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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媒体和报刊刊登过诸如“汪伪第一夫人在提篮桥”、“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一类的文章。文中述及宋庆龄、何香凝得悉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1949年9月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晚（9月25日晚上）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复信，终至终身被囚。
笔者从1990年夏秋开始，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资料，并辗转寻访当年曾经管理过陈璧君的多名当事人，有幸结识了曾出任过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前身）首任典狱长的武中奇和那时常到监狱送物、接见，最后为陈璧君处理后事的陈璧君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遂撰此文。
缓缓流淌的黄浦江水，孕育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条上海的母亲河的北岸，是著名的繁华区提篮桥。老上海都知道，这里在解放前曾经是包娼、聚赌之地，是殖民者营造的“自由世界”。但是现在提起提篮桥，马上会使人们联想起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于1901年开始修建，1903年5月启用至今。由于规模宏伟、建筑精良、犯人收押数量多——最多时达15000余人，大于当时日本东京丰岛区东部的巢鸭监狱（即后来的东京都巢鸭看守所）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故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
一、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囚禁了整整10年，共计3641天
翻开曾坐落在上海市长阳路147号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即2007年迁入浦东周浦镇里仁村1236号，全国第一家专门收押老病残罪犯监狱的南汇监狱）的历史档案，有一个病人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奸陈璧君。谁都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汪精卫。
陈璧君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4月27日，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移送苏州监狱（国民政府江苏第三监狱，亦称狮子口监狱。2009年5月被搬迁）、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1949年6月5日，在此成立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苏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后曾系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2005年，改建为苏州警察博物馆及禁毒展览馆）关押。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的当日，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上海这座百年城市。5月28日，弄堂里的人家推开窗户，听到清亮的鼓角声，一队年轻的士兵擎着鲜红的旗帜穿巷而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了上海，这座东方的巴黎正式进入了红色时代。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7月1日，陈璧君被移押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第三组，由毛荣光、王正福负责接收至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1951年5月改称上海监狱，同年8月改称上海市监狱。1995年5月起，正式更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为了行文的统一和读者阅读的方便，以下均统称提篮桥监狱）。1959年6月17日晚，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医院病亡。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囚禁了整整10年，共计3641天。在这期间，她先后5次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其中少的6天，多则达一年半之久，总计达到1791天，几乎是这段服刑期的一半时间。当时，陈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分别远在香港和印尼。在大陆的亲属中，有其同父异母、比她小11岁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市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居南京，1963年病故。
陈璧君医治无效而亡后，狱方通知了陈璧君的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谭文亮来到监狱医院，管教干部当着他的面，清点了陈璧君的遗物，交由他处理，他因尚未成家，住在集体宿舍，所以只领回了几支钢笔，其他物品请狱方处理。狱方告诉谭文亮，本着对陈璧君及其亲属负责的精神，准备把遗体送验尸所检验，亲属还可向遗体告别。谭文亮将陈璧君的死讯电告其子女，其子女嘱谭文亮代为处理后事。
6月22日，陈璧君的遗体经尸检，在上海市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后，由谭文亮领回骨灰，通过邮局寄往广州，经由陈璧君生前好友送往香港，交给她的子女。众子女在家中祭奠后，集合在港亲友，将骨灰洒在香港附近水域，只留下一小部分，拟在今后适当时机归葬故里。
二、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痕迹
近年来，不少媒体和报刊刊登过诸如“汪伪第一夫人在提篮桥”、“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一类的文章。文中述及宋庆龄、何香凝得悉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1949年9月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晚（9月25日晚上）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复信，终至终身被囚。
笔者通过甄别核实，这段所谓的“秘闻”，始作俑者是“魏白”，首先出现在由“魏白”编著、国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11月出版的《审判汪伪汉奸，国共两党惩奸纪实》一书中。而且，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魏白“编著”，而不是“著”。“编著”与“著”，其中含义大有差别（魏白先生后来在黄河出版社也曾编著、出版了好几本有关解放军军史方面的书籍，如《四野十大虎将传奇》等）。
