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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整理与出版成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中的一个热点，不但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内容丰富，后来居上，精益求精。这与国家科研规划和出版基金支持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也有一些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项目主要出自学者个人的设计。总体来看，这些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形式多样，或影印，或标点，或校勘，或注释，可以说粗细兼有，深浅层次各不相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方面的整理出版也存在贪多务得甄辨不精、底本选择疏于比对、断句校勘失误、体例失范、重复出版等问题，亟待纠偏正误。从全局高度合理规划，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既注重辑佚，又重视辨伪，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才能使明清人全集的整理与出版更好地造福学林，服务社会。
[关键词]明清；全集；整理；出版；检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016-09
近些年，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我比较关注古籍整理与出版方面的各种成果。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古籍整理出版界的一个观察员。同时，受个人兴趣的影响，我关注的对象又比较集中在集部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明清人全集的整理与出版，就是我近期关注的重点之一。据我的观察，2000年以来，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明显成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中的一个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其内因与外因同样值得思考。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有经验值得总结，亦有弊病应该纠正。本文将明清人全集整理与出版作为一个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剖，目的是为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并期望有利于未来工作的开展。
本文拟从如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解题
从宏观角度看，明清人全集主要属于集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又跟集部文献不一样。学过传统目录学的人都知道，在传统四部文献分类法中，集部之下又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五种，其中并无“全集”一类。很显然，全集既与单收一人作品的别集不同，也与汇总多家作品的总集不同。今日所谓个人全集，例如，清代学者钱大听的全集，相当于钱大听的个人丛书，是钱氏存世各类作品的汇编，故编者定名为《嘉定钱大听全集》。此类个人丛书，若要溯源，或可举唐朝陆龟蒙《笠泽丛书》为例。《笠泽丛书》“为龟蒙自编，以其丛脞细碎，故名‘丛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后又有补遗一卷”。此书所录包括歌、诗、赋、颂、铭、记、传、序等，文体庞杂，“不类不次，混而载之”，故“得称为‘丛书’”[1]（p.1300）。从总体上说，这些基本上都属于诗文作品，故《四库全书总目》仍将《笠泽丛书》置于别集类。另一方面，《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存目又收有陆龟蒙《耒耜经》一卷，而此书“旧载《笠泽丛书》中”[2]（p.854），足证“丛脞细碎”的《笠澤丛书》，实有类似个人全集的一面。
“全集”作为书名出现，似乎是从宋代开始的。众所周知，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提供了极大的出版便利，中国的书籍从“写本时代”全面进入“刻本时代”。南宋时代的文献，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唐朝，还明显多于北宋。因此，宋代一些作家，特别是南宋的一些作家，往往不止有一种别集，将各种别集汇聚出版，就有了“全集”。例如，苏轼文集，宋代就有多种传本，如所谓“东坡七集”。这些文集或者“分集编订”，或者“分类合编”，而后者往往用“全集”或“大全集”之名，如麻沙书坊就有《大全集》本[3]（p.1326）。《四库全书》所收《东坡全集》之中，既有诗文各体，又有《易解》、奏议、内外制、《南省说书》及《东坡志林》等，涵盖经史子各部，确实具有“全集”的气象。又如《四部丛刊》中收有《后村先生大全集》，这个“后村先生”就是晚宋作家刘克庄。书名不但以“全集”名，而且以“大全集”标榜，显然是出于市场和传播的考虑。实际上，晚宋以降，刘克庄集不止一本，此一“大全集”多达196卷，篇幅最大，收录最全，足以覆盖他本，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总之，全集在宋代以后大量出现，与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和图书市场的拓展有关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书籍史进人刻本时代所产生的新现象。
由此可见，“全集”可以作为案例，彰显图书市场对于图书出版的影响，宋代如此，今日亦然。很多人都看到过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程千帆全集》，并向我反映，此书并未将先师程千帆先生生前作品囊括无遗。实际上，这套书最初策划的时候，书名是叫《程千帆文集》，那时，程千帆先生还在世，出版社也有意以此书祝贺程先生米寿。不幸的是，程千帆先生没有看到此书的出版。后来，出版社出于市场营销的考虑，就把书名从原来的《程千帆文集》改为《程千帆全集》。这个全集其实不全，书名中的“全集”，本来非程千帆先生的本意，而主要是出版社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书名有更好的市场效应。
21世纪以前，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其总量是相当有限的，相对而言，明代以前经典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略多一些。新世纪至今虽然只有18年，却已有数量可观的明清人全集被整理与出版。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人全集的文献资料较多，有比较大的收集和挖掘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十几年出版形势使然。以前，只有少数元以前经典作家的全集有希望整理出版，至于明清作家或者学者的全集，还基本上轮不到。现当代人物中，只有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人物，比如说伟大思想家、革命领袖才能出全集。我们看到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主席也只不过出过选集。而新时期以来，由于出版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物质条件日益改善，全集出版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不到60岁的作家，都已经有文集了，这种文集相当于阶段性的全集，只不过因为作者还健在，不宜称为全集。
必须承认，整理和出版古代作家作品，有必要采取全集的方式。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界的需要，也是文化出版业自身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整理出版全集与整理出版别集有什么不同？整理出版明清人全集，与整理出版其他时代人物全集有什么不同？明清人全集之整理出版，对明清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什么特别意义？本文将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作为古籍整理的一个案例，从以下诸方面展开评述和思考。 二、现状
总体上看，市场上有一些全集有名无实，号称全集，其实并不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全集无名有实，虽然不以全集标目，实际上收录相当齐全。这两者都在本文关注范围之内。
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之所以成为出版热点之一，与国家科研及出版基金的支持，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从项目构成角度，对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做简单分析。
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里面有文献丛刊，不少清代人物的全集被列人这个文献丛刊。比如，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整理的《吕留良全集》，就属于清史文献丛刊之中的一个项目。除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国家层面的多种科研基金，比如，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等，也非常重视文献整理，特别看重而且看好大型文献的整理出版，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就是其中重要一类。比如，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的重大项目中，就有明代作家王世贞全集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是上海交大的许建平教授。在各省社科基金项目中，也资助了不少当地明清人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与此同时，许多出版社也把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列为工作的重点。这既包括专业古籍出版社，也包括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特别是很多地方出版社，积极响应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需求，从各种渠道筹措资源，投入很大人力、物力，参与明清人文集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入很多资源和精力，整理出版了“明清人别集丛刊”。这套丛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项目，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值得注意。顾名思义，这套丛刊所收都是别集，但是，其中有些书目，例如《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宋濂全集》《汪琬全集》《侯方域全集》等，都以“全集”命名，可以说是“别集中的全集”，因为收录较全；也可以说是“全集中的别集”，因为其中所收基本上都是文学作品。至少，徐祯卿、汪琬和侯方域基本上是文人，集部以外的作品其实不多，而宋濂的情况略有不同。所以，“明清人别集丛刊”中的这些全集，与前文提到的《吕留良全集》《钱大听大集》等，是有本质不同的，至少吕留良、钱大听等人都有比较多的集部以外的作品。
