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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渊明的诗歌中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大量类型不同的消极情绪，这与他前后期的生活经历有关。为了消解这些负面情绪，陶渊明构建出精神家园作为宽慰方式，在他的精神家园里又包含了物和人这两类基本要素。从消极情绪的内容及宽慰方式解读陶诗，能够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全面认识陶渊明的思想和性格。
关键词： 陶渊明 消极情绪 宽慰方式
陶渊明作为一位隐逸诗人、田园诗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陶渊明在田园诗里不仅描写了优美如画的自然美景，还记录了不少农村凋敝情形，再结合他在短暂为官的日子里所写的诗，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生活中消极情绪的一面。有愁就会想办法解愁，陶渊明还有不少宽慰自我的诗。这类诗或写农事，或写游玩，或写朋友，或写饮食起居，题材上多种多样，但思想核心都可看成对心灵的慰藉。借此我们可以读出陶渊明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及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
一、前期生活的怨愤和烦恼
陶渊明曾祖为陶侃，祖父做过太守，可见他出身名门。再从他后来的仕宦经历和谈及古代经典的诗歌来看，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之初必定怀有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可是在走出书斋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交锋后，陶渊明的生活理想破灭了，因此他前期诗歌里折射出怨愤和烦恼的情绪。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制度黑暗。三国混战好不容易统一于晋，不久又出現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于是西晋衰落，到了东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当时战乱的现状。陶渊明在一首名为《停云》的诗里写道：“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生存危机正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时代的天空。面对战乱的摧残，陶渊明在诗里偶有提及。“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战乱和疾病让魏晋文人倍感生命的脆弱，这些敏感的生命要么以服药饮酒延长生命的长度，要么以建功立业增加生命的厚度。前两者持的是对抗态度，陶渊明在思考这样一个痛苦的问题时，持的是回避态度。他在写给朋友的诗里多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或者归隐的念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回避的背后是怨愤与烦恼无处释放，只好深深的堆积，自我承担。精神上的臆想可以一时麻痹自己，但清醒后的空虚是更长久的痛苦。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思想影响下古代读书人的第一人生理想。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根植在每一个读书人基因里，不可磨灭的。可当时国家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因此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左思曾经悲愤地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如果说不义的战争带给人的是生存危机的话，那么黑暗的政治制度抹杀掉的是人的生活理想。
尽管受九品中正制的限制，难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受生活所迫，陶渊明还是出任了一些小官吏。职位虽小，带来的烦恼却不少。一是官场上尊卑关系的苦恼。《晋书·陶潜传》记载：“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以为彭泽令。”从最初的不堪吏职，到后来的官职屡次变动可以初步看出陶渊明对政治的不适应。到彭泽令的任上他又“素简贵，不私事上官”。甚至还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怨愤与烦恼长期积累以来的直接发泄，过去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总停留在陶渊明人格清高的层面，殊不知这句话是对当时政治腐朽的直接控诉。
二是为公事而奔走的羁旅之怨。在陶渊明短暂的官宦生活中，有过数次出差远行的经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相比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苦恼，跋山涉水中既有自然的恐怖，又有关于人类社会的联想。诗中“眇眇”、“绵绵”、“千里”是对视觉上的所见，时间上的消磨，亦是仕途上久居下位，不能得志，难以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悲叹。历史上如陶渊明这样在政场失意，又在旅途中游吟诉苦的诗人还有屈原。不同的是屈原在被世人抛弃后是尖锐地反抗，陶渊明更多的是忍气吞声。但两人都在走的路上思考人生，在思考中对现实感到怨愤和烦恼。《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作》：“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夜里本应是休息的时间，但诗人还在赶路。对于家的迫切需求和满腔热情促使他对周围的环境做出敏锐的观察。尽管夜色是美丽的，但接下来的一句道出了诗人的真情，“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由此可见诗人并没有过多地享受这份夜色，更渴望结束旅行回到安稳的家里。陶诗对官场和羁旅的厌恶正是基于对家的向往，而在他的归园田居诗里，又可以见出他对官场和羁旅的心悸，对田园生活的珍惜。
