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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群众的感情
跋涉在祁连山区的地质队员，要经常同当地的农牧民打交道，特别是要同少数民族兄弟有来往，久而，地质队员就同当地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主动接近当地群众，不但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而且也使作者深入地体察了乡情，了解了民情，产生了感情。作者说：“我对他们了解的愈深，感情愈真，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愈重”。
在同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作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地的贫穷，了解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作者在1974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附近的农民看到我们到了以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来卖鸡蛋，多半是老人和妇女，自家喂养的鸡下了蛋，一个也舍不得吃，拿来换些钱，买些盐和日用品。每每看到这样的劳动妇女来到，我就不由地拿他们的生活对比我们的生活，拿他们的劳动对比我们的劳动，内心感到无比地惭愧”。这段话，有对卖鸡蛋农妇的怜悯之情，也有珍惜当下地质队员的岗位，立志把“惭愧”变成工作动力。
回忆文章中写到作者到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家做客的情景，形容“牧民的圆帐篷虽然简陋，却处处透着聪明智慧”。喝着酥油茶，吃一口油渣饼，受到热情款待，牧民却分文不收。“为表达对主人的谢意，将带来的馒头、糖果留给他酣睡中的小宝宝”。
在同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作者知道了“涝坝”就是村民为存放由水渠引来祁连山雪水而修挖的水池。作者用“看着水一滴一滴从冰上融下，水珠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仿佛在说：用水难，水来之不易”。每当看到农家升起的袅袅炊烟，闻到空气中散发的烧牛羊粪的气味，作者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作者常常想：“地质队员总希望每一次踏勘都能有所发现。即使是一块石头，通过我们的野外工作，能逐步证实其经济价值，从而改变地方或当地人民的生活”。与工作联系起来，他认为解决当前农民的燃眉之急，出路在于地质队员多找煤床、多开矿。他想帮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民族情，他记得。作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至今我还记得曾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藏族驮工耕正。这个小伙子聪明能干，常和我们一起说笑。我到北京工作后还收到他的来信”。根据甘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作者将“加强为农业服务的地质工作，着力解决找水、打井和抗旱”列入全局地质找矿工作的重点。
作者热爱地质工作，也关心农民的收成。1979年7月25日，正值麦收，天阴了。作者在日记中写道：“农民赶抢收麦，可连日阴雨，天公不作美，让人担心”。在这段与农牧民相处的日子，作者在心灵深处种下了“爱民”的种子，也为后来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与家人的亲情
《笔记》的主体是记录工作，偶尔也可见作者与家人的亲情述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地质队员的“工作台”，帐篷当房草垫当床，同家人聚少离多，作者在野外也经常想念养育自己的父亲母亲，挂念着子女，惦记着对晚辈的教育。《笔记》中记录亲情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寥寥数语，亲情浓浓。
有一篇日记记下了丈夫与妻、女之情。1979年1月21日，“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渣，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那天，我送莉（妻子）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受”。“聪明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得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棉大衣脱下，免得出外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边有个光身子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无疑是个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身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陷入了苦苦的思索”。这段日记让读者体会到，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地质队员，也履行着做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到车站去为她们母女送行；女儿依偎在身旁，说明孩子有安全感；女儿穿得很暖和，与眼前所看到的贫苦农民孩子的着装形成强烈反差；“苦苦的沉思”思的是什么？日记中没有展开，从字句中猜测，作者可能在想“为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吧！”
作者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1972年野外作业的最后一天。想到一年的野外任务就此结束，不久可以和家人团聚，快乐兴奋的氛围弥漫在夹皮沟上空。尽管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样品，但下山的速度似乎也比平常更快些”。完成一年的工作任务，作者也盼望早点回家，连下山的速度都加快了。这样原汁原味的日记，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地质情与亲人情是不矛盾的。1974年8月4日的日记，作者记下“离家才周余，可好似许久了”这样的话。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说明作者在忘我的工作余暇，也还惦记着家，这是人之常情。1978年的最后一天，作者在日记中写下记日记的两个目的：“一是不断地激励自己；二是留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父亲是怎样生活的，或许从中有些教益”。由此可见，尽管天各一方，对子女的教育父亲是记在心上的。
