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库角落黑色厚木书架上的那排旧书，久被尘封，已未可言香。一本本细细翻阅过去，竟翻出一本《画室》来。纸已极黄了，薄脆得几乎一搓便能搓成一把粉末。旧杂志毕竟比不上旧书可堪摩挲，然而内容却可同样喜人，值得玩味。这本杂志是一八九八年冬季的特刊，标题是“现代藏书票及其设计者”，昔日的书主定然也是位爱书人，杂志墨绿色封面里页上便贴着一张木刻藏书票：少女手持书本倚栏而坐，窗外是风云山水，长裙的波纹虽不很精致，但那凌空凭栏之态，却自成一番气势。不知它的年代，但想必也是几十年前的旧物。书中文字间插配的那一叶叶藏书票更是秀丽可人，大多是庭园花木及女子的体态和面颊，轻盈、流动、鲜活，娴静，极少有纹章盾牌的死气沉沉之态。杂志副标题中所谓的“现代”，便是指上个世纪末风行欧陆的“新艺术”(Art Nouveau)之时了。
　　一八九三年，《画室》(The Studio)创刊于伦敦，一晃便是百年，世纪末的种种情绪值得再提，街上穿黑白二色长裙长裤长衫的少女若隐若现，简洁而有些怪异的线条仿佛几幅比亚兹莱的装饰画悄然走下画廊；书店中摆满了新版罗赛蒂，布朗、亨特等人的画册，先拉斐尔姐妹们金红色的长发如火，梦幻般的眼神如网，能罩住每一个路过的人；塔特美术馆深处那间幽暗的展厅中，弥漫着本恩-琼斯画笔下说不完猜不透看不尽的许多美丽的怅惘和幽怨；巴比根画廊中穆恰的旧海报旧招贴流光溢彩，巴黎百年前的醇酒美妇依然醉人；泰晤士河滨剧院里王尔德的旧戏，连月来演得场场爆满；以“《画室》及世纪末”(the Stu-dio and the Fin de Siecle)为主题的展览，也在英国国立工艺博物馆(V＆A)三楼一间小展厅中开幕了。凡此种种，虽只是点点滴滴不足成势，但已能让赏心者为之悦目。
　　在各种艺术中，工艺美术及设计源自于工匠手艺人之技，向来流于边缘，存在于民间，不算正统，也很少为人所道。到了上个世纪，它却枝叶繁华，经过威廉·莫里斯等人的推动，竟渐成正果，联系上文学、美学，纯艺术及日常生活诸领域，于实用中见古风情致，形成声势颇大遍及英伦及欧陆的“新艺术”运动，有关的杂志便也应运而生，其中《画室》最有影响，同时期在英国与之齐名的还有麦克莫多AH.Mackmurdo的《小马》(Hobby Horse，一八九三——四)；比亚兹莱(A.Beardsley)的《黄面志》(YellowBook，一八九四——七)和《萨瓦》(Savoy，一八九六——八)，以及瑞克兹和仙农(C.Ricketts＆C.Shannon)的《时规》(The Dial，一八八九——九七)。可惜其他杂志都很短命，唯有《画室》几易其容，竟生存了近百年。杂志随着时潮变，身不由己，当时《画室》自标“纯艺术及应用艺术之插图本杂志”(Illus-trated Magazine ofFine and Applied Art)，在它初创的十余年中，与《时规》等一起，既不取皇家艺术学院传统的古典主义，亦不取极前卫的塞尚等人的印象主义，而是将重点集中在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装潢(interior design)，设计(design)，工艺(crafts)和建筑(architecture)上，是世纪末种种思潮的反映。
