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我认同关乎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社会实践，而旅游作为现代社会成员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其精神性内涵与之息息相关。藉于此，文章从微观视角出发，以认同过程理论为框架，在确定“藏漂”自我认同建构过程和阶段的基础上，分析了旅游在其中发挥的异质性作用和特征：危机期——动摇与消解，表现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建构期——支持与塑造，表现为条件性与结果性的统一;再构期——消蚀与唤醒，呈现出破坏性与维持性的统一。文章还认为“藏漂”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建构需求，旅游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兼有积极与消极作用。探析旅游精神维度与自我认同的联结机制，亦是强调旅游社会文化效应、洞悉旅游精神内涵、延伸旅游研究触角及理解相关社会行为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自我认同;旅游;“藏漂”;认同过程理论;拉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7-0031-1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7.010
　　 引言
　　 人类认识自我的追求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飞跃式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导致了现代性负面影响对社会的全面侵袭。现代性的非延续性、碎片化特征瓦解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将个体置于孤立与对抗的困境，自我的稳定性被蚕食，社会中充斥着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等“无根”和“失根”体验。为此，从个体视角出发，发现内隐于个体心中的危机，刻画个体克服危机的过程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此举也是在个体生命体验中联结物质与意义、平衡生存与生活、调和浪漫的个人理想与僵硬的社会现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Erikso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对传统哲学中认同的再概念化开启了长盛不衰的认同研究，为人类追溯自我另辟蹊径。迄今，认同的内涵不断延展，所涉领域已拓展至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这也促使社会认同、角色认同、自我同一性理论、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新概念和新理论的诞生甲。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作为认同研究的重要方面，能有效解释诸多关于自我问题），如探讨人格特质的本质问，诠释自我与他人互动过程中自我的生产，联结群体认同理论和角色认同理论等间。总之，自我认同已是探究人类外显行为和心理过程的重要概念。
　　 如今，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其影响力广泛存在于个人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习俗民风、文化特征等方面，甚至一些新事物的诞生都与其密切相关。如在拉萨独特的人文景观。
　　 “藏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旅游就扮演了关键角色。近代意义上的——“藏漂”，指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尽自己所能，将藏域文化以艺术形式呈现于公众视野中的青年画家和文学青年。进人21世纪，伴随交通改善及旅游业快速发展，这种人文景观的规模逐渐扩大，整体逐渐稳定，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并与旅游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不但表达着生动的逃离与解放色彩，对游客极具感召力，而且在当地的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旅游机构、摄影师、旅馆经营者、景观设计者、旅游达人等种种社会群体中都有“藏漂"的身影，他们用技术性、符号性、有组织性的论述以及各自社会角色的倾力投人共同将拉萨建构为理想的旅游地。
　　 作为当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旅游被意指为自我重塑和自我审视的经验来源，且这种意指与现实中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紧密相连。旅游人类学家认为旅游过程和宗教朝圣间存在密切的结构性关系，这致使现代旅游者被称作“世俗的朝圣者”，旅游继而被视作一种含蓄的、个人化的宗教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体验蕴含着反思过去、内省自身.重新出发的内涵，且对个体自我认同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可将旅游视作旅游者寻找自我，甚至建构新自我的一条有效路径。
　　 然而在个体认识自我的连续过程中，旅游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其强度如何、性质有何变化、呈现什么特征等问题仍有待探查，故呈现旅游在个体自我认同变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即介入影响，或能在微观层面识别旅游之于个体精神转换的效应，规避因简单化和主观化处理该问题引起的消极后果。由此，本文以“藏漂”为研究对象，以自我认同为切人点，结合认同过程理论（identityprocesstheory），尝试从微观视角厘清旅游在个体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和特征，用以丰富领域内相关知识，为解读类似城市人文景观形成机制中的旅游介入影响提供参考。
　　1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
