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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使得辩证法在新的概念框架中运思，体现为三重基本构件的建构。以“精神活动性”这个辩证本体否定实体本体论，以思辨理性为运思平台否定知性思维的两级对立，以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绝对方法”使得概念辩证法成就为“真理的逻辑”。以此为理论平台，辩证法否定性思想的阐发成为可能。
[关键词]黑格尔；辩证法；内在否定性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115-05
黑格尔使得辩证法在新的概念框架中运思，这体现为三重基本构件的建构。具体而言，以“精神活动性”这个辩证本体否定实体本体论，以思辨理性为运思平台否定知性思维的两级对立，以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绝对方法”使得概念辩证法成就为“真理的逻辑”。
一、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精神活动性
实体虽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但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巴门尼德最早赋予“存在”以本体的地位。他认为“存在”具有不生不灭、不动不变、不可分割等特点，由此提出研究“存在”的学问是真理之路、而研究“非存在”的学问则是意见之路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受此思想影响，把关于存在的学问发展为纯范畴的理念论。它体现为概念的等级世界，最高的理念是善，其他的理念都趋向于它，由此构建起一个关于理念的本体世界。而经验世界分有、模仿理念世界，因此，是不真实的表象世界。因此，柏拉图哲学赋予理念以本体地位，却没有赋予活生生的个体事物以合法性地位。亚里士多德不满于柏拉图关于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分离的解释原则，而致力于赋予个体事物以合法地位。他认为哲学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这种存在有两类：一类是基本的存在，他称之为实体；另一类存在方式依附于实体，他称之为属性。而实体有三类：第一类实体是个别事物；第二类实体是个别事物的属和种；第三类实体即神或上帝。单从这三类实体的划分来看，亚里士多德显然赋予个体事物以最高的地位。但由于个体事物本身只能作为“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不能直接成为范畴论研究的对象，所以，个体事物在其范畴论中依然未得到合理阐释从而取得合法地位。相反，第二实体、第三实体却得到了发展。关于第三实体——神，由于它原初的就作为终极形式而具有最完满存在的地位，最符合实体“（一）于定义始；（二）于认识之次序始；（三）于时间即为始”的内涵。因此，神这个第三实体最终成为实体形而上学的核心。至于第二实体，在以后哲学的发展中则逐步分化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由上可见，亚里士多德赋予实体如下特点：首先，实体是万物的最终基础，是万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建构原点；其次，实体遵循非历史性原则，是永恒的“在场者”，支配和控制着异质性；最后，实体是絕对的第一原理，一切存在者只有依附于它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而它则不依赖于任何原因[1]（p.40）。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就明确了实体的本体地位，他的实体论也成为西方实体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并逐步发展为神、宇宙、心灵三个实体，一直影响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
近代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实体逐渐被自我化、精神化，它原有的僵化性、孤立性逐步被消解。真正破解实体的上述形而上学特质的是黑格尔，他把实体和主体统一起来发展为精神。这个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哲学历程。
在康德之前，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做了如下工作：首先，笛卡尔把近代哲学建立在“自我”平台上，这样就突出了精神实体在认识上的中心地位。不过，笛卡尔的“自我”还是精神实体没有能动性。斯宾诺莎把笛卡尔哲学的三个实体统一为一个实体，他称之为神或自然，而精神和物质则成为实体的两个属性。但是，在斯宾诺莎这里，实体作为一个自在的本质，只体现着抽象的普遍性原则，由于缺乏能动性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统一特殊性和个体性。莱布尼兹的单子体现了个体性原则，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小宇宙，具有能动性，能够表象整个世界。这样，单子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统一，克服了斯宾诺莎实体的抽象普遍性，实现了具体普遍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黑格尔的“具体的统一”。不过，莱布尼兹并没有揭示出单子作为精神其思辨活动的逻辑结构。这个工作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完成的。
从康德开始，近代哲学开始关注思维活动的先天法则，康德揭示了先验自我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这就不仅揭示了自我的同一性原理，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先验自我表现为以范畴的逻辑方式把握感性对象的统一性功能，即自我可以统摄外物，从而突破自我的同一性体现为综合统一性，不过范畴与感性对象还是外在的结合。费希特在康德揭示的自我活动的逻辑基础上，阐发了这个逻辑过程的辨证运动机制。他把康德的自我本体化为“绝对自我”，揭示出“绝对自我”的否定性运动机制：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与自己对立；自我在自我之中对设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即自我与非我的对立统一）。这样，费希特就把精神本身在自觉层面上的辩证运动机制阐发出来。并且费希特通过对自我辩证运动机制的反思演绎出范畴体系，解决了康德哲学从判断表中抽绎出范畴的外在性，为黑格尔把范畴改造为概念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费希特仍从意识哲学出发思考自我与非我的关系问题，所以，自我与非我的二元分裂始终无法克服，因为只要有自我活动就会有非我产生，非我永远克服不完。谢林认识到这个理论的困境所在。因此，谢林从“绝对同一”出发，从康德等人确立起来的主体返回到上帝，即斯宾诺莎的实体，这就在出发点上克服了意识哲学的二元分裂问题，把绝对理解为一个统一体。但是，谢林的“绝对同一”又忽略了费希特的自我所具有的辩证否定性的能动性思想，从而无法解释绝对与有限性、个体性、差异性的关系。
