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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词在《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有所变化和突破，词所表现的领域逐渐加深。文人对词集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士人在世变中的心态变化。本文以《乐府补题》为例，从陈维崧与朱彝尊所写序文的不同，分析清词之接受与世变、士人心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清词之接受 士人心态 乐府补题
一、清词中蕴含的士人心态
张惠言曾说，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所不能言。词延续《花间》的传统，具有独特之处。在那些歌舞宴乐的小词中，把一个人最基本的心性表现出来了。它之所以能言诗所不能言，就是因为蕴藉着一种“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词人用歌女的口吻填词，用女性的语言描写女性的形象和情思，就形成“双重性别”。身经大时代的战乱流离，又让词人在小词中无意识地表现出内心深处最幽微的、最隐约的东西。在表现方法上，词中常常蕴含着深沉、婉转的意思，如咏物词，常常借助引用名物隐含历史。
在这一方面，清词是一个典型，它被认为是词“中兴”阶段。清词的整个轨迹，并没有独出异军，另立旗帜，它与晚唐、两宋词的演化轨迹相符，并遵循这一轨迹有所变化与突破。严迪昌说：“事实上，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又重振于清，究其大要恰好是词人抒情功能起落消长的同步历程。”概括而言，清词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演变兴衰，还清晰地勾勒出了士人心态的群体像，从清词的抒写中可以窥视社会现实的种种变迁及知识分子的心灵悸动。因此，在清代，词这一文体已不只是浅斟低唱，传播于酒肆旗风的“艳科”，而能够折射出士人心态的变化。
二、《乐府补题》的接受与士人心态变化
阳羡派和浙西派是清代两个重要流派，虽然他们的词学思想不同，一个被人称为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主张崇“意”主“情”；一个以“醇雅”著称，但他们各自的领袖都为《乐府补题》写过序。《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著名的咏物词集。咏物词从南宋开始兴盛，到宋末有了长足发展，先后有姜夔、张炎、王沂孙的作品成为传世经典，随后成就了《乐府补题》这部集大成之作。咏物词这一词类非常能够体现词要眇宜修的特点，词人把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蕴藉在所咏之物中，委婉地表现出来。它之所以能在宋末兴盛有其历史原因。《乐府补题》这一词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南宋末年山河破碎、家国沦亡的时代中词人心灵的震颤哀痛，它以隐曲之笔，托物寄兴，物我皆化，把咏物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沉寂了四百年之后，被浙西词坛盟主朱彝尊借着应征的机会，带到京城广为传播，和浙西派的主旨一起，牵起了一阵咏物词风。在京城各家词人聚集观赏词集时，阳羡派的领袖陈维崧与《乐府补题》的重要倡导者朱彝尊表现出来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陈维崧在《乐府补题序》中曾对这部“赵宋遗民作”的词集有过具体评述。他说：“飘零孰恤？自放于酒旗歌扇之间；惆怅畴依？相逢于僧寺倡楼之际，盘中烛，间有狂言；帐底香蕉，时而澜语。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怍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认为词能承担起“存经有史”的使命。“谁能郁郁，長束缚于七言四韵之间；对此茫茫，姑放浪于减字偷声之下”。即在抒发情志，尤其是表现复杂深沉的历史感方面，词提供了比近体诗更适宜的条件。究其原因，地处太湖西侧、江浙接壤的宜兴，不仅人文荟萃，还是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在明末，东林、复社的不少骨干都是宜兴人，在甲申、乙酉之变中，殉难人数多得超乎了寻常。在弥漫着战乱阴霾的宜兴，各家族的心灵创伤是沉痛的，这个地方对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情绪和抗拒心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复杂的情感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声以求，同病相怜，进而酝酿成一曲悲慨、疏放、跌宕的“商音”。他们在感慨故国之思时，常常较多地联系个人的今昔悲欢，较为隐晦，点到为止。历史上，徐谓文作《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群起题画一事，实质上是借题咏而进行的一次群体性凭吊故国活动，与《乐府补题》的题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陈维崧的《沁园春·题徐谓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十万琼枝，矫若银虬，翩如玉鲸。正困不胜烟，香浮南内；娇偏怯雨，影落西清。夹岸亭台，接天歌板，十四楼中乐太平。谁争赏？有珠珰贵戚，玉佩公卿。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鸟，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余生。”寄托了苍凉的情韵，将人生的悲凉、世事的沧桑都生发了出来。也就是后人评价的“迦陵的词，方能既非‘唐音’，也不是‘宋调’，而成就其为‘元明而后’的‘开疆辟远’的清人词”。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具有了与前代词不同的风貌。