作者出生在天津的宜兴埠，那里不但有他童年的记忆，而且住着他的父母双亲。常年在外地质郎，几年难见爹和娘。穿上娘织衣，仿佛妈在场。回忆文章写道：“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穿上这件毛衣既暧身也暧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见物思亲，想念父母的心情难以言表。由此不难看出，作者不但是优秀地质队员，而且也是一位知礼节、敬孝道的好儿子。
基，夯得实
作为一名优秀的地质队员，作者的成长又一次证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哲学思想的客观存在。1978年12月，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作者走上了区测二队副队长的领导岗位；198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作者为地矿部副部长。由副处级升为副部级，间隔58个月。单纯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偶然因素。但从客观上看，是事物发展的必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着重点及时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尽快发现选拔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这是作者快速进步成长的外因。作者完全符合干部“四化”的要求，并且由于多年的历练具有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超前意识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每走上一个台阶，理政能力都仍然有剩余。这就是作者岗位不断变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厚重的学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干部成长的动力。读《笔记》不难看出，作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等地质、物探专业知识，具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普通学科知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功底，而且还适应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补上了企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与工作有关的学科知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这是作者渴求知识、练就本领、孜孜不倦地读书、求学的座右铭，以书为伴，成为了作者人生的基准坐标。
立足于本专业，不断拓宽知识面，博览群书，这是作者读书的具体选择。作者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中国地质学》，由此为始点，把读书学习当成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期间，在地貌、地层、构造、岩石、古生物、矿物、矿床、水文、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探等学科学习中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还掌握了岩矿鉴定、古生物鉴定、实验分析、遥感应用、填绘地质图等技术方法。《笔记》中表明，作者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等一系列政治类书籍；读过《中国通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 一系列史学类书籍；读过《毛泽东诗词》、《鲁迅文集》、《刘禹锡诗文选注》、《王安石诗文选注》等一系列语言文学类书籍；读过《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和世界名人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所写的人物传记类书籍。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纵览历史、横观发展，有这样雄厚的理论功底和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来垫底，可以运用自如地与不同层次的人交流对话，可以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析现实社会现象，还可以在鉴古论今中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
《笔记》中写道：“我喜欢独自穿行于山岭沟谷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喜欢在宁静中读书与思考”。第一句话的实质是认识客观世界；第二句话的实质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论升华。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可能也是作者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
作者认为英语没过关是个遗憾，说明他贵有自知之明。
二、坚强的毅力
在《笔记》收录的几百篇日记、笔记、地质草图和调查报告中，虽然文体不同，标准各异，却可见作者做事精益求精的要求是一致的；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却可见作者一往无前的精神；也不曾有豪言壮语的表白，却可见作者坚强的毅力。