黑格尔看清了谢林哲学的优劣。认为谢林哲学能够克服康德和费希特意识哲学无法达到真理的理论困境。但是，谢林关于“绝对同一”的思想由于自身不包含差别的规定，所以，无法实现与有限世界及其精神的真正统一。故此，黑格尔认为，“绝对”应是一个包含差别的辩证统一体。为此，他在谢林“绝对同一”的基础上吸取费希特的自我辩证运动的思想，把实体理解为主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时理解和表述为主体”[2]（p.12）。由于把实体与主体统一起来，实体就不再是局限于知性形而上学视域中的“无差别的”、“抽象的普遍性”，主体也不再是局限于意识哲学视域内的“片面的”、“抽象的同一性”，二者的统一实现于同一个东西——“精神”的辩证运动当中。因此，实体作为主体凸显出否定性和中介性的强烈特质。 具体而言，实体作为主体，必须能够否定自身，能够自己建立自身的对立面，进而在他物中把自身确立起来。因为只有当着实体是“自己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之时，它才能真正克服自身的“抽象普遍性”。“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自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2]（p.13）。实体作为主体其否定性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严肃地对待他物、异化及其它们的克服问题。这种否定性得是中介性，即否定性是中介环节。因为只有通过否定性的中介环节才能克服“绝对同一”，把差别、特殊、他者等多样性融合到统一性当中。“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它是单纯的形成过程……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同时却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因为这个形成过程同样也是单一的……它毋宁就是这个返回于单一性的返回过程”[2]（p.14）。
正是在否定性和中介性合一的思想关照下，在《精神现象学》中，实体作为主体完成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由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发展为精神，最终实现绝对知识。这一切都是以思辨的方式进行的。唯有马克思看到了其中的秘密：黑格尔以精神的辩证运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由此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3]（p.101）。概而言之，黑格尔以精神的否定性运动的方式揭示了劳动的本质。并且由于黑格尔把概念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的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相互统一理解为“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共在”模式，从而也揭示了劳动（精神的劳动）不仅是自我意识实现自我确认的方式，而且是自我意识之间实现相互承认的方式，于是以思辨的方式论证了自我意识之间的交往模式，由此实现其哲学的核心理念——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融合。这些思想深远地影响了马克思。黑格尔也以此最终克服并打破了实体本体论的僵化、孤立的理论缺憾，使得阐发辩证法的否定性思想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黑格尔变革了辩证法的本体观念，使其成为自我否定性和中介性的“精神”，进而把辩证法和精神结合起来。因此，辩证法不可能单纯停在否定性的中介环节上，同時也说明矛盾、对立的不可消除性，它们在本质上不可能最终扬弃。尽管黑格尔以思辨逻辑在绝对中最终实现了矛盾的扬弃，但是，在现实中，精神的辩证统一运动作为“共在”模式只能是一种不能彻底扬弃矛盾、对立、差别的否定性运动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由此，“精神”凸显了黑格尔辩证法所蕴含的内在悖论，体现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张力和开放性。它一方面促使马克思揭示这种“非批判”的概念运动中所遮蔽着的“批判的形式”，由此从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否定性超越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瓦解，赋予辩证法的否定性以“改变世界”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它为现当代哲学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可能。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拉克劳与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拒斥黑格尔辩证法的统一性维度，凸显辩证法对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等非同一性逻辑的强调，以此揭示当今世界资本逻辑这种抽象同一性对个体性、差异性的全面渗透和统治，试图把个体性、差异性从资本全球化的同一性建构中解放出来。除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激进批判和重构以外，鉴于黑格尔阐释了精神作为“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2]（p.122）的辩证法否定性思想，启发西方学界对理性做出一种新的解读，这种解读体现为以主体间性为理论内涵的“相互承认”的辩证法理论，从而赋予黑格尔的“精神”作为“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本质内涵以后形而上学意义：即通过否定性实现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共在”模式，以此在现代社会延续黑格尔对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统一的探讨，它集中体现在哈贝马斯、霍耐特、罗尔斯等后形而上学家的思想当中。