然而到了康乾盛世，统治重心逐渐转向思想精神领域，以首开“博学宏词科”为信号，全面推行以文化整肃为中心的禁锢政策。“盛世”开创之始最明显的社会效应之一，是广大士人的政治心态发生了普遍的顺应性变化，很多士人虽仍支撑“不事二姓”的最后防线，但已不再反对自己的子嗣出任。对于同一部《乐府补题》，朱彝尊这位同是清代词坛影响很大的宗师，却有不同的反应。比起陈维崧的长序，朱彝尊写的序只有274字，他在《曝书亭集》卷36《乐府补题序》中提到：“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上面的评价言简意赅，措辞谨慎之极。“《橘颂》之遗音”，只是着眼于体物的高格，与陈维崧的评论相差甚远，也与《乐府补题》反映山河破碎、家国沦亡，表现词人心灵震撼哀痛的主题相差甚远。深层的契机，无不源自所处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人说，艺术倾向与审美情趣的变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授命于时代的要求。究其原因，可概括为社会背景的转变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朱彝尊所处的时代时值“鸿博”科举行之时。“鸿博”之科的举行，是康熙盛世呈现的信号，也是清朝政权进入全盛时期的转折标志。它一方面利用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仕途的习惯心理，另一方面毫无顾忌地挥动高压的政权，以威劫就范。再从士人心态方面看，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了山河变异带来的创伤，在清朝政府恩威兼施、刚柔并济的手段下，知识分子逐渐开始了仕途追求，开始了努力担当帝王师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理想。可以说，朱彝尊就是这样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不二人选。康熙十八年“鸿博”殿试，朱彝尊以“名布衣”称旨，从此结束“短衣尘垢，栖栖雨雪之间”穷困潦倒的生活，得到康熙皇帝的倚重。同时这时的词坛迎合了时代特征，急需一个应时而生的领袖式人物主持，开创一代词风，宣扬盛世气象。他所推崇的“醇雅”，即以词论的形式宣誓了顺臣的窘困。浙西词派顺应了盛世，盛世选择了浙西词派，二者的微妙联系使浙西词派在百年词坛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朱彝尊从江南的藏书人家里发掘出《乐府补题》，并把《乐府补题》带到京师，引起轰动。朱彝尊本人虽认识到南宋咏物词的好处，但失去了写南宋那种亡国的悲慨的立场，所以写不出像《乐府补题》那样有深沉悲慨意蕴的词。
三、影响文学接受的历史因素
《乐府补题》在清初的复出之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清初的政治背景与《补题》创作的时代背景相似，清初的文人亦与《补题》之创作者有同病相怜之感；二是康熙中期的社会背景中，浙西词人不仅欣赏《乐府补题》的形式，追求博物征事，还感慨于《补题》那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象征意义。加之康熙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历代诗馀》、乾隆年间厉鹗笺释的《绝妙好词》及张思岩《词林纪事》对《乐府补题》的不断选录或评说，使《乐府补题》的影响经久不衰。它的重新问世不仅影响了清初一代的词风，更影响了清初一代词人。
然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股潮流之中，由于词人、流派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立场和心态，因此在评述同一部词集中有了不同的声音。清初的词人，如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能够与《乐府补题》的作品有强烈的共鸣，浙西派不仅仅是朱彝尊，他们不是不能读出《乐府补题》里的“离骚”之意，而是所处的时代让他们解读为“骚人《橘颂》之遗音”，把欣赏的重心放在《乐府补题》的形式上，追求“醇雅”的词学主张与见解，以融入这个时代。陈寅恪先生所采取的“以诗证史”的研究手法，在清代这个词学发展的中兴时代，在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时，同样可以运用于词的研究。将士人心态与世变之关系的研究纳入词的研究之中，不仅能看清清词按照《花间》、两宋的词的轨迹而演化，更能意识到它遵循着这一轨迹有所变化与突破，看到清人对于词的美感有一种反思的认知和一种可贵的突破。
参考文献：
[1]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M].合肥：黄山书社，1995.
