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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起源于危机应对。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以“非传统”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冲击。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此后相当长时间，孱弱的中国，外交上都未能摆脱危机应对的色彩。1949年实现完全意义上民族独立后，紧随其后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屏蔽”。加之此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国外交主动作为的空间并不大。
1978年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外交也开始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自那以后的中国外交，主基调不再是危机应对，也彻底褪去了“革命外交”的色彩。外交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是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外交再次站在转型的历史关口。这又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运而生。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总与国际局势以及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密切相关。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背景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出现变化。
由于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外交开始转向“联美抗苏”。这个调整带有战略考虑，但还谈不上质变。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并没有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某种程度上说，那时的中国还未做好“加入”国际社会的准备。
真正的质变出现在1978年。这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开始进行大幅调整。这一年，中国外交调整最显著的事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以及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在此之前，中国已经与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异同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蜕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大内政就是发展经济。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邓小平当时对中国外交的定位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定位，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基于现实的战略决断。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开放，因为西方有中国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美国、西欧的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外交也进入活跃期，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经贸团队随行成为“标配”。1978年，中国与美国、西欧贸易额分别约为10亿美元和20亿美元，1989年增加到122亿美元和235亿美元，均增长超过10倍。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约200亿美元增加到1150亿美元，只增长约5倍。
冷战格局解体，国际局势再次巨变。但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外交方针，继续强调把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开。这之后，坚持“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在努力打破西方政治孤立的同时，也争取不让政治分歧冲击经贸合作。中国与欧美、日本等国的贸易增幅短暂放缓后，很快就恢复到近10%的高位。
那时中国外交更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延续，而是延伸。后冷战时代刚一开启，中国就启动了睦邻外交，最大的亮点是对东南亚的外交。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对话进程，很快对话就转入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1991年至2001年自贸区建设启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从不到80亿美元增加到超过400亿美元，增长5倍。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约3.7倍。中国与东盟贸易增幅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增幅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2018年6月24日，位于馬尔代夫的中马友谊大桥主桥20号墩至21号墩之间的钢箱梁正在顶推
延伸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成立后，中国就积极参与相关活动。正是在与东盟的外交场合，中国首次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中国的倡议下，1996年上海五国组织成立，这也是中国睦邻外交的另一个亮点。1990年代后期，中国不仅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也趋于活跃。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经济为先”的外交，已经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
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奉行“新干涉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谓西方干涉的极端案例。1996年美国介入台海危机，则是“新干涉主义”直接逼近中国。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曾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小布什政府，转而称中国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同年10月，中美两国达成“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共识。这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1世纪初，中国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迎来“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外交开始超越单一的经济维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得到了拓展。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并在2006年升级为中非领导人峰会。2001年，上海五国组织升级为上合组织，开启了政治、经贸、反恐等多领域合作。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驶入快车道。主动搭建平台、创造机遇，无疑是中国外交的转型。
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局面则较为微妙。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疑虑也随之上升。中国对外合作共赢的理念，并不总是能得到对方的对等回应。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小布什政府的政治干预而流产。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几乎也是从2005年开始，欧盟国家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突出竞争性因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放大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疑虑。疑虑很快演变成外交回应。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期间，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南海争议由此升温。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来改称“亚太再平衡”）。外交回应升级为战略布局，美国率先在中美关系中注入了战略竞争的因子。
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和平发展白皮书》，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这是中国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回应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双边层面，也在于美国是最能影响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变量。中国外交的转型，离不开对中美关系的经营。2012年2月，国家领导人在访美期间，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领导人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很显然，中国希望积极主动地稳定、塑造中美关系。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对于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无论是周边国家的焦虑还是美欧西方国家的疑虑，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正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所说，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是孔子所定义的“君子”，中国的邻国还是会焦虑。在他看来，这是权力格局变化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对外界的反应过度谨慎、敏感，就难以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杰弗里·贝德，在一篇分析习近平外交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内外都正在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应该扮演国际秩序的書写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习近平是依托中国新的实力，重新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恰逢其时之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凯利·布朗，在今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称：“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不能再假装不是一个大国，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是不真实、不真诚的。”