这些年，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较以往更加重视文化出版事业，增加资金投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以及各省市出版基金，对于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都给予大力支持。致力于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大资金、大项目、大投入、大产出。如果这类项目做得好，质量有保障，比较适合申报大奖，获得可观的社会效益，甚至可能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这类项目与各地文化名人密切相关，作为大型地方文化出版项目，许多是由地方政府出面资助并组织实施的。比如，王英志的《袁枚全集新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作为“浙江文丛”的一种出版。所谓“新编”，是针对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袁枚全集》而言的。袁枚籍贯钱塘（今浙江杭州，但长期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袁枚全集》之时，不但将袁枚看作清代重要作家之一，而且将其看作江苏文化名人。“浙江文丛”是浙江省重点文化出版项目，将《袁枚全集新编》收录其中，显然是将袁枚作为浙江作家来看待。吕留良（浙江桐乡）、归有光（江苏苏州昆山）、顾炎武（江苏苏州昆山），以及陶澎（湖南安化）、陈夔龙（贵州）等人，其全集之整理出版，莫不得到家乡政府的支持。归有光和顾炎武的全集整理出版，都得到昆山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归有光曾在嘉定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当上海人民出版社举办《归有光全集》首发仪式时，不但苏州昆山市政府来人参加，上海嘉定区政府也派人参加，两地都把归有光看作自己的乡贤。陶澎是湖湘名人，201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陶澍全集》，2017年又修订重版。这些年来，岳麓书社致力于“湖湘文库”的整理与出版，这是对湖南文献的一次系统整理。《陶澎全集》作为湖湘文献整理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李立朴、徐君辉、李然编校的《陈夔龙全集》列为“贵州先贤全集丛刊”（贵州民族出版社），得到了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基金资助。总之，很多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被列为地方政府的文化项目，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重视本地文化资源的发掘，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项目的设立和实施。
还有一些明清人全集整理项目主要出自学者个人的设计。例如，《金圣叹全集》就是由已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整理编校的。陆林教授是一个非常勤奋、十分认真的文献学者，可惜英年早逝，令人痛心。他编定的《金圣叹全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明清人全集整理的范例。《金圣叹全集》是凤凰出版社2（08年出版的，其实此前已经出过一版《金圣叹全集》，2008年版是修订增补版。一般来说，明清人全集整理的工作量比较大，往往需要一个团队协作完成，而《金圣叹全集》却是陆林一个人完成的。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全集的编辑、点校与出版，实非容易。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的全集，亦即《榕村全书》，洋洋数百万言，也是由陈祖武先生一人点校，同样令人钦佩。
总的来说，规模较大的全集由一个人完成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这类工作需要一个团队。团隊工作有利有弊。有的团队组织严密，配合良好，工作效率高，质量也有保证。例如，有些团队是由同行友人组成，大家彼此兴趣相近，志同道合，也容易合作。团队组织形式怎样，工作效率如何，一要看团队负责人是否有担当，二要看团队成员能否齐心协力，三要看工作水平和工作态度。水平当然是有高下差别的，但有时候，工作态度更为重要。否则，团队负责人不负责，成员也不真正投入，任务层层转包，敷衍塞责，质量堪忧，进度也无从保证。
明清人全集的整理者，就其学术背景来分析，有的是文学背景，有的是史学出身，有的则是从事文献学或者地方文史研究，背景不同，水平也参差不齐。这里所谓水平，既指绝对水平，又指相对水平。所谓绝对水平，指的是一般情况下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准；所谓相对水平，则是指在某些特殊条件下、针对某些特殊对象特殊内容而体现出来的水平。例如，文学专业的人整理史学文本，未必能够得心应手，反之亦然。又如，如果文本涉及地方文献，那么，地方文史研究者往往得天独厚。所以，策划或者组织大型全集整理时，要根据所整理文本的内容，寻找合适的团队成员，以期事半功倍。 这些年来，除了明清文人的总集，明清学人和书画家总集的整理出版也很受重视。其实，明清时代，往往一人而兼具文人、学人或者艺术家等几种身份，很难截然分清。像李光地、王鸣盛、钱大听这些人，其主要身份应当说是学人，而像王世贞、董其昌、文征明等人，则兼有多种身份。不过，像董其昌和文征明这样人，其书画家的身份往往更受人重视。如何认定这些明清人的身份，与整理出版时采取什么样的着眼点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地方文史的角度，有不同的着眼点，就有不同的侧重点，也就有不同的整理方式和成果形态。
从整理方式来说，也许最简单的就是影印。说影印最简单，这本身很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影印其实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也有很多讲究，高下出入很大。遴选底本，补齐缺页，介绍基本情况，都需要下功夫。有些影印全集拿到书就付印，不做底本选择与比对，失于粗糙。有的影印全集，对底本情况和整理情况不置一词，没有一点说明，我称之为“光秃秃的影印”，失于粗疏。我碰到过这样一些全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交代谁是点校整理者，这倒不是雷锋式的“做好事不留名”，有的恐怕是不好意思署名，或者想逃避责任，怕读者来追究。影印一部书，尤其是影印古人的全集，最基本的要求是选对底本，对底本的来龙去脉做清楚梳理和简单描述，《吕留良全集》是影印出版的，做得比较好，可以作为影印全集的样本。
古籍整理形式多样，深浅层次也不同。影印、标点、校勘、注释，可以应有尽有，也可以循序渐进，由粗而细，因地制宜。全集整理也是这样。全集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作为重点，先做较为细致、较有深度的整理，其他部分可以暂缓，先影印出版。影印不易，标点亦不易，至于校勘注释，更费时费力。六朝唐代作家，留下来的作品数量有限，有可能完成全集校注或者编年校注。比如，陶敏先生就做过《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颇为精细，但是，宋代作家全集往往数量更大，就不易收功。比如，南宋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多达196卷，没有标点，密密麻麻八册，读起来比较费力。前些年，中华书局出了一套《刘克庄集笺校》。这实际上就是刘克庄全集的笺校，但笺校没有从头贯彻到尾，很多文章并未加注。刘克庄作品有一个特点，由于他写得太多，难免自相重复，一个典故这个地方用，那个地方也用，诗中用，文中也用，笺校者应该把这些问题指出来。但是，刘克庄集分量太大，这本笺校是做得很不彻底的。明清时代的大学者、大作家，作品数量往往可观，又涉及较广的学科领域，全集笺注就更不容易，可以先做校勘或者简注。
有些明清人全集，早在1990年代甚或1980年代就已经出版过，近年又再次整理出版。如《船山全书》，岳麓书社初版于1996年，进入新世纪以后，岳麓书社委托杨坚、夏剑钦二位先生细心审校，辑佚勘误，正讹补漏，质量较初版有明显提高。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年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确是一个小热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的《袁枚全集新编》，是在20年前江苏古籍出版社版《袁枚全集》基础上，重新整理编辑而成。关于两版的不同，王英志总结为如下三点：一是内容上有增删，原来江苏古籍版收录的，浙江古籍版不收了，江苏古籍版原来没有的，浙江古籍版现在增补了；二是旧版原来出于众手，王英志是主编，新版点校由王英志先生一人完成；三是旧版无校勘记，新版有了校勘记。新旧版的不同，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比如，有些文献资料当年还没被发现，限制了袁枚研究的文献视野和挖掘深度，新版才有可能增补这些新材料[4]。又如，近年来，关于袁枚诗文集文献学研究方面有一个发现，袁枚诗文集单刻本与晚年全集本大不一样。早年的袁枚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能活到80多岁，巍然成为一代文宗，享有很高的文坛地位。到了晚年，他编定《小仓山房全集》时，对自己的诗文做了一些改动，有的改动还相当大。袁枚早年的一些单刻本别集，比如，《双柳轩诗文集》，与后来《小仓山房全集》中所收诗文对校，頗有不同，甚至面目全非。依据《小仓山房全集》来编辑《袁枚全集》，不能不面对并且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8年，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就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展开探讨[5]。后来，他又指导博士研究生郑幸完成学位论文《袁枚年谱新编》，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研究[6]。这不但是文本异文或者版本异同问题，而且关涉到袁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是个绕不开而且饶有趣味的话题。《袁枚全集新编》删除了旧版一些内容，也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旧版《袁枚全集》收录袁枚随园弟子及其亲人的一些作品，新版全部剔除。另外，托名袁枚的《详注圈点诗学全书》和《怪异录》，前者依托《随园诗话》，后者依托袁枚《子不语》，现经考订确认为伪作，新版就不予收录。与此同时，新版新收三种刊刻本（或篇目有出入，或多异文）、袁枚集外诗文尺犊、两种袁枚手稿，其中一种是纪游册（日记），一种是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两卷，一直在袁氏家族后入手中深藏不露，最后还增附有关袁枚传记、年谱等参考资料[4]。由此可见，整理明清人尤其是清人文集固然有困难和挑战，也很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和突破，从某个图书馆或档案馆积满灰尘的书架上，从拍卖市场的某些拍品中，也许会有令人心动的发现。总之，尽管新旧两版只相隔20年左右，可是时移世异，重新整理校定就有了必要。这既是学术研究日益深化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出版升级的需要。
三、成绩
毫无疑问，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首先是涉及面广，从明代、清代到近代，从书画家、名人、学者到文学家，应有尽有。下面所开列的名单挂一漏万，无意求全，只是为了举例说明而已。
1.明代人全集
《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董其昌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归有光全集》，严佐之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凌檬初全集》，魏同贤、安平秋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
《冯梦龙全集》，魏同贤编，凤凰出版社，2007年 《李开先全集》，卜键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冯惟敏全集》，谢伯阳编，齐鲁书社，2007年
这里有思想家、艺术家，也有文学家。同是文学家，凌檬初、冯梦龙与归有光又有不同，除了是作家和编辑，他们还是出版家。
2.清代人全集
《顾炎武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黄宗羲全集》，吴光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船山全书》，岳麓书社，2011年
《傅山全集》，尹协理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龚鼎孳全集》，孙克强、裴喆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冒辟疆全集》，万久富、丁富生编校，凤凰出版社，2014年