二、 黑格尔辩证法的运思平台：思辨理性
由于黑格尔把实体主体化从而发展为精神，而精神的本质是思维，这种思维必须符合精神辩证运动的本性。所以，这种思维得是包含否定性于自身的思辨理性。正是以思辨理性为平台，黑格尔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
在黑格尔之前，辩证法之所以停滞在二律背反的矛盾状态上，就是因为辩证法是建立在知性思维的平台上，“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的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4]（p.172）。因此，知性强调的是思维的抽象分析功能，在坚持各规定的孤立、差别当中确立真理的有效性，排斥差别和对立，不能把精神运动的辩证内容表达出来，由于无法包含辩证的或者否定的成分于自身，所以，知性思维只能达到抽象的普遍性、知性的同一性，体现为单纯的肯定或单纯的否定。比如，“这花是红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肯定，“这花不是红的”则是单纯的否定，由于这种肯定或否定都是外在的，从而只能体现为孤立的判断，而无关思想规定本身更无关思想规定的发展。康德二律背反的否定性就是这种外在的否定性。比如，世界在时空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它把有限与无限外在的对立起来从而体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外在否定性，肯定此必否定彼，而由于“世界”是理性的超验对象，所以，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法用经验证实，所以就陷入矛盾当中，进而达到“否定的理性”阶段。康德的二律背反洞察出理性的本性是矛盾的，但康德停在矛盾的消极结果上。因此，黑格尔认为，知性是人类思维的低级环节，如果把知性这个环节加以绝对化就会体现为知性式思维，即以知性把握知性、辩证的理性和思辨理性，于是就会像康德那样把哲学停留在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审美目的论上，从而凸显出其哲学思维的形式性、抽象性、外在性、工具性等特征。 因此，黑格尔由康德揭示的理性的矛盾意识到理性的本性就在于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创造性，因此，理性能够在否定已有的规定当中，在更高的肯定中确立自身，从而揭示出理性的辩证本性。于是，黑格尔超越知性思维，发展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它能把知性、辩证理性发展为自身的内在环节，体现为扬弃知性和辩证理性的思维发展过程，“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4]（p.181）。黑格尔把这种思维形式称之为思辨理性。他认为，立足思辨理性才能反思把握到知性的真理性。黑格尔正是以思辨理性为平台，论证并揭示了对立统一的真理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这种真理只有通过痛苦艰辛的否定性的中介过程才能达到。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阐述了思辨理性的特点：第一，思辨理性包含否定性的中介过程，所以它得以扬弃知性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普遍性，把规定的否定包含于自身当中从而达到的是一种肯定的确定的内容，而非二律背反的矛盾的非确定性。所以，第二，思辨理性的规定性是具体的、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而不是“知性的抽象概念”、“形式思想”。进而，第三，立足于思辨理性平台之上的思辨逻辑是内化知性逻辑于自身的环节，“只消把思辨逻辑中辩证法的和理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得到知性逻辑”[4]（p.182）。因此，黑格尔认为，思辨理性使思维认识到自身的本性就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然陷入矛盾、必然自己否定其自身，力求征服它的对方，从而在思维自身中以完成解决它自身矛盾的工作[4]（p.51）。
由于对思辨理性的内在否定本性的揭示，黑格尔以思辨理性为平台，实现了辩证法与思辨理性的结合，阐发了辩证法的否定性思想。黑格尔认为，由于思辨理性是包含知性和辩证理性的内在否定、内在超越的哲学思维，因此，它能够克服康德辩证法的二律背反的否定性，把辩证法的否定性由外在否定性发展为内在否定性，进而作为辩证法的中介环节，把辩证法由康德辩证法的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发展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环节，具体地处理否定性与中介性、否定性与肯定性（“否定之否定”）的关系，从而使得辩证法的三个环节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具体来说，由于辩证法的中介环节的否定性是一种内在否定性，因此，在这种内在否定中，“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4]（p.176），于是，知性思维就会从规定“甲”过渡到自身的反面“非甲”，这是第一个否定。由此，思维就由知性过渡到辩证理性——否定的理性。由于中介环节的否定性，“非甲”要在“否定中恢复自身，把在第一个否定中出现的第二个规定，作为自身规定、自身制约，与自己相综合、相统一……这是第二个否定”[5]（p.95），从而“甲”在“非甲”中把自身确立起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思辨环节达到更高的肯定性。至此，思维就由辩证理性过渡到思辨理性。思维经过这三个环节的辩证运动形成的思想规定是一个“具体的统一”，因而这一辩证运动过程体现为构成思想的维度。由于辩证法的否定性是内在否定性，这个“具体的统一”作为思想规定又要在深层次上反思、追问构成自身的根据和前提，进而揭示出自身的更深层次的矛盾，从而在否定自身中在更高的逻辑层次上建构自身，这一辩证运动过程就体现为反思思想的维度。黑格尔辩证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维度中，不断地由一个逻辑规定发展到下一个逻辑规定，从而建构起绝对真理。因此，辩证法的三环节的运动过程体现着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6]的双重维度，由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现为思想的内涵逻辑。三、 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方法”：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在黑格尔之前，真理的证明工具有两种：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一种是康德确立的先验逻辑。