　　 本文所指的“藏漂"是从西藏以外的地区迁移而来，在西藏暂居，并以追求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为主要目的的人。此定义包含三重内涵：首先，“藏漂”的入藏动机可以是多重的，但主要目的是追求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其次，其入藏动机具备自主性，而并非由于被动的指派.分配等;最后，“藏漂"的在藏生活须有暂时性，时间跨度可由数月至十几年不等，但最终会因事业、家庭、健康等原因迁出。除上述标准外，籍贯、民族、职业、年龄等其他因素都非判定的主要依据。
　　 拉萨是一座特色鲜明的现代历史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城市功能日益完备的同时，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十分成功，这造就了拉萨市现代与传统交相辉映的时代格局。对以追求简单生活方式和闲逸生活环境为主要目标的“藏漂"而言，拉萨为其提供了生存土壤，并成为他们理想的暂居地。此外，拉萨作为西藏地区的交通枢纽，是“藏漂"人藏后分散至各地的起点，也是他们在西藏各地奔走的大本营。因此和分布在其他地方的“藏漂”相比，拉萨的“藏漂"数量更多（或称之为“拉漂"），更为集中，更具代表性。
　　 1.2数据来源与方法
　　 研究者于2017年7-8月在拉萨进行了为期34天的田野调查，主要使用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进行一手资料的搜集。首先，研究者在青年旅馆客栈甜茶馆、大昭寺广场等“藏漂”相对集中的地方进行非参与观察，用以大致了解该群体的基本情况，形成文字记录。其次，研究者主动与资深“藏漂”建立联系，以其为纽带参与“藏漂”组织的活动，结识新“藏漂”，并积极与他们交流，用以观察其生产生活的整体状态和繁枝细节。为保证搜集资料的代表性及科学性，访谈对象的获得主要通过群体内部人员的相互介绍，同时兼顾受访对向的性别、年龄、在藏时长、工作状况等。最后，研究者共得到25份时长在30～120分钟的深度访谈記录（表1）。 　　 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进行文本资料的整理分析。轴心式编码是按照研究者头脑中的初步主题看待资料，强调发现和建立类别之间的联系，并寻找能聚合概念的类别和范畴;选择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围绕核心观点不断地对在开放编码中形成的主题进行再组织，对与主题相关的资料进行更深人的比较和对照。
　　 1.3理论分析框架
　　 认同过程理论由Breakwell于1986年在《应对认同危机》一书中提出，该理论认为认同的结构性成分包含生物机体和内容与价值维度两大板块（图1）。其中，生物机体贯穿于认同的核心;内容维度是认同的定义属性，它包括个体实际上认为的、和自己有关的、用于描述自己的特征，能展示个体唯一性的特征，以及能将个体与他人区分的心理特征;价值维度指内容维度的每个元素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价值或情感，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且这种价值或情感的赋予是社会价值观与个人价值准则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此外，两种维度间存在起协调作用的两个控制过程：一为同化-调试（assimilation-accommodation），该过程指认同结构中新信息的吸收，以及为了将新信息转变成为认同结构中稳定的组成部分而发生的调整行为;另一为评估（evaluation），指为认同的不同成分赋予意义和价值的过程。在此基础上，Breakwell提炼了控制过程发生的4个原则：连续性（continuity）、独特性（distinctiveness）、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及自尊（self-esteem），而对这些原则的违反会引发认同危机（identitycrisis）。
　　 该理论是检验认同发展过程的启发式工具，认为认同是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的产物，强调了个体的能动性，并着重考察认同和社会行为间的相关性，为解决21世纪紧迫的社会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解释性工具。
　　 2文献综述
　　 2.1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源于人类理解“自我”的动机。美国机能派心理学家James认为自我由主我（I）和客我（me）构成，主我是主动的自我、进行中的意识流;客我是作为思维对象的自我，包括一个人所持有的关于他自己的所有事物、知识与信念，即纯粹自我和经验自我。他还认为人类能将自身视作特殊的客体，并以此为基础来认识自我，这种能力能塑造人对世界的理解，形成个人特定的行为方式。Cooley认为，自我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想象可能导致的评价并感受他人的态度，个体随即以他人观点来认识自己，自我便成为个体能意识到的诸多他人对自身的评价的集合，他人成为了镜子，自我实为“镜中我”（thelookingglassself）。
　　 Mead认为主我（theI）是有机体对他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而客我（theme）是一个人采纳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他既强调个体自我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又强调社会以客我方式对个体的调节和制约，并通过个体意识把它们统一起来”。而Rogers认为自我由真实自我（actualself）和理想自我（idealself）组成，前者是一个人看待他自己的方式，后者是个体对外界现实和他所认为的所处境况的真实感知，也是个体经验某些方面的自然衍生物22，二者间的差异能触发自尊起作用，个体进而会以乐观主义指导行为，由此产生的成就感可以促使个体实施自我调试和社会适应。
　　 纵观上述理论可发现：首先，自我的主体性逐渐被重视，自我构成的动态和过程意味逐渐明显;其次，更加注重自我的联系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社会影响的强调;第三，更突出个体能动性与行为间的因果联系。
　　 191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提及了人类存在一种合并客体的本能（incorporationoftheobject），此为认同的原型。1921年，他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中提到：认同（identification）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作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人自己的自我。认同因而可以被理解为“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意向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