《吕留良全集》，俞国林编，中华书局，20巧年
《榕村全书》，陈祖武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金圣叹全集》，陆林编，凤凰出版社，2008年
《嘉定钱大听全集》（增订本），陈文和编，凤凰出版社，2016年
《嘉定王鸣盛全集》，陈文和编，中华书局，2010年
《宝纶堂集》，陈传席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郑板桥全集》，卞孝萱、卞岐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
《包世臣全集》，李星、刘长桂校，黄山书社，2014年
《纳兰性德全集》，闵泽平编，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明清之际的几位大思想家、大学者，包括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出了全集，至于《傅山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原在1991年出过，2016年又出了一个新版，新版比老版有所充实，篇幅增扩不少。这一时期的作家比如侯方域、冒辟疆等，全集也被整理出版。在学者中，除了《榕村全集》《金圣叹全集》，我个人比较重视的是《钱大听全集》《王鸣盛全集》。钱大听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嘉定钱大听全集》出版后，我就买了一套认真拜读。后来又有了《王鸣盛全集》。这两个全集都是扬州大学陈文和先生主持的，当然参加者不止他一个人。在明清书画艺术家中，如郑板桥、陈洪绶以及包世臣等人，现在都有全集了。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书画研究领域，文献整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书画家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很受读者喜欢，他其实并没有太多作品，近年出现了一种《纳兰性德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标榜其全，显然是出于市场考虑。此本简体横排，其所设定的读者对象应是普通读者，所以，不仅汇集纳兰性德现存所有诗词作品，还加上注释和词作赏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注释和赏析当然是需要的。此书名为全集，实为别集。个人以为，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整理全集，似乎有些奇怪。要之，全集应该有全集的整理方式，与别集的整理有所不同，与选集的整理亦有不同。
3.近代人全集
《弘一大师（李叔同）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陈夔龙全集》，李立朴等编校，贵族民族出版社，2013-14年，
《皮锡瑞全集》，吴仰湘编，中华书局，2015年
《廖平全集》，舒大纲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巧年
《仪征刘申叔遗书》，万仕国编，广陵书社，2014年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14年
近代名人及文人、学人的全集，近年来也出了不少，其中与清史文献丛刊有关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的全集。也有一些与清史工程没有关系，比如，清代最后一任北洋大臣陈夔龙的全集，那是我的同学李立朴先生主持整理的。他效率很高，只花三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厚厚三大册，内容详尽丰富，在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至于近代名臣曾国藩的全集，已不止一次出版。
其次，明清人全集不但涉及面廣，而且内容丰富。诗文创作、经史论著、奏疏书札、金石书画题跋，多学科的丰富内容是对整理者学力的挑战。比如，最近出版的《莫友芝全集》（张剑、张燕婴整理，中华书局，2017年），多达12册。莫友芝学问广博，涉及面广。学文学的人可能觉得他是文学家，做文献的人觉得他是文献学家，精通版本学、目录学，做金石学的人觉得他是个金石学家，做经学的人，又觉得他是个经学家。这几个学科领域的内容，他的书里都有涉及，像《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文献学专业的人多半知道，而文学专业的人就未必了解。莫友芝的一些著作还涉及中国西南的地方历史，比如，《黔诗纪略》，这是很重要的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文献学或金石学的人未必关注这些。总之，整理出版像莫友芝这样学涉多方的人，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有益，因为只有全集才能完整呈现莫友芝学问的面貌，呈现其所涉各门学问之间的彼此联系，从而认识莫友芝学术思想的“全人”。从全局的角度，以全集的文献为基础，研究莫友芝学术的各个方面，而不囿于某一学科视角，那么，研究视野及其深度、广度肯定迥异于前。
在明清人全集整理方面，这些年取得的一个成绩是后来居上，精益求精。前文说到《袁枚全集新编》就是一个例子。《嘉定钱大听全集》也有增订本。就整理质量而言，后出者水平一般总比前出者有所提高，总有一些修订。我再举一个例子。近代学者刘师培只活了36岁，却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各类作品，几乎令人难人置信。早在1997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就出过一个《刘师培全集》，它根据的是1930年代刘师培刚去世不久编定的《刘申叔遗书》，没有花多少工夫，既不全，也不精。后来，广陵书社把刘师培全集重新整理出版，就比中央党校出版社的要好得多。再如，陆林先生整理的《金圣叹全集》。此书最早是1980年代整理出版的，有些遗漏，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1980年代能出这样一部书，应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时候编全集，有一些金圣叹的作品未收录，比如，像金圣叹编的《小题才子书》就没有收，也没有费力做金圣叹诗文辑佚，校点也做得不够精。 今人编辑出版明清人全集，哪些内容要收录，怎样收录，哪些不要收录，都是要考慮的问题。陆林重编《金圣叹全集》，比旧版增加的部分，主要是一些金圣叹批点的书和金圣叹编辑的书，比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一生致力于编书和批点，对他来说，批点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他的诗文创作。为金圣叹这样的人编定全集，不收录其批点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他一生的主要功业，他的主要文学贡献。所以，决定全集收什么，不收什么，需要结合作者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版《金圣叹全集》能够突出金圣叹文献的特点，突出他的特殊性，充实了内容，增加多个附录，是应该肯定的。
为明清人编纂全集，要为读者提供方便。知人论世，既读其书，就需要了解其人生平经历，全集中附录其人年谱或有关评论资料，是有必要的。这些年出版的很多明清人全集，基本上都有各种类型的附录，颇便读者。《全圣叹全集》末附《金圣叹年谱简编》《金圣叹著作序跋》《金圣叹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等，使全书兼具资料汇编性质。另一方面，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综合工程，以全集整理为基础和中心，可以作进一步开发。广陵书社发挥得天独厚的本地资源优势，配合当前社会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热切需求，在整理出版仪征刘师培全集的同时，选择刘师培著作中比较通俗、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书目，编辑出版了《刘师培国学讲论》六种（广陵书社，2013年），包括《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发微》《读书随笔》《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讲义》等。这是一套国学经典普及丛书，浅显易懂，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普及，但对于研究20世纪初的教科书编撰以及当时的国学教育，都很有意义。如何从全集编纂中挖掘内容，生发选题，广陵书社的这一个案给我们提供了启发。
从装帧水平和印制质量上来看，这些年的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开本更大，版本美观，行款疏朗，用纸精良，总之，与20世纪比较，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成绩很大，应该充分肯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更多展开了。
四、问题
关于存在的问题，我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1.贪多务得，甄辫不精
全集首先应该“全”，但是，“全”又是有前提的。一是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二是收录的必须是可信的作品。前文说过，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师程千帆先生的全集，其实是文集，并不全。程千帆先生早年的一些诗文，并没有收录进来，包括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一些诗作，发表在金陵大学附中和金陵大学的相关刊物上。我想，这些早年的作品，至少在程千帆先生本人看来，不是非常重要的。钱钟书先生把自己的诗集编定为《槐聚诗存》，自序中说这是他的诗集定本，如果将来有好事者从事辑佚补遗，他是不领情的。这些集外佚诗，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是应该删略的。后人为前人编辑全集，往往贪多求全，努力收辑这些遗文，补进全集，以提供更为完整的研究文献，从编者的角度来说，其良苦用心固然可以理解，但前提是这些作品必须是可信的，不会引起争议。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栾贵明编《姚广孝集》五册，实际上是姚氏全集，其中后四册收录的是《明太祖实录》。众所周知，《明太祖实录》前后三次修纂，姚广孝只是第三次修纂的监修官之一，而第三次修纂以前两次修纂本为基础，虽有局部改窜，但整体并非原创。换句话说，《明太祖实录》很难算作姚广孝的个人作品，监修此书，充其量只能算是其“职务行为”。如果《明太祖实录》可以编人《姚广孝集》，那么，《元史》就可以编入《宋镰全集》，《明史》也可以编人《张廷玉全集》。显然，这么做是不恰当的。
又如，董其昌名下有一部《玄赏斋书目》，其实此书全然出于伪托，并非董氏作品。这一点早有文献学者专门做过考证，已有定论[7]。目录学上经常看到“旧（本）题”某人之作，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搜神后记》，就作“旧本题晋陶潜撰”，这意味着存疑待考。今天编陶渊明全集的人，不会把《搜神后记》收进去。也许有人会提出，《玄赏斋书目》虽然不出董其昌之手，但毕竟以他的名字流传了很长时间，今天编辑董其昌全集，是否应该尊重这段历史，将其录人。考虑到此类特殊而又复杂的情形，我以为，如果出版经费或者条件允许，可以把全集分为正编（内编）与附编（外编），将确定无疑的作品收在正编，将存疑待考的作品收在外编，这样既有区隔，又有联系。总之，应该以审慎态度处置这些存疑待考的作品。