[5]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关键词： 清词之接受 士人心态 乐府补题
一、清词中蕴含的士人心态
张惠言曾说，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所不能言。词延续《花间》的传统，具有独特之处。在那些歌舞宴乐的小词中，把一个人最基本的心性表现出来了。它之所以能言诗所不能言，就是因为蕴藉着一种“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词人用歌女的口吻填词，用女性的语言描写女性的形象和情思，就形成“双重性别”。身经大时代的战乱流离，又让词人在小词中无意识地表现出内心深处最幽微的、最隐约的东西。在表现方法上，词中常常蕴含着深沉、婉转的意思，如咏物词，常常借助引用名物隐含历史。
在这一方面，清词是一个典型，它被认为是词“中兴”阶段。清词的整个轨迹，并没有独出异军，另立旗帜，它与晚唐、两宋词的演化轨迹相符，并遵循这一轨迹有所变化与突破。严迪昌说：“事实上，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又重振于清，究其大要恰好是词人抒情功能起落消长的同步历程。”概括而言，清词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演变兴衰，还清晰地勾勒出了士人心态的群体像，从清词的抒写中可以窥视社会现实的种种变迁及知识分子的心灵悸动。因此，在清代，词这一文体已不只是浅斟低唱，传播于酒肆旗风的“艳科”，而能够折射出士人心态的变化。
二、《乐府补题》的接受与士人心态变化
阳羡派和浙西派是清代两个重要流派，虽然他们的词学思想不同，一个被人称为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主张崇“意”主“情”；一个以“醇雅”著称，但他们各自的领袖都为《乐府补题》写过序。《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著名的咏物词集。咏物词从南宋开始兴盛，到宋末有了长足发展，先后有姜夔、张炎、王沂孙的作品成为传世经典，随后成就了《乐府补题》这部集大成之作。咏物词这一词类非常能够体现词要眇宜修的特点，词人把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蕴藉在所咏之物中，委婉地表现出来。它之所以能在宋末兴盛有其历史原因。《乐府补题》这一词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南宋末年山河破碎、家国沦亡的时代中词人心灵的震颤哀痛，它以隐曲之笔，托物寄兴，物我皆化，把咏物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沉寂了四百年之后，被浙西词坛盟主朱彝尊借着应征的机会，带到京城广为传播，和浙西派的主旨一起，牵起了一阵咏物词风。在京城各家词人聚集观赏词集时，阳羡派的领袖陈维崧与《乐府补题》的重要倡导者朱彝尊表现出来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陈维崧在《乐府补题序》中曾对这部“赵宋遗民作”的词集有过具体评述。他说：“飘零孰恤？自放于酒旗歌扇之间；惆怅畴依？相逢于僧寺倡楼之际，盘中烛，间有狂言；帐底香蕉，时而澜语。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怍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认为词能承担起“存经有史”的使命。“谁能郁郁，長束缚于七言四韵之间；对此茫茫，姑放浪于减字偷声之下”。即在抒发情志，尤其是表现复杂深沉的历史感方面，词提供了比近体诗更适宜的条件。究其原因，地处太湖西侧、江浙接壤的宜兴，不仅人文荟萃，还是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在明末，东林、复社的不少骨干都是宜兴人，在甲申、乙酉之变中，殉难人数多得超乎了寻常。在弥漫着战乱阴霾的宜兴，各家族的心灵创伤是沉痛的，这个地方对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情绪和抗拒心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复杂的情感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声以求，同病相怜，进而酝酿成一曲悲慨、疏放、跌宕的“商音”。他们在感慨故国之思时，常常较多地联系个人的今昔悲欢，较为隐晦，点到为止。历史上，徐谓文作《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群起题画一事，实质上是借题咏而进行的一次群体性凭吊故国活动，与《乐府补题》的题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陈维崧的《沁园春·题徐谓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十万琼枝，矫若银虬，翩如玉鲸。正困不胜烟，香浮南内；娇偏怯雨，影落西清。夹岸亭台，接天歌板，十四楼中乐太平。谁争赏？有珠珰贵戚，玉佩公卿。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鸟，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余生。”寄托了苍凉的情韵，将人生的悲凉、世事的沧桑都生发了出来。也就是后人评价的“迦陵的词，方能既非‘唐音’，也不是‘宋调’，而成就其为‘元明而后’的‘开疆辟远’的清人词”。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具有了与前代词不同的风貌。