《审判汪伪汉奸》全书各章、各篇标题多为“某某之谜”，如汉奸政权垮台之谜、汉奸叛逆入狱之谜、汪精卫逃脱审判之谜、日寇凶手引渡南京伏法之谜、走狗恶棍先期暴毙之谜、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等等。
书中引用的资料没有注明任何出处。有人怀着猎奇心理，又扩大了传播面，客观上抬高了陈璧君的人品，同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造成混乱，给史学界造成了影响。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中最大的思想问题是不服国民政府对她的判决。她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判决书，一直希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她重新审判。她甚至多次说过，也书面写过这样的话：“我申请人民法院重审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贼（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中，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开始她不认罪，存有“成王败寇”的思想，后来经过学习，尤其是多次生病住院治疗，切身感受到了自己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 1952年9月24日，早晨起床后，陈璧君感到胸口沉闷，呼吸也很困难，走路好像踩在棉花团上，马上向值班干部报告，遂被送到监狱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她的血压偏高，心律严重不齐，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她即被安排留院观察。11月13日，陈璧君又以同样的病症住进了监狱医院。这次由于病情不稳定，住院时间长多了，共计住院193天，新年也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医生根据她第一次住院的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的治疗方案。次年5月底出院时，她已是红光满面，一再向半年多来日夜陪伴她的医生护士致谢。
1954年1月12日，陈璧君旧病复发，这次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比以往两次来势更加凶猛。监狱医院的有关医生经过会诊，制定了一套缜密的长期诊疗方案，对她服药的最佳时间、每天卧床休息量、每餐的进食营养都进行了科学的安排。夏天，把她安置在通风透气、比较凉爽的病房；冬天，则安排在朝南、阳光充足的房间。第二年的11月，陈璧君又突然得了颈淋巴腺炎症，医院立即给她施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在1955年7月书写的思想汇报中，她这样写道：“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笔者注）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见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挚友龙榆生（注：万载人，曾是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中国著名词学家，解放前曾与陈璧君一起关押在南京。解放后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指龙榆生）了。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痕迹。
三、遍寻史料，“何香凝与宋庆龄合写给陈璧君的那一封书信”无记载
长期来，监狱方面和1952年6月23日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对陈璧君的管理和她的日常生活十分关注，对陈璧君服刑的情况，监狱及其上级部门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1964年12月，改称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局。1983年7月，上海市劳改、劳教工作由市公安局整建制移交给上海市司法局。1995年5月，更名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常有专报、简报上报或转送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并抄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如1956年9月2日，陈璧君病情稍有恶化，思想有所消极，劳改处就向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马金铮呈送简报。又如，同年9月27日，劳改处又向市公安局领导报告陈璧君的病情报告。1959年6月，陈璧君病亡后，上海市公安局党组还写报告给上海市委，汇报陈璧君病故的详细情况。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对陈璧君有什么具体批示，文件的运行路径应当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局劳改处逐级转递，而且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都应该有备案。目前，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档案室完整地保存着陈璧君服刑时的各种档案，上海市的政法机关保存完好的档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给陈璧君的信。陈璧君的改造档案和监狱的文书档案中都反映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更没有要陈璧君发认罪声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关的线索资料。甚至陈璧君自己在监狱中所写的各种自传和思想汇报中，都没有提到这一内容。
按照监狱管理工作规程，政府机关来文或亲属来信，首先要经工作人员签收。经审阅后，再视情转交给服刑人员。对任有国家重要职务、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宋庆龄、何香凝的来信，不可能不作记载。
2000年早春，一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白发萧然的老人登上了上海浦东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鸟瞰巍峨壮观、弛名世界的大上海，老人神色凝重，两行老泪潸然而下。
老人缘何心热血涌，百感交集，激动难抑？
因为半个多世纪前，他曾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一起参与了解放上海和建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1949年9月21日，他又出任共和国首任远东第一大监狱典狱长。
这位老人，就是武中奇。