上述两位学者分别是美国、英国前外交官，对习近平外交的时代性可谓洞若观火。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会议。从这个会议，既能看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轮廓，也可以一窥其未来可能的脉络。
习近平出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蜕变，呈现鲜明的“以大国身份开展外交”的特点。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外交事务的重视上。截至2018年，中央已经召开了三次外事工作会议。而在此之前直至新中国建立，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只在1971年、1991年和2006年召开过。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此举意在加强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以及外交事务的跨部门协调。
奋发有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另一体现。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外交要“奋发有为”。近年来中国密集的首脑外交、多边外交、主场外交，以及与俄罗斯战略协调的深化，与欧盟在合作项目上的“战略对接”等，无疑都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体现。但更能彰显中国外交“大手笔”的，当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西方有声音称，这是中国在利用庞大的经济实力“购买”国际影响力。这是比较肤浅的看法。中国搭建这些平台，投入巨量资金并主导或参与合作，事实上形成了“利益绑定”，客观上增加了中国外交行为的可预期性。崛起大国的行为越具有可预期性，外界的疑虑和担忧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以实际行动化解疑虑，而不是空喊口号。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国也是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位于塞尔维亚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之上，建成后将成为西巴尔干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图为塞尔维亚工人在文化中心的工地上
习近平提出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外交“大手笔”相匹配的，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些提法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的中国话语方式，对应的是西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零和思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给国际外交注入中国元素，与国际外交中长期带有西方元素是一个逻辑。而且，民粹主义崛起、全球化遭遇逆流之时，中国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比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国际观感显然要好。
底线思维，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2014年2月，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底线思维”的一次实践。这往往被当作中国外交变得强硬的例证。但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划红线”“设底线”并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在客观上能减少误判，有利于稳定现状。某种程度上说，强调底线思维，是在主动要求相关方在交往中做“不逾矩”的战略保证。中国宣示和实践底线思维之后，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恶化。近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关系明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也出现回暖。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对当前国际局势所做的判断。他指出，中国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杰弗里·贝德在分析中国外交未来走向时称，中国会继续密切与国际体系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但与此同时，也会选择性地遵守那些符合其利益的国际规则，忽视或寻求改变不符合其利益的规则。
1978年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外交也开始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自那以后的中国外交，主基调不再是危机应对，也彻底褪去了“革命外交”的色彩。外交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是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外交再次站在转型的历史关口。这又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运而生。
经济为先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总与国际局势以及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密切相关。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背景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出现变化。
由于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外交开始转向“联美抗苏”。这个调整带有战略考虑，但还谈不上质变。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并没有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某种程度上说，那时的中国还未做好“加入”国际社会的准备。
真正的质变出现在1978年。这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开始进行大幅调整。这一年，中国外交调整最显著的事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以及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在此之前，中国已经与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异同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蜕变。
后冷战时代刚一开启，中国就启动了睦邻外交，最大亮点是对东南亚外交。中国与东盟贸易增幅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增幅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大内政就是发展经济。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邓小平当时对中国外交的定位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定位，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基于现实的战略决断。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开放，因为西方有中国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美国、西欧的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外交也进入活跃期，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经贸团队随行成为“标配”。1978年，中国与美国、西欧贸易额分别约为10亿美元和20亿美元，1989年增加到122亿美元和235亿美元，均增长超过10倍。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约200亿美元增加到1150亿美元，只增长约5倍。
冷战格局解体，国际局势再次巨变。但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外交方针，继续强调把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开。这之后，坚持“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在努力打破西方政治孤立的同时，也争取不让政治分歧冲击经贸合作。中国与欧美、日本等国的贸易增幅短暂放缓后，很快就恢复到近10%的高位。
那时中国外交更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延续，而是延伸。后冷战时代刚一开启，中国就启动了睦邻外交，最大的亮点是对东南亚的外交。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对话进程，很快对话就转入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1991年至2001年自贸区建设启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从不到80亿美元增加到超过400亿美元，增长5倍。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约3.7倍。中国与东盟贸易增幅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增幅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延伸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成立后，中国就积极参与相关活动。正是在与东盟的外交场合，中国首次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中国的倡议下，1996年上海五国组织成立，这也是中国睦邻外交的另一个亮点。1990年代后期，中国不仅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也趋于活跃。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经济为先”的外交，已经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