二、后期生活的辛苦和忧愁
陶渊明后期的生活在农村度过，以农耕为生。尽管陶渊明对农耕生活有意做艺术性的修饰，但他的诗里也客观记录了那种辛苦的体验。例如《咏贫士》：“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耕田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至于劳动有没有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因素。显然陶渊明的这首诗写于荒年，他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寒秋之日，拥着被子呆呆地看着田里颗粒无收，家里断饮断粮。贫穷和饥饿让他悲由心生，倍感生活的艰难和无助。人往往在极限境遇中做出的反应显得更真切和有力。虽然他后来又在诗里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但是陶渊明在当时的情形下并不是简单地描写贫穷的状况，而是多少带有对农耕的反思和抱怨。另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足见陶渊明内心虽然乐观开朗，但真实的生活情况的确是辛苦的。从某种意义来看，是农耕的惨淡辛苦成全了他诗中的田园牧歌，他诗中的田园牧歌正是对现实中安逸生活缺失的弥补。 忧愁的情绪主要来源于他个人的思想观念。陶渊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主要是儒家的。魏晋玄学盛行，玄学又脱胎于道家思想。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性格与无为出世的道家思想正好契合，因此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又有不少道家的成分。儒家思想在精神上追求崇高，重义轻利。道家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二者在动荡、腐朽的魏晋时代都是行不通的，是故陶渊明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感到忧愁和无奈。
陶淵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一直以来都围绕着两对矛盾。第一矛盾是：个体价值的实现究竟是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还是只要个体自我的认可？按照儒家的思想观念，人应该积极地走向社会建功立业，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可陶渊明毕生未曾立功寸许，所以他深深地以此为憾。从陶渊明写时间的诗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这种思想。陶渊明的时间感受主要表现在过去、当前和未来三个方面。面对已经流逝的岁月，陶渊明怀有悼念生命的痛苦情绪，但主要是功业未就的忧伤悲苦。“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他在速度上把握到时间运行之快，因自己一事无成，所以在过程中感到生命意义之空。面对当前拥有的时间，陶渊明以狂热的心情想要将它留住，并充分享受它的每一瞬间。“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陶渊明对当前时间的尽力把握，不只是对生命的挽留，他还想将欢乐中美的轨迹停止或者延留，甚至试图对现有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面对未来的时间，陶渊明不是憧憬，而是带着悲观。“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既是害怕再度拥有后又失去时间的空虚感，更是因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责问而深感愧疚，陶诗对未来有着悲观的态度和沉重的忧伤。
第二个矛盾是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孰轻孰重？他在诗里既写家徒四壁，颗粒无收，又宽言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既写到自己离群索居“而无车马喧”，又自我勉励要保持高尚的情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以说他的精神世界是儒者式的崇高，但得以树立的代价是惨重的。若无物质上的极端贫困，他也不会再三强调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在得出精神重要的结论之前，他在诗里先大篇幅地描写一番困顿景象，“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可见这对矛盾带给他的愁苦并不轻于释怀。
此外，陶渊明一些思考历史的诗歌也带有浓厚的忧愁情绪。对历史的思考，可看出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再如《桃花源记》中虚构出的美好的桃花源，以及《归园田居》诗里对田园的美好描绘。陶渊明渴望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这明显是道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可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以一己之力与文明做对抗是可笑而悲壮的。陶渊明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性本爱丘山”的性格对具有功利性的社会来说是天生致命的错误，如此看来这种忧愁是伴随其一生，挥之不去的。再看他的咏史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假借历史人物和故事表达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并企图呼唤新的英雄人物出现，以改造当前的社会时代，可是历史的久远毕竟与当前的迫切需要构成无法弥合的矛盾，所以咏史也在增添忧愁的感受。