武中奇明确对笔者表示，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的事情。而且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何香凝、宋庆龄的传记和《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宋庆龄年谱》中，也找不到相关的内容。
1999年12月，由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全书55.75万字），收录了1909年至1981年期间，宋庆龄写给海内外各界人士的953封书信。该《书信集》中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合写的那封给陈璧君的书信。另外，由尚明轩、余炎光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的《双清文集》（全书68万字），是廖仲恺、何香凝著作的合集，包括函电、书信、演说、诗词、公牍等，书中也同样查不到1949年9月25日，何香凝与宋庆龄合写给陈璧君的那一封书信。
在《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和《宋庆龄年谱》中，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会议，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宋庆龄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期间，出席了新政协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的集会，纪念苏联科学家巴普洛夫诞辰100周年。另外，当时各媒体上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为陈璧君特赦之事找毛泽东、周恩来的内容，亦无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宋庆龄、何香凝的记载。
四、笔者曾撰文驳斥陈璧君所谓“拒绝认罪，被囚终身”的“史实”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又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任何人的定罪、判刑、收押、释放，均要履行一定的司法程序。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应该晓得，司法实践中不会发生某个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只要发个所谓《悔过声明》后，就可以恢复自由的事情。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12月4日，包括溥仪等33人获得第一批特赦，其中曾关押在功德林的原国民党战犯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1975年3月19日，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11月15日前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批示，15000余名被特赦人员获得释放，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
综上所述，依照法律，服刑人员只有通过司法部门的改判，撤销原判、减刑、假释、特赦或者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法律程序才能出狱。
……
笔者曾在长篇纪实文学《远东第一监狱》和《上海监狱人权记录》一书中，撰文驳斥了陈璧君所谓“拒绝认罪，被囚终身”的“史实”。也许人微言轻，我所提出的事实和依据，没有得到造假者的纠正和相关媒体的重视，而陈璧君所谓“拒绝认错，宁愿坐牢终身”的史料，仍然流传。
事实真相必须澄清，只有如此，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
笔者从1990年夏秋开始，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资料，并辗转寻访当年曾经管理过陈璧君的多名当事人，有幸结识了曾出任过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前身）首任典狱长的武中奇和那时常到监狱送物、接见，最后为陈璧君处理后事的陈璧君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遂撰此文。
缓缓流淌的黄浦江水，孕育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条上海的母亲河的北岸，是著名的繁华区提篮桥。老上海都知道，这里在解放前曾经是包娼、聚赌之地，是殖民者营造的“自由世界”。但是现在提起提篮桥，马上会使人们联想起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于1901年开始修建，1903年5月启用至今。由于规模宏伟、建筑精良、犯人收押数量多——最多时达15000余人，大于当时日本东京丰岛区东部的巢鸭监狱（即后来的东京都巢鸭看守所）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故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
一、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囚禁了整整10年，共计3641天
翻开曾坐落在上海市长阳路147号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即2007年迁入浦东周浦镇里仁村1236号，全国第一家专门收押老病残罪犯监狱的南汇监狱）的历史档案，有一个病人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奸陈璧君。谁都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汪精卫。
陈璧君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4月27日，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移送苏州监狱（国民政府江苏第三监狱，亦称狮子口监狱。2009年5月被搬迁）、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1949年6月5日，在此成立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苏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后曾系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2005年，改建为苏州警察博物馆及禁毒展览馆）关押。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的当日，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上海这座百年城市。5月28日，弄堂里的人家推开窗户，听到清亮的鼓角声，一队年轻的士兵擎着鲜红的旗帜穿巷而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了上海，这座东方的巴黎正式进入了红色时代。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7月1日，陈璧君被移押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第三组，由毛荣光、王正福负责接收至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1951年5月改称上海监狱，同年8月改称上海市监狱。