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没来由也没有更多本钱就要动辄表现其傲慢的国度，这既让人不解，也让人生厌。
　　然而，任何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都必有其原因。分析起来，印度的“傲慢”也是既有其历史之因，也有其现实倚仗。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伟大的贡献，这是可以引以为荣的，但却并不应该成为“傲慢”的本钱。
　　事实上，印度的古文明与当今印度并没有衣钵相传的关系，它不成其为印度藐视他人的历史底气。
　　殖民文化的副产品
　　印度“傲慢”的真实历史原因乃是由于其被殖民的长期经历，“傲慢”不过是它殖民文化的一个副产品而已。19世纪初，当英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后，大英海军便毫不犹豫地派遣舰队控制了印度洋，在其后的150多年里，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其对印度的统治。由于英国不过是区区一个岛国，不可能派驻众多的军队和官员维持对印度和印度洋区域诸国的统治，于是它采取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相结合的办法，只直接统治部分南亚地区，其余部分则依赖形形色色的宗主国代理人来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它又着意把印度作为印度洋诸国的“奴才管家”来培养，让印度成为印度洋诸国的“二主子”。英帝国在20世纪初委任的印度总督冠松就曾提出过印度的“三重边境”说，认为英帝国可赋予印度这样的“特权”：一是行政的边境，这是印度政府可以行使职权的行政疆域；二是主权的边境，名义上可由印度声称是自己的领土，但实质却由当地自主管理的区域；三是扩展的边境，即通过各种条约使印度政府有义务保护的国家，如阿富汗、尼泊尔、锡金、不丹和暹罗等。
　　这样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印度精英阶层的两副面孔：对洋主子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对在其地位之下的诸国则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因此，这种“傲慢”，说到底，不过是奴才班头式的“傲慢”，狐假虎威式的“傲慢”，没有任何值得尊敬之处。
　　印度的“傲慢”，还来自于由地缘优势而被其开国领袖所演绎的“天定命运”说。印度位于印度次大陆的中心地带，又居于印度洋体系的中心，加上远高于邻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印度的一些政界领袖十分乐于把这一文章做足。尼赫鲁最早制造了印度“天定命运”的神话，其后，几乎历届政治领导人都接过了这一说法，近十多年，随着国力的提高，印度注定“伟大”则已成为政界精英们的老生常谈。

　　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天定命运”的国家，印度也是，此外，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说这个话了。印度的一些战略家确实在有意识地模仿美国，除了毫不含糊地抄袭“天定命运”说以外，还一直幻想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企图把印度洋圈定为自家的“印度之洋”，不容他人染指，并把印度的周边国家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它多次干预邻国事务，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尼泊尔、孟加拉、锡金、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都曾被其进行过武力干预。只是由于力所不足，印度才未能实现对印度洋的门罗之梦。对此，它虽然沮丧不已，但却痴心不死。
　　印度的不结盟运动“领头羊”身份，似乎也是它傲慢的一个本钱。“冷战”时期，印度为寻求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争取最佳的生存空间，提出了不结盟的政策，并以第三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客观地说，这对世界上的反霸斗争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印度从来都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认真执行者，尽管它是提出这一原则的发起国之一，也有负于第三世界国家对它的期望。这是因为它自己就没有放弃霸权的意愿。在南亚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这一地区的天然霸主，周边国家都必须由它耳提面命，俯首帖耳地做它的附属国。否则，就要示以颜色，而且它认为这一切完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有这些劣行，它却仍然毫无愧怍地顶着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光环不放。
　　战略胃口和战略力量的不匹配
　　最近20年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们锁定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认为中美之间很难绕过“修昔底德陷阱”。于是，他们想到了印度，认为这是对付中国的一个天然帮手。华盛顿的这一策略，无疑使新德里为之兴奋，它显然觉得战略机遇来了。而美国为了打压中国，拉拢印度，也是连起码的国际正义也不顾，任由印度践踏国际关系准则，行不义之事，并一概为之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当然更进一步助长了印度的傲慢，以为有所倚仗而愈发无所顾忌了。
　　印度的“傲慢”，归根到底还是由它过大的战略胃口和不匹配的战略力量造成的。印度在陆地上要把整个希玛拉雅山脉一带完全囊括在手，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其中不止是尼泊尔、不丹和已然被其吞并的锡金，就连我国的西藏也在其内。它不惜豢养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日后有用。在海上，它的领导人、外交家和海军将领们都毫不隐讳地主张，印度的海上利益应包括：“北起波斯湾，南至南极洲，西起好望角和非洲东海岸，东至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这已大大超过了印度洋海域，甚至把南中国海也包括在内了。这种战略野心凭借印度目前的国力和军力，岂止是捉襟见肘，简直是无从谈起！这种目的和手段的严重不对称，可能只能靠傲慢的心态去求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了。
　　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又过低地估计别人的力量，是形成印度“傲慢”的又一重要因素。印度的战略家们一直有一种颇为盲目的战略自信，认为自己的实力和智慧远在周边国家之上，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命定会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它就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把中方的一再忍让、退避三舍，看成是无力反抗、软弱可欺，认为当时中国困难如山、危机重重：国内有自然灾害，国际有美苏两强的挤压，军队也不行，根本不是它的对手。遭到惨败之后，没有清醒几年，它又不顾国际社会众多国家的反对，对巴基斯坦实行军事入侵，并成功地将后者予以肢节，于是，狂妄自大的心理又得以完全恢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在上世纪80年代，它更为大胆地对斯里兰卡实行战略“威逼”，直接干涉人家内政。
　　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印度驻科伦坡的高级专员迪克西特，他被视为是印度派出的斯里兰卡“总督”，是一个“与较小国家打交道时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傲慢”的人物，可以说这位先生是印度式傲慢的典型代表。然而，对斯里兰卡的军事干预最终却成了“印度的越南”，不但使軍队死了1200多人，伤了几千人，而且还使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从而为它的傲慢付出了惨重的损失。
　　现在印度又以其经济上的成功和西方国家对其的重视和称许而有些飘飘然，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称雄一方了：它既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具有所谓价值观、道德观正确的优势；又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最有后劲的金砖国家，预言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使中国黯然失色；还有国际各方势力，譬如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都对它实行拉拢、善待和宽容的政策，简直是“时来天地皆并力”，似乎目前唯有中国是它的一个拦路虎了。于是它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一惠及沿途各国的互联互通、共铸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说三道四，心存不满；也不愿看到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和睦之海；更不希望中国增强与印中共为毗邻的几个国家的影响力，从而千方百计为我国制造麻烦。
　　然而，印度的傲慢，说到底，乃是一种底气不足而又硬要摆出一副一流大国形象的扭曲了的自大和狂妄而已。这种“傲慢”再加上它的“多行不义”，必将使其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许是它很难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