　　 至今，学者对认同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建构，为其总结一个简洁扼要并能捕捉其全部现代意义的概念是极度困难的，这是由于它既被当作研究对象，又被当作问题的解释变量，在没有清晰界定概念前提下的盲目使用，导致了其内涵的泛化和边界的模糊。暂置学科差异，以适用范围为标准，可主要将其归于个体和集体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在个体层面，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该自我由多种意义构成，且个体在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扮演的多种角色引致了这些意义的产生，其以根据符号互动论发展而来的认同理论最为著名;在集体层面，认同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以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为代表。
　　 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是“经由非常复杂地分化的，但却是被组织起来的”，这种理解为它的核心命题提供了基础，即作为社会的反应，自我应該被视作多维的、有组织的建构。社会认同理论寻求将个人的心理历程和广阔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心，认为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和某群体对自我的激活（接受与支持）能有效解释认同的构成，因为社会认同会激发个体对自身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把自我和群体联系起来，将自我作为群体的一部分;二是自我需要按照被群体认可的方式发生行为。
　　 自我认同源于“自我"与“认同”间天然的亲密关系，因为理解认同是现代社会条件下认识自我的核心，认同的起点就是自我的起点，而且“我是谁”这个问题蕴含着对认同的思考。Taylor和陶庆认为善（good）对于认同来说是本质性的，因为根本的善规定了认同，认同什么样的善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自我与认同经由善连通。故自我认同应同时包含“自我"与“认同”的内涵，其既要回答“我是谁，我的本质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与自我相关的问题，又必须体现认同的属性，即面对社会分类，个体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识别、选择、内化某种认识，并在特定的话语体系框架中实现身份的建构与更新。 　　 自我认同是克服个体与自己、与他人天然分裂的“本能反应”，是人类与生俱来且不能回避的问题，人们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惑，都是由此问题派生的。Erikson对“自我同一性”（egoidentity）的定义也印证了此观点，即“一种心理社会的安宁之感，表现为一种个人身体上的自在之感，一种自知何去何从之感，以及一种从他所信任的人中获得承认的内心承诺”，这也是自我认同严格的初次定义。此外，作为自我整合的手段，它是规避无方向感、被孤立感、无归属感及无意义感等自我认同危机的重要途径，换言之，自我认同还是确认自己角色，统一个体一系列个性，塑造个体差异性整体标识的过程。
　　 自我认同的内涵源自其在认识自我、解读认同以及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性。首先，它是人类认识自我的有效工具。它包含对意识形态、角色和价值观的承诺，如果自我认同缺位，就会导致自我同一性的弥散，致使个体没有能力认识“我是谁”，因而是探查自我本质与意义的核心要素。其次，它是联结认同两个研究分支的纽带。个体层面，认同研究强调做什么（what one does），而集体层面注重是什么（what one is）Bol，个体作为“做什么”的主体和“是什么”的解读对象，无疑是認同研究最基本的单位，认同研究进而可归结为个体“自我”的认同叮”。此外，它作为个体自我整合的手段，不仅能使个体保持心理健康，而且能根据某种意义单元（meaning fulunits）聚合若干社会行为，影响个体的社会实践。
　　 简言之，从个体内部来讲，自我认同是个体如何识别并定义自身，是对特定的、能代表自我的某些特征、特质、能力的自主选择;就外部而言，自我认同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并指导个体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它能使个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应赞同或反对什么，它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基本心理需求。
　　 2.2旅游与自我认同
　　 人们越来越相信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自己远离这个社会，即便只是暂时的远离它，旅游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常见途径。加之自我认同是个体在反思活动中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那么旅游作为现代个体不可或缺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促进自我认同发展的特殊素材。如Falk所言，我们通过主动选择和参与休闲活动确定我们是谁，以休闲为媒介研究认同因而是21世纪重要的话题。事实上，该议题已受到学者关注，因为其能为旅游者动机旅游实践活动、目的地选择、旅游政治等多个研究方向找到新途径。目前，此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利用自我认同相关理论解释旅游现象，另一类主要聚焦于不同旅游类型对不同主体自我认同的改造。
　　 前者中，Neumann对旅游景点的定义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旅游景点是“人们发现自己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或发现自己朝着自我实现和存在意义的方向前行，或发现自己正在努力去弥补当下生活中的体验空缺”。旅游消费也被视作旅游者自我意识提升的一种方式，因为旅游消费的主体是尝试发现自我意识的、被异化的个人，对本真性的追求让他们明晰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Desforges发现自我认同能有效解释旅游消费地缘偏好的概念，且空间想象和自我认同在理解旅游实践时十分重要。