祛除病魔，靠毅力。作者进入大学的1960年，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经济大幅滑坡、物资供给极其匮乏的时段。由于供给与需求矛盾的越发激烈，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受到影响，能不能吃饱肚子是个大问题。在如此特殊的时段，作者患上浸润性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是严重危及生命的疾患。对抗这种疾病，除了要有对症的药物，还必须在“养”上下功夫。一是停学休养；二是增强营养。作者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他会积极配合治疗。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休学，营养是否增加，也是个问号。他能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战胜疾病，豁达的心态、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心态”和锻炼，根源是坚强的毅力。
到高寒的祁连山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一线地质工作，饥一顿饱一顿，背着沉重的“嫁妆”去翻山越岭过大河，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容易旧病复发。作者在1970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近两天，由于劳累过度，特别是几次到一里外的地方挑水，肺部有些不适，痰显著增多、加浓，身体常感疲乏，我疑惑肺病又犯了”。看到这里，有情有意的读者都会生发出几许担心，但接着往下看，我们又被作者钢铁般的意志和把生命看淡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作者写道：“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欣慰的是，作者靠良好的心态、坚强的毅力，终于躲过劫难。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既为下一代树立了奋斗的榜样，又获得了强壮身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本领。
坚守选择，靠毅力。在长达12年一线地质队员的工作和生活中，作者曾遇到重重困难，也经历了涉险过河、遭遇大洪水和飞砂走石的沙暴袭击，甚至面临断炊的生存危机。在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上负重行走，体力消耗很大。可是，作者说“累了也不敢坐下，怕再也起不来，只能倚在山边靠一靠”。面对如此的险恶，坚强的他、智慧的他、幸运的他同队友们齐心协力，最终都一一排除了。作者回忆：“从1969年1∶20万祁连山幅开测到1975年结束，我们一共20人左右的分队，人员流动极大，先后有100多人在分队工作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是坚持到最后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样的结果，得益于意志不改的地质情结，也得益于像山一样岿然的胸怀。
三、为民的品德
“好干部德为先”。党培养、选拔干部的政策是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不能用，有德无才不好用，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大任于斯。
两次让薪。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的是大致平均的低工资制度，地质队员的家庭经济都不宽裕，队友们都盼望着涨点工资，改善生活。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上有老下有小，其心情也不应该例外。当读完作者1979年1月15日的日记，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作者写道：“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9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的单位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在我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里，会知道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关系的”。这样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做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工资价值观。
可能有危险，“我去！”在《笔记》的第16页，作者给读者回放了他同队长马海山下山找车的情景。作者叙述：“在平川幅榆树沟站工作时的那个国庆节，分队唯一的一台解放牌汽车到酒泉队部拉给养，七天过去了还没有回来。分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30多人面临断粮。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是临泽县板桥公社，也有50多公里远，而且道路是起伏的花岗岩山路和一步一陷的沙窝子路。那一天，为了找粮、找车，我和同事马海山走了一天一夜”。据《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采访马海山说：“步行下山，要么手脚并用，要么像蚂蚁走路，弄不好还有迷路的危险，想想就让人心里发怵。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作为项目负责人，马海山举手说：“我去！”手还没放下，另一个声音坚定地响起：“我去！”马海山说：“这个人正是温家宝”。马海山、温家宝两人在山路上攀爬了一天一夜，在一瘸一拐、踉踉跄跄中，他们找到了汽车。大家庆幸没出大事，苦、累、难，早被忘却了。 副厅级干部挤公共汽车下乡。在回忆文章和调研笔记中，作者多次写道“我乘车……我乘车……”这样的字句，是乘公务车还是挤公共汽车？读者在321页找到了答案。这里写道：“第二次调研，是1980年7月8月间乘公共汽车前往甘南、陇南、定西、天水等地”。我们推断，乘公共汽车不止偶然一次。“8月4日一早，我从合作南关公共汽车站乘车去武都，顺便在车站买个大锅盔当做路上的干粮，当晚住在岷县。第二天继续乘车去武都，下午抵达后径往五队。8月15日，我由武都出发，经文县、徽县至天水，在七队了解情况。8月18日，返回兰州”。我们可以算出，这次调研走了至少20天。他，一位副厅级干部，同旅客一样挤上公共汽车。当时的厅局机关装备虽然还比较差，但一般都配备上海牌、伏尔加牌轿车或苏式嘎司69和北京吉普，当时，我所在的榆树县交通局、县基本建设委员会这样的科级机关，同事们公务下乡也都坐北京牌吉普车了。由此可见，作者养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是又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调研回忆文章中叙述，1984年去新疆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地质七队调研，“晚饭时，我和职工们一起端着饭盒，在落日的余晖中吃饭。那其乐融融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很快乐”。这时的他，是国家地矿部的副部长，又像一位老地质队员。