古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确立了真理需要证明的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不仅要显现自身，还要在逻辑上证明自身为真理，理性的同一律是真理证明自身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为分析知识确立了形式逻辑的证明方法。这个方法在近代受到培根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形式逻辑只能证明已有的知识而不能扩大知识的范围，因此，不适用于综合知识，于是，近代哲学开始对逻辑进行改造。康德想把逻辑建在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基础上，但由于康德局限于知性思维，所以，康德的先验逻辑所实现的“先天综合判断”只适用于范畴对直观的固有关系，只能保证经验知识的真理性，如果把先验逻辑运用于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就会导致幻相。因此，康德认为，先验逻辑无法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由此也就没有真正实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黑格尔致力于以辩证法建构形而上学的真理。既然先验逻辑无法建立真理，黑格尔就要超越先验逻辑确立一种新的逻辑方法。他在发展前人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思辨逻辑。黑格尔把思辨逻辑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思辨逻辑是“真理的逻辑”，由思辨逻辑建构起来的“绝对”是形而上学真理。
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体现在他关于逻辑思想三环节的观念当中，“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4]（p.172）。这三个环节被简化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介环节的否定性是内在否定性，从而揭示了思辨逻辑三个环节的辩证运动形式和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的一体化。黑格尔在《小逻辑》的“概念论”的最后部分以“开始”—“进展”—“目的”的三环节思想对此进行了论证。
具体来说，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它的各关节包括：（α）开始，（β）进展，（γ）目的。在（α）“开始”关节，理念是未经过规定的概念，是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作为自在的概念就是辩证法”，由于辩证法的否定性，就表现为对“开始”阶段的否定，即对第一个环节的规定“甲”进行内在的否定，从而由（α）过渡到（β）关节。在（β）这个关节，理念把“它的直接性和普遍性降低为一个环节”，这是第一个否定，从而由“甲”过渡到自身的反面“非甲”。在这个否定中，“非甲”作为对立面是由“甲”自身分化出来的，这里体现为分析的方法，从而保证“此种过程是一证明过程”[7]（p.32）。“进展”关节的抽象形式在存在论阶段表现为“一个对方过渡到一个对方”，在本质论阶段表现为“映现在对立面内”，在概念论阶段表现为“与个体性相区别的普遍性”，“并达到与个体事物的同一性”[4]（pp.425-426）。在“进展”这个关节，“有差别的双方”“发展到矛盾自己本身”，因此，在辩证法的否定性作用下，“非甲”进行内在的否定，从而使得“非甲”在内在否定中恢复自身，将在第一个否定中出现的第二个规定，作为自身规定与自己相统一。这里体现的是综合的方法，“参与综合的对立面是由在先的概念分化出来的，并且这种分化和综合是融会在一个过程中”[7]（p.32），“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8]（p.36）。于是，经过第二个否定，“甲”在“非甲”中把自身确立起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思辨环节达到更高的肯定，从而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这样，（β）关节发展到（γ）“目的”关节，在这里，实现的是经过思辨逻辑的辩证运动所形成的一个“具体的统一”，这个思想规定就是一个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思辨逻辑三环节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是一体的。由于否定性的中介观，这个逻辑规定又要否定自身、分化自身、再重建自身的统一性，不断地由一个逻辑规定发展到下一个逻辑规定，从而最终建构起“绝对理念”。由于思辨邏辑的这个运演过程和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是一体的，所以，后者就能够保证思辨逻辑建构起来的“绝对理念”是经过证明的形而上学真理，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也因此成为“思辨逻辑之所以成为（形而上学）‘真理的逻辑’的基本形式。”[7]（p.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称之为自己逻辑学的“绝对方法”和“灵魂”。
综上所述，黑格尔辩证法以“精神”这个辨证本体否定实体观念，使辩证法的本体成为一种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中不断分化自身、又不断统一自身的“精神活动性”，从而实现了对实体本体论的变革，开启了现当代哲学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他以思辨理性为运思平台否定知性思维的两级对立，把知性、辩证理性发展为自身内在环节，确立起包含内在否定性于自身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他以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绝对方法”使得辩证法成就为“真理的逻辑”，从而确立起形上真理证明自身的逻辑方法。通过这样一个理论变革，黑格尔建构起辩证法的三重基本构件，以此为平台，辩证法否定性思想的阐发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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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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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天成，曾东.辩证法的三种形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