　　 自我认同也被用于解释旅游者行为，如Hibbert以旅游的流动性特征探析旅游者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缺口，讨论了自我认同在旅游决策、过度花费和绿色行为方面的重要角色。Cowan在文化相似性的基础上检验了旅游者对旅游广告的评价，发现人们更愿意回应那些和自我认同一致的广告，且自我认同中的文化因素能有效减少消费者对旅游广告中距离因素的消极评价。Munt关注了以新第三世界国家为目的地的非大众旅游，他发现此类目的地被新中产阶级想象并当作宣扬个人成就、坚强性格适应能力以及物欲体验的地方，而这种现象在那些正在积累文化资本并维护中产阶级认同的年轻旅游者中最为明显。
　　 Davidson十分扼要地提炼了第二种方向中看似分散的研究脉络主线，即“个体如何将旅游经历吸纳至他们的自我认同中”。Cohen探索了生活方式型旅游者，发现他们的自我认同具有过程性和发展性特点，旅游能巩固和改变自我认同的内容，但也可能会导致认同危机。Ourahmoune聚焦暂时性（temporality）体验在认同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发现旅游过程中的文化资本积累会促进自我认同的转换，且重复地进入“新”地方会增加主体的能动性并改变主体行为。还有学者研究了特殊旅游形式对自我认同的建构，如通过志愿旅游的“道德消费"，可能实现自我认同（利他的、富有专业经验的）和社会认同（有道德的旅游者、世界公民）的转变。此外，共存于个体的多类认同与旅游发展间的关系受到关注，Nunkoo和Gursoy以毛里求斯海岛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区支持为焦点，发现居民的职业认同、环境认同、性别认同会直接影响社区支持，但并不总是影响支持态度。
　　 学者还探索了旅游对自我认同的消极影响。Smith明确地指出，鉴于旅游在目的地集体认同侵蚀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应被强烈地批判。作为这种思想的推进，旅游相关群体的自我认同被纳入研究范围。如Cone以墨西哥的两名女性陶工和编织工为对象，利用手工艺术品制作隐喻了旅游职业在他们建立全新自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Kohn还关注了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不断被重新协商（renegotiate）的认同，突出了认同概念化的转向，即从一个被旅游损坏的、静态的、根本的认识，转变至由主人和客人互动生产的、建构的结果。
　　 由上可知，在旅游研究领域，自我认同出现在从微观个体心理至宏观社会解释的各个尺度，且巳为知识生产和行业实践做出巨大贡献，但旅游在个体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及性质却欠缺更为细致的讨论。
　　 3“藏漂”自我认同建构的旅游介入机制
　　 本文认为James对自我的划分能完整描述自我的构成且具备静态特征，故将其用作自我认同内容维度整合的框架，具体为：身体自我，个体拥有的生物躯体;物质自我，个体的物质所有物;精神自我，个人的想法与感受;社会自我，个体重视的社会联系。文章历时性地将“藏漂”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危机期，人藏前自我认同危机存在的阶段;建构期，在西藏克服自我认同危机、实现其重构的阶段;再构期，克服在西藏出现的新危机的阶段。需注意的是，自我认同的变化是连续动态的过程，此种划分是以自我认同内容结构的变化为标准的.故其变化节点并不和人藏或离藏的时间节点保持一致。 　　 3.1危机期
　　 3.1.1多重自我的危机
　　 身体是理解他人存在不可或缺的前提，亦是理解自我存在的重要因素。逃离现代都市生活对身体的“损害”是他们“漂"至拉萨的重要动因。即使拉萨存在高海拔、低含氧量等不适宜内地人生活的自然条件，但较之城市中过快的节奏、高强度的压力、严重的雾霾、拥堵的交通以及繁杂的人群，他们更愿意生活在拉萨。
　　 “我在北京受不了堵车和雾霾，每天赶5小时的路，只在店里呆2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浪费了，雾霾很严重，甚至下高速都会错过路口。陪我侄女去看儿科的时候一排小朋友做雾化治疗，出来的水都是黑的，那个景象真是触目惊心。”（项先森）
　　 “在广州我非常怕上下班，挤地铁好几趟都上不去，还有那种专门把你往上推的人，再加，上赶公交，尤其是最后一班，更是没法说。除了缺点氧气，这儿多好啊，人少，安静，不用挤地铁公交。”（青姐）
　　 精神自我的负面感受也是刺激他们进人藏地，并在此停留的重要因素。其中，日常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和无价值感，以及对原本生活状态的质疑尤为明显。
　　 “以前在單位上班，特别压抑，每天的工作都一样的，甚至每年的都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事可做可不做，关乎不了人的生死，也关乎不了人的快乐和不快乐。”（央金）
　　 “在内地每天掐着点上班，下班，加班，忙忙碌碌的，感觉自己就没停过，但都没啥忆……每个人都像玻璃上的苍蝇，一直飞，但没出路。脑袋里经常想我为谁活着，有什么意义”。（Gaia）
　　 在内地，购买力成为自我价值评价的主要标准，对物质过度强调的大环境也是逼迫他们逃离的原因。不可否认，一部分“藏漂”是以提升物质自我需求为初衷的“经济漂"，然而大部分“藏漂"并非以物质财富为首要目的。故物质追求并非此群体“漂”在西藏的核心动机。
　　 “我刚开始就是想来赚钱的，因为内地做生意竞争太大，而且赚的少，这里压力小，相对赚的还多一些，就想赚点钱，然后去别的地方做点生意，或者生活。”（刘哥）
　　 “我家条件不错，工作也还行，就不想让他们管着。到拉萨前，我每个月挣的对我来说足够了。这儿挣的比原来少很多，但我觉得更好，更开心。”（叶仔）
　　 社会自我的不确定性，即人际关系中存在的信任危机也困扰着“藏漂”。他们认为自己真诚的情感需要被虚假的信任关系蒙蔽，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充斥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也存在于熟人圈子中。这让他们倍感孤独，却又无能为力。
　　 “在内地你如果对他微笑，他可能认为你是另有所图。大家都藏着掖着，情非得已地奉承或者迎合他人。”（阿布）
　　 “在内地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打理社会关系，真的身不由己。”（刘哥）
　　 “原来闲下来聚在一起就说买东西，车子、房子、包包，八卦谁有钱什么的，这样攀比，其实很没意思，虽然很讨厌这些话题，但也不能表现得很明显。”（豆姐）
　　 3.1.2自我认同危机溯源