然而到了康乾盛世，统治重心逐渐转向思想精神领域，以首开“博学宏词科”为信号，全面推行以文化整肃为中心的禁锢政策。“盛世”开创之始最明显的社会效应之一，是广大士人的政治心态发生了普遍的顺应性变化，很多士人虽仍支撑“不事二姓”的最后防线，但已不再反对自己的子嗣出任。对于同一部《乐府补题》，朱彝尊这位同是清代词坛影响很大的宗师，却有不同的反应。比起陈维崧的长序，朱彝尊写的序只有274字，他在《曝书亭集》卷36《乐府补题序》中提到：“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上面的评价言简意赅，措辞谨慎之极。“《橘颂》之遗音”，只是着眼于体物的高格，与陈维崧的评论相差甚远，也与《乐府补题》反映山河破碎、家国沦亡，表现词人心灵震撼哀痛的主题相差甚远。深层的契机，无不源自所处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人说，艺术倾向与审美情趣的变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授命于时代的要求。究其原因，可概括为社会背景的转变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朱彝尊所处的时代时值“鸿博”科举行之时。“鸿博”之科的举行，是康熙盛世呈现的信号，也是清朝政权进入全盛时期的转折标志。它一方面利用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仕途的习惯心理，另一方面毫无顾忌地挥动高压的政权，以威劫就范。再从士人心态方面看，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了山河变异带来的创伤，在清朝政府恩威兼施、刚柔并济的手段下，知识分子逐渐开始了仕途追求，开始了努力担当帝王师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理想。可以说，朱彝尊就是这样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不二人选。康熙十八年“鸿博”殿试，朱彝尊以“名布衣”称旨，从此结束“短衣尘垢，栖栖雨雪之间”穷困潦倒的生活，得到康熙皇帝的倚重。同时这时的词坛迎合了时代特征，急需一个应时而生的领袖式人物主持，开创一代词风，宣扬盛世气象。他所推崇的“醇雅”，即以词论的形式宣誓了顺臣的窘困。浙西词派顺应了盛世，盛世选择了浙西词派，二者的微妙联系使浙西词派在百年词坛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朱彝尊从江南的藏书人家里发掘出《乐府补题》，并把《乐府补题》带到京师，引起轰动。朱彝尊本人虽认识到南宋咏物词的好处，但失去了写南宋那种亡国的悲慨的立场，所以写不出像《乐府补题》那样有深沉悲慨意蕴的词。
三、影响文学接受的历史因素
《乐府补题》在清初的复出之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清初的政治背景与《补题》创作的时代背景相似，清初的文人亦与《补题》之创作者有同病相怜之感；二是康熙中期的社会背景中，浙西词人不仅欣赏《乐府补题》的形式，追求博物征事，还感慨于《补题》那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象征意义。加之康熙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历代诗馀》、乾隆年间厉鹗笺释的《绝妙好词》及张思岩《词林纪事》对《乐府补题》的不断选录或评说，使《乐府补题》的影响经久不衰。它的重新问世不仅影响了清初一代的词风，更影响了清初一代词人。
然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股潮流之中，由于词人、流派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立场和心态，因此在评述同一部词集中有了不同的声音。清初的词人，如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能够与《乐府补题》的作品有强烈的共鸣，浙西派不仅仅是朱彝尊，他们不是不能读出《乐府补题》里的“离骚”之意，而是所处的时代让他们解读为“骚人《橘颂》之遗音”，把欣赏的重心放在《乐府补题》的形式上，追求“醇雅”的词学主张与见解，以融入这个时代。陈寅恪先生所采取的“以诗证史”的研究手法，在清代这个词学发展的中兴时代，在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时，同样可以运用于词的研究。将士人心态与世变之关系的研究纳入词的研究之中，不仅能看清清词按照《花间》、两宋的词的轨迹而演化，更能意识到它遵循着这一轨迹有所变化与突破，看到清人对于词的美感有一种反思的认知和一种可贵的突破。
参考文献：
[1]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M].合肥：黄山书社，1995.
[5]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