袁枚在乾隆诗坛上名气很大，托名袁枚的书也多，当时市场上一些评点著作，就托名袁枚评点以促销。江苏版《袁枚全集》中就收有一些托名袁枚的，适合置于外编。某一作家或名人编选的书，是否应编人其全集，应该根据具体要求对象而定。有些人是明清历史上的著名选家，以编书刻书评点书而著称，如前文提到的金圣叹、冯梦龙、凌檬初等人，又如清代江苏宜兴籍的著名评点家储欣。储欣个人作品并不多，只有《在陆草堂集》六卷，却有很多选本和评点，涉及《四书》《史记》和唐宋八大家等，流传很广，影响甚大。假如要编一部《储欣全集》，那么，这些选本和评点是可以包括在内的，否则，就不足以突出重点，彰显他的历史贡献了。又如曾国藩，学问和事功都很了不起。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分量不少，影响也大，但不便于初学，所以，他又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编了一部《经史百家简编》，只取其中最为重要的48篇。从篇目上说，《经史百家杂钞》完全覆盖了《经史百家简编》，但《经史百家简编》有曾国藩的逐篇批点，而《经史百家杂钞》没有。重编《曾国藩全集》，要不要收录《经史百家杂钞》呢？我认为应该收，因为这部书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影响太大，对研究曾国藩其人其学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要不要收录《经史百家简编》呢？可以收，也可以不收。《经史百家简编》的篇目虽然已被《经史百家杂钞》覆盖，但它毕竟是另一种书，同时也不占太多篇幅，以今天的物质条件，是可以收录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必重录（经史百家简编》，只要将《经史百家简编》的评点移到《经史百家杂钞》同一篇目之下，加注说明就行了。 辑录明清人全集，要使用书画之类的文献。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将抄写当作创作，張冠李戴，使前人诗文作品混入明清人全集中来。宋代诗人黄庭坚字写得好，喜欢抄写这些前人的诗，抄写之时只凭记忆，往往有些文句出入。明清文人也有类似情况。即使用电子数据库检索，有时也不一定查得出来。我在做《后村诗话》笺注时，发现《后村诗话》中提到的唐宋人诗句，也有与今传别集或全集版本不同，文句有异，有的在数据库中就不易查到。可见，依靠电子数据库进行辑佚，需要格外小心，否则有可能得出错误结论。2016年新版的《傅山全书》，比1991年版有很大充实，收录了许多新的东西。在新版辑佚所得中，有一篇骄体山水赋，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篇傅山赋作，弥足珍贵。其文云：
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傍沼星罗。檐下流烟，共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椿柏而葱蒨。时一褰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
新版《傅山全集》将其确定为傅山的失题赋。实际上，这并不是傅山创作的，而只是傅山抄写的。直到今天，抄写前人作品，由于纸幅不够，只摘抄一部分，或者省略作者名和篇名，仍旧司空见惯。傅山抄的是北齐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见于《北齐书·祖鸿勋传》，这原是一封书信，不是赋。因为纸幅不够，他就略去出处和作者名。熟悉魏晋南北朝文体的人能够看出，这是典型的南北朝时期的骄文，绝不可能是赋，因为赋要押韵，而这是无韵之文。所以，假设这是傅山的作品，拟定篇题时也要考虑其文体特质，而不能径定为赋。
由此可见，整理全集或者别集，辑佚是不可避免的。从各种各样的文献中辑到的诗文，有的是残篇断简，没有题目，需要为之代拟篇题。这样做的时候，要加注说明。对失题篇章代拟题目，当然有必要，但具体应该怎样操作，是古籍整理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拟题不是原题，不出于原作者之手，在必要的时候，整理者可以“越姐代厄”，但必须交代清楚；其次，拟题时应该注意辨体，不要出错。
2.底本选择，疏于比对
古籍整理都要讲究底本选择，全集整理也一样。顾炎武是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还是个文学家、音韵学家。诗文集之外，顾炎武还有一本书叫《诗律蒙告》，这是专门给人门初学者讲诗律学的书。此书的一部分内容，后来被顾炎武吸收到其名著《日知录》中。故《日知录》中的一些条目，与《诗律蒙告》的内容有交叉重叠。《顾炎武全集》在《亭林诗文集》之后，全文收录《诗律蒙告》，这不是本书最全的版本。南京图书馆里有一部《诗律蒙告》抄本，据我的博士生刘洋对校，南图抄本内容比《顾炎武全集》所收录者多。整理《顾炎武全集》，最好是选用南京图书馆抄本为底本，至少应该参校南图所藏抄本。同样，编辑《傅山全集》，也要参校《傅青主吴莲洋诗合钞》，因为此书多本集所无之诗[8]（p.298）。
3.断句失误，校勘失当
全集涉及面广，文献内容复杂，这是校点者不可回避的挑战。什么时候应该出校勘记，什么时候不必要出，什么地方可以对文献原文做一些改动，什么地方不能改，很多人搞不清楚。下面举几个例子，略作说明。
我一直认为，韵文的标点，要突出其用韵的位置。碑文和墓志文后面的铭文就是韵文，应该根据韵位来标点，通常来说，有韵脚的地方就应加句号。例如，归有光《季母陶硕人墓志铭》如下一段铭文，应该点成这样：“质之淑兮，又修能也。荣禄弗膺兮，年不待也。育子之悯兮，命奚在也？铭以藏之，永不坏也。”这几句中的“也”字是句尾虚字，韵脚落在其前面一个字；第二句的“能”字，读“耐”（nai）音。《楚辞·离骚》开头有这样几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能”读“耐”，才能谐韵。故朱熹《楚辞集注》于此处特别加注：“能，叶奴代反。”就是提示人们不要读错。
又如，曾国藩《适朱氏妹墓志》铭文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劂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这是曾国藩为其妹妹所撰墓志铭文。这篇铭文由两章组成，七言句句钾韵，属于柏梁体，应标点作：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厥从。
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屏朝官无寸补。
标点古书，需要熟悉古人的用词习惯。例如，《归有光全集》中有这样一句：“理宗之褒儒，先亦审诸此五君子，从祀之议一肇，使……”，实际上应点作：“理宗之褒儒先，亦审诸？此五君子从祀之议一肇，使……”。同书“伊川深服此章，称‘不置口””实际上应该点作“伊川深服此章，称不置口”。由于不熟悉“儒先”“称不置口”这两个词语，导致误点，故日校点不易，只能多读书，多查书，谨慎从事。
该出校记的时候不出校记，不该有校记的地方却莫名其妙地出现校记。《曾文正公全集》第15册收录《求缺斋读书录》。此书是曾国藩的读书笔记，涉及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曹植等人的诗歌。其中读曹植诗的部分，在曹植《蒲生行浮萍篇》下居然有“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作《浮萍篇蒲生行》”，而无任何校记说明。曾国藩不可能看到逯钦立的书，这明摆着是一场乌龙。估计是编者或编辑心血来潮，忽然想起用逯钦立的书来校对一下，发现逯钦立书中的诗题与曾国藩写的有所不同，就在书稿或校样上注了一句，然后就窜入正文，印了出来，便成为一个笑话。
4.体例失范，不够专业
古籍整理出版有一定的体例规范，这一方面早有许逸民先生的《古籍整理释例》，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不幸的是，有些人未受专业训练，还不认真学习，连最基本的繁简字转换都弄错。比如，唐代诗人郑谷，被写作“郑榖”，宋代诗人黄山谷，被写作“黄山榖”，这些都是比较低级的错误。从前有些老辈先生做古籍整理时，做法与当今不太一样，比如，注书之时，引书不标出具体卷次。那是由于当时体例未严，另当别论。今天注书，就得按照今天的规范，把具体的卷次标注出来。 中国书店出版社的《王阳明全集》，没有整理者的名字，却有一段“出版说明”，写得很有意思。“说明”讲到此书整理的几条体例，包括把原来的繁体竖排转成简体横排，改正原版中明显的错字，将异体字和古今写法不同的字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处理，改为国家标准规定的字形。比如，《王阳明全集》中凡是出现“服事”的地方，都被改成“服侍”，因为“服侍”是现代汉语的标准写法。强行让明代的王阳明遵从《现代汉语词典》的用字用词规范，以今例古，乱改古书，这种做法真是可笑。此外，《王阳明全集》用简体横排，全书无校注，但是，书中只要涉及年号，就一概括注公元年份，比如，第1页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隆庆壬申”后就加注“（1572）”，这也不合古籍整理的一般规范。
5.重复出版，浪费资源
近年来，重复出版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中，还存在于其他类古籍的整理出版中。全集与别集相重复，文集与全集相交叉，同一版本出了再出，如果不能后出转精，不能形成各自的特色，那就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王阳明和曾国藩是明清两代的大名人，二人全集出了不止一种。据我所知，王阳明全集至少有四种，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书局和中国书店出版社都出过，分别在2010年、2011年、2014年和2015年，有的是旧版重印，有的则是新编。原以为中国书店出版社后出转精，现在看来亦未必然。《曾国藩全集》也有多种，其中比较好的应该算是岳麓书社的《曾国藩全集》，中国书店与同心出版社所出，应该是差不多的，都是根据原来李翰章、李鸿章校勘本编刊的。中国书店版错别字以及标点断句失误，时或可见，不堪思适。现今编《曾国藩全集》，别的暂且不说，至少应该先把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曾国藩书信补进来，再去翻检历来出版的晚清书札集中的曾国藩书札。有个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曾国藩的书信很多，有的是由他的幕僚代拟，公函尤多，签了他的名字就发出去了。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武汉出版社也出过一册《曾国藩大全集》，名不副实，只选录曾国藩《冰鉴》和一小部分家书，竟然也号称“大全集”，太不可信。其实，从市场营销的角度，也大可不必贴“大全集”的标签，可以另外设计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书名。
五、思考
全集的整理出版不容易，不仅需要宽广的知识面，还需要专业素养和责任心。从事古籍整理，传承文化，奠基学术，虽然得不到大众欢呼，甚至无法获得所在单位工作绩效的肯定，但是，这项充满奉献精神的寂寞而又光荣的工作，值得我们投入精力，认真负责地完成。
第一，要有总体规划。在确定整理对象之后，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确定策略和体例，这样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事半功倍。不同作者的全集，可以突出不同的重点，采取不同的整理方法，不要一门心思求大贪多。
第二，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团队，齐心协办，分头负责，效率当然很高。如果是个人的项目，建议分期分批完成。
第三，整理全集，书前应该有一篇有分量的前言，详细介绍该作者、该全集的情况。此外，全集中的每一本书都要有一个介绍，包括此书成书过程、沿版本情况等。如果在旧有全集的基础上作整理，那就应该说清这次重新整理新在何处，意义何在。
第四，全集整理，辑佚与辨伪都很重要。通俗一点说，辑佚是做加法，辨伪是做减法，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前文说了甄辨，也就是辨伪，这里再重点讲讲辑佚。对全集来说，也许辑佚更为重要。明清尤其清代文献存世尚多，辑佚大有可为。或许乾嘉以前比较难些，道同以后就不一样，晚清名贤的手札、日记、手稿等，或藏于家族后入手里，或被公私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或出没于拍卖市场之上，用心辑佚，往往会有收获。我国台湾地区的陈鸿森先生对乾嘉学术情有独钟，致力于为乾嘉学人辑佚文、编年谱，多历年所，贡献突出。他辑过王鸣盛、钱大听、阮元等多家遗文，仅阮元遗文就辑存274篇，涉及记、碑、志、说、铭、序、跋、题辞、书、传等文体，蔚为壮观，为新编《阮元全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辑佚材料的重点来源，是书画文献（如书画题跋）、石刻文献（如碑志）、地方文献（如方志）、写本文献（如日记和稿抄本）、域外文献（如日本发现的曹学佺《石仓全集》），以及前此未曾刊布的文献（如家族收藏）等。例如，江苏常熟翁同龢家族的文献，其后人翁万戈先生手里颇多收藏，翁万戈先生现已将这些家族文献捐赠上海图书馆，其中一部分已整理出版。假设要编翁同龢全集的话，这些文献当然不能遗漏。
第五，培养学术眼光，挖掘新的选题。明清人全集还有许多值得整理出版而尚未摆上议事日程的，有必要加以整理出版。比如《阮元全集》。有些全集以往虽然经过整理，但比较粗浅，还可以进一步挖掘，进行精细整理。这都需要以学术的眼光审视，从学术史的视野去挖掘新题目。
