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
说起胡适的婚姻，有人总觉着胡适这样的大师，娶了个“旧式”小脚太太，与他新文化倡导者的身份颇为不符。举一个例子，知名学者夏志清就在《胡適杂忆》（唐德刚著作）的序言里直言不讳：“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他认为江冬秀常常打麻将，弄得胡适工作情绪不佳，在精神上显出老态：“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1920年，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从诗里，夏志清更是看出：“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
可有意思的是，胡适本人却不这样看。
他曾十分认真地与人探讨过这个问题。1921年8月30日，胡适的老朋友、商务印书馆老一辈人物高梦旦在请胡吃饭时，谈到了他的婚事。高梦旦说，许多旧式人物都恭维胡适不违背“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高坦承自己之所以敬重胡适，这是原因之一。胡适问：这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呢？高回答：这是一次“大牺牲”。胡适却说：我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问他：为何说此事“最讨便宜”？胡适这样解释：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作什么牺牲，不过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说到家庭，他认为“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从这段交谈中，我们起码可以得知这样的事实：胡适的婚姻，并非他人认为的那么不和谐；社会对其婚姻的大力肯定，更使胡适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两重的获益，在他看来，怎么能说是“牺牲”呢？
但作为外人，确实很难相信他们之间会有理想的婚姻生活。胡适曾留洋，归国即为北京大学教授，又以倡导新文化名噪天下。可他却和一个基本不识字（订婚后在胡适的一再要求下，才略略识得不多字）的“小脚”女性成婚，岂不“太不和谐”了吗？当然，婚姻和谐与否，起作用的因素颇多，我们似乎可以从其
妻子一方去探求，看能否有所收获。
【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见解】
尽管别人说了许多话，可胡适却不认可，其中缘由，是否与夫人在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见解相关呢？先讲一件事。胡适一生虽然颇为干练，有相当的议事、办事能力，可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大学，以教书著述为生。抗战开始后，政府当局急需一个驻美大使，这份差事最终落到胡适身上。胡适爱护清誉，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恳请之下，纠结很久才接受下来，“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接受驻美大使职务后，胡适写信告诉夫人江冬秀（此时胡适在西方各国开展演讲等活动，争取获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及援助）：“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了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随后他表示：“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尽管如此，江冬秀仍很不满意。她在回信上规劝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还自责：“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写信保证：“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还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在大事面前的态度，胡适与江冬秀一致，这是他们婚姻牢固的重要基础：“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注：族人）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1940年4月，有人给在上海的江冬秀道贺，说胡适要回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了（接替刚刚去世的蔡元培），她一听，急忙给胡适写信：“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在美国的胡适复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出任驻美大使之后，胡适还有多次出任外交部部长、驻外大使、行政院院长等的机会，他虽偶有犹豫，但终于拒绝，这其中有他的看法，应该也有江冬秀的影响。
【办事利落，仗义疏财】
江冬秀还有很多其他女性缺乏的办事能力。譬如，胡适上两辈长亲的棺木未入土，厝在地上。后通过族人，购下一块地，1928年时由江冬秀在家主持修造。此事颇为麻烦，从胡适与江冬秀的通信看，前后用了数月功夫，胡適负责寄钱，托名人（郑孝胥）书写墓碑等，江冬秀则在当地操办具体事宜。中间因表述有误或信函相隔太久，江冬秀还有些抱怨。胡适了解妻子：“真正对不住你，我心里真不安。但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里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这不是虚誉，这样具体的家务事，胡适应该不如妻子办得好。胡适后来在碑文上加了两行小注，刻石为记：“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妻冬秀。”互补长短，这也该是夫妻之间合拍的重要之处吧。 胡适成名早且名声大，到他家的友人也多。这就容易出现问题——人情往来的事情，如果都得大忙人胡适本人打理，如何分身？此时做夫人的必然要多担待。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可处理这些事情，却有出色的能力。