探索转型
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奉行“新干涉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谓西方干涉的极端案例。1996年美国介入台海危机，则是“新干涉主义”直接逼近中国。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曾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小布什政府，转而称中国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同年10月，中美两国达成“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共识。这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1世纪初，中国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迎来“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外交开始超越单一的经济维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得到了拓展。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并在2006年升级为中非领导人峰会。2001年，上海五国组织升级为上合组织，开启了政治、经贸、反恐等多领域合作。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驶入快车道。主动搭建平台、创造机遇，无疑是中国外交的转型。
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局面则较为微妙。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疑虑也随之上升。中国对外合作共赢的理念，并不总是能得到对方的对等回应。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小布什政府的政治干预而流产。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几乎也是从2005年开始，欧盟国家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突出竞争性因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放大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疑虑。疑虑很快演变成外交回应。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期间，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南海争议由此升温。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来改称“亚太再平衡”）。外交回应升级为战略布局，美国率先在中美关系中注入了战略竞争的因子。
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和平发展白皮书》，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这是中国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回应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双边层面，也在于美国是最能影响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变量。中国外交的转型，离不开对中美关系的经营。2012年2月，国家领导人在访美期间，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领导人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很显然，中国希望积极主动地稳定、塑造中美关系。
大国外交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对于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无论是周边国家的焦虑还是美欧西方国家的疑虑，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正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所说，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是孔子所定义的“君子”，中国的邻国还是会焦虑。在他看来，这是权力格局变化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对外界的反应过度谨慎、敏感，就难以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杰弗里·贝德，在一篇分析习近平外交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内外都正在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应该扮演国际秩序的書写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习近平是依托中国新的实力，重新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恰逢其时之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凯利·布朗，在今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称：“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不能再假装不是一个大国，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是不真实、不真诚的。”
崛起大国的行为越具有可预期性，外界的疑虑和担忧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以实际行动化解疑虑，而不是空喊口号。
上述两位学者分别是美国、英国前外交官，对习近平外交的时代性可谓洞若观火。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会议。从这个会议，既能看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轮廓，也可以一窥其未来可能的脉络。
习近平出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蜕变，呈现鲜明的“以大国身份开展外交”的特点。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外交事务的重视上。截至2018年，中央已经召开了三次外事工作会议。而在此之前直至新中国建立，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只在1971年、1991年和2006年召开过。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此举意在加强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以及外交事务的跨部门协调。
奋发有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另一体现。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外交要“奋发有为”。近年来中国密集的首脑外交、多边外交、主场外交，以及与俄罗斯战略协调的深化，与欧盟在合作项目上的“战略对接”等，无疑都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体现。但更能彰显中国外交“大手笔”的，当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西方有声音称，这是中国在利用庞大的经济实力“购买”国际影响力。这是比较肤浅的看法。中国搭建这些平台，投入巨量资金并主导或参与合作，事实上形成了“利益绑定”，客观上增加了中国外交行为的可预期性。崛起大国的行为越具有可预期性，外界的疑虑和担忧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以实际行动化解疑虑，而不是空喊口号。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国也是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习近平提出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外交“大手笔”相匹配的，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些提法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的中国话语方式，对应的是西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零和思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给国际外交注入中国元素，与国际外交中长期带有西方元素是一个逻辑。而且，民粹主义崛起、全球化遭遇逆流之时，中国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比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国际观感显然要好。
底线思维，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中国宣示和实践底线思维之后，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恶化。近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关系明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也出现回暖。
2014年2月，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底线思维”的一次实践。这往往被当作中国外交变得强硬的例证。但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划红线”“设底线”并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在客观上能减少误判，有利于稳定现状。某种程度上说，强调底线思维，是在主动要求相关方在交往中做“不逾矩”的战略保证。中国宣示和实践底线思维之后，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恶化。近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关系明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也出现回暖。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对当前国际局势所做的判断。他指出，中国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杰弗里·贝德在分析中国外交未来走向时称，中国会继续密切与国际体系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但与此同时，也会选择性地遵守那些符合其利益的国际规则，忽视或寻求改变不符合其利益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