三、宽慰方式
怨结、烦恼、辛苦和忧愁是陶渊明生命中的消极体验，把它表达出来是一种最直接的解脱，但更加有效的治愈是自我宽慰。陶渊明所采用的自我宽慰方法是构建出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诗意的精神家园。与陶渊明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则多以宗教性的玄学作为精神鸦片解脱自我。宗教的本质是要彻底抛弃现世，抽象出彼岸的精神世界。家园则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是诗意的栖居。陶诗中的家园由两大要素构成，如菊、松、柳、桃、酒、琴、书、鸟、云、风、雨这一类物。另一类是人，如圣贤、亲友、邻居、侠客。
写物之诗，旨在立象以尽意。这里的“意”主要是指崇尚自然。先秦文学中自然界多以恐怖的形象出现，在神话故事里自然事物如洪水、地震、烈日等是异己力量的存在，它们对人类的生命构成绝对的威胁，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对抗且紧张的。两汉文学中少见关于纯自然界的描写，人们更倾心于自我创造的宫殿、都市、服饰、工具而非一成不变的自然界。即使有自然事物的描写，那也是人为加工改造过的花园林苑。人对本质力量的充分肯定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仍是排斥或轻视自然的。到了魏晋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自然不再对人类构成绝对的威胁，同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新的困难和问题，进步的阵痛让人发现了社会可怕的一面，从而重新审视自然、定义自然。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田园诗，开田园诗派之先河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让自然以平和可爱的形象出现在诗歌中，是为了审美的需要、情感的寄托。陶诗的景物立足于现实，来源于自我的生活体验。像柳、云、菊、酒在还未成为经典意象的陶渊明时代，它们稍稍经过移情寄托便出现在了诗里，那样朴素又清新。它们道出了久为人们所淡忘的，但一直深深藏在心底的平凡的生活理想。自汉代儒学成为统治思想以来，整个社会的风气变得激进功利，浮躁与喧嚣。到了魏晋，再加之战乱与强权政治，社会更是多了恐怖和颓废，简单平淡的生活理想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治愈。因此，陶诗意象崇尚自然的目的在于心灵慰藉、人文关怀。
写人之诗，传达出陶渊明对人性真善美的认可。最典型的莫过于《乞食》。诗人因饥饿驱使，放下尊严去邻居家乞讨。由于实在尴尬，因此“叩门拙言辞”，可是主人家并没有羞辱诗人，反而“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最后诗人感叹：“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诒。”再看看他写给朋友的《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然欢。”在归隐田园的日子，诗人没有官场上的唯唯诺诺，有的是和朋友促膝谈心。遭遇到困难时束手无策，有邻居慷慨相助。在农闲的日子里和友人郊游饮酒。他通过一系列生活经历最终肯定了人性美的光辉，并决定留在田园与这些淳朴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在无人之时，陶渊明对着无声的景物做精神上的交流、哲理的思考，显得抽象忘我。在有人之时，他则回归现实，变得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爱有恨。陶诗之写人注重细节的把握和展开。到朋友家拜访“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和朋友聊天“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些琐事中不易被人发现的小小幸福感却被陶渊明捕捉到了。陶渊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集起来，然后细细地玩味，再用诗歌的形式放大了这些微观世界的样貌。这一创造是前人所未有的，陶诗之写人还注重情感的共鸣，与读者产生最多的共鸣之情就是友情。“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其次是亲情，如《责子》。诗人并不是真的有意批评儿子们“总不好纸笔”，他通过对五人的描写，传达出孩子们天真烂漫与自己对他们的关爱。总之，陶渊明对人的描写具有现实的意义兼个人的特色，对景物的描写更是立象写意、影响深远的。
当然陶渊明在表达消极情绪和宽慰自我时也不可避免带有历史局限性。在诉苦方面，他避开政治和时事不谈，缺乏文人精英的社会担当。在宽慰方面，他努力构建世外桃源，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从独立性和纯粹性来看，文学诚然应该是精英们的艺术探索，但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尤其在历史变革和进步的阶段，文人们应该以笔为旗，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让作品具有历史理性的精神。对陶诗的评价当然是瑕不掩瑜，说到底我们无法忽略他的文学地位和意义，但必要的辩证思考不能缺少。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8.