《笔记》记载：“到地矿部工作的第一个春节，我是随同夏国治副部长在东海钻井平台上过的”。有了这样的开端，才有总理十年任上，十度同矿工、同贫困山区农民、同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一起欢度春节的过程。作者认为，和群众在一起过年不仅高兴，而且心里感到踏实。
1984年10月，作者率团赴苏考察“煤成气”项目。10月2日，在同苏方磋商考察日程时，作者向苏方提出：“我们国家建设任务很重，我们希望抓紧宝贵的时间。我们诚恳希望不要安排参观、游览活动”。在苏联的土库曼，作者率团参观了地质博物馆，那是为了借此省已，寻求地质科技和发展地质事业的借鉴；拜访了位于高尔克村的列宁故居，那是为了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
文，素带彩
《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日记、地质笔记、回忆文章，还是调查报告，都是以记实、论理和对策选择为特点，严肃、严谨、细致、专注是文体的基本遵循。但是，记实不是刻板，论理不是教条式说教，对策选择也不是板着面孔下指示。语法的活用，以形容词烘托中心思想，巧妙地借用典故说明事理，既方便阅读，又能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笔记》的素，是指事实要素齐全，论点表达明晰，逻辑推理严密，语言修辞准确；《笔记》的彩，是指浪漫的景物描写，作者内心世界的自我袒露和情感抒怀，与事例吻合的据古典而喻今。
一、景物描写
巍峨的祁连山，是《笔记》产生的摇篮，也是作者作景物描写的浓墨重彩之处。
“祁连山它是那样的挺拔，山峰陡峭，棱角分明，直刺蓝天；它是那样深邃，层峦叠嶂，山重水复，深不可测；它又是那样美丽，山峰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山谷松柏成荫，一片葱绿”。这是对祁连山本质的提炼和特点的高度概括。
“巍巍祁连横贯甘、青两省交界，蜿蜒如卧龙”。“祁连山是山的海洋，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这是对祁连山地理位置的交待和区域特征的描写。
从回忆文章中理解，托莱山和班赛尔山是祁连山的子山。“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这是写班赛尔山与云之间的关系，写作者“远远望去”所见到的美景。
“祁连山北侧的白松涵水林带，好像一条黑色腰带围在‘白头不老’的祁连山腰中”。这是向读者介绍，祁连山的背荫侧白松成林，在等高线的作用下，形成了“绿带”；“白头不老”是以山拟人的写法。
“远远望着克拉玛依，到处是采油磕头机和钻机，一座炼油厂的密密麻麻的管道依稀可见，高耸的烟囱点着天灯”。这是作者到新疆考察，对克拉玛依油田景色的描写。
“深秋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清晨的空气沁凉如水，微风佛面，使人心旷神怡”。这是作者出访苏联赴北京火车站时的切身感受。
“就在树木之中，涂有鲜艳颜色的木房，木栅栏，菜园，小玻璃暧房，青烟袅袅，十分美丽”。这是作者在访苏的列车上对沿途风光的描写。
二、情感抒怀
地质队员的工作，与外界很少有联系；地质队员的生活，枯躁乏味。作者见景生情，很容易生发出联想，借助日记来袒露心里的所思所想。
“我很喜欢同这个孩子聊聊家常，也常常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只有教育孩子从小就会劳动，懂得深切关心劳动群众，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在林场的大院里，作者看到林场职工小孩即想到自己的子女，抒发了对子女教育的认识。
“走在山路上，阳光照在身上，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从中不难看出，一旦结下地质情结，在艰难险阻的工作里反倒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
来到地质部，得到重用，但心情是复杂的。作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到地矿部工作才一个月，部党组提出要增补我为部党组成员。孙大光部长和部里许多老同志对我抱有很大期望，这让我感到很不安，心情始终难以平静”。
1979年7月24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这是作者给自己提要求，鞭策自己。也显露出“一定不负众望”的决心。
1982年作者刚过40岁。日记写道：“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有真知灼见，自勉”。
三、巧妙用典
典故，是中国古汉语的一大发明。“执古之道，喻今之理”。利用典故行文，可以收到在寥寥数语中确切地表达语言内涵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语言集约的高明写作方法。《笔记》的多处用典，无疑使其满篇生辉。
《笔记》作者在写到“毛衣母子情”一段回忆时，引用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来表达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同时，也流露出作者“身在大西北，心念母之恩”的母子深情。仅用十字，不但省略了一大段文字叙述，而且能够过目知理，是为巧与妙的精美结合。
1969年春，作者结束了烧锅炉的历史，开赴祁连山，从事淘洗重砂，打岩矿标本，成为一名正式地质队员。他在回忆文章中引用“无知跬步，无以治千里”的典故。此语出自战国《荀子·劝学》。《笔记》作者引来鞭策自己、警示自己，决心走好专业生涯的第一步。他将第一步视为专业知识奉献的起跑点。
作者研读元朝戈直注释的《贞观政要》，在思考唐太宗解决“十羊九牧”问题的办法时，引出了“息奔兢，裁嬖幸”的三言绝句，用来说明唐太宗“省官”，其一是削减闲官虚职阿谀献媚的人；其二是堵塞安排私人、提拔亲朋的邪道。作为学习心得，作者在笔记本上写下“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这对于现代如何裁减冗员，推行精兵简政，在作者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笔记》中，作者还引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一系列文言警句，并且创造性地采用凝炼的手法，写出了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优词美句。比如，曾用“南面翰海百重波，北坡祁连千里雪”的诗句，形容祁连山南北坡的气候差异。
读罢《笔记》，掩卷沉思，生发出了一个愿望：盼望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能看到作者曾用过的羊皮袄、狗皮垫子和鸭绒睡袋。