　　 认同建构的控制原则被违反是自我认同危机出现的原因，下文将依此阐述“藏漂"自我认同危机的产生。调研发现，绝大部分“藏漂"是年轻人，并不丰富的人生阅历决定了其自我定位的模糊性。人藏前，他们或面临社会角色转变，或需要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和压力，自我连续性脆弱的时刻成为他们自我认同改变的重要节点。加之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都市生活塑造了焦虑的时代特征，生命体验异乎寻常的同质，个体的独特性被忽视，自我的发展方向变得模糊。
　　 快速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侵袭着个人的生活，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联系被异化，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被侵蚀，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也越来越碎片化，这种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力感困扰着他们。高速的生活节奏和各种对立而生的价值观让他们不知所措，自我成为了社会机器运转中可有可无的零件，自我价值被“淹没”在物质的洪流中，对于那些面对社会角色转变的人来说，则更为显著。如莎士比亚所说，“当前的危险远不如对未来的想象”，在此情况下，赋予生活积极的内容，实现自我真实存在的方式，并践行对生活的掌控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
　　 3.1.3旅游介入作用
　　 生活在焦虑世界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我们的目的是发现能够抵制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的方式。据调查，很多“藏漂”准备长期停留在西藏时，已有入藏旅游经历或较丰富的出游经验。旅游已成为他们体验自我存在于社会的新形式，旅游这种短暂的自由，能让人再次审视自己的状态。正如加缪之言，“旅行是一次精神考验……它帮助我们找回自己”。旅游作为人生体验的短暂形式，是自我认同修正或重塑的有效手段。因为自我成长的风险就是探索未知，踏上陌生的地方……进行新的学习。
　　 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入藏前的旅游经历让个体对原来的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对于曾经人藏者而言，他们亲身体验过期冀的“香格里拉”，人藏体验成为评价和反思惯常生活的参照。对于未人藏者，西藏是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其自然风景、宗教建筑、藏族风情，以及手工艺品歌曲、藏戏等艺术形式都独具特色，加之其经常被渲染为“一个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和能够通灵的世界"，在西藏旅行、暂住甚至定居成为他们的理想。
　　 他们借助旅游体验或旅游想象暂时地逃离现实中的“挣扎”与“困惑"，选择性地内化吸收旅游体验，为自我认同更新提供动力。旅游成为了原来自我认同瓦解的催化剂，旅游的介入作用因此表现为动摇与消解，并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的特征。其偶然性在于：其一，他们都选择将旅游作为自我发现的手段，而并非其他形式;其二，他们的动机极不统一，却又都将西藏作为旅游目的地，人藏体验成为他们共有的自我反观材料。其必然性为：人藏旅游体验中若干因素，如优美的自然环境缓慢的生活节奏、独特的社会文化、浓郁的宗教氛围等必然会激发个体不同程度的自我反思。 　　 3.2建构期
　　 3.2.1自我的新内容
　　 在拉萨旅游、暂住和生活需要克服缺氧、.干燥等环境问题，同时与大城市相比，拉萨的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然而这种对身体的考验会调整“藏漂"自我认同内容，或是积极的反思，或是平静的接受。
　　 “生活上和内地还是有差距，刚到拉萨其实挺，不适应的，但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色，差点忘了缺氧呢。也许你只有忍受了这样的缺氧、这样的不舒服，才能有资格去看这样的景色。”（小玉）
　　 “这里生活和在家完全不一样，物质生活很单调。但是现在我很满足。这种改变让我发现人的欲望不能太多，原来可能就是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央金）
　　 身体亦是“藏漂”建构自我的工具，他们通过身体来理解当地的文化，感受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而建构新的自我。身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理解他人和当地文化的载体。据观察，大部分“藏漂"还通过穿戴藏族服饰和工艺品强化自我的身份感。通过改变外在表现形式，身体成为了自我认同的外在展示媒介，新的身体自我得以逐渐构建。
　　 “我没有宗教信仰，可我能在3个月内磕11万个长头。你得做，只有身体力行到那个程度，才能切身理解他们的感觉。你的思想、认识什么的，就会油然而生，身体上没到那个程度，你感受不到，这个做的过程，就是在净化自己。"（小山东）
　　 精神自我的回归，即随心而为、不受约束的状态是“藏漂”的核心体验。拉萨慢节奏，安静平和的生活吸引着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了有别于大都市的独立空间。他们认为在此地能拥有理想的生活并完成精神自我的修复。受藏族传统文化和其他“藏漂"的影响，精神自我重塑的动机和行为被强化，并主要通过践行利他和利社会行为表达，这成为他们精神自我重构的主要方式之一。
　　 “拉萨生活节奏很慢，这里生活简单一些，我不需要刻意地束缚自己，相对来说，我能活得自由自在一些。”（广东哥）
　　 “到这边来是一种休整，让自己静下来，就是想来清清心，大部分‘藏漂’都是这样的，他们到这里就是要改变自己，在这里也容易受到周边人和事的影响。”（板凳叔）
　　 “花钱的方式其实比挣钱要重要很多，内地不管你挣多少，花钱的方式都一样。我现在的工资基本上全部都布施了，去看看和帮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这钱花得值，内心很满足。”（小山东）
　　 “内地任何一个城市，你都感受不到拉萨这种互相帮助的社会氛围，我只是比较喜欢帮助别人，现在定期做一些公益，像是助学、扶贫什么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快乐一点。”（仙姑）
　　 在地体验可能削减、甚至改变“藏漂”的物质性动机，即物质自我会逐渐呈现非中心性的趋势。对于大部分“藏漂”而言，他们物质自我的需求是维持基本生活开支，故通常以贩卖工艺品、酒吧驻唱、客栈服务等能自由支配时间、具有兼职性质的工作谋生，甚至无业。此类“藏漂”更加生动地体现了物质自我在“藏漂"自我认同内容中的非中心性。
