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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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1943年初,新四军一边应对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扫荡”,一边与韩德勤等敌后国民党势力展开合作与斗争,在复杂、多变、危险的环境中探寻应对方略.1943年3月的淮北山子头战斗中,第四师在第二师和第三师各一部的配合下消灭韩德勤部,俘虏韩德勤,成功阻止国民党军王仲廉部和韩德勤部会合后侵占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其后,新四军又从缓和国共关系和便利华中敌后形势出发,礼送韩德勤出境.捉放韩德勤,体现了新四军军事上采攻势、政治上采守势的战略,与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遥相呼应.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江苏敌后留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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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1943年初,新四军一边应对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扫荡”,一边与韩德勤等敌后国民党势力展开合作与斗争,在复杂、多变、危险的环境中探寻应对方略.1943年3月的淮北山子头战斗中,第四师在第二师和第三师各一部的配合下消灭韩德勤部,俘虏韩德勤,成功阻止国民党军王仲廉部和韩德勤部会合后侵占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其后,新四军又从缓和国共关系和便利华中敌后形势出发,礼送韩德勤出境.捉放韩德勤,体现了新四军军事上采攻势、政治上采守势的战略,与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遥相呼应.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江苏敌后留置军政力量的最终失败,在华中日伪、国、共三方军事和政治交锋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是新四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日益成熟的表现.
其他文献
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告成立.同年9月,《抗日战争研究》正式创刊.专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刊物的面世,标志着抗日战争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虽无精确的数字统计,但若说它是近代史各时段中研究队伍最为浩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段,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还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了社会的认知.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之战、军事之战,但同时也是一场民心之战、道路之战.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找到与广大人民建立血肉联系的正确道路,也为接下来的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rn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发展壮大的关键之道.苏区时期,中共对是否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是否同国民党共同抗日等问题持怀疑态度,政治基础相对狭窄.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开始在文件中强调,统一战线就是要交朋友.中国共产党可谓朋友遍天下.从国际到国内,从根据地到国统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开始对共产党产生
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教育变革的过程中,也给教育带来不可预知的伦理风险.作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重要产物,教育人工智能系统备受推崇,但必须遵循相关的伦理原则.首先,从宏观层面探讨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一般伦理原则,即通过对世界各地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解读,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其次,从微观层面探讨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具体伦理原则,即通过相关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学习借鉴,明确教育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与应用的伦理原则.最后,针对未来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和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进行预测,并结合国情,提出我国教育人工智
作为一个非常重视理论工作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在学习苏联的同时,构建出一套符合自身行为逻辑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这种解释体系对中共的自我认同与身份塑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为其自身的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某种程度上讲,刚刚经历了苏维埃革命的暂时挫折,中共也需要在抗战时期,对思想和组织进行一次再创造.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共进行这种调适创造了契机,这种调适也促进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大发展.抗日战争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随着中日关系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共响应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华北敌后建立一系列根据地,另一方面也面临诸多考验.在内外形势和自身诉求的共同作用下,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推动,晋冀豫根据地在1940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秘密进行干部审查,对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界限、党员干部去留、党政关系、干部政策走向(涉及任用、评判、干部档案制度、内部关系调整)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冀豫根据地“1940年整党”是对全面抗战初期组织大发展的回应与调适,沿袭了过去“自上而下”“关门整党”的方式,但具体思路、办法均已发生较多转变
全面抗战时期,面对伤病问题,新四军以外来医务人员为基础组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卫生勤务系统.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初期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信任和磨合的问题.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军委和新四军领导层积极调整政策,将其进一步纳入革命队伍.而外来医务人员在与部队的长期相处及革命战争洗礼中,也不断实现自我转化,逐步融入到革命队伍之中.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和“融入”新四军的过程,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吸纳和转化外来专业技术人员的缩影.
一、问题的提出rn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继1995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形成一波热潮后,近十年来又形成了新一波影响范围更大的热潮.这一次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很不同,一方面是这一研究获得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百上千册的资料集一套套推出①,大大小小国际国内研讨会频繁召开,会议论文集不断出版,尤其是《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战史料研究》等集中发表以抗日为主题的论文,再加上其他中共党史、革命史、历史刊物与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大陆地区年平均刊登的与抗战史有关的文章数量粗略估计就有一二百篇之多.受到
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媒体、军方和政府为了摸清中共的抗战战略,以节译、摘译、译述、编译、全译等方式介绍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媒体的译介较早,以节译、摘译为主,日本民间和官方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随着侵华战争的推进,媒体对《论持久战》的评价从刻意贬低趋向客观,尤其重视持久战三阶段的论断.在战争相持阶段之初,《论持久战》在军政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很强烈,随着败退之势显现,日本政府日益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加以全文翻译供军政界参考利用.在迟迟不能实现战争意图时,日本对侵华战略失误根源进行了更多的追溯,其
[目的]了解养老机构护理员对老年人性表达的认知与应对.[方法]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J养老机构5名护理员进行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机构养老老年人的性表达存在多种形式,既有语言上的,也有行为上的,既有浪漫意味的性表达,也有暧昧意味的性表达;护理员对老年人性表达的认知较为积极,或认为这是一种正常反应,或认为是疾病导致的无意识行为,或认为是心理诉求表达的工具或手段,他们极力避免老年人性表达的暧昧意味;护理员对老年人性表达的应对多是消极的,其应对方式主要有刻意忽视、直接制止、报告家属或院长,以及隐藏自身
日本学界对甲午战争外交史的研究起步甚早,成果也颇为丰硕.1902年出版的巽来治郎《日清战役外交史》①可谓学术性研究的开端.此后,二战之前的信夫清三郎《日清战争:对其政治、外交的考察》②、田保桥洁《日清战役外交史之研究》③,战后的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之路》④,都是专论这一问题的优秀论著,尤其是高桥著作的厚重细密极大地提升了甲午战争外交史的研究水准.⑤不过,以往学者对此的兴趣大多集中于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上述信夫、高桥两书皆写到开战为止,与其说是甲午战争外交史,不如说是甲午战争开战史更加贴切.至于对战时外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