵动，结体奇崛，行间跌宕，气势磅礴，是书家寄托志向、散发情怀的理想载体。从徐渭传世名画中可以看出，他多以大草入画，满怀激情，纵笔驰骋，一任大江决堤，裹风挟雷，波翻浪涌，“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徐渭恣意汪洋的草书，笔势生动，奇姿横生，无疑为他大写意花卉画夯实了根基。
　　徐渭身陷囹圄七年，后在好友、翰林院修撰张元汴救助下获释。晚年的徐渭绝意仕途，靠卖文鬻画度日，生性桀骜不驯，蔑视当政官僚，不为权贵作画。他又是性情中人，囊中羞涩时，若有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囊中有钱时，给再多也难得一画。这使得他没有积蓄，无资备用，常上顿不接下顿，“忍饥月下独徘徊”。平日里杜门谢客，除在张元汴离世时曾去吊唁外，几乎闭门不出。由于窘迫潦倒，连数千卷书也斥卖殆尽。死时身边只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徐渭晚年极度贫困，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凄凉、苦难，而不忍割舍的是诗文、书画，一息尚存，纵笔不止，他殉道艺术的精神令人高山仰止，多灾多难的命运又让人扼腕叹息。
　　明代之后，徐渭被众多画家奉为圭臬，其大写意花卉被视为经典。清初朱耷、石涛，乾隆时的“扬州八怪”，晚清赵之谦、吴昌硕及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均对徐渭顶礼膜拜，推崇备至。郑板桥曾不惜“以五十金”换取徐渭涂抹的一枝石榴，并刻有“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吴昌硕道：“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颜真卿）。”齐白石感叹：“青藤、雪个、大涤子，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徐渭之后八大、老缶，白石等，虽各有创造，成为一时翘楚，但追根溯源，他们的大写意花鸟画无不从徐渭画风脱胎而出。奇才天纵的徐渭，犹如晚明画坛升起的一颗巨星，不但辉映了四百多年来画家的探索之路，也将赋予后代画家以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