　　 “一开始就是为了赚钱开客栈的，感觉说什么情怀的人，都是假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钱无所谓，在这里和真心的朋友一起生活才是最大的收获。”（青姐）
　　 “摆摊就是为了糊口，靠这个发不了财，到这里也没冲着发财来，生意好點了就去拉萨周边转转，不行就去喝杯甜茶。”（月亮）
　　 “我的工作是很自由的，有了就做，今天不想做我就不做，不在乎能不能赚到钱。"（少爷）
　　 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锁定自己身份的链条，也是表现自己本质的场所。“藏漂"在拉萨的新型社会关系更新了其社会自我的内容，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建立的人际关系是他们社会自我建构的核心。对社交对象和社交方式的自主支配以及“藏漂"社交圈的易进人性推动了他们社会自我的转变。整体而言，他们认为在拉萨能找到包容的、纯粹的.真诚的人际关系，简单的社交网使他们更容易找到归属感意义感和幸福感。但这种仅凭主观判断和短暂接触就建立的信任机制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导致部分“藏漂”蒙受经济和精神损失。
　　 “因为你不涉及利益问题，就不会有勾心斗角的事情，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共同的环境下，更容易找到相似的价值观。”（佳佳）
　　 “我看你舒服，我就和你交朋友，我看你不爽，我就远离你，因为我不为你活，也不对你有所求，不需要刻意地去奉承或者迎合他人。”（阿布）
　　 “这边很有人情味，大城市可没有什么人情味。”（司机）
　　 “我感觉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都有，各种‘奇葩’在这里都不是很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这里的人。”（费哥）
　　 3.2.2自我认同建构过程
　　 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群体资格密切相关，成为群体成员最主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认识自己方式的改变。“藏漂”拥有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分歧不甚明显的价值观，以及共同创造和维持的话语体系，该群体的存在是降低新成员内心陌生感的根本原因。他们特殊的文化身份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能帮助个体渡过认同转换期，保证自我的连续性。赋予新成员的群际归属感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意识，改造自我认同的内容，且和其他制度化的社会群体相比，该群体更具包容性，其“去个体化”水平较低。换言之，在遵守连续性和特殊性原则的前提下，个体的自我认同得以更新。
　　 在藏体验大幅提升了“藏漂”的自我效能感，强化了自我对生活的掌控感，他们选择喜欢的生活，不断自主地学习“藏漂”的实践方式与话语模式等，都体现了自尊原则。一方面，绝大部分“藏漂"能按自己的偏好安排工作和生活，制度化的时间支配，金钱至上的工作逻辑，以及个人的无意义感被瓦解;另一方面，物质财富占有的多寡、学历的高低等被强加的价值判定标准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旅游经历的丰富程度、在藏时长、行为的利他和利社会程度等新标准。由此可见，他们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表现出积极的自我价值感受。 　　 一个人可以用差异性来激发一种独特的自我认同。“藏漂"身处“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具有部分“类中介”人群的特质，该特质重新分立了我者与他者，塑造了自身的特殊性，为新成员自我认同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在自我连续性、独特性、自我效能和自尊原则指导下的价值内化和自我发现过程就是“藏漂”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其外显为个体的“藏漂化”，以及“藏漂化”过程中的“个性化”。
　　 3.2.3旅游介入作用
　　 宏观层面，旅游主要通过维持“藏漂"群体存在的形式影响个体自我认同的建构。首先，旅游的良性发展很好地保持了拉萨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这很可能对“藏漂”的自我认同产生影响，如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会影响其看待自我和事物的态度，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会让其反思原本的生活方式等。其次，旅游是该群体存在的重要条件。大部分“藏漂"新成员源于游客群体，并被旅游营销活动不断吸引;旅游也为他们提供了生计来源，他们的职业几乎全部与旅游相关。故旅游的宏观发展状况会影响“藏漂"数量的多寡，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否继续是“藏漂”。换言之，他们因旅游而来，依旅游而活。
　　 微观层面，旅游是“藏漂"自我认同塑造的途径。首先，源源不断的游客作为自我反观的“镜面”，时刻提醒着他们当初寻找自我的经历，巩固着当下的自我认同;其次，作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和生活内容，他们通过旅游活动来维持和巩固当初寻找到的“自我”;第三，他们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线路，更远的目的地，力图激发牺牲、转变、富足、交融回归等精神体验，实现深刻的自我反思，找到新的自我。旅游因而持续塑造“藏漂"新的自我认同，并且在力度上表现得更加直接有效。
　　 由上可见，旅游介入自我认同建构的主要作用为支持与塑造。宏观层面，旅游发展保护了“藏漂”理想的生活环境，维持了“藏漂"群体存在的人口基数，并为他们提供了多种谋生方式;微观层面，旅游是“藏漂"自我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其特征表现为条件性与结果性的统一。条件性是指宏观旅游发展催生、维持、制约着“藏漂"群体的存在与发展，为“藏漂”个体自我认同的建构提供前提;结果性指的是，“藏漂"自我认同的部分转变是由参与旅游活动实现的，是旅游介入自我认同建构的后果。
　　 3.3再构期
　　 3.3.1自我内容的再次更新