[8][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系南京工程学院讲师，哲学博士）[责任编辑张桂兰]
[关键词]黑格尔；辩证法；内在否定性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115-05
黑格尔使得辩证法在新的概念框架中运思，这体现为三重基本构件的建构。具体而言，以“精神活动性”这个辩证本体否定实体本体论，以思辨理性为运思平台否定知性思维的两级对立，以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绝对方法”使得概念辩证法成就为“真理的逻辑”。
一、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精神活动性
实体虽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但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巴门尼德最早赋予“存在”以本体的地位。他认为“存在”具有不生不灭、不动不变、不可分割等特点，由此提出研究“存在”的学问是真理之路、而研究“非存在”的学问则是意见之路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受此思想影响，把关于存在的学问发展为纯范畴的理念论。它体现为概念的等级世界，最高的理念是善，其他的理念都趋向于它，由此构建起一个关于理念的本体世界。而经验世界分有、模仿理念世界，因此，是不真实的表象世界。因此，柏拉图哲学赋予理念以本体地位，却没有赋予活生生的个体事物以合法性地位。亚里士多德不满于柏拉图关于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分离的解释原则，而致力于赋予个体事物以合法地位。他认为哲学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这种存在有两类：一类是基本的存在，他称之为实体；另一类存在方式依附于实体，他称之为属性。而实体有三类：第一类实体是个别事物；第二类实体是个别事物的属和种；第三类实体即神或上帝。单从这三类实体的划分来看，亚里士多德显然赋予个体事物以最高的地位。但由于个体事物本身只能作为“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不能直接成为范畴论研究的对象，所以，个体事物在其范畴论中依然未得到合理阐释从而取得合法地位。相反，第二实体、第三实体却得到了发展。关于第三实体——神，由于它原初的就作为终极形式而具有最完满存在的地位，最符合实体“（一）于定义始；（二）于认识之次序始；（三）于时间即为始”的内涵。因此，神这个第三实体最终成为实体形而上学的核心。至于第二实体，在以后哲学的发展中则逐步分化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由上可见，亚里士多德赋予实体如下特点：首先，实体是万物的最终基础，是万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建构原点；其次，实体遵循非历史性原则，是永恒的“在场者”，支配和控制着异质性；最后，实体是絕对的第一原理，一切存在者只有依附于它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而它则不依赖于任何原因[1]（p.40）。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就明确了实体的本体地位，他的实体论也成为西方实体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并逐步发展为神、宇宙、心灵三个实体，一直影响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
近代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实体逐渐被自我化、精神化，它原有的僵化性、孤立性逐步被消解。真正破解实体的上述形而上学特质的是黑格尔，他把实体和主体统一起来发展为精神。这个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哲学历程。
在康德之前，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做了如下工作：首先，笛卡尔把近代哲学建立在“自我”平台上，这样就突出了精神实体在认识上的中心地位。不过，笛卡尔的“自我”还是精神实体没有能动性。斯宾诺莎把笛卡尔哲学的三个实体统一为一个实体，他称之为神或自然，而精神和物质则成为实体的两个属性。但是，在斯宾诺莎这里，实体作为一个自在的本质，只体现着抽象的普遍性原则，由于缺乏能动性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统一特殊性和个体性。莱布尼兹的单子体现了个体性原则，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小宇宙，具有能动性，能够表象整个世界。这样，单子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统一，克服了斯宾诺莎实体的抽象普遍性，实现了具体普遍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黑格尔的“具体的统一”。不过，莱布尼兹并没有揭示出单子作为精神其思辨活动的逻辑结构。这个工作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完成的。
从康德开始，近代哲学开始关注思维活动的先天法则，康德揭示了先验自我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这就不仅揭示了自我的同一性原理，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先验自我表现为以范畴的逻辑方式把握感性对象的统一性功能，即自我可以统摄外物，从而突破自我的同一性体现为综合统一性，不过范畴与感性对象还是外在的结合。费希特在康德揭示的自我活动的逻辑基础上，阐发了这个逻辑过程的辨证运动机制。他把康德的自我本体化为“绝对自我”，揭示出“绝对自我”的否定性运动机制：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与自己对立；自我在自我之中对设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即自我与非我的对立统一）。这样，费希特就把精神本身在自觉层面上的辩证运动机制阐发出来。并且费希特通过对自我辩证运动机制的反思演绎出范畴体系，解决了康德哲学从判断表中抽绎出范畴的外在性，为黑格尔把范畴改造为概念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费希特仍从意识哲学出发思考自我与非我的关系问题，所以，自我与非我的二元分裂始终无法克服，因为只要有自我活动就会有非我产生，非我永远克服不完。谢林认识到这个理论的困境所在。因此，谢林从“绝对同一”出发，从康德等人确立起来的主体返回到上帝，即斯宾诺莎的实体，这就在出发点上克服了意识哲学的二元分裂问题，把绝对理解为一个统一体。但是，谢林的“绝对同一”又忽略了费希特的自我所具有的辩证否定性的能动性思想，从而无法解释绝对与有限性、个体性、差异性的关系。