[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M].武英殿本.
关键词： 陶渊明 消极情绪 宽慰方式
陶渊明作为一位隐逸诗人、田园诗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陶渊明在田园诗里不仅描写了优美如画的自然美景，还记录了不少农村凋敝情形，再结合他在短暂为官的日子里所写的诗，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生活中消极情绪的一面。有愁就会想办法解愁，陶渊明还有不少宽慰自我的诗。这类诗或写农事，或写游玩，或写朋友，或写饮食起居，题材上多种多样，但思想核心都可看成对心灵的慰藉。借此我们可以读出陶渊明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及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
一、前期生活的怨愤和烦恼
陶渊明曾祖为陶侃，祖父做过太守，可见他出身名门。再从他后来的仕宦经历和谈及古代经典的诗歌来看，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之初必定怀有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可是在走出书斋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交锋后，陶渊明的生活理想破灭了，因此他前期诗歌里折射出怨愤和烦恼的情绪。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制度黑暗。三国混战好不容易统一于晋，不久又出現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于是西晋衰落，到了东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当时战乱的现状。陶渊明在一首名为《停云》的诗里写道：“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生存危机正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时代的天空。面对战乱的摧残，陶渊明在诗里偶有提及。“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战乱和疾病让魏晋文人倍感生命的脆弱，这些敏感的生命要么以服药饮酒延长生命的长度，要么以建功立业增加生命的厚度。前两者持的是对抗态度，陶渊明在思考这样一个痛苦的问题时，持的是回避态度。他在写给朋友的诗里多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或者归隐的念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回避的背后是怨愤与烦恼无处释放，只好深深的堆积，自我承担。精神上的臆想可以一时麻痹自己，但清醒后的空虚是更长久的痛苦。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思想影响下古代读书人的第一人生理想。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根植在每一个读书人基因里，不可磨灭的。可当时国家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因此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左思曾经悲愤地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如果说不义的战争带给人的是生存危机的话，那么黑暗的政治制度抹杀掉的是人的生活理想。
尽管受九品中正制的限制，难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受生活所迫，陶渊明还是出任了一些小官吏。职位虽小，带来的烦恼却不少。一是官场上尊卑关系的苦恼。《晋书·陶潜传》记载：“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以为彭泽令。”从最初的不堪吏职，到后来的官职屡次变动可以初步看出陶渊明对政治的不适应。到彭泽令的任上他又“素简贵，不私事上官”。甚至还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怨愤与烦恼长期积累以来的直接发泄，过去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总停留在陶渊明人格清高的层面，殊不知这句话是对当时政治腐朽的直接控诉。
二是为公事而奔走的羁旅之怨。在陶渊明短暂的官宦生活中，有过数次出差远行的经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相比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苦恼，跋山涉水中既有自然的恐怖，又有关于人类社会的联想。诗中“眇眇”、“绵绵”、“千里”是对视觉上的所见，时间上的消磨，亦是仕途上久居下位，不能得志，难以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悲叹。历史上如陶渊明这样在政场失意，又在旅途中游吟诉苦的诗人还有屈原。不同的是屈原在被世人抛弃后是尖锐地反抗，陶渊明更多的是忍气吞声。但两人都在走的路上思考人生，在思考中对现实感到怨愤和烦恼。《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作》：“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夜里本应是休息的时间，但诗人还在赶路。对于家的迫切需求和满腔热情促使他对周围的环境做出敏锐的观察。尽管夜色是美丽的，但接下来的一句道出了诗人的真情，“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由此可见诗人并没有过多地享受这份夜色，更渴望结束旅行回到安稳的家里。陶诗对官场和羁旅的厌恶正是基于对家的向往，而在他的归园田居诗里，又可以见出他对官场和羁旅的心悸，对田园生活的珍惜。