　　 生物机体是认同建构的基础。在高原长期生活对身体的潜在损害成为他们身体自我内容更新的主因。但仍有部分“藏漂”选择长期停留在这里，其因在于：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较之环境对身体的负面影响，他们更注重爱情、友情、归属感、生活方式、社会氛围等在地感受和情感归属。
　　 “待这儿肯定对身体不好，一年到头嘴都是紫的，不过时间短的话没啥大影响，但是如果以后要小孩的话，我肯定会回去的。”（妞妞）
　　 “我喜欢这里，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在这里有孩子了，已经不一样了，这里已经是我新的家了。”（仙姑）
　　 “我觉得这里很好，很有归属感，在这里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心里很坦然，已经买房子了，暂时还没有走的想法，就是选择在这里生活。”（佳佳）
　　 方向感存在与否是“藏漂"精神自我再构的核心。一方面，伴随在藏时间的增长，生活节奏、景观、社会氛围等原本有着极大吸引力的事物归于常态“漂泊感”成為新的精神困境。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寄托，甚至反思这种与原来生活迥然不同的、“非真实”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拉萨快速的商业化加剧了这种感受，“藏漂”认为拉萨的原真性正被商业化蚕食，拉萨已不是原本安静、淳朴简单的地方，已不能安然放置理想的自我。总之，在地体验与期望之间的落差导致的无力感与失落感让他们重新思考自我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建筑、人、景色什么的都觉得很稀奇，但是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除.了宗教氛围浓烈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妞妞）
　　 “当初来这里，就是为了自由地生活，也自由了一阵，但是时间稍微一长就发现没想象的那么容易，还得为很多东西发愁，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悦哥）
　　 “我觉得拉萨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变得商业化越来越严重，要什么有什么，特别像刚开始商业化的丽江、大理那些地方，就算对身体没啥伤害，难道会有更多的人留在这个地方？"（板凳叔）
　　 虽然物质自我并非他们自我建构的中心，但在藏过于容易的谋生体验会使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担心失去竞争力，剧增的行业竞争又强化了这种消极感受。对“藏漂"而言，物质自我中心性被边缘化的消极后果逐渐显现，实现物质自我重构的动机慢慢变得强烈。他们逐步地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虽然我不是来赚钱的，可起码得有基本保障吧，但现在真的和原来没法比，旅游旺季赚的钱还不够出去玩一次的，还不如回去赚钱，然后再出去玩呢。”（小黑）
　　 “无所事事的时间长了，就会无聊，心里总感觉缺点什么，日子久了，很怕自己就是温水里的青蛙，回去内地就没法生存了。”（二狗）
　　 “现在这个（开客栈）不好做，大环境不好，租金成倍地涨，游客又少，肯定挣不到钱啊，但是没办法，合同都签了，先做到合同到期，到时候再说呗。”（老板娘）
　　 社会自我中，在地社交关系的负面体验以及原来生活中无法逃离的牵绊困扰着他们。“藏漂”的快速流动性导致个体无法维持稳定的社交关系，而这种短暂的.不稳定的人际交往会滋生自我的不安全感。此外，根植于原有社会角色的责任始终是“藏漂"社会自我的重要内容，当在地消极体验被放大时，新旧自我认同间的矛盾逐渐显化，重拾原有的，或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便成为“藏漂”行为改变的动因。
　　 “大家都在掩饰自己，带着面具生活。就算你回去了，也不会有一两个人记着你，你不会把别人放在心里，也没有人把你放在心里。”（Coco）
　　 “每年这里都会有新的人，每年都会有新的血液进来，每年同样也会有一些人被淘汰，怎么说，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可能到了明年，你今年认识的朋友，全都不在这里了。”（阿布） 　　 “原来的朋友基本都回去内地过“正常’生活了，计划再待一年，因为一些责任是无法逃避的，比如父母身体不好了，年纪大了，就必须回家。”（板凳叔）
　　 3.3.2自我认同再构过程
　　 新危机的出现引发了“藏漂"自我认同的再构。漂泊者之所以漂泊，在于他把家乡既作为人生起点，又作为人生终点，以家乡为中心画了个圈，把自己圈禁在内。“藏漂”游离在西藏与家乡之间，在西藏，他们并非当地乡土文化的“局内人”，而是非主流的边缘群体;在家乡，他们则是主流文化的继承者与创造者，两种身份间的对比和切换使得连续性原则受到挑战。另外，虽然“藏漂”身份能在群体层面强化自我的独特性，但对个人心理层面的建设性指导却很有限。其因在于该群体的结构是松散的，成员的自我认同建构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当习得具体的生产生活知识后，如何在精神层面凸显个体的独特性很容易遭遇瓶颈。
　　 对大部分“藏漂”而言，旅游引起的快速商业化破坏了其生存状态，他们不得不在工作中投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自我对生活的掌控程度下降，这违背了他们“漂”至拉萨的初衷，即自我效能原则受到挑战。虽然存在很多消极情感，但整体而言，“藏漂”认为在藏期间的自我价值感受是积极的。他们以“藏熬”“拉漂”“在内地混不下去”等方式调侃自己，但其本质为正向自我价值的揭露和新自我认同的呈现，故自尊原则并未受到威胁。因此，“藏漂”以在地体验为材料，以自我价值观为导向，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不断调试自身的情感和行为，用以克服新的自我认同危机，此过程即为自我认同的再构。
　　3.3.3旅游介入作用
　　 旅游介入“藏漂"自我认同的再构时，主要起消蚀与唤醒作用。消蚀表现为：首先，旅游商业化压缩了“藏漂”的生存空间，资本的涌人致使旅游相关行业内部的竞争性急速上升，“藏漂”式的生活被物质基础束缚，进而滋生了强烈的紧张感，引发了新的自我认同危机。其次，旅游商业化致使城市管理愈发规范，诸如摆地摊、街头卖唱等“藏漂”式的谋生方式失去了大部分生存空间，他们的生活逐渐失去了随遇而安、浪漫、漂泊的特质。即使城市管理者为“藏漂"预留了若干区域，他们也认为这些空间已经丧失了浪漫主义色彩。
　　 唤醒表现为：首先，旅游引导“藏漂”认识到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旅游成为了凸显自我认同重要性的刺激物和手段。他们利用旅游经历进行自我反思，并表示未来将继续通过旅游发现自我，换言之，旅游显化了自我认同于个体的意义。其次，旅游能唤醒自我认同中的内容。“藏漂'经历已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受访者也表示即使离开，也会以旅游的方式回来。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借助旅游追忆自我认同的改变，旅游成为了寻觅生命实体与生存空间之间和谐关系的手段。