黑格尔看清了谢林哲学的优劣。认为谢林哲学能够克服康德和费希特意识哲学无法达到真理的理论困境。但是，谢林关于“绝对同一”的思想由于自身不包含差别的规定，所以，无法实现与有限世界及其精神的真正统一。故此，黑格尔认为，“绝对”应是一个包含差别的辩证统一体。为此，他在谢林“绝对同一”的基础上吸取费希特的自我辩证运动的思想，把实体理解为主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时理解和表述为主体”[2]（p.12）。由于把实体与主体统一起来，实体就不再是局限于知性形而上学视域中的“无差别的”、“抽象的普遍性”，主体也不再是局限于意识哲学视域内的“片面的”、“抽象的同一性”，二者的统一实现于同一个东西——“精神”的辩证运动当中。因此，实体作为主体凸显出否定性和中介性的强烈特质。 具体而言，实体作为主体，必须能够否定自身，能够自己建立自身的对立面，进而在他物中把自身确立起来。因为只有当着实体是“自己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之时，它才能真正克服自身的“抽象普遍性”。“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自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2]（p.13）。实体作为主体其否定性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严肃地对待他物、异化及其它们的克服问题。这种否定性得是中介性，即否定性是中介环节。因为只有通过否定性的中介环节才能克服“绝对同一”，把差别、特殊、他者等多样性融合到统一性当中。“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它是单纯的形成过程……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同时却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因为这个形成过程同样也是单一的……它毋宁就是这个返回于单一性的返回过程”[2]（p.14）。
正是在否定性和中介性合一的思想关照下，在《精神现象学》中，实体作为主体完成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由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发展为精神，最终实现绝对知识。这一切都是以思辨的方式进行的。唯有马克思看到了其中的秘密：黑格尔以精神的辩证运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由此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3]（p.101）。概而言之，黑格尔以精神的否定性运动的方式揭示了劳动的本质。并且由于黑格尔把概念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的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相互统一理解为“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共在”模式，从而也揭示了劳动（精神的劳动）不仅是自我意识实现自我确认的方式，而且是自我意识之间实现相互承认的方式，于是以思辨的方式论证了自我意识之间的交往模式，由此实现其哲学的核心理念——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融合。这些思想深远地影响了马克思。黑格尔也以此最终克服并打破了实体本体论的僵化、孤立的理论缺憾，使得阐发辩证法的否定性思想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黑格尔变革了辩证法的本体观念，使其成为自我否定性和中介性的“精神”，进而把辩证法和精神结合起来。因此，辩证法不可能单纯停在否定性的中介环节上，同時也说明矛盾、对立的不可消除性，它们在本质上不可能最终扬弃。尽管黑格尔以思辨逻辑在绝对中最终实现了矛盾的扬弃，但是，在现实中，精神的辩证统一运动作为“共在”模式只能是一种不能彻底扬弃矛盾、对立、差别的否定性运动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由此，“精神”凸显了黑格尔辩证法所蕴含的内在悖论，体现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张力和开放性。它一方面促使马克思揭示这种“非批判”的概念运动中所遮蔽着的“批判的形式”，由此从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否定性超越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瓦解，赋予辩证法的否定性以“改变世界”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它为现当代哲学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可能。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拉克劳与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拒斥黑格尔辩证法的统一性维度，凸显辩证法对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等非同一性逻辑的强调，以此揭示当今世界资本逻辑这种抽象同一性对个体性、差异性的全面渗透和统治，试图把个体性、差异性从资本全球化的同一性建构中解放出来。除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激进批判和重构以外，鉴于黑格尔阐释了精神作为“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2]（p.122）的辩证法否定性思想，启发西方学界对理性做出一种新的解读，这种解读体现为以主体间性为理论内涵的“相互承认”的辩证法理论，从而赋予黑格尔的“精神”作为“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本质内涵以后形而上学意义：即通过否定性实现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共在”模式，以此在现代社会延续黑格尔对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统一的探讨，它集中体现在哈贝马斯、霍耐特、罗尔斯等后形而上学家的思想当中。
二、 黑格尔辩证法的运思平台：思辨理性