曾在胡适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后来回忆道：“我处胡家五年，我却常常感到，假如适之师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我感觉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件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一个识字不多的女性，在一般人想来，因眼界所限，她也许会不够大气。可江冬秀虽然对一些商家不大客气（譬如出版《胡适文存》等著述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因为版税及借款等事宜，弄得胡适不愉快，江冬秀便请人写信，连续去函催索），对一些她认可的事，却颇为大度。1938年7月17日，胡适在给江冬秀的一封信里说：“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这时抗战刚开始，到处兵荒马乱，胡适身在国外，江冬秀带着孩子也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罗尔纲还记述了一件事。抗战开始，他和同样受到胡适照应的吴晗一起来到天津，准备候船南归。江冬秀此时也在天津一周姓人家借居。吴晗叫罗尔纲带他去向师母（江冬秀）借钱，以便赴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职位。开始吴晗说要借300元，罗说100元就够了，为何要这么多，吴便解释要多借200元，留给在北平的袁震（吴晗未婚妻）用。两人见到师母，说明来由后，江冬秀立即转身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罗尔纲感慨：“我还不曾见过家庭妇女如此大方哩。所以我认为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胡适琐记》）
胡适平素待人，三教九流都能谈得来。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但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吸引力却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禀赋”。他的妻子江冬秀，也给许多直接接触她的人以好印象。唐德刚回忆说：“胡伯母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书生的丈夫，反而显得拘谨。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有时江冬秀做了家乡菜，也打电话招唐德刚“赴宴”。一次，江打电话叫唐去吃“豆渣”，说是一道在美国吃不到的“安徽菜”，要他“赶快来”。唐德刚在赴宴途中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是豆渣，等他吃后才明白，那原是做豆腐时剩下的渣滓，加五香杂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农民最普通的下饭菜。唐德刚少小离家，“竟然把它忘怀了”。
【天性“纯良”】
在美国期间，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在家中厨房烧饭，一个体型彪悍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江冬秀并没有尖声呼叫，反而显得相当沉着，她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转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窃贼看了江冬秀一眼，便真的从门口“Go”了。老太太把门关好了，又径直返回厨房烧菜去了。这件事，胡适到了晚年还常说给他人听：“如果她那时喊贼，贼可能会用武器打她的。有了这次事情之后，大家说：‘胡太太开门送贼。’”（《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虽然江冬秀起初几乎不识字，订婚后经胡适一再督促，她才开始学习识字，开始试着与胡适通信。前面我们引述她的文字，虽然看上去“白字”较多，可意思表达还是清楚的。江冬秀也遗憾自己早年没有读多少书（当然，据友人回忆，她读过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她后来的识字水平达到怎样的程度，有唐德刚的一段文字可为佐证。在美国时，江冬秀就告诉唐德刚自己在写自传，当时唐没太留意。胡适逝世后，江冬秀去了一次美国，她向唐德刚哭诉了一些不平事后，忽然交给他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要他替她“看看”，其中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在曼谷时期写的。
唐德刚谈了他读这份手稿的感受：“我取回在灯下展读，觉得那份稿子太可爱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江冬秀回忆了她当时婚期已近，如何预备妆奁，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里的心情等，唐德刚仔细咀嚼后，感叹道：“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
说起江冬秀的“纯良”天性，胡适的一位近亲也很有体会。后来参加新四军的石原皋是胡适亲戚，早年曾在胡适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与江冬秀相熟。當时正值抗战后期，为安全起见，石原皋送江冬秀回到安徽绩溪的上庄村，当时那里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的游击队经过。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的第四团驻扎在此，保安四团白天常常来镇里抓人，但凡有人被抓，共产党人便去找江冬秀，“她总是派人拿她的名片去保，将人保出”。胡适在家乡一带名气极大，所以江冬秀拿名片“保人”还是管用的。
婚姻本身就是一桩很难经营的人生课题。在外人看來，胡适名气大，学问不差，按对应的关系，怎么也该找一个名气、学问相应的妻子。可倘若胡适真找了这样一位，各顾各的学问事业，谁来料理家庭一摊子事；谁在他夜半写文章时，一边抱怨他不该糟蹋身体，一边预备好两个鸡蛋，待他饿时开水泡着吃？在大事上能够想法接近或一致，且意志坚定，对于胡适这样略有优柔的人，是能起到“宁心定志”作用的。从这些方面看，他们当得起张爱玲的评价：“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作者系文史学者）