　　 此时，旅游介入作用的特征表现为破坏性与维持性的统一。破坏性表现为旅游商业化压缩了“藏漂"的生存空间，破坏了其浪漫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新的自我认同危机;维持性是指，旅游能持续地使“藏漂"认识到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并具有保持或重新显化某种自我认同的功能。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以认同过程理论为理论框架，历时性梳理了“藏漂"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图2），剥离了旅游的具体作用和特征（图3）。
　　 本文还认为，首先，克服自我认同危机是现代“藏漂”形成的根本原因。逃离都市生活只是“藏漂"产生的表象，其根源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在多种领域中寻求自我意义的过程和结果，即自我认同的需要。获得“藏漂"文化身份的动机是重新确定自我在社会中的角色，其本质就是重建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自我認同建构的另一种形式。
　　 其次，旅游是干预“藏漂”自我认同建构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旅游不仅仅是区域和国家经济现代化与多元化的催化剂，还是社会与文化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人文景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身影。以“藏漂”为例，其影响力渗透在“藏漂"自我认同形成、变化的各个阶段;其作用存在于微观至宏观的不同尺度;其效用充斥在个体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强调旅游的重要性并非等同于将其视作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影响“藏漂"自我认同建构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旅游是且仅是其中一环。
　　 第三，“藏漂”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旅游介入作用的性质是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宏观层面，旅游为“藏漂”塑造了理想的生存环境，并维系了该群体的生存;但是因旅游而产生的商业化进程又在不断压缩该群体的生存空间，破坏了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个体层面，旅游是自我认同内容更新、价值评估、情感转换的契机和途径，因为旅游体验从深层意义上就是一种认识自我的行为，其最重要的就是获得陌生感、新奇感、漂泊感和自我观照感！同时，旅游也会使“藏漂"陷入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让他们认识自我与理解世界的立场变得简单，视界变得狭窄，从而造就逃避、极端、自我中心等消极心态。
　　 4.2讨论
　　 “藏漂"体现的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精神束缚之间的二元矛盾，他们是社会问题与旅游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是高速现代化催生的亚文化群体。虽然他们拥有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但实际上处于非主流的、从属的社会地位，他们以文化的、“仪式性的”“象征性的"形式抵抗和回应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他们还展示了一种新的融人社会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ed）形式，既弱化了旅游的经济属性，又呈现了旅游社会文化属性的塑造作用。此外，他们还是一种介于东道主和游客间的特殊群体，该社会角色突破了传统旅游研究对象的“主一客”划分，聚焦到了新的人群，重新定义了旅游研究中我者与他者的范围，延伸了旅游研究触角，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旅游的社会性影响。
　　 类比旅游体验与“藏漂”经历，二者间既有共通性，亦有相异性。旅游体验中，游客的感动、震撼、满足源于惯常生活中缺失的原真的、精神上的东西，这些也是“藏漂”人藏的主因;同时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之外，二者都提供了一种时空移动的隐喻，进而在形而上的语境里更近于是一种感觉、感性与感悟，其获得的，其实是对陌生世界的感知过程，就生命体验意义而论，两者是同质的。此外，他们还在精神体验维度都存在类似“分离（separation）-共睦态（commumitas）-再融人（reintegration）”的阶段性特征”，“藏漂”经历故可被视作一段具有旅游特征的、探索人生未知性的旅程。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探查旅游介入“藏漂”自我认同建构的作用，就能够更细致深刻地理解旅游在个体思想转变以及相关人文景观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如Nash将旅游者“精神中心”的位置视作行为发生的根本动机一样，本文实质上是在探讨旅游活动对主体精神的影响。故在一定程度上，本文是揭示旅游者“精神中心”变换原因的尝试，也是对旅游这种“世俗朝圣”的实际功能和象征意义的解读。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尝试，理解“藏漂”群体的特殊性，在微观层面从功能视角对旅游效用进行考察，并探索个体借助旅游实现自我精神修复的机制。
　　 囿于若干因素，本文还存在以下缺陷：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缺少对观点的量化佐证;研究对象上，没有将以宗教朝觐为目的的藏族“藏漂”囊括在内，因此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论适用性上，本文以“藏漂"为单一研究对象，没有与其他类型的群体进行对比研究。因此，选取多类人群，在适宜样本量的基础上采用量化方法对结论进行佐证是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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