由于黑格尔把实体主体化从而发展为精神，而精神的本质是思维，这种思维必须符合精神辩证运动的本性。所以，这种思维得是包含否定性于自身的思辨理性。正是以思辨理性为平台，黑格尔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
在黑格尔之前，辩证法之所以停滞在二律背反的矛盾状态上，就是因为辩证法是建立在知性思维的平台上，“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的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4]（p.172）。因此，知性强调的是思维的抽象分析功能，在坚持各规定的孤立、差别当中确立真理的有效性，排斥差别和对立，不能把精神运动的辩证内容表达出来，由于无法包含辩证的或者否定的成分于自身，所以，知性思维只能达到抽象的普遍性、知性的同一性，体现为单纯的肯定或单纯的否定。比如，“这花是红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肯定，“这花不是红的”则是单纯的否定，由于这种肯定或否定都是外在的，从而只能体现为孤立的判断，而无关思想规定本身更无关思想规定的发展。康德二律背反的否定性就是这种外在的否定性。比如，世界在时空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它把有限与无限外在的对立起来从而体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外在否定性，肯定此必否定彼，而由于“世界”是理性的超验对象，所以，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法用经验证实，所以就陷入矛盾当中，进而达到“否定的理性”阶段。康德的二律背反洞察出理性的本性是矛盾的，但康德停在矛盾的消极结果上。因此，黑格尔认为，知性是人类思维的低级环节，如果把知性这个环节加以绝对化就会体现为知性式思维，即以知性把握知性、辩证的理性和思辨理性，于是就会像康德那样把哲学停留在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审美目的论上，从而凸显出其哲学思维的形式性、抽象性、外在性、工具性等特征。 因此，黑格尔由康德揭示的理性的矛盾意识到理性的本性就在于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创造性，因此，理性能够在否定已有的规定当中，在更高的肯定中确立自身，从而揭示出理性的辩证本性。于是，黑格尔超越知性思维，发展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它能把知性、辩证理性发展为自身的内在环节，体现为扬弃知性和辩证理性的思维发展过程，“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4]（p.181）。黑格尔把这种思维形式称之为思辨理性。他认为，立足思辨理性才能反思把握到知性的真理性。黑格尔正是以思辨理性为平台，论证并揭示了对立统一的真理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这种真理只有通过痛苦艰辛的否定性的中介过程才能达到。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阐述了思辨理性的特点：第一，思辨理性包含否定性的中介过程，所以它得以扬弃知性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普遍性，把规定的否定包含于自身当中从而达到的是一种肯定的确定的内容，而非二律背反的矛盾的非确定性。所以，第二，思辨理性的规定性是具体的、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而不是“知性的抽象概念”、“形式思想”。进而，第三，立足于思辨理性平台之上的思辨逻辑是内化知性逻辑于自身的环节，“只消把思辨逻辑中辩证法的和理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得到知性逻辑”[4]（p.182）。因此，黑格尔认为，思辨理性使思维认识到自身的本性就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然陷入矛盾、必然自己否定其自身，力求征服它的对方，从而在思维自身中以完成解决它自身矛盾的工作[4]（p.51）。
由于对思辨理性的内在否定本性的揭示，黑格尔以思辨理性为平台，实现了辩证法与思辨理性的结合，阐发了辩证法的否定性思想。黑格尔认为，由于思辨理性是包含知性和辩证理性的内在否定、内在超越的哲学思维，因此，它能够克服康德辩证法的二律背反的否定性，把辩证法的否定性由外在否定性发展为内在否定性，进而作为辩证法的中介环节，把辩证法由康德辩证法的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发展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环节，具体地处理否定性与中介性、否定性与肯定性（“否定之否定”）的关系，从而使得辩证法的三个环节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具体来说，由于辩证法的中介环节的否定性是一种内在否定性，因此，在这种内在否定中，“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4]（p.176），于是，知性思维就会从规定“甲”过渡到自身的反面“非甲”，这是第一个否定。由此，思维就由知性过渡到辩证理性——否定的理性。由于中介环节的否定性，“非甲”要在“否定中恢复自身，把在第一个否定中出现的第二个规定，作为自身规定、自身制约，与自己相综合、相统一……这是第二个否定”[5]（p.95），从而“甲”在“非甲”中把自身确立起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思辨环节达到更高的肯定性。至此，思维就由辩证理性过渡到思辨理性。思维经过这三个环节的辩证运动形成的思想规定是一个“具体的统一”，因而这一辩证运动过程体现为构成思想的维度。由于辩证法的否定性是内在否定性，这个“具体的统一”作为思想规定又要在深层次上反思、追问构成自身的根据和前提，进而揭示出自身的更深层次的矛盾，从而在否定自身中在更高的逻辑层次上建构自身，这一辩证运动过程就体现为反思思想的维度。黑格尔辩证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维度中，不断地由一个逻辑规定发展到下一个逻辑规定，从而建构起绝对真理。因此，辩证法的三环节的运动过程体现着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6]的双重维度，由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现为思想的内涵逻辑。三、 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方法”：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在黑格尔之前，真理的证明工具有两种：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一种是康德确立的先验逻辑。