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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日本人拼命工作赚钱，等到“三种神器”都搬进了家门，才开始有了富裕感，真正尝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
据学生时代的同窗回忆，“池田勇人并不怎么苦学，但考试时押题的预感却无人匹敌。”若干年后，擅长押题的池田勇人成为日本首相，当时的日本已经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朝鲜战争带来的红利也已经耗尽。日本虽出口产品丰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品牌，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贫富差距拉大，许多人认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日子到头了。
池田勇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主持制定了“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要在十年内，让日本国民收入翻番。
这一次，他又押对了题。
精通经济，但经常口出“雷人”之语
池田勇人是二战之后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位首相，他曾预言世界会进入日美欧三极时代，在他的任期内，东京举办了奥运会，完全走出了“战后时代”的阴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取得这些成就，同他长期任职于大藏省，主管经济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
1925年大学刚毕业，池田就进入大藏省。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大藏省就是日本中央财政机构，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但池田的仕途并不平坦，仅仅4年后，他就因先天疾病退职长期养病。
那之后，是彷徨于生死间的5年。期间，他还经历了与结发妻子的死别，对社会中弱者的地位有了更深的了解。1934年12月，再度被大藏省录用的池田已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改过去事不关己的散漫作风，开始以勇于行事、雷厉风行而著称。
短短6年后，他就升任大藏省主税局国税科长，1947年升到官僚体系的最高职位——大藏省次官，相当于财政部业务副部长。两年后，池田弃官从政，得到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青睐，初次参加选举就被委以大藏大臣的重任，全权负责经济。之后，又曾兼任通产大臣、经济审议厅长官等职，直接参与了美军占领期和经济复兴期的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
因其长期在大藏省任职，池田周围形成了以经济官僚为主的议员派别，他还搜罗了一群大藏省出身的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其成员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后来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日本首相。
但或许正因为出身官僚、精通政策，却参不破政界和媒体的游戏规则，日本社会对其派别的评价是“强于政策、弱于政局”，甚至被戏称为“公卿集团”，意思说这一集团强于运筹帷幄，却不善随机应变。池田本人尤为重视经济规律，习惯有话直说，在其担任大藏大臣和通产大臣时，曾多次在国会辩论中受人诱使而口不择言，被媒体放大后酿成政治风波，甚至还曾被逼辞职谢罪。
1950年3月1日，时任大藏兼通产大臣的池田勇人就上了记者的当。在回答关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问题的时候，他说：“信用低、无法获得贷款的责任在经营者，不在政府，企业因此破产也无可奈何。”他没有识破这个陷阱，反倒在次日议会上越陷越深，再次被问及此事时，他又对记者说：“有5个人、10个人因破产自杀了，从国民总数来看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是企业整顿期，并不是改变政府财政状况的时期。”
单纯从经济运行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没有太大问题，但这段答辩被报纸缩略为“中小企业主有5个、10个破产自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报道，引发了反对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提案。
当年的12月7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时，池田指出经济管制下的配给制不合理，应按价格规律办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按照同样的比例配给米和麦，这是完全的管制。我的愿望是，收入少的多吃麦、收入多的多吃米，按经济规律办事才好。”当时在野党提出，日本已发生通货膨胀，应该采取紧缩措施。但池田认为，批发物价并未上升，不能说发生了通货膨胀，米价虽涨了，但麦价没有涨，穷人往米饭里多加麦子也能维持生活。结果这一发言被媒体演绎成“穷人只配吃麦饭”的报道，作为对低收入者歧视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批判。
1952年11月27日，池田又一次惹了众怒。他回答中小企业问题时说：“违反经济原则、从事不法投机的人就是破产了也没办法。中小企业经营者破产，想不开自杀了也是理所当然。”随后在野党以此为由提出不信任案，池田因此不得不辞职。
半个世纪之后，日本人在评价历届首相时，池田勇人以尊重经济规律著称，可见以上这些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发言，不过是被政坛和媒体故意曲解的结果。
日本版“伟大复兴”的争论
当时参与制定收入倍增计划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他是全日本最早运用增长模型规划经济的学者。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他第一个提出日本将进入“零增长”时代，在泡沫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他又预言：“没有经济实体支撑的金钱游戏终将破灭”，建议“日本经济应在缩小规模基础上实现再平衡”。但在经济政策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下村的警告长期被忽视，其学说也长期被人们所遗忘。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评价其学说和警示。