第六，编制索引，方便读者使用。凡是资料性的文献，我都特别期待书后能编制索引，包括人名索引、书名索引乃至篇名索引等，这样使用起来就十分方便。迄今为止，凤凰出版社已经出了四辑《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非常有用。里面有很多日记、书札，记录了很多人事和人际往来，很有史料价值。如果这些都有索引，对清代尤其近代人物的研究会有极大的推动。我对全集索引，也有这样的期望。如果全集出版之后能够全部数字化，收入某个电子数据库中，可以检索使用，那就更好了。总之，我希望花钱费力整理出版的明清人全集，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学者，推动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笠泽丛书》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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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东坡全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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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幸.袁枚年谱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武秀成，李丹.一部伪中之伪的明代私家书日——董其昌.玄赏斋书目辨伪探[C]//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关键词]明清；全集；整理；出版；检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016-09
近些年，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我比较关注古籍整理与出版方面的各种成果。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古籍整理出版界的一个观察员。同时，受个人兴趣的影响，我关注的对象又比较集中在集部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明清人全集的整理与出版，就是我近期关注的重点之一。据我的观察，2000年以来，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明显成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中的一个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其内因与外因同样值得思考。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有经验值得总结，亦有弊病应该纠正。本文将明清人全集整理与出版作为一个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剖，目的是为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并期望有利于未来工作的开展。
本文拟从如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解题
从宏观角度看，明清人全集主要属于集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又跟集部文献不一样。学过传统目录学的人都知道，在传统四部文献分类法中，集部之下又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五种，其中并无“全集”一类。很显然，全集既与单收一人作品的别集不同，也与汇总多家作品的总集不同。今日所谓个人全集，例如，清代学者钱大听的全集，相当于钱大听的个人丛书，是钱氏存世各类作品的汇编，故编者定名为《嘉定钱大听全集》。此类个人丛书，若要溯源，或可举唐朝陆龟蒙《笠泽丛书》为例。《笠泽丛书》“为龟蒙自编，以其丛脞细碎，故名‘丛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后又有补遗一卷”。此书所录包括歌、诗、赋、颂、铭、记、传、序等，文体庞杂，“不类不次，混而载之”，故“得称为‘丛书’”[1]（p.1300）。从总体上说，这些基本上都属于诗文作品，故《四库全书总目》仍将《笠泽丛书》置于别集类。另一方面，《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存目又收有陆龟蒙《耒耜经》一卷，而此书“旧载《笠泽丛书》中”[2]（p.854），足证“丛脞细碎”的《笠澤丛书》，实有类似个人全集的一面。
“全集”作为书名出现，似乎是从宋代开始的。众所周知，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提供了极大的出版便利，中国的书籍从“写本时代”全面进入“刻本时代”。南宋时代的文献，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唐朝，还明显多于北宋。因此，宋代一些作家，特别是南宋的一些作家，往往不止有一种别集，将各种别集汇聚出版，就有了“全集”。例如，苏轼文集，宋代就有多种传本，如所谓“东坡七集”。这些文集或者“分集编订”，或者“分类合编”，而后者往往用“全集”或“大全集”之名，如麻沙书坊就有《大全集》本[3]（p.1326）。《四库全书》所收《东坡全集》之中，既有诗文各体，又有《易解》、奏议、内外制、《南省说书》及《东坡志林》等，涵盖经史子各部，确实具有“全集”的气象。又如《四部丛刊》中收有《后村先生大全集》，这个“后村先生”就是晚宋作家刘克庄。书名不但以“全集”名，而且以“大全集”标榜，显然是出于市场和传播的考虑。实际上，晚宋以降，刘克庄集不止一本，此一“大全集”多达196卷，篇幅最大，收录最全，足以覆盖他本，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总之，全集在宋代以后大量出现，与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和图书市场的拓展有关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书籍史进人刻本时代所产生的新现象。
由此可见，“全集”可以作为案例，彰显图书市场对于图书出版的影响，宋代如此，今日亦然。很多人都看到过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程千帆全集》，并向我反映，此书并未将先师程千帆先生生前作品囊括无遗。实际上，这套书最初策划的时候，书名是叫《程千帆文集》，那时，程千帆先生还在世，出版社也有意以此书祝贺程先生米寿。不幸的是，程千帆先生没有看到此书的出版。后来，出版社出于市场营销的考虑，就把书名从原来的《程千帆文集》改为《程千帆全集》。这个全集其实不全，书名中的“全集”，本来非程千帆先生的本意，而主要是出版社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书名有更好的市场效应。
21世纪以前，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其总量是相当有限的，相对而言，明代以前经典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略多一些。新世纪至今虽然只有18年，却已有数量可观的明清人全集被整理与出版。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人全集的文献资料较多，有比较大的收集和挖掘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十几年出版形势使然。以前，只有少数元以前经典作家的全集有希望整理出版，至于明清作家或者学者的全集，还基本上轮不到。现当代人物中，只有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人物，比如说伟大思想家、革命领袖才能出全集。我们看到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主席也只不过出过选集。而新时期以来，由于出版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物质条件日益改善，全集出版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不到60岁的作家，都已经有文集了，这种文集相当于阶段性的全集，只不过因为作者还健在，不宜称为全集。
必须承认，整理和出版古代作家作品，有必要采取全集的方式。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界的需要，也是文化出版业自身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整理出版全集与整理出版别集有什么不同？整理出版明清人全集，与整理出版其他时代人物全集有什么不同？明清人全集之整理出版，对明清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什么特别意义？本文将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作为古籍整理的一个案例，从以下诸方面展开评述和思考。 二、现状
总体上看，市场上有一些全集有名无实，号称全集，其实并不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全集无名有实，虽然不以全集标目，实际上收录相当齐全。这两者都在本文关注范围之内。
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之所以成为出版热点之一，与国家科研及出版基金的支持，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从项目构成角度，对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做简单分析。
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里面有文献丛刊，不少清代人物的全集被列人这个文献丛刊。比如，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整理的《吕留良全集》，就属于清史文献丛刊之中的一个项目。除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国家层面的多种科研基金，比如，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等，也非常重视文献整理，特别看重而且看好大型文献的整理出版，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就是其中重要一类。比如，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的重大项目中，就有明代作家王世贞全集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是上海交大的许建平教授。在各省社科基金项目中，也资助了不少当地明清人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与此同时，许多出版社也把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列为工作的重点。这既包括专业古籍出版社，也包括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特别是很多地方出版社，积极响应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需求，从各种渠道筹措资源，投入很大人力、物力，参与明清人文集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入很多资源和精力，整理出版了“明清人别集丛刊”。这套丛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项目，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值得注意。顾名思义，这套丛刊所收都是别集，但是，其中有些书目，例如《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宋濂全集》《汪琬全集》《侯方域全集》等，都以“全集”命名，可以说是“别集中的全集”，因为收录较全；也可以说是“全集中的别集”，因为其中所收基本上都是文学作品。至少，徐祯卿、汪琬和侯方域基本上是文人，集部以外的作品其实不多，而宋濂的情况略有不同。所以，“明清人别集丛刊”中的这些全集，与前文提到的《吕留良全集》《钱大听大集》等，是有本质不同的，至少吕留良、钱大听等人都有比较多的集部以外的作品。