二、与群众的感情
跋涉在祁连山区的地质队员，要经常同当地的农牧民打交道，特别是要同少数民族兄弟有来往，久而，地质队员就同当地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主动接近当地群众，不但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而且也使作者深入地体察了乡情，了解了民情，产生了感情。作者说：“我对他们了解的愈深，感情愈真，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愈重”。
在同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作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地的贫穷，了解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作者在1974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附近的农民看到我们到了以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来卖鸡蛋，多半是老人和妇女，自家喂养的鸡下了蛋，一个也舍不得吃，拿来换些钱，买些盐和日用品。每每看到这样的劳动妇女来到，我就不由地拿他们的生活对比我们的生活，拿他们的劳动对比我们的劳动，内心感到无比地惭愧”。这段话，有对卖鸡蛋农妇的怜悯之情，也有珍惜当下地质队员的岗位，立志把“惭愧”变成工作动力。
回忆文章中写到作者到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家做客的情景，形容“牧民的圆帐篷虽然简陋，却处处透着聪明智慧”。喝着酥油茶，吃一口油渣饼，受到热情款待，牧民却分文不收。“为表达对主人的谢意，将带来的馒头、糖果留给他酣睡中的小宝宝”。
在同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作者知道了“涝坝”就是村民为存放由水渠引来祁连山雪水而修挖的水池。作者用“看着水一滴一滴从冰上融下，水珠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仿佛在说：用水难，水来之不易”。每当看到农家升起的袅袅炊烟，闻到空气中散发的烧牛羊粪的气味，作者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作者常常想：“地质队员总希望每一次踏勘都能有所发现。即使是一块石头，通过我们的野外工作，能逐步证实其经济价值，从而改变地方或当地人民的生活”。与工作联系起来，他认为解决当前农民的燃眉之急，出路在于地质队员多找煤床、多开矿。他想帮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民族情，他记得。作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至今我还记得曾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藏族驮工耕正。这个小伙子聪明能干，常和我们一起说笑。我到北京工作后还收到他的来信”。根据甘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作者将“加强为农业服务的地质工作，着力解决找水、打井和抗旱”列入全局地质找矿工作的重点。
作者热爱地质工作，也关心农民的收成。1979年7月25日，正值麦收，天阴了。作者在日记中写道：“农民赶抢收麦，可连日阴雨，天公不作美，让人担心”。在这段与农牧民相处的日子，作者在心灵深处种下了“爱民”的种子，也为后来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与家人的亲情
《笔记》的主体是记录工作，偶尔也可见作者与家人的亲情述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地质队员的“工作台”，帐篷当房草垫当床，同家人聚少离多，作者在野外也经常想念养育自己的父亲母亲，挂念着子女，惦记着对晚辈的教育。《笔记》中记录亲情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寥寥数语，亲情浓浓。
有一篇日记记下了丈夫与妻、女之情。1979年1月21日，“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渣，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那天，我送莉（妻子）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受”。“聪明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得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棉大衣脱下，免得出外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边有个光身子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无疑是个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身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陷入了苦苦的思索”。这段日记让读者体会到，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地质队员，也履行着做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到车站去为她们母女送行；女儿依偎在身旁，说明孩子有安全感；女儿穿得很暖和，与眼前所看到的贫苦农民孩子的着装形成强烈反差；“苦苦的沉思”思的是什么？日记中没有展开，从字句中猜测，作者可能在想“为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吧！”
作者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1972年野外作业的最后一天。想到一年的野外任务就此结束，不久可以和家人团聚，快乐兴奋的氛围弥漫在夹皮沟上空。尽管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样品，但下山的速度似乎也比平常更快些”。完成一年的工作任务，作者也盼望早点回家，连下山的速度都加快了。这样原汁原味的日记，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地质情与亲人情是不矛盾的。1974年8月4日的日记，作者记下“离家才周余，可好似许久了”这样的话。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说明作者在忘我的工作余暇，也还惦记着家，这是人之常情。1978年的最后一天，作者在日记中写下记日记的两个目的：“一是不断地激励自己；二是留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父亲是怎样生活的，或许从中有些教益”。由此可见，尽管天各一方，对子女的教育父亲是记在心上的。