1995年5月起，正式更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为了行文的统一和读者阅读的方便，以下均统称提篮桥监狱）。1959年6月17日晚，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医院病亡。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囚禁了整整10年，共计3641天。在这期间，她先后5次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其中少的6天，多则达一年半之久，总计达到1791天，几乎是这段服刑期的一半时间。当时，陈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分别远在香港和印尼。在大陆的亲属中，有其同父异母、比她小11岁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市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居南京，1963年病故。
陈璧君医治无效而亡后，狱方通知了陈璧君的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谭文亮来到监狱医院，管教干部当着他的面，清点了陈璧君的遗物，交由他处理，他因尚未成家，住在集体宿舍，所以只领回了几支钢笔，其他物品请狱方处理。狱方告诉谭文亮，本着对陈璧君及其亲属负责的精神，准备把遗体送验尸所检验，亲属还可向遗体告别。谭文亮将陈璧君的死讯电告其子女，其子女嘱谭文亮代为处理后事。
6月22日，陈璧君的遗体经尸检，在上海市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后，由谭文亮领回骨灰，通过邮局寄往广州，经由陈璧君生前好友送往香港，交给她的子女。众子女在家中祭奠后，集合在港亲友，将骨灰洒在香港附近水域，只留下一小部分，拟在今后适当时机归葬故里。
二、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痕迹
近年来，不少媒体和报刊刊登过诸如“汪伪第一夫人在提篮桥”、“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一类的文章。文中述及宋庆龄、何香凝得悉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1949年9月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晚（9月25日晚上）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复信，终至终身被囚。
笔者通过甄别核实，这段所谓的“秘闻”，始作俑者是“魏白”，首先出现在由“魏白”编著、国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11月出版的《审判汪伪汉奸，国共两党惩奸纪实》一书中。而且，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魏白“编著”，而不是“著”。“编著”与“著”，其中含义大有差别（魏白先生后来在黄河出版社也曾编著、出版了好几本有关解放军军史方面的书籍，如《四野十大虎将传奇》等）。
《审判汪伪汉奸》全书各章、各篇标题多为“某某之谜”，如汉奸政权垮台之谜、汉奸叛逆入狱之谜、汪精卫逃脱审判之谜、日寇凶手引渡南京伏法之谜、走狗恶棍先期暴毙之谜、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等等。
书中引用的资料没有注明任何出处。有人怀着猎奇心理，又扩大了传播面，客观上抬高了陈璧君的人品，同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造成混乱，给史学界造成了影响。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中最大的思想问题是不服国民政府对她的判决。她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判决书，一直希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她重新审判。她甚至多次说过，也书面写过这样的话：“我申请人民法院重审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贼（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中，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开始她不认罪，存有“成王败寇”的思想，后来经过学习，尤其是多次生病住院治疗，切身感受到了自己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 1952年9月24日，早晨起床后，陈璧君感到胸口沉闷，呼吸也很困难，走路好像踩在棉花团上，马上向值班干部报告，遂被送到监狱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她的血压偏高，心律严重不齐，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她即被安排留院观察。11月13日，陈璧君又以同样的病症住进了监狱医院。这次由于病情不稳定，住院时间长多了，共计住院193天，新年也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医生根据她第一次住院的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的治疗方案。次年5月底出院时，她已是红光满面，一再向半年多来日夜陪伴她的医生护士致谢。
1954年1月12日，陈璧君旧病复发，这次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比以往两次来势更加凶猛。监狱医院的有关医生经过会诊，制定了一套缜密的长期诊疗方案，对她服药的最佳时间、每天卧床休息量、每餐的进食营养都进行了科学的安排。夏天，把她安置在通风透气、比较凉爽的病房；冬天，则安排在朝南、阳光充足的房间。第二年的11月，陈璧君又突然得了颈淋巴腺炎症，医院立即给她施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在1955年7月书写的思想汇报中，她这样写道：“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笔者注）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见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挚友龙榆生（注：万载人，曾是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中国著名词学家，解放前曾与陈璧君一起关押在南京。解放后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指龙榆生）了。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痕迹。
三、遍寻史料，“何香凝与宋庆龄合写给陈璧君的那一封书信”无记载