说起胡适的婚姻，有人总觉着胡适这样的大师，娶了个“旧式”小脚太太，与他新文化倡导者的身份颇为不符。举一个例子，知名学者夏志清就在《胡適杂忆》（唐德刚著作）的序言里直言不讳：“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他认为江冬秀常常打麻将，弄得胡适工作情绪不佳，在精神上显出老态：“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1920年，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从诗里，夏志清更是看出：“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
可有意思的是，胡适本人却不这样看。
他曾十分认真地与人探讨过这个问题。1921年8月30日，胡适的老朋友、商务印书馆老一辈人物高梦旦在请胡吃饭时，谈到了他的婚事。高梦旦说，许多旧式人物都恭维胡适不违背“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高坦承自己之所以敬重胡适，这是原因之一。胡适问：这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呢？高回答：这是一次“大牺牲”。胡适却说：我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问他：为何说此事“最讨便宜”？胡适这样解释：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作什么牺牲，不过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说到家庭，他认为“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从这段交谈中，我们起码可以得知这样的事实：胡适的婚姻，并非他人认为的那么不和谐；社会对其婚姻的大力肯定，更使胡适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两重的获益，在他看来，怎么能说是“牺牲”呢？
但作为外人，确实很难相信他们之间会有理想的婚姻生活。胡适曾留洋，归国即为北京大学教授，又以倡导新文化名噪天下。可他却和一个基本不识字（订婚后在胡适的一再要求下，才略略识得不多字）的“小脚”女性成婚，岂不“太不和谐”了吗？当然，婚姻和谐与否，起作用的因素颇多，我们似乎可以从其
妻子一方去探求，看能否有所收获。
【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见解】
尽管别人说了许多话，可胡适却不认可，其中缘由，是否与夫人在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见解相关呢？先讲一件事。胡适一生虽然颇为干练，有相当的议事、办事能力，可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大学，以教书著述为生。抗战开始后，政府当局急需一个驻美大使，这份差事最终落到胡适身上。胡适爱护清誉，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恳请之下，纠结很久才接受下来，“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接受驻美大使职务后，胡适写信告诉夫人江冬秀（此时胡适在西方各国开展演讲等活动，争取获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及援助）：“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了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随后他表示：“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尽管如此，江冬秀仍很不满意。她在回信上规劝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还自责：“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写信保证：“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还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在大事面前的态度，胡适与江冬秀一致，这是他们婚姻牢固的重要基础：“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注：族人）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1940年4月，有人给在上海的江冬秀道贺，说胡适要回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了（接替刚刚去世的蔡元培），她一听，急忙给胡适写信：“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在美国的胡适复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出任驻美大使之后，胡适还有多次出任外交部部长、驻外大使、行政院院长等的机会，他虽偶有犹豫，但终于拒绝，这其中有他的看法，应该也有江冬秀的影响。
【办事利落，仗义疏财】
江冬秀还有很多其他女性缺乏的办事能力。譬如，胡适上两辈长亲的棺木未入土，厝在地上。后通过族人，购下一块地，1928年时由江冬秀在家主持修造。此事颇为麻烦，从胡适与江冬秀的通信看，前后用了数月功夫，胡適负责寄钱，托名人（郑孝胥）书写墓碑等，江冬秀则在当地操办具体事宜。中间因表述有误或信函相隔太久，江冬秀还有些抱怨。胡适了解妻子：“真正对不住你，我心里真不安。但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里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这不是虚誉，这样具体的家务事，胡适应该不如妻子办得好。胡适后来在碑文上加了两行小注，刻石为记：“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妻冬秀。”互补长短，这也该是夫妻之间合拍的重要之处吧。 胡适成名早且名声大，到他家的友人也多。这就容易出现问题——人情往来的事情，如果都得大忙人胡适本人打理，如何分身？此时做夫人的必然要多担待。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可处理这些事情，却有出色的能力。