作者出生在天津的宜兴埠，那里不但有他童年的记忆，而且住着他的父母双亲。常年在外地质郎，几年难见爹和娘。穿上娘织衣，仿佛妈在场。回忆文章写道：“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穿上这件毛衣既暧身也暧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见物思亲，想念父母的心情难以言表。由此不难看出，作者不但是优秀地质队员，而且也是一位知礼节、敬孝道的好儿子。
基，夯得实
作为一名优秀的地质队员，作者的成长又一次证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哲学思想的客观存在。1978年12月，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作者走上了区测二队副队长的领导岗位；198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作者为地矿部副部长。由副处级升为副部级，间隔58个月。单纯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偶然因素。但从客观上看，是事物发展的必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着重点及时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尽快发现选拔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这是作者快速进步成长的外因。作者完全符合干部“四化”的要求，并且由于多年的历练具有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超前意识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每走上一个台阶，理政能力都仍然有剩余。这就是作者岗位不断变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厚重的学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干部成长的动力。读《笔记》不难看出，作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等地质、物探专业知识，具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普通学科知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功底，而且还适应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补上了企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与工作有关的学科知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这是作者渴求知识、练就本领、孜孜不倦地读书、求学的座右铭，以书为伴，成为了作者人生的基准坐标。
立足于本专业，不断拓宽知识面，博览群书，这是作者读书的具体选择。作者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中国地质学》，由此为始点，把读书学习当成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期间，在地貌、地层、构造、岩石、古生物、矿物、矿床、水文、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探等学科学习中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还掌握了岩矿鉴定、古生物鉴定、实验分析、遥感应用、填绘地质图等技术方法。《笔记》中表明，作者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等一系列政治类书籍；读过《中国通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 一系列史学类书籍；读过《毛泽东诗词》、《鲁迅文集》、《刘禹锡诗文选注》、《王安石诗文选注》等一系列语言文学类书籍；读过《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和世界名人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所写的人物传记类书籍。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纵览历史、横观发展，有这样雄厚的理论功底和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来垫底，可以运用自如地与不同层次的人交流对话，可以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析现实社会现象，还可以在鉴古论今中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
《笔记》中写道：“我喜欢独自穿行于山岭沟谷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喜欢在宁静中读书与思考”。第一句话的实质是认识客观世界；第二句话的实质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论升华。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可能也是作者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
作者认为英语没过关是个遗憾，说明他贵有自知之明。
二、坚强的毅力
在《笔记》收录的几百篇日记、笔记、地质草图和调查报告中，虽然文体不同，标准各异，却可见作者做事精益求精的要求是一致的；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却可见作者一往无前的精神；也不曾有豪言壮语的表白，却可见作者坚强的毅力。
祛除病魔，靠毅力。作者进入大学的1960年，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经济大幅滑坡、物资供给极其匮乏的时段。由于供给与需求矛盾的越发激烈，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受到影响，能不能吃饱肚子是个大问题。在如此特殊的时段，作者患上浸润性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是严重危及生命的疾患。对抗这种疾病，除了要有对症的药物，还必须在“养”上下功夫。一是停学休养；二是增强营养。作者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他会积极配合治疗。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休学，营养是否增加，也是个问号。他能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战胜疾病，豁达的心态、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心态”和锻炼，根源是坚强的毅力。