二、后期生活的辛苦和忧愁
陶渊明后期的生活在农村度过，以农耕为生。尽管陶渊明对农耕生活有意做艺术性的修饰，但他的诗里也客观记录了那种辛苦的体验。例如《咏贫士》：“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耕田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至于劳动有没有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因素。显然陶渊明的这首诗写于荒年，他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寒秋之日，拥着被子呆呆地看着田里颗粒无收，家里断饮断粮。贫穷和饥饿让他悲由心生，倍感生活的艰难和无助。人往往在极限境遇中做出的反应显得更真切和有力。虽然他后来又在诗里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但是陶渊明在当时的情形下并不是简单地描写贫穷的状况，而是多少带有对农耕的反思和抱怨。另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足见陶渊明内心虽然乐观开朗，但真实的生活情况的确是辛苦的。从某种意义来看，是农耕的惨淡辛苦成全了他诗中的田园牧歌，他诗中的田园牧歌正是对现实中安逸生活缺失的弥补。 忧愁的情绪主要来源于他个人的思想观念。陶渊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主要是儒家的。魏晋玄学盛行，玄学又脱胎于道家思想。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性格与无为出世的道家思想正好契合，因此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又有不少道家的成分。儒家思想在精神上追求崇高，重义轻利。道家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二者在动荡、腐朽的魏晋时代都是行不通的，是故陶渊明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感到忧愁和无奈。
陶淵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一直以来都围绕着两对矛盾。第一矛盾是：个体价值的实现究竟是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还是只要个体自我的认可？按照儒家的思想观念，人应该积极地走向社会建功立业，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可陶渊明毕生未曾立功寸许，所以他深深地以此为憾。从陶渊明写时间的诗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这种思想。陶渊明的时间感受主要表现在过去、当前和未来三个方面。面对已经流逝的岁月，陶渊明怀有悼念生命的痛苦情绪，但主要是功业未就的忧伤悲苦。“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他在速度上把握到时间运行之快，因自己一事无成，所以在过程中感到生命意义之空。面对当前拥有的时间，陶渊明以狂热的心情想要将它留住，并充分享受它的每一瞬间。“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陶渊明对当前时间的尽力把握，不只是对生命的挽留，他还想将欢乐中美的轨迹停止或者延留，甚至试图对现有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面对未来的时间，陶渊明不是憧憬，而是带着悲观。“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既是害怕再度拥有后又失去时间的空虚感，更是因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责问而深感愧疚，陶诗对未来有着悲观的态度和沉重的忧伤。
第二个矛盾是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孰轻孰重？他在诗里既写家徒四壁，颗粒无收，又宽言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既写到自己离群索居“而无车马喧”，又自我勉励要保持高尚的情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以说他的精神世界是儒者式的崇高，但得以树立的代价是惨重的。若无物质上的极端贫困，他也不会再三强调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在得出精神重要的结论之前，他在诗里先大篇幅地描写一番困顿景象，“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可见这对矛盾带给他的愁苦并不轻于释怀。
此外，陶渊明一些思考历史的诗歌也带有浓厚的忧愁情绪。对历史的思考，可看出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再如《桃花源记》中虚构出的美好的桃花源，以及《归园田居》诗里对田园的美好描绘。陶渊明渴望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这明显是道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可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以一己之力与文明做对抗是可笑而悲壮的。陶渊明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性本爱丘山”的性格对具有功利性的社会来说是天生致命的错误，如此看来这种忧愁是伴随其一生，挥之不去的。再看他的咏史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假借历史人物和故事表达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并企图呼唤新的英雄人物出现，以改造当前的社会时代，可是历史的久远毕竟与当前的迫切需要构成无法弥合的矛盾，所以咏史也在增添忧愁的感受。