曾在胡适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后来回忆道：“我处胡家五年，我却常常感到，假如适之师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我感觉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件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一个识字不多的女性，在一般人想来，因眼界所限，她也许会不够大气。可江冬秀虽然对一些商家不大客气（譬如出版《胡适文存》等著述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因为版税及借款等事宜，弄得胡适不愉快，江冬秀便请人写信，连续去函催索），对一些她认可的事，却颇为大度。1938年7月17日，胡适在给江冬秀的一封信里说：“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这时抗战刚开始，到处兵荒马乱，胡适身在国外，江冬秀带着孩子也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罗尔纲还记述了一件事。抗战开始，他和同样受到胡适照应的吴晗一起来到天津，准备候船南归。江冬秀此时也在天津一周姓人家借居。吴晗叫罗尔纲带他去向师母（江冬秀）借钱，以便赴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职位。开始吴晗说要借300元，罗说100元就够了，为何要这么多，吴便解释要多借200元，留给在北平的袁震（吴晗未婚妻）用。两人见到师母，说明来由后，江冬秀立即转身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罗尔纲感慨：“我还不曾见过家庭妇女如此大方哩。所以我认为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胡适琐记》）
胡适平素待人，三教九流都能谈得来。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但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吸引力却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禀赋”。他的妻子江冬秀，也给许多直接接触她的人以好印象。唐德刚回忆说：“胡伯母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书生的丈夫，反而显得拘谨。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有时江冬秀做了家乡菜，也打电话招唐德刚“赴宴”。一次，江打电话叫唐去吃“豆渣”，说是一道在美国吃不到的“安徽菜”，要他“赶快来”。唐德刚在赴宴途中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是豆渣，等他吃后才明白，那原是做豆腐时剩下的渣滓，加五香杂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农民最普通的下饭菜。唐德刚少小离家，“竟然把它忘怀了”。
【天性“纯良”】
在美国期间，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在家中厨房烧饭，一个体型彪悍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江冬秀并没有尖声呼叫，反而显得相当沉着，她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转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窃贼看了江冬秀一眼，便真的从门口“Go”了。老太太把门关好了，又径直返回厨房烧菜去了。这件事，胡适到了晚年还常说给他人听：“如果她那时喊贼，贼可能会用武器打她的。有了这次事情之后，大家说：‘胡太太开门送贼。’”（《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虽然江冬秀起初几乎不识字，订婚后经胡适一再督促，她才开始学习识字，开始试着与胡适通信。前面我们引述她的文字，虽然看上去“白字”较多，可意思表达还是清楚的。江冬秀也遗憾自己早年没有读多少书（当然，据友人回忆，她读过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她后来的识字水平达到怎样的程度，有唐德刚的一段文字可为佐证。在美国时，江冬秀就告诉唐德刚自己在写自传，当时唐没太留意。胡适逝世后，江冬秀去了一次美国，她向唐德刚哭诉了一些不平事后，忽然交给他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要他替她“看看”，其中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在曼谷时期写的。
唐德刚谈了他读这份手稿的感受：“我取回在灯下展读，觉得那份稿子太可爱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江冬秀回忆了她当时婚期已近，如何预备妆奁，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里的心情等，唐德刚仔细咀嚼后，感叹道：“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
说起江冬秀的“纯良”天性，胡适的一位近亲也很有体会。后来参加新四军的石原皋是胡适亲戚，早年曾在胡适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与江冬秀相熟。當时正值抗战后期，为安全起见，石原皋送江冬秀回到安徽绩溪的上庄村，当时那里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的游击队经过。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的第四团驻扎在此，保安四团白天常常来镇里抓人，但凡有人被抓，共产党人便去找江冬秀，“她总是派人拿她的名片去保，将人保出”。胡适在家乡一带名气极大，所以江冬秀拿名片“保人”还是管用的。
婚姻本身就是一桩很难经营的人生课题。在外人看來，胡适名气大，学问不差，按对应的关系，怎么也该找一个名气、学问相应的妻子。可倘若胡适真找了这样一位，各顾各的学问事业，谁来料理家庭一摊子事；谁在他夜半写文章时，一边抱怨他不该糟蹋身体，一边预备好两个鸡蛋，待他饿时开水泡着吃？在大事上能够想法接近或一致，且意志坚定，对于胡适这样略有优柔的人，是能起到“宁心定志”作用的。从这些方面看，他们当得起张爱玲的评价：“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