这些年，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较以往更加重视文化出版事业，增加资金投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以及各省市出版基金，对于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都给予大力支持。致力于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大资金、大项目、大投入、大产出。如果这类项目做得好，质量有保障，比较适合申报大奖，获得可观的社会效益，甚至可能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这类项目与各地文化名人密切相关，作为大型地方文化出版项目，许多是由地方政府出面资助并组织实施的。比如，王英志的《袁枚全集新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作为“浙江文丛”的一种出版。所谓“新编”，是针对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袁枚全集》而言的。袁枚籍贯钱塘（今浙江杭州，但长期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袁枚全集》之时，不但将袁枚看作清代重要作家之一，而且将其看作江苏文化名人。“浙江文丛”是浙江省重点文化出版项目，将《袁枚全集新编》收录其中，显然是将袁枚作为浙江作家来看待。吕留良（浙江桐乡）、归有光（江苏苏州昆山）、顾炎武（江苏苏州昆山），以及陶澎（湖南安化）、陈夔龙（贵州）等人，其全集之整理出版，莫不得到家乡政府的支持。归有光和顾炎武的全集整理出版，都得到昆山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归有光曾在嘉定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当上海人民出版社举办《归有光全集》首发仪式时，不但苏州昆山市政府来人参加，上海嘉定区政府也派人参加，两地都把归有光看作自己的乡贤。陶澎是湖湘名人，201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陶澍全集》，2017年又修订重版。这些年来，岳麓书社致力于“湖湘文库”的整理与出版，这是对湖南文献的一次系统整理。《陶澎全集》作为湖湘文献整理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李立朴、徐君辉、李然编校的《陈夔龙全集》列为“贵州先贤全集丛刊”（贵州民族出版社），得到了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基金资助。总之，很多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被列为地方政府的文化项目，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重视本地文化资源的发掘，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项目的设立和实施。
还有一些明清人全集整理项目主要出自学者个人的设计。例如，《金圣叹全集》就是由已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整理编校的。陆林教授是一个非常勤奋、十分认真的文献学者，可惜英年早逝，令人痛心。他编定的《金圣叹全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明清人全集整理的范例。《金圣叹全集》是凤凰出版社2（08年出版的，其实此前已经出过一版《金圣叹全集》，2008年版是修订增补版。一般来说，明清人全集整理的工作量比较大，往往需要一个团队协作完成，而《金圣叹全集》却是陆林一个人完成的。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全集的编辑、点校与出版，实非容易。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的全集，亦即《榕村全书》，洋洋数百万言，也是由陈祖武先生一人点校，同样令人钦佩。
总的来说，规模较大的全集由一个人完成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这类工作需要一个团队。团隊工作有利有弊。有的团队组织严密，配合良好，工作效率高，质量也有保证。例如，有些团队是由同行友人组成，大家彼此兴趣相近，志同道合，也容易合作。团队组织形式怎样，工作效率如何，一要看团队负责人是否有担当，二要看团队成员能否齐心协力，三要看工作水平和工作态度。水平当然是有高下差别的，但有时候，工作态度更为重要。否则，团队负责人不负责，成员也不真正投入，任务层层转包，敷衍塞责，质量堪忧，进度也无从保证。
明清人全集的整理者，就其学术背景来分析，有的是文学背景，有的是史学出身，有的则是从事文献学或者地方文史研究，背景不同，水平也参差不齐。这里所谓水平，既指绝对水平，又指相对水平。所谓绝对水平，指的是一般情况下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准；所谓相对水平，则是指在某些特殊条件下、针对某些特殊对象特殊内容而体现出来的水平。例如，文学专业的人整理史学文本，未必能够得心应手，反之亦然。又如，如果文本涉及地方文献，那么，地方文史研究者往往得天独厚。所以，策划或者组织大型全集整理时，要根据所整理文本的内容，寻找合适的团队成员，以期事半功倍。 这些年来，除了明清文人的总集，明清学人和书画家总集的整理出版也很受重视。其实，明清时代，往往一人而兼具文人、学人或者艺术家等几种身份，很难截然分清。像李光地、王鸣盛、钱大听这些人，其主要身份应当说是学人，而像王世贞、董其昌、文征明等人，则兼有多种身份。不过，像董其昌和文征明这样人，其书画家的身份往往更受人重视。如何认定这些明清人的身份，与整理出版时采取什么样的着眼点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地方文史的角度，有不同的着眼点，就有不同的侧重点，也就有不同的整理方式和成果形态。
从整理方式来说，也许最简单的就是影印。说影印最简单，这本身很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影印其实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也有很多讲究，高下出入很大。遴选底本，补齐缺页，介绍基本情况，都需要下功夫。有些影印全集拿到书就付印，不做底本选择与比对，失于粗糙。有的影印全集，对底本情况和整理情况不置一词，没有一点说明，我称之为“光秃秃的影印”，失于粗疏。我碰到过这样一些全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交代谁是点校整理者，这倒不是雷锋式的“做好事不留名”，有的恐怕是不好意思署名，或者想逃避责任，怕读者来追究。影印一部书，尤其是影印古人的全集，最基本的要求是选对底本，对底本的来龙去脉做清楚梳理和简单描述，《吕留良全集》是影印出版的，做得比较好，可以作为影印全集的样本。
古籍整理形式多样，深浅层次也不同。影印、标点、校勘、注释，可以应有尽有，也可以循序渐进，由粗而细，因地制宜。全集整理也是这样。全集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作为重点，先做较为细致、较有深度的整理，其他部分可以暂缓，先影印出版。影印不易，标点亦不易，至于校勘注释，更费时费力。六朝唐代作家，留下来的作品数量有限，有可能完成全集校注或者编年校注。比如，陶敏先生就做过《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颇为精细，但是，宋代作家全集往往数量更大，就不易收功。比如，南宋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多达196卷，没有标点，密密麻麻八册，读起来比较费力。前些年，中华书局出了一套《刘克庄集笺校》。这实际上就是刘克庄全集的笺校，但笺校没有从头贯彻到尾，很多文章并未加注。刘克庄作品有一个特点，由于他写得太多，难免自相重复，一个典故这个地方用，那个地方也用，诗中用，文中也用，笺校者应该把这些问题指出来。但是，刘克庄集分量太大，这本笺校是做得很不彻底的。明清时代的大学者、大作家，作品数量往往可观，又涉及较广的学科领域，全集笺注就更不容易，可以先做校勘或者简注。
有些明清人全集，早在1990年代甚或1980年代就已经出版过，近年又再次整理出版。如《船山全书》，岳麓书社初版于1996年，进入新世纪以后，岳麓书社委托杨坚、夏剑钦二位先生细心审校，辑佚勘误，正讹补漏，质量较初版有明显提高。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年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确是一个小热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的《袁枚全集新编》，是在20年前江苏古籍出版社版《袁枚全集》基础上，重新整理编辑而成。关于两版的不同，王英志总结为如下三点：一是内容上有增删，原来江苏古籍版收录的，浙江古籍版不收了，江苏古籍版原来没有的，浙江古籍版现在增补了；二是旧版原来出于众手，王英志是主编，新版点校由王英志先生一人完成；三是旧版无校勘记，新版有了校勘记。新旧版的不同，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比如，有些文献资料当年还没被发现，限制了袁枚研究的文献视野和挖掘深度，新版才有可能增补这些新材料[4]。又如，近年来，关于袁枚诗文集文献学研究方面有一个发现，袁枚诗文集单刻本与晚年全集本大不一样。早年的袁枚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能活到80多岁，巍然成为一代文宗，享有很高的文坛地位。到了晚年，他编定《小仓山房全集》时，对自己的诗文做了一些改动，有的改动还相当大。袁枚早年的一些单刻本别集，比如，《双柳轩诗文集》，与后来《小仓山房全集》中所收诗文对校，頗有不同，甚至面目全非。依据《小仓山房全集》来编辑《袁枚全集》，不能不面对并且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8年，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就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展开探讨[5]。后来，他又指导博士研究生郑幸完成学位论文《袁枚年谱新编》，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研究[6]。这不但是文本异文或者版本异同问题，而且关涉到袁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是个绕不开而且饶有趣味的话题。《袁枚全集新编》删除了旧版一些内容，也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旧版《袁枚全集》收录袁枚随园弟子及其亲人的一些作品，新版全部剔除。另外，托名袁枚的《详注圈点诗学全书》和《怪异录》，前者依托《随园诗话》，后者依托袁枚《子不语》，现经考订确认为伪作，新版就不予收录。与此同时，新版新收三种刊刻本（或篇目有出入，或多异文）、袁枚集外诗文尺犊、两种袁枚手稿，其中一种是纪游册（日记），一种是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两卷，一直在袁氏家族后入手中深藏不露，最后还增附有关袁枚传记、年谱等参考资料[4]。由此可见，整理明清人尤其是清人文集固然有困难和挑战，也很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和突破，从某个图书馆或档案馆积满灰尘的书架上，从拍卖市场的某些拍品中，也许会有令人心动的发现。总之，尽管新旧两版只相隔20年左右，可是时移世异，重新整理校定就有了必要。这既是学术研究日益深化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出版升级的需要。
三、成绩
毫无疑问，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首先是涉及面广，从明代、清代到近代，从书画家、名人、学者到文学家，应有尽有。下面所开列的名单挂一漏万，无意求全，只是为了举例说明而已。
1.明代人全集
《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董其昌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归有光全集》，严佐之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凌檬初全集》，魏同贤、安平秋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
《冯梦龙全集》，魏同贤编，凤凰出版社，2007年 《李开先全集》，卜键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冯惟敏全集》，谢伯阳编，齐鲁书社，2007年
这里有思想家、艺术家，也有文学家。同是文学家，凌檬初、冯梦龙与归有光又有不同，除了是作家和编辑，他们还是出版家。
2.清代人全集
《顾炎武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黄宗羲全集》，吴光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船山全书》，岳麓书社，2011年
《傅山全集》，尹协理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龚鼎孳全集》，孙克强、裴喆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冒辟疆全集》，万久富、丁富生编校，凤凰出版社，2014年
《吕留良全集》，俞国林编，中华书局，20巧年
《榕村全书》，陈祖武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金圣叹全集》，陆林编，凤凰出版社，2008年