古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确立了真理需要证明的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不仅要显现自身，还要在逻辑上证明自身为真理，理性的同一律是真理证明自身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为分析知识确立了形式逻辑的证明方法。这个方法在近代受到培根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形式逻辑只能证明已有的知识而不能扩大知识的范围，因此，不适用于综合知识，于是，近代哲学开始对逻辑进行改造。康德想把逻辑建在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基础上，但由于康德局限于知性思维，所以，康德的先验逻辑所实现的“先天综合判断”只适用于范畴对直观的固有关系，只能保证经验知识的真理性，如果把先验逻辑运用于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就会导致幻相。因此，康德认为，先验逻辑无法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由此也就没有真正实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黑格尔致力于以辩证法建构形而上学的真理。既然先验逻辑无法建立真理，黑格尔就要超越先验逻辑确立一种新的逻辑方法。他在发展前人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思辨逻辑。黑格尔把思辨逻辑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思辨逻辑是“真理的逻辑”，由思辨逻辑建构起来的“绝对”是形而上学真理。
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体现在他关于逻辑思想三环节的观念当中，“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4]（p.172）。这三个环节被简化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介环节的否定性是内在否定性，从而揭示了思辨逻辑三个环节的辩证运动形式和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的一体化。黑格尔在《小逻辑》的“概念论”的最后部分以“开始”—“进展”—“目的”的三环节思想对此进行了论证。
具体来说，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它的各关节包括：（α）开始，（β）进展，（γ）目的。在（α）“开始”关节，理念是未经过规定的概念，是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作为自在的概念就是辩证法”，由于辩证法的否定性，就表现为对“开始”阶段的否定，即对第一个环节的规定“甲”进行内在的否定，从而由（α）过渡到（β）关节。在（β）这个关节，理念把“它的直接性和普遍性降低为一个环节”，这是第一个否定，从而由“甲”过渡到自身的反面“非甲”。在这个否定中，“非甲”作为对立面是由“甲”自身分化出来的，这里体现为分析的方法，从而保证“此种过程是一证明过程”[7]（p.32）。“进展”关节的抽象形式在存在论阶段表现为“一个对方过渡到一个对方”，在本质论阶段表现为“映现在对立面内”，在概念论阶段表现为“与个体性相区别的普遍性”，“并达到与个体事物的同一性”[4]（pp.425-426）。在“进展”这个关节，“有差别的双方”“发展到矛盾自己本身”，因此，在辩证法的否定性作用下，“非甲”进行内在的否定，从而使得“非甲”在内在否定中恢复自身，将在第一个否定中出现的第二个规定，作为自身规定与自己相统一。这里体现的是综合的方法，“参与综合的对立面是由在先的概念分化出来的，并且这种分化和综合是融会在一个过程中”[7]（p.32），“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8]（p.36）。于是，经过第二个否定，“甲”在“非甲”中把自身确立起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思辨环节达到更高的肯定，从而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这样，（β）关节发展到（γ）“目的”关节，在这里，实现的是经过思辨逻辑的辩证运动所形成的一个“具体的统一”，这个思想规定就是一个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思辨逻辑三环节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是一体的。由于否定性的中介观，这个逻辑规定又要否定自身、分化自身、再重建自身的统一性，不断地由一个逻辑规定发展到下一个逻辑规定，从而最终建构起“绝对理念”。由于思辨邏辑的这个运演过程和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是一体的，所以，后者就能够保证思辨逻辑建构起来的“绝对理念”是经过证明的形而上学真理，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也因此成为“思辨逻辑之所以成为（形而上学）‘真理的逻辑’的基本形式。”[7]（p.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称之为自己逻辑学的“绝对方法”和“灵魂”。
综上所述，黑格尔辩证法以“精神”这个辨证本体否定实体观念，使辩证法的本体成为一种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中不断分化自身、又不断统一自身的“精神活动性”，从而实现了对实体本体论的变革，开启了现当代哲学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他以思辨理性为运思平台否定知性思维的两级对立，把知性、辩证理性发展为自身内在环节，确立起包含内在否定性于自身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他以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绝对方法”使得辩证法成就为“真理的逻辑”，从而确立起形上真理证明自身的逻辑方法。通过这样一个理论变革，黑格尔建构起辩证法的三重基本构件，以此为平台，辩证法否定性思想的阐发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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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工程学院讲师，哲学博士）[责任编辑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