到高寒的祁连山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一线地质工作，饥一顿饱一顿，背着沉重的“嫁妆”去翻山越岭过大河，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容易旧病复发。作者在1970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近两天，由于劳累过度，特别是几次到一里外的地方挑水，肺部有些不适，痰显著增多、加浓，身体常感疲乏，我疑惑肺病又犯了”。看到这里，有情有意的读者都会生发出几许担心，但接着往下看，我们又被作者钢铁般的意志和把生命看淡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作者写道：“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欣慰的是，作者靠良好的心态、坚强的毅力，终于躲过劫难。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既为下一代树立了奋斗的榜样，又获得了强壮身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本领。
坚守选择，靠毅力。在长达12年一线地质队员的工作和生活中，作者曾遇到重重困难，也经历了涉险过河、遭遇大洪水和飞砂走石的沙暴袭击，甚至面临断炊的生存危机。在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上负重行走，体力消耗很大。可是，作者说“累了也不敢坐下，怕再也起不来，只能倚在山边靠一靠”。面对如此的险恶，坚强的他、智慧的他、幸运的他同队友们齐心协力，最终都一一排除了。作者回忆：“从1969年1∶20万祁连山幅开测到1975年结束，我们一共20人左右的分队，人员流动极大，先后有100多人在分队工作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是坚持到最后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样的结果，得益于意志不改的地质情结，也得益于像山一样岿然的胸怀。
三、为民的品德
“好干部德为先”。党培养、选拔干部的政策是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不能用，有德无才不好用，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大任于斯。
两次让薪。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的是大致平均的低工资制度，地质队员的家庭经济都不宽裕，队友们都盼望着涨点工资，改善生活。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上有老下有小，其心情也不应该例外。当读完作者1979年1月15日的日记，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作者写道：“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9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的单位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在我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里，会知道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关系的”。这样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做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工资价值观。
可能有危险，“我去！”在《笔记》的第16页，作者给读者回放了他同队长马海山下山找车的情景。作者叙述：“在平川幅榆树沟站工作时的那个国庆节，分队唯一的一台解放牌汽车到酒泉队部拉给养，七天过去了还没有回来。分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30多人面临断粮。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是临泽县板桥公社，也有50多公里远，而且道路是起伏的花岗岩山路和一步一陷的沙窝子路。那一天，为了找粮、找车，我和同事马海山走了一天一夜”。据《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采访马海山说：“步行下山，要么手脚并用，要么像蚂蚁走路，弄不好还有迷路的危险，想想就让人心里发怵。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作为项目负责人，马海山举手说：“我去！”手还没放下，另一个声音坚定地响起：“我去！”马海山说：“这个人正是温家宝”。马海山、温家宝两人在山路上攀爬了一天一夜，在一瘸一拐、踉踉跄跄中，他们找到了汽车。大家庆幸没出大事，苦、累、难，早被忘却了。 副厅级干部挤公共汽车下乡。在回忆文章和调研笔记中，作者多次写道“我乘车……我乘车……”这样的字句，是乘公务车还是挤公共汽车？读者在321页找到了答案。这里写道：“第二次调研，是1980年7月8月间乘公共汽车前往甘南、陇南、定西、天水等地”。我们推断，乘公共汽车不止偶然一次。“8月4日一早，我从合作南关公共汽车站乘车去武都，顺便在车站买个大锅盔当做路上的干粮，当晚住在岷县。第二天继续乘车去武都，下午抵达后径往五队。8月15日，我由武都出发，经文县、徽县至天水，在七队了解情况。8月18日，返回兰州”。我们可以算出，这次调研走了至少20天。他，一位副厅级干部，同旅客一样挤上公共汽车。当时的厅局机关装备虽然还比较差，但一般都配备上海牌、伏尔加牌轿车或苏式嘎司69和北京吉普，当时，我所在的榆树县交通局、县基本建设委员会这样的科级机关，同事们公务下乡也都坐北京牌吉普车了。由此可见，作者养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是又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调研回忆文章中叙述，1984年去新疆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地质七队调研，“晚饭时，我和职工们一起端着饭盒，在落日的余晖中吃饭。那其乐融融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很快乐”。这时的他，是国家地矿部的副部长，又像一位老地质队员。