《嘉定钱大听全集》（增订本），陈文和编，凤凰出版社，2016年
《嘉定王鸣盛全集》，陈文和编，中华书局，2010年
《宝纶堂集》，陈传席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郑板桥全集》，卞孝萱、卞岐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
《包世臣全集》，李星、刘长桂校，黄山书社，2014年
《纳兰性德全集》，闵泽平编，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明清之际的几位大思想家、大学者，包括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出了全集，至于《傅山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原在1991年出过，2016年又出了一个新版，新版比老版有所充实，篇幅增扩不少。这一时期的作家比如侯方域、冒辟疆等，全集也被整理出版。在学者中，除了《榕村全集》《金圣叹全集》，我个人比较重视的是《钱大听全集》《王鸣盛全集》。钱大听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嘉定钱大听全集》出版后，我就买了一套认真拜读。后来又有了《王鸣盛全集》。这两个全集都是扬州大学陈文和先生主持的，当然参加者不止他一个人。在明清书画艺术家中，如郑板桥、陈洪绶以及包世臣等人，现在都有全集了。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书画研究领域，文献整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书画家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很受读者喜欢，他其实并没有太多作品，近年出现了一种《纳兰性德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标榜其全，显然是出于市场考虑。此本简体横排，其所设定的读者对象应是普通读者，所以，不仅汇集纳兰性德现存所有诗词作品，还加上注释和词作赏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注释和赏析当然是需要的。此书名为全集，实为别集。个人以为，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整理全集，似乎有些奇怪。要之，全集应该有全集的整理方式，与别集的整理有所不同，与选集的整理亦有不同。
3.近代人全集
《弘一大师（李叔同）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陈夔龙全集》，李立朴等编校，贵族民族出版社，2013-14年，
《皮锡瑞全集》，吴仰湘编，中华书局，2015年
《廖平全集》，舒大纲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巧年
《仪征刘申叔遗书》，万仕国编，广陵书社，2014年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14年
近代名人及文人、学人的全集，近年来也出了不少，其中与清史文献丛刊有关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的全集。也有一些与清史工程没有关系，比如，清代最后一任北洋大臣陈夔龙的全集，那是我的同学李立朴先生主持整理的。他效率很高，只花三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厚厚三大册，内容详尽丰富，在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至于近代名臣曾国藩的全集，已不止一次出版。
其次，明清人全集不但涉及面廣，而且内容丰富。诗文创作、经史论著、奏疏书札、金石书画题跋，多学科的丰富内容是对整理者学力的挑战。比如，最近出版的《莫友芝全集》（张剑、张燕婴整理，中华书局，2017年），多达12册。莫友芝学问广博，涉及面广。学文学的人可能觉得他是文学家，做文献的人觉得他是文献学家，精通版本学、目录学，做金石学的人觉得他是个金石学家，做经学的人，又觉得他是个经学家。这几个学科领域的内容，他的书里都有涉及，像《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文献学专业的人多半知道，而文学专业的人就未必了解。莫友芝的一些著作还涉及中国西南的地方历史，比如，《黔诗纪略》，这是很重要的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文献学或金石学的人未必关注这些。总之，整理出版像莫友芝这样学涉多方的人，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有益，因为只有全集才能完整呈现莫友芝学问的面貌，呈现其所涉各门学问之间的彼此联系，从而认识莫友芝学术思想的“全人”。从全局的角度，以全集的文献为基础，研究莫友芝学术的各个方面，而不囿于某一学科视角，那么，研究视野及其深度、广度肯定迥异于前。
在明清人全集整理方面，这些年取得的一个成绩是后来居上，精益求精。前文说到《袁枚全集新编》就是一个例子。《嘉定钱大听全集》也有增订本。就整理质量而言，后出者水平一般总比前出者有所提高，总有一些修订。我再举一个例子。近代学者刘师培只活了36岁，却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各类作品，几乎令人难人置信。早在1997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就出过一个《刘师培全集》，它根据的是1930年代刘师培刚去世不久编定的《刘申叔遗书》，没有花多少工夫，既不全，也不精。后来，广陵书社把刘师培全集重新整理出版，就比中央党校出版社的要好得多。再如，陆林先生整理的《金圣叹全集》。此书最早是1980年代整理出版的，有些遗漏，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1980年代能出这样一部书，应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时候编全集，有一些金圣叹的作品未收录，比如，像金圣叹编的《小题才子书》就没有收，也没有费力做金圣叹诗文辑佚，校点也做得不够精。 今人编辑出版明清人全集，哪些内容要收录，怎样收录，哪些不要收录，都是要考慮的问题。陆林重编《金圣叹全集》，比旧版增加的部分，主要是一些金圣叹批点的书和金圣叹编辑的书，比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一生致力于编书和批点，对他来说，批点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他的诗文创作。为金圣叹这样的人编定全集，不收录其批点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他一生的主要功业，他的主要文学贡献。所以，决定全集收什么，不收什么，需要结合作者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版《金圣叹全集》能够突出金圣叹文献的特点，突出他的特殊性，充实了内容，增加多个附录，是应该肯定的。
为明清人编纂全集，要为读者提供方便。知人论世，既读其书，就需要了解其人生平经历，全集中附录其人年谱或有关评论资料，是有必要的。这些年出版的很多明清人全集，基本上都有各种类型的附录，颇便读者。《全圣叹全集》末附《金圣叹年谱简编》《金圣叹著作序跋》《金圣叹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等，使全书兼具资料汇编性质。另一方面，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综合工程，以全集整理为基础和中心，可以作进一步开发。广陵书社发挥得天独厚的本地资源优势，配合当前社会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热切需求，在整理出版仪征刘师培全集的同时，选择刘师培著作中比较通俗、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书目，编辑出版了《刘师培国学讲论》六种（广陵书社，2013年），包括《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发微》《读书随笔》《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讲义》等。这是一套国学经典普及丛书，浅显易懂，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普及，但对于研究20世纪初的教科书编撰以及当时的国学教育，都很有意义。如何从全集编纂中挖掘内容，生发选题，广陵书社的这一个案给我们提供了启发。
从装帧水平和印制质量上来看，这些年的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开本更大，版本美观，行款疏朗，用纸精良，总之，与20世纪比较，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成绩很大，应该充分肯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更多展开了。
四、问题
关于存在的问题，我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1.贪多务得，甄辫不精
全集首先应该“全”，但是，“全”又是有前提的。一是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二是收录的必须是可信的作品。前文说过，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师程千帆先生的全集，其实是文集，并不全。程千帆先生早年的一些诗文，并没有收录进来，包括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一些诗作，发表在金陵大学附中和金陵大学的相关刊物上。我想，这些早年的作品，至少在程千帆先生本人看来，不是非常重要的。钱钟书先生把自己的诗集编定为《槐聚诗存》，自序中说这是他的诗集定本，如果将来有好事者从事辑佚补遗，他是不领情的。这些集外佚诗，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是应该删略的。后人为前人编辑全集，往往贪多求全，努力收辑这些遗文，补进全集，以提供更为完整的研究文献，从编者的角度来说，其良苦用心固然可以理解，但前提是这些作品必须是可信的，不会引起争议。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栾贵明编《姚广孝集》五册，实际上是姚氏全集，其中后四册收录的是《明太祖实录》。众所周知，《明太祖实录》前后三次修纂，姚广孝只是第三次修纂的监修官之一，而第三次修纂以前两次修纂本为基础，虽有局部改窜，但整体并非原创。换句话说，《明太祖实录》很难算作姚广孝的个人作品，监修此书，充其量只能算是其“职务行为”。如果《明太祖实录》可以编人《姚广孝集》，那么，《元史》就可以编入《宋镰全集》，《明史》也可以编人《张廷玉全集》。显然，这么做是不恰当的。
又如，董其昌名下有一部《玄赏斋书目》，其实此书全然出于伪托，并非董氏作品。这一点早有文献学者专门做过考证，已有定论[7]。目录学上经常看到“旧（本）题”某人之作，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搜神后记》，就作“旧本题晋陶潜撰”，这意味着存疑待考。今天编陶渊明全集的人，不会把《搜神后记》收进去。也许有人会提出，《玄赏斋书目》虽然不出董其昌之手，但毕竟以他的名字流传了很长时间，今天编辑董其昌全集，是否应该尊重这段历史，将其录人。考虑到此类特殊而又复杂的情形，我以为，如果出版经费或者条件允许，可以把全集分为正编（内编）与附编（外编），将确定无疑的作品收在正编，将存疑待考的作品收在外编，这样既有区隔，又有联系。总之，应该以审慎态度处置这些存疑待考的作品。