三、宽慰方式
怨结、烦恼、辛苦和忧愁是陶渊明生命中的消极体验，把它表达出来是一种最直接的解脱，但更加有效的治愈是自我宽慰。陶渊明所采用的自我宽慰方法是构建出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诗意的精神家园。与陶渊明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则多以宗教性的玄学作为精神鸦片解脱自我。宗教的本质是要彻底抛弃现世，抽象出彼岸的精神世界。家园则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是诗意的栖居。陶诗中的家园由两大要素构成，如菊、松、柳、桃、酒、琴、书、鸟、云、风、雨这一类物。另一类是人，如圣贤、亲友、邻居、侠客。
写物之诗，旨在立象以尽意。这里的“意”主要是指崇尚自然。先秦文学中自然界多以恐怖的形象出现，在神话故事里自然事物如洪水、地震、烈日等是异己力量的存在，它们对人类的生命构成绝对的威胁，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对抗且紧张的。两汉文学中少见关于纯自然界的描写，人们更倾心于自我创造的宫殿、都市、服饰、工具而非一成不变的自然界。即使有自然事物的描写，那也是人为加工改造过的花园林苑。人对本质力量的充分肯定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仍是排斥或轻视自然的。到了魏晋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自然不再对人类构成绝对的威胁，同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新的困难和问题，进步的阵痛让人发现了社会可怕的一面，从而重新审视自然、定义自然。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田园诗，开田园诗派之先河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让自然以平和可爱的形象出现在诗歌中，是为了审美的需要、情感的寄托。陶诗的景物立足于现实，来源于自我的生活体验。像柳、云、菊、酒在还未成为经典意象的陶渊明时代，它们稍稍经过移情寄托便出现在了诗里，那样朴素又清新。它们道出了久为人们所淡忘的，但一直深深藏在心底的平凡的生活理想。自汉代儒学成为统治思想以来，整个社会的风气变得激进功利，浮躁与喧嚣。到了魏晋，再加之战乱与强权政治，社会更是多了恐怖和颓废，简单平淡的生活理想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治愈。因此，陶诗意象崇尚自然的目的在于心灵慰藉、人文关怀。
写人之诗，传达出陶渊明对人性真善美的认可。最典型的莫过于《乞食》。诗人因饥饿驱使，放下尊严去邻居家乞讨。由于实在尴尬，因此“叩门拙言辞”，可是主人家并没有羞辱诗人，反而“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最后诗人感叹：“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诒。”再看看他写给朋友的《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然欢。”在归隐田园的日子，诗人没有官场上的唯唯诺诺，有的是和朋友促膝谈心。遭遇到困难时束手无策，有邻居慷慨相助。在农闲的日子里和友人郊游饮酒。他通过一系列生活经历最终肯定了人性美的光辉，并决定留在田园与这些淳朴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在无人之时，陶渊明对着无声的景物做精神上的交流、哲理的思考，显得抽象忘我。在有人之时，他则回归现实，变得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爱有恨。陶诗之写人注重细节的把握和展开。到朋友家拜访“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和朋友聊天“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些琐事中不易被人发现的小小幸福感却被陶渊明捕捉到了。陶渊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集起来，然后细细地玩味，再用诗歌的形式放大了这些微观世界的样貌。这一创造是前人所未有的，陶诗之写人还注重情感的共鸣，与读者产生最多的共鸣之情就是友情。“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其次是亲情，如《责子》。诗人并不是真的有意批评儿子们“总不好纸笔”，他通过对五人的描写，传达出孩子们天真烂漫与自己对他们的关爱。总之，陶渊明对人的描写具有现实的意义兼个人的特色，对景物的描写更是立象写意、影响深远的。
当然陶渊明在表达消极情绪和宽慰自我时也不可避免带有历史局限性。在诉苦方面，他避开政治和时事不谈，缺乏文人精英的社会担当。在宽慰方面，他努力构建世外桃源，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从独立性和纯粹性来看，文学诚然应该是精英们的艺术探索，但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尤其在历史变革和进步的阶段，文人们应该以笔为旗，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让作品具有历史理性的精神。对陶诗的评价当然是瑕不掩瑜，说到底我们无法忽略他的文学地位和意义，但必要的辩证思考不能缺少。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8.
[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M].武英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