《笔记》记载：“到地矿部工作的第一个春节，我是随同夏国治副部长在东海钻井平台上过的”。有了这样的开端，才有总理十年任上，十度同矿工、同贫困山区农民、同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一起欢度春节的过程。作者认为，和群众在一起过年不仅高兴，而且心里感到踏实。
1984年10月，作者率团赴苏考察“煤成气”项目。10月2日，在同苏方磋商考察日程时，作者向苏方提出：“我们国家建设任务很重，我们希望抓紧宝贵的时间。我们诚恳希望不要安排参观、游览活动”。在苏联的土库曼，作者率团参观了地质博物馆，那是为了借此省已，寻求地质科技和发展地质事业的借鉴；拜访了位于高尔克村的列宁故居，那是为了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
文，素带彩
《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日记、地质笔记、回忆文章，还是调查报告，都是以记实、论理和对策选择为特点，严肃、严谨、细致、专注是文体的基本遵循。但是，记实不是刻板，论理不是教条式说教，对策选择也不是板着面孔下指示。语法的活用，以形容词烘托中心思想，巧妙地借用典故说明事理，既方便阅读，又能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笔记》的素，是指事实要素齐全，论点表达明晰，逻辑推理严密，语言修辞准确；《笔记》的彩，是指浪漫的景物描写，作者内心世界的自我袒露和情感抒怀，与事例吻合的据古典而喻今。
一、景物描写
巍峨的祁连山，是《笔记》产生的摇篮，也是作者作景物描写的浓墨重彩之处。
“祁连山它是那样的挺拔，山峰陡峭，棱角分明，直刺蓝天；它是那样深邃，层峦叠嶂，山重水复，深不可测；它又是那样美丽，山峰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山谷松柏成荫，一片葱绿”。这是对祁连山本质的提炼和特点的高度概括。
“巍巍祁连横贯甘、青两省交界，蜿蜒如卧龙”。“祁连山是山的海洋，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这是对祁连山地理位置的交待和区域特征的描写。
从回忆文章中理解，托莱山和班赛尔山是祁连山的子山。“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这是写班赛尔山与云之间的关系，写作者“远远望去”所见到的美景。
“祁连山北侧的白松涵水林带，好像一条黑色腰带围在‘白头不老’的祁连山腰中”。这是向读者介绍，祁连山的背荫侧白松成林，在等高线的作用下，形成了“绿带”；“白头不老”是以山拟人的写法。
“远远望着克拉玛依，到处是采油磕头机和钻机，一座炼油厂的密密麻麻的管道依稀可见，高耸的烟囱点着天灯”。这是作者到新疆考察，对克拉玛依油田景色的描写。
“深秋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清晨的空气沁凉如水，微风佛面，使人心旷神怡”。这是作者出访苏联赴北京火车站时的切身感受。
“就在树木之中，涂有鲜艳颜色的木房，木栅栏，菜园，小玻璃暧房，青烟袅袅，十分美丽”。这是作者在访苏的列车上对沿途风光的描写。
二、情感抒怀
地质队员的工作，与外界很少有联系；地质队员的生活，枯躁乏味。作者见景生情，很容易生发出联想，借助日记来袒露心里的所思所想。
“我很喜欢同这个孩子聊聊家常，也常常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只有教育孩子从小就会劳动，懂得深切关心劳动群众，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在林场的大院里，作者看到林场职工小孩即想到自己的子女，抒发了对子女教育的认识。
“走在山路上，阳光照在身上，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从中不难看出，一旦结下地质情结，在艰难险阻的工作里反倒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
来到地质部，得到重用，但心情是复杂的。作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到地矿部工作才一个月，部党组提出要增补我为部党组成员。孙大光部长和部里许多老同志对我抱有很大期望，这让我感到很不安，心情始终难以平静”。
1979年7月24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这是作者给自己提要求，鞭策自己。也显露出“一定不负众望”的决心。
1982年作者刚过40岁。日记写道：“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有真知灼见，自勉”。
三、巧妙用典
典故，是中国古汉语的一大发明。“执古之道，喻今之理”。利用典故行文，可以收到在寥寥数语中确切地表达语言内涵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语言集约的高明写作方法。《笔记》的多处用典，无疑使其满篇生辉。
《笔记》作者在写到“毛衣母子情”一段回忆时，引用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来表达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同时，也流露出作者“身在大西北，心念母之恩”的母子深情。仅用十字，不但省略了一大段文字叙述，而且能够过目知理，是为巧与妙的精美结合。
1969年春，作者结束了烧锅炉的历史，开赴祁连山，从事淘洗重砂，打岩矿标本，成为一名正式地质队员。他在回忆文章中引用“无知跬步，无以治千里”的典故。此语出自战国《荀子·劝学》。《笔记》作者引来鞭策自己、警示自己，决心走好专业生涯的第一步。他将第一步视为专业知识奉献的起跑点。
作者研读元朝戈直注释的《贞观政要》，在思考唐太宗解决“十羊九牧”问题的办法时，引出了“息奔兢，裁嬖幸”的三言绝句，用来说明唐太宗“省官”，其一是削减闲官虚职阿谀献媚的人；其二是堵塞安排私人、提拔亲朋的邪道。作为学习心得，作者在笔记本上写下“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这对于现代如何裁减冗员，推行精兵简政，在作者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笔记》中，作者还引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一系列文言警句，并且创造性地采用凝炼的手法，写出了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优词美句。比如，曾用“南面翰海百重波，北坡祁连千里雪”的诗句，形容祁连山南北坡的气候差异。
读罢《笔记》，掩卷沉思，生发出了一个愿望：盼望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能看到作者曾用过的羊皮袄、狗皮垫子和鸭绒睡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