袁枚在乾隆诗坛上名气很大，托名袁枚的书也多，当时市场上一些评点著作，就托名袁枚评点以促销。江苏版《袁枚全集》中就收有一些托名袁枚的，适合置于外编。某一作家或名人编选的书，是否应编人其全集，应该根据具体要求对象而定。有些人是明清历史上的著名选家，以编书刻书评点书而著称，如前文提到的金圣叹、冯梦龙、凌檬初等人，又如清代江苏宜兴籍的著名评点家储欣。储欣个人作品并不多，只有《在陆草堂集》六卷，却有很多选本和评点，涉及《四书》《史记》和唐宋八大家等，流传很广，影响甚大。假如要编一部《储欣全集》，那么，这些选本和评点是可以包括在内的，否则，就不足以突出重点，彰显他的历史贡献了。又如曾国藩，学问和事功都很了不起。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分量不少，影响也大，但不便于初学，所以，他又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编了一部《经史百家简编》，只取其中最为重要的48篇。从篇目上说，《经史百家杂钞》完全覆盖了《经史百家简编》，但《经史百家简编》有曾国藩的逐篇批点，而《经史百家杂钞》没有。重编《曾国藩全集》，要不要收录《经史百家杂钞》呢？我认为应该收，因为这部书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影响太大，对研究曾国藩其人其学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要不要收录《经史百家简编》呢？可以收，也可以不收。《经史百家简编》的篇目虽然已被《经史百家杂钞》覆盖，但它毕竟是另一种书，同时也不占太多篇幅，以今天的物质条件，是可以收录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必重录（经史百家简编》，只要将《经史百家简编》的评点移到《经史百家杂钞》同一篇目之下，加注说明就行了。 辑录明清人全集，要使用书画之类的文献。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将抄写当作创作，張冠李戴，使前人诗文作品混入明清人全集中来。宋代诗人黄庭坚字写得好，喜欢抄写这些前人的诗，抄写之时只凭记忆，往往有些文句出入。明清文人也有类似情况。即使用电子数据库检索，有时也不一定查得出来。我在做《后村诗话》笺注时，发现《后村诗话》中提到的唐宋人诗句，也有与今传别集或全集版本不同，文句有异，有的在数据库中就不易查到。可见，依靠电子数据库进行辑佚，需要格外小心，否则有可能得出错误结论。2016年新版的《傅山全书》，比1991年版有很大充实，收录了许多新的东西。在新版辑佚所得中，有一篇骄体山水赋，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篇傅山赋作，弥足珍贵。其文云：
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傍沼星罗。檐下流烟，共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椿柏而葱蒨。时一褰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
新版《傅山全集》将其确定为傅山的失题赋。实际上，这并不是傅山创作的，而只是傅山抄写的。直到今天，抄写前人作品，由于纸幅不够，只摘抄一部分，或者省略作者名和篇名，仍旧司空见惯。傅山抄的是北齐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见于《北齐书·祖鸿勋传》，这原是一封书信，不是赋。因为纸幅不够，他就略去出处和作者名。熟悉魏晋南北朝文体的人能够看出，这是典型的南北朝时期的骄文，绝不可能是赋，因为赋要押韵，而这是无韵之文。所以，假设这是傅山的作品，拟定篇题时也要考虑其文体特质，而不能径定为赋。
由此可见，整理全集或者别集，辑佚是不可避免的。从各种各样的文献中辑到的诗文，有的是残篇断简，没有题目，需要为之代拟篇题。这样做的时候，要加注说明。对失题篇章代拟题目，当然有必要，但具体应该怎样操作，是古籍整理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拟题不是原题，不出于原作者之手，在必要的时候，整理者可以“越姐代厄”，但必须交代清楚；其次，拟题时应该注意辨体，不要出错。
2.底本选择，疏于比对
古籍整理都要讲究底本选择，全集整理也一样。顾炎武是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还是个文学家、音韵学家。诗文集之外，顾炎武还有一本书叫《诗律蒙告》，这是专门给人门初学者讲诗律学的书。此书的一部分内容，后来被顾炎武吸收到其名著《日知录》中。故《日知录》中的一些条目，与《诗律蒙告》的内容有交叉重叠。《顾炎武全集》在《亭林诗文集》之后，全文收录《诗律蒙告》，这不是本书最全的版本。南京图书馆里有一部《诗律蒙告》抄本，据我的博士生刘洋对校，南图抄本内容比《顾炎武全集》所收录者多。整理《顾炎武全集》，最好是选用南京图书馆抄本为底本，至少应该参校南图所藏抄本。同样，编辑《傅山全集》，也要参校《傅青主吴莲洋诗合钞》，因为此书多本集所无之诗[8]（p.298）。
3.断句失误，校勘失当
全集涉及面广，文献内容复杂，这是校点者不可回避的挑战。什么时候应该出校勘记，什么时候不必要出，什么地方可以对文献原文做一些改动，什么地方不能改，很多人搞不清楚。下面举几个例子，略作说明。
我一直认为，韵文的标点，要突出其用韵的位置。碑文和墓志文后面的铭文就是韵文，应该根据韵位来标点，通常来说，有韵脚的地方就应加句号。例如，归有光《季母陶硕人墓志铭》如下一段铭文，应该点成这样：“质之淑兮，又修能也。荣禄弗膺兮，年不待也。育子之悯兮，命奚在也？铭以藏之，永不坏也。”这几句中的“也”字是句尾虚字，韵脚落在其前面一个字；第二句的“能”字，读“耐”（nai）音。《楚辞·离骚》开头有这样几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能”读“耐”，才能谐韵。故朱熹《楚辞集注》于此处特别加注：“能，叶奴代反。”就是提示人们不要读错。
又如，曾国藩《适朱氏妹墓志》铭文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劂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这是曾国藩为其妹妹所撰墓志铭文。这篇铭文由两章组成，七言句句钾韵，属于柏梁体，应标点作：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厥从。
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屏朝官无寸补。
标点古书，需要熟悉古人的用词习惯。例如，《归有光全集》中有这样一句：“理宗之褒儒，先亦审诸此五君子，从祀之议一肇，使……”，实际上应点作：“理宗之褒儒先，亦审诸？此五君子从祀之议一肇，使……”。同书“伊川深服此章，称‘不置口””实际上应该点作“伊川深服此章，称不置口”。由于不熟悉“儒先”“称不置口”这两个词语，导致误点，故日校点不易，只能多读书，多查书，谨慎从事。
该出校记的时候不出校记，不该有校记的地方却莫名其妙地出现校记。《曾文正公全集》第15册收录《求缺斋读书录》。此书是曾国藩的读书笔记，涉及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曹植等人的诗歌。其中读曹植诗的部分，在曹植《蒲生行浮萍篇》下居然有“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作《浮萍篇蒲生行》”，而无任何校记说明。曾国藩不可能看到逯钦立的书，这明摆着是一场乌龙。估计是编者或编辑心血来潮，忽然想起用逯钦立的书来校对一下，发现逯钦立书中的诗题与曾国藩写的有所不同，就在书稿或校样上注了一句，然后就窜入正文，印了出来，便成为一个笑话。
4.体例失范，不够专业
古籍整理出版有一定的体例规范，这一方面早有许逸民先生的《古籍整理释例》，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不幸的是，有些人未受专业训练，还不认真学习，连最基本的繁简字转换都弄错。比如，唐代诗人郑谷，被写作“郑榖”，宋代诗人黄山谷，被写作“黄山榖”，这些都是比较低级的错误。从前有些老辈先生做古籍整理时，做法与当今不太一样，比如，注书之时，引书不标出具体卷次。那是由于当时体例未严，另当别论。今天注书，就得按照今天的规范，把具体的卷次标注出来。 中国书店出版社的《王阳明全集》，没有整理者的名字，却有一段“出版说明”，写得很有意思。“说明”讲到此书整理的几条体例，包括把原来的繁体竖排转成简体横排，改正原版中明显的错字，将异体字和古今写法不同的字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处理，改为国家标准规定的字形。比如，《王阳明全集》中凡是出现“服事”的地方，都被改成“服侍”，因为“服侍”是现代汉语的标准写法。强行让明代的王阳明遵从《现代汉语词典》的用字用词规范，以今例古，乱改古书，这种做法真是可笑。此外，《王阳明全集》用简体横排，全书无校注，但是，书中只要涉及年号，就一概括注公元年份，比如，第1页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隆庆壬申”后就加注“（1572）”，这也不合古籍整理的一般规范。
5.重复出版，浪费资源
近年来，重复出版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中，还存在于其他类古籍的整理出版中。全集与别集相重复，文集与全集相交叉，同一版本出了再出，如果不能后出转精，不能形成各自的特色，那就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王阳明和曾国藩是明清两代的大名人，二人全集出了不止一种。据我所知，王阳明全集至少有四种，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书局和中国书店出版社都出过，分别在2010年、2011年、2014年和2015年，有的是旧版重印，有的则是新编。原以为中国书店出版社后出转精，现在看来亦未必然。《曾国藩全集》也有多种，其中比较好的应该算是岳麓书社的《曾国藩全集》，中国书店与同心出版社所出，应该是差不多的，都是根据原来李翰章、李鸿章校勘本编刊的。中国书店版错别字以及标点断句失误，时或可见，不堪思适。现今编《曾国藩全集》，别的暂且不说，至少应该先把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曾国藩书信补进来，再去翻检历来出版的晚清书札集中的曾国藩书札。有个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曾国藩的书信很多，有的是由他的幕僚代拟，公函尤多，签了他的名字就发出去了。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武汉出版社也出过一册《曾国藩大全集》，名不副实，只选录曾国藩《冰鉴》和一小部分家书，竟然也号称“大全集”，太不可信。其实，从市场营销的角度，也大可不必贴“大全集”的标签，可以另外设计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书名。
五、思考
全集的整理出版不容易，不仅需要宽广的知识面，还需要专业素养和责任心。从事古籍整理，传承文化，奠基学术，虽然得不到大众欢呼，甚至无法获得所在单位工作绩效的肯定，但是，这项充满奉献精神的寂寞而又光荣的工作，值得我们投入精力，认真负责地完成。
第一，要有总体规划。在确定整理对象之后，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确定策略和体例，这样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事半功倍。不同作者的全集，可以突出不同的重点，采取不同的整理方法，不要一门心思求大贪多。
第二，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团队，齐心协办，分头负责，效率当然很高。如果是个人的项目，建议分期分批完成。
第三，整理全集，书前应该有一篇有分量的前言，详细介绍该作者、该全集的情况。此外，全集中的每一本书都要有一个介绍，包括此书成书过程、沿版本情况等。如果在旧有全集的基础上作整理，那就应该说清这次重新整理新在何处，意义何在。
第四，全集整理，辑佚与辨伪都很重要。通俗一点说，辑佚是做加法，辨伪是做减法，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前文说了甄辨，也就是辨伪，这里再重点讲讲辑佚。对全集来说，也许辑佚更为重要。明清尤其清代文献存世尚多，辑佚大有可为。或许乾嘉以前比较难些，道同以后就不一样，晚清名贤的手札、日记、手稿等，或藏于家族后入手里，或被公私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或出没于拍卖市场之上，用心辑佚，往往会有收获。我国台湾地区的陈鸿森先生对乾嘉学术情有独钟，致力于为乾嘉学人辑佚文、编年谱，多历年所，贡献突出。他辑过王鸣盛、钱大听、阮元等多家遗文，仅阮元遗文就辑存274篇，涉及记、碑、志、说、铭、序、跋、题辞、书、传等文体，蔚为壮观，为新编《阮元全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辑佚材料的重点来源，是书画文献（如书画题跋）、石刻文献（如碑志）、地方文献（如方志）、写本文献（如日记和稿抄本）、域外文献（如日本发现的曹学佺《石仓全集》），以及前此未曾刊布的文献（如家族收藏）等。例如，江苏常熟翁同龢家族的文献，其后人翁万戈先生手里颇多收藏，翁万戈先生现已将这些家族文献捐赠上海图书馆，其中一部分已整理出版。假设要编翁同龢全集的话，这些文献当然不能遗漏。
第五，培养学术眼光，挖掘新的选题。明清人全集还有许多值得整理出版而尚未摆上议事日程的，有必要加以整理出版。比如《阮元全集》。有些全集以往虽然经过整理，但比较粗浅，还可以进一步挖掘，进行精细整理。这都需要以学术的眼光审视，从学术史的视野去挖掘新题目。
第六，编制索引，方便读者使用。凡是资料性的文献，我都特别期待书后能编制索引，包括人名索引、书名索引乃至篇名索引等，这样使用起来就十分方便。迄今为止，凤凰出版社已经出了四辑《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非常有用。里面有很多日记、书札，记录了很多人事和人际往来，很有史料价值。如果这些都有索引，对清代尤其近代人物的研究会有极大的推动。我对全集索引，也有这样的期望。如果全集出版之后能够全部数字化，收入某个电子数据库中，可以检索使用，那就更好了。总之，我希望花钱费力整理出版的明清人全集，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学者，推动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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