　　当时，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国力虽仍强盛，艺术家手中的那碗酒却越喝越消沉了。先拉斐尔画派大势已去，一代大师罗赛蒂的影响虽在，但却不是兄弟会中那位意气盎然的年轻的诗人：丽西眼中的那泓春水太过清浅了，但丁诗中的精神之爱太过理想了，乡村女孩鲜艳的夏绿太过明媚了，亚瑟王妃的爱情太过浪漫了。世纪末诸人从罗赛蒂身上看中的，是沉迷于酒中、药中，女人的黑发中的永醉不醒的愁绪，是珍妮深如海水的双眸中那潭望不穿的忧郁，是宿命的维罗尼卡·维罗尼斯竖琴边纤纤指尖上的那份无奈。画面越来越静了，颜色越来越深了，《黄面志》是暗黄的，《画室》是墨绿的，比亚兹莱画着一张张黑与白的装饰画，而那套最放浪的Lysistrata原来是要由深紫色的墨水印成(可惜公诸于世的仍是黑墨水，只有几张校样才是深紫色)，王尔德写下过“暗夜绿色的叶子托住紫色的星空”如此怪诞的意象，《莎乐美》初版本丝质的封面装订是比亚兹莱古怪的蓝绿色。暗黄、墨绿、深紫，再加上黑与白，成了世纪末的五原色，是静，是美，是消沉。
　　于是，世纪末的艺术思潮如同一枚透明的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精力过人而又矛盾重重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及其所倡导的“艺术工艺运动”(ArtandCraftsMovement)，莫里斯是罗赛蒂的学生，老友，他是艺术设计上的多面手，也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他鲜明的艺术观来自于他强烈的生活观，莫里斯是简单、明了、易懂的，他对图样、颜色的追求，是基于他对大自然的最直接的理解，他主张美与实用相结合，维护手艺人的尊严，反对机械化，主张回到中世纪手工艺人的工作作坊中去。他也反对“纯艺术”的主张，以为每一个平民百姓身上都有一丝艺术的灵性，他的设计朴素、美丽而有古风，虽说造价常常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难得百姓共鸣。莫里斯影响极大，世纪末时已是花甲之年，追随他的人有如建筑师伏尔赛(C.F.A·VOysey)，设计师莱伯迪(Lazenby Liberty，此公建立伦敦名店Liberty，现在仍出售许多当时许多设计的复制品，如家具、挂毯、墙纸、烛台等)，阿许比(C.R.Ashbee)以及伯明翰艺术学院中的诸人。硬币的另一面便是“唯美主义运动”，他们追寻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家除了表现他们的天才外别无他求，他们弃绝大自然，设计的图样、所取的颜色都很抽象，具有象征意义。持这种思想的，以王尔德为首，最著名的有比亚兹莱，瑞克兹及仙农(王尔德呢称此二位分别为“空谷幽兰”及“山中金盏”)以及格拉斯格艺术学院的马金托什(C.R.Mackintosh)，麦克多娜姐妹(MacDonald Sisters)等人。
　　这两种主张乍看上去截然相反，然而在艺术趣味上，却异常相似。两种思潮相互影响，纠缠，汇合，他们都拜在罗赛蒂的脚下，莫里斯一生的朋友及合作伙伴本恩-琼斯(E.Burne-Jones)极被唯美主义者推崇，比亚兹莱、瑞克兹和莫里斯的书籍设计美得如同出一路，马金托什等人与“艺术工艺运动”极有关联。这一枚光亮的硬币便如叶芝之屋，它是伦敦城中学者的修室，亦是爱人的密巢，窗外小花园中树影疏朗，初秋晴日树梢每一片叶尖上都蓄满阳光，在清晨的蓝天中光灿欲滴，而到了夜幕降临，“四壁墙上悬挂着深蓝色的装饰，形状怪异的绿色高脚烛台上烛火明灭，照着那一套威廉·布莱克的木刻版画墙上，比亚兹莱和罗赛蒂的那几幅版画作品也半明半暗，书柜中摆着许多珍奇神秘的书籍，也有Kelmslott的出版物，那本最杰出的书籍，本恩-琼斯插绘的Kelmscott的对开本《乔叟作品集》，平放在一张古旧的牧师讲经台上，翻开着……”