这样一位看似“悲观主义”的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是最乐观的人。战后，日本通过单独媾和回归西方阵营，国际贸易环境和战前相比有了根本性改善。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时候，对未来经济预期也出现了重大分歧。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战后复兴的完成，日本经济将进入中速或低速发展期。1956年的财政白皮书宣告“已不再是战后”，其中隐含的意思是，高增长是复兴，而不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恢复战前水平后，不会再有高增长。但以下村治为代表的高速增长论派则认为，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勃兴期”，国民创造力的解放会引发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在其后的10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翻番，甚至翻三倍。他对池田建议说，应该制定增长率在10%以上的经济计划。
两者间先后爆发了“库存论战”和“增长论战”。主流派经济学家在1958年的经济白皮书中预测，过度的设备投资将引发设备过剩，而生产过剩会导致中期经济停滞。他们主张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经济过热。但下村认为，日本经济症结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认为多领域技术革新将带动民间设备投资，带动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 1959年，池田在新经济计划中提出了“月薪两倍论”的说法。但下村认为“增长率6.5%”的提法太保守。这次的论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官方的主流看法是此后增长率将比5%稍高，学者们的结论是：“5%虽然太低，但下村所说的10%实在过高，按10年收入倍增目标，就变成了年增长率7.2%。”
正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之时，池田当选了日本首相。竞选时，他已经夸下海口，承诺经济增长目标为每年9%。之后，经济企划厅不得不与池田的智囊进行协调，最终由池田裁决说：“就说最初3年是9%吧，”维护了经企厅和经济审议会的面子。
下村曾亲自深入黑市调查，发现了日本国民对于物质生活的巨大期待。加入西方阵营后，日本国内正兴起投资热潮，结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他得出了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勃兴时期”的结论。
可是，当时日本国内因《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大规模抗议刚刚平息，日本国民对于“收入倍增”这样宏伟的蓝图反应并不热烈。当时媒体做了“10年后收入能翻番吗？”的舆论调查，认为可能的占15%、认为不可能的占40%，剩下将近半数，都表示“不知道”。《读卖新闻》评论说：“这是劳动阶层根据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对10年后工资倍增之类天方夜谭毫无掩饰的心境表露。”
“三大神器”搬进家门
回头来看，池田勇人和村下治都过于保守了。从1960年开始的10年里，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1%，只用7年就实现了倍增，10年后生产总值增长三倍有余。
收入倍增计划还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计划的目标是“迅速使国民总产值翻番、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重要手段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城市化。收入倍增计划对提高国民整体收入的作用被后世所称道，但对农业的影响却是毁誉参半。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1961年日本制定了农业基本法，构想就是将每户农民经营规模扩大2.5倍，这样每2.5户农民中就能减少1.5户，将剩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农村的初中高中毕业生生以“集团就职”的方式被大量雇用到工矿企业，农村人口迅速减少。
但这项计划对农业本身的影响，后世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农业政策的诱导实现了畜产、酪农、园艺等门类的发展，农业机械拥有量增加20倍，燃料消耗量增加30倍，饲料用谷物进口量增加20倍，农药使用量增加40倍，农村成了石油、农机、农药、化肥等厂商的大客户。农村因贷款引发了“机械化贫困”的现象。由于政府对米价实行保护，所有替代性农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使日本农业彻底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但在城市，这项计划却被认为是极其成功的。
今天的日本，人们习惯于对家用电器和家具快速更新换代，街角的垃圾站，常常堆着还很新的各种彩电冰箱，淘汰的家具除极少数进入旧货市场外，均采取焚烧销毁的做法。这与日本每一个易拉罐都要回收再利用的节约传统似乎大相径庭，这便是收入倍增计划时代留下的传统，因为这些生活用品不回收，才能促进新一轮的生产和消费。
1961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减税和降息，促进家电产业的技术革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在居民中间营造对“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憧憬，促进国民的新消费需求。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后，日本人的生活水准开始与发达国家看齐，，逐渐走上了稳定富强发展的道路。
在日本神道教传说里，“八咫镜、八尺琼曲玉、草薙剑”被称为代表天皇身份的“三种神器”。到了上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家家户户开始追求自己的“三种神器”，那就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到了60年代后半期，又有了新的“神器”，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日本人为了获得这些产品，拼命工作赚钱，等到把它们都搬进了家门，才开始有了富裕感，真正尝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
抽文
当时媒体做了“10年后收入能翻番吗？”的舆论调查，认为可能的占15%、认为不可能的占40%，剩下将近半数，都表示“不知道”。《读卖新闻》评论说：“这是劳动阶层根据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对10年后工资倍增之类天方夜谭毫无掩饰的心境表露。”