长期来，监狱方面和1952年6月23日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对陈璧君的管理和她的日常生活十分关注，对陈璧君服刑的情况，监狱及其上级部门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1964年12月，改称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局。1983年7月，上海市劳改、劳教工作由市公安局整建制移交给上海市司法局。1995年5月，更名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常有专报、简报上报或转送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并抄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如1956年9月2日，陈璧君病情稍有恶化，思想有所消极，劳改处就向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马金铮呈送简报。又如，同年9月27日，劳改处又向市公安局领导报告陈璧君的病情报告。1959年6月，陈璧君病亡后，上海市公安局党组还写报告给上海市委，汇报陈璧君病故的详细情况。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对陈璧君有什么具体批示，文件的运行路径应当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局劳改处逐级转递，而且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都应该有备案。目前，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档案室完整地保存着陈璧君服刑时的各种档案，上海市的政法机关保存完好的档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给陈璧君的信。陈璧君的改造档案和监狱的文书档案中都反映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更没有要陈璧君发认罪声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关的线索资料。甚至陈璧君自己在监狱中所写的各种自传和思想汇报中，都没有提到这一内容。
按照监狱管理工作规程，政府机关来文或亲属来信，首先要经工作人员签收。经审阅后，再视情转交给服刑人员。对任有国家重要职务、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宋庆龄、何香凝的来信，不可能不作记载。
2000年早春，一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白发萧然的老人登上了上海浦东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鸟瞰巍峨壮观、弛名世界的大上海，老人神色凝重，两行老泪潸然而下。
老人缘何心热血涌，百感交集，激动难抑？
因为半个多世纪前，他曾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一起参与了解放上海和建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1949年9月21日，他又出任共和国首任远东第一大监狱典狱长。
这位老人，就是武中奇。
武中奇明确对笔者表示，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的事情。而且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何香凝、宋庆龄的传记和《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宋庆龄年谱》中，也找不到相关的内容。
1999年12月，由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全书55.75万字），收录了1909年至1981年期间，宋庆龄写给海内外各界人士的953封书信。该《书信集》中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合写的那封给陈璧君的书信。另外，由尚明轩、余炎光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的《双清文集》（全书68万字），是廖仲恺、何香凝著作的合集，包括函电、书信、演说、诗词、公牍等，书中也同样查不到1949年9月25日，何香凝与宋庆龄合写给陈璧君的那一封书信。
在《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和《宋庆龄年谱》中，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会议，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宋庆龄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期间，出席了新政协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的集会，纪念苏联科学家巴普洛夫诞辰100周年。另外，当时各媒体上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为陈璧君特赦之事找毛泽东、周恩来的内容，亦无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宋庆龄、何香凝的记载。
四、笔者曾撰文驳斥陈璧君所谓“拒绝认罪，被囚终身”的“史实”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又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任何人的定罪、判刑、收押、释放，均要履行一定的司法程序。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应该晓得，司法实践中不会发生某个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只要发个所谓《悔过声明》后，就可以恢复自由的事情。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12月4日，包括溥仪等33人获得第一批特赦，其中曾关押在功德林的原国民党战犯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1975年3月19日，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11月15日前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批示，15000余名被特赦人员获得释放，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
综上所述，依照法律，服刑人员只有通过司法部门的改判，撤销原判、减刑、假释、特赦或者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法律程序才能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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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长篇纪实文学《远东第一监狱》和《上海监狱人权记录》一书中，撰文驳斥了陈璧君所谓“拒绝认罪，被囚终身”的“史实”。也许人微言轻，我所提出的事实和依据，没有得到造假者的纠正和相关媒体的重视，而陈璧君所谓“拒绝认错，宁愿坐牢终身”的史料，仍然流传。
事实真相必须澄清，只有如此，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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