　　可惜，比亚兹莱和莫里斯永远没能走到一起。当年，十八岁的比亚兹莱带着画夹与姐姐一同去参观本恩-琼斯Fulham庄园中传奇般的画室时，正在模仿Kelmscott出版物中莫里斯的装饰设计及本恩-琼斯的插图。画室又深又暗如同中世纪的墓穴静得出奇，摆满了莫里斯设计的家具及本恩-琼斯自己的画，丰富而遥远，如传说中的宝窟。那位被比亚兹莱视为“欧洲活着的最伟大的画家”的前辈，看过画夹中的画作，便对这位正在保险公司中谋生的纤弱少年说：“为了艺术，你该放弃你所做的一切。”然而莫里斯却未对年轻人有同样的赞许，比亚兹莱心细如发的模仿在他看来，既不够漂亮，也未得原作精髓。莫里斯讲究的是古风，是手工制纸手工印刷以及实实在在的木雕木刻，比亚兹莱追求的是新意，大胆采用物美价廉的铜版锌版石版蚀刻线刻。道不同，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便难怪六十岁的前辈对二十岁的后生没有丝毫的宽容，只看了一眼比亚兹莱的成名作《亚瑟王之死》的锌版底稿后便要勃然大怒，大骂其剽窃抄袭且不得要领(幸亏有本恩-琼斯在旁，才使他平静)，也难怪比亚兹莱花了十八个月设计了《亚瑟王之死》的二十二幅插图，五百五十多种边界、装饰、章回标题、大写字母及章尾装饰后，便毅然弃绝了对Kelmscott的膜拜，另寻新奇、独特的出路了。比亚兹莱英年早逝，死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书籍插图与装帧上，其成就丝毫不让Kelmscott出版社的两位老前辈，他们共同将制书艺术在世纪末推向顶峰，如若当时Kelmscott对比亚兹莱网开一面加以收容，恐怕他也不复为比亚兹莱了，福祸之间是冥冥中的机缘，比亚兹莱上下求索之际，也正是《画室》创刊之时。
　　一八九二年冬日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比亚兹莱在Meynell夫人家中遇见正在筹备出版《画室》的希德(CHind)。比亚兹莱犹豫地取出他从不离身的画夹，羞涩地说想请希德看一眼他的装饰画，并说他这种新风格怪诞而新奇，虽丑却极美。希德马上被吸引住了，不仅决定在第一期中请美国评论家潘奈尔(Joseph Pennell)撰文重点介绍比亚兹莱，而且还请他设计《画室》发行的海报，以及《画室》的第一种封面：那是一棵大树的茎与枝叶，左下角有三支百合，墨绿色的布面装订，是那个时代的颜色。《画室》第一期也没有怠慢其他设计师，它的主题是“艺术家与手艺人”，织锦缎、家具、挂毯、墙纸、金银器等各类设计都在其关注之内，自然，其中也包括《画室》最初十年一直热衷的话题：书籍的印刷装订，以及藏书票的设计，在当时的藏书票设计师中，最突出的要数年轻的贝尔(Robert Anning Bell)。《画室》与“艺术工艺运动”之间也从未脱离过联系，特别是在一八九四年“艺术工艺展览协会”(Arts and crafts Exibition Sociery)举行第四期展，会长莫里斯主编出版了一本工艺运动论文集，其中收入了十几篇“艺术工艺运动”主要人物的文章，如克莱恩(Walter Crane)、莱特比(W.R.Leth-aby)、沃克(Emery Walker)、戴(L.F.Day)等，《画室》配合展览，刊登了很长的评论，也以此奠定了它在工艺美术杂志上的领先地位。
　　《画室》具有着宽厚、包容的精神，它扶植了无数新人，名声更是遍及欧洲，在世纪之交的维尼斯，“心细的丈夫慢慢从年轻的妻子身旁站起，任何细微的响动，都会打破她所选的那团孤寂，新的一期《画室》刚到，她慢慢翻阅着这本来自伦敦的杂志，房中是一片神圣的静谧。”灯光幽幽地打照在展厅中那一幅幅秀丽雅致的海报、招贴和黑白装饰画上，玻璃匣中王尔德的《斯芬克斯》打开着，瑞克兹手饰的暗红、铜绿与黑色相杂的插图更有奇异的东方情调，一切都太静了，法国图鲁斯-路德维克(H.Toulouse-Lautrec)红磨坊舞女活泼的裙风舞不去先拉斐尔画派留下的那份阴气逼人的沉默，巴黎与伦敦毕竟不同，《画室》带回了世纪末，鞋跟在地毯上敲不出声响，也许，那份纯美之中的静谧百年来未曾变过。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