日本人拼命工作赚钱，等到“三种神器”都搬进了家门，才开始有了富裕感，真正尝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
据学生时代的同窗回忆，“池田勇人并不怎么苦学，但考试时押题的预感却无人匹敌。”若干年后，擅长押题的池田勇人成为日本首相，当时的日本已经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朝鲜战争带来的红利也已经耗尽。日本虽出口产品丰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品牌，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贫富差距拉大，许多人认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日子到头了。
池田勇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主持制定了“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要在十年内，让日本国民收入翻番。
这一次，他又押对了题。
精通经济，但经常口出“雷人”之语
池田勇人是二战之后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位首相，他曾预言世界会进入日美欧三极时代，在他的任期内，东京举办了奥运会，完全走出了“战后时代”的阴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取得这些成就，同他长期任职于大藏省，主管经济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
1925年大学刚毕业，池田就进入大藏省。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大藏省就是日本中央财政机构，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但池田的仕途并不平坦，仅仅4年后，他就因先天疾病退职长期养病。
那之后，是彷徨于生死间的5年。期间，他还经历了与结发妻子的死别，对社会中弱者的地位有了更深的了解。1934年12月，再度被大藏省录用的池田已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改过去事不关己的散漫作风，开始以勇于行事、雷厉风行而著称。
短短6年后，他就升任大藏省主税局国税科长，1947年升到官僚体系的最高职位——大藏省次官，相当于财政部业务副部长。两年后，池田弃官从政，得到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青睐，初次参加选举就被委以大藏大臣的重任，全权负责经济。之后，又曾兼任通产大臣、经济审议厅长官等职，直接参与了美军占领期和经济复兴期的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
因其长期在大藏省任职，池田周围形成了以经济官僚为主的议员派别，他还搜罗了一群大藏省出身的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其成员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后来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日本首相。
但或许正因为出身官僚、精通政策，却参不破政界和媒体的游戏规则，日本社会对其派别的评价是“强于政策、弱于政局”，甚至被戏称为“公卿集团”，意思说这一集团强于运筹帷幄，却不善随机应变。池田本人尤为重视经济规律，习惯有话直说，在其担任大藏大臣和通产大臣时，曾多次在国会辩论中受人诱使而口不择言，被媒体放大后酿成政治风波，甚至还曾被逼辞职谢罪。
1950年3月1日，时任大藏兼通产大臣的池田勇人就上了记者的当。在回答关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问题的时候，他说：“信用低、无法获得贷款的责任在经营者，不在政府，企业因此破产也无可奈何。”他没有识破这个陷阱，反倒在次日议会上越陷越深，再次被问及此事时，他又对记者说：“有5个人、10个人因破产自杀了，从国民总数来看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是企业整顿期，并不是改变政府财政状况的时期。”
单纯从经济运行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没有太大问题，但这段答辩被报纸缩略为“中小企业主有5个、10个破产自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报道，引发了反对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提案。
当年的12月7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时，池田指出经济管制下的配给制不合理，应按价格规律办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按照同样的比例配给米和麦，这是完全的管制。我的愿望是，收入少的多吃麦、收入多的多吃米，按经济规律办事才好。”当时在野党提出，日本已发生通货膨胀，应该采取紧缩措施。但池田认为，批发物价并未上升，不能说发生了通货膨胀，米价虽涨了，但麦价没有涨，穷人往米饭里多加麦子也能维持生活。结果这一发言被媒体演绎成“穷人只配吃麦饭”的报道，作为对低收入者歧视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批判。
1952年11月27日，池田又一次惹了众怒。他回答中小企业问题时说：“违反经济原则、从事不法投机的人就是破产了也没办法。中小企业经营者破产，想不开自杀了也是理所当然。”随后在野党以此为由提出不信任案，池田因此不得不辞职。
半个世纪之后，日本人在评价历届首相时，池田勇人以尊重经济规律著称，可见以上这些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发言，不过是被政坛和媒体故意曲解的结果。
日本版“伟大复兴”的争论
当时参与制定收入倍增计划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他是全日本最早运用增长模型规划经济的学者。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他第一个提出日本将进入“零增长”时代，在泡沫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他又预言：“没有经济实体支撑的金钱游戏终将破灭”，建议“日本经济应在缩小规模基础上实现再平衡”。但在经济政策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下村的警告长期被忽视，其学说也长期被人们所遗忘。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评价其学说和警示。
这样一位看似“悲观主义”的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是最乐观的人。战后，日本通过单独媾和回归西方阵营，国际贸易环境和战前相比有了根本性改善。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时候，对未来经济预期也出现了重大分歧。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战后复兴的完成，日本经济将进入中速或低速发展期。1956年的财政白皮书宣告“已不再是战后”，其中隐含的意思是，高增长是复兴，而不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恢复战前水平后，不会再有高增长。但以下村治为代表的高速增长论派则认为，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勃兴期”，国民创造力的解放会引发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在其后的10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翻番，甚至翻三倍。他对池田建议说，应该制定增长率在10%以上的经济计划。
两者间先后爆发了“库存论战”和“增长论战”。主流派经济学家在1958年的经济白皮书中预测，过度的设备投资将引发设备过剩，而生产过剩会导致中期经济停滞。他们主张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经济过热。但下村认为，日本经济症结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认为多领域技术革新将带动民间设备投资，带动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 1959年，池田在新经济计划中提出了“月薪两倍论”的说法。但下村认为“增长率6.5%”的提法太保守。这次的论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官方的主流看法是此后增长率将比5%稍高，学者们的结论是：“5%虽然太低，但下村所说的10%实在过高，按10年收入倍增目标，就变成了年增长率7.2%。”
正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之时，池田当选了日本首相。竞选时，他已经夸下海口，承诺经济增长目标为每年9%。之后，经济企划厅不得不与池田的智囊进行协调，最终由池田裁决说：“就说最初3年是9%吧，”维护了经企厅和经济审议会的面子。
下村曾亲自深入黑市调查，发现了日本国民对于物质生活的巨大期待。加入西方阵营后，日本国内正兴起投资热潮，结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他得出了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勃兴时期”的结论。
可是，当时日本国内因《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大规模抗议刚刚平息，日本国民对于“收入倍增”这样宏伟的蓝图反应并不热烈。当时媒体做了“10年后收入能翻番吗？”的舆论调查，认为可能的占15%、认为不可能的占40%，剩下将近半数，都表示“不知道”。《读卖新闻》评论说：“这是劳动阶层根据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对10年后工资倍增之类天方夜谭毫无掩饰的心境表露。”
“三大神器”搬进家门
回头来看，池田勇人和村下治都过于保守了。从1960年开始的10年里，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1%，只用7年就实现了倍增，10年后生产总值增长三倍有余。
收入倍增计划还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计划的目标是“迅速使国民总产值翻番、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重要手段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城市化。收入倍增计划对提高国民整体收入的作用被后世所称道，但对农业的影响却是毁誉参半。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1961年日本制定了农业基本法，构想就是将每户农民经营规模扩大2.5倍，这样每2.5户农民中就能减少1.5户，将剩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农村的初中高中毕业生生以“集团就职”的方式被大量雇用到工矿企业，农村人口迅速减少。
但这项计划对农业本身的影响，后世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农业政策的诱导实现了畜产、酪农、园艺等门类的发展，农业机械拥有量增加20倍，燃料消耗量增加30倍，饲料用谷物进口量增加20倍，农药使用量增加40倍，农村成了石油、农机、农药、化肥等厂商的大客户。农村因贷款引发了“机械化贫困”的现象。由于政府对米价实行保护，所有替代性农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使日本农业彻底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但在城市，这项计划却被认为是极其成功的。
今天的日本，人们习惯于对家用电器和家具快速更新换代，街角的垃圾站，常常堆着还很新的各种彩电冰箱，淘汰的家具除极少数进入旧货市场外，均采取焚烧销毁的做法。这与日本每一个易拉罐都要回收再利用的节约传统似乎大相径庭，这便是收入倍增计划时代留下的传统，因为这些生活用品不回收，才能促进新一轮的生产和消费。
1961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减税和降息，促进家电产业的技术革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在居民中间营造对“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憧憬，促进国民的新消费需求。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后，日本人的生活水准开始与发达国家看齐，，逐渐走上了稳定富强发展的道路。
在日本神道教传说里，“八咫镜、八尺琼曲玉、草薙剑”被称为代表天皇身份的“三种神器”。到了上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家家户户开始追求自己的“三种神器”，那就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到了60年代后半期，又有了新的“神器”，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日本人为了获得这些产品，拼命工作赚钱，等到把它们都搬进了家门，才开始有了富裕感，真正尝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
抽文
当时媒体做了“10年后收入能翻番吗？”的舆论调查，认为可能的占15%、认为不可能的占40%，剩下将近半数，都表示“不知道”。《读卖新闻》评论说：“这是劳动阶层根据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对10年后工资倍增之类天方夜谭毫无掩饰的心境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