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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在燕儿岛路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房子不大，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与院士的头衔不甚相衬。客厅尤其显得狭窄拥挤，体积庞大的旧沙发，样式陈旧的小茶几;同样陈旧的博物橱里陈列着清一色的贝类标本及化石，标识着主人的身份与嗜好，也把我带进海洋，带回历史。茶几角边一盆“万年青”，用艳红簇拥着现实的鲜活，才未使我恍如梦中……
张福绥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采访之前对您就早有耳闻，社会上都尊称您为‘扇贝之父’，对此想听听您的看法。”我开始抛出话题。他神情专注地听着，突然眯起眼睛嘻嘻地笑了：“我希望那是戏称，否则我可有些担当不起。海洋知识需要普及，海洋意识需要培养，海洋科学也需要宣扬，基于这些，我希望接受采访。谈正题之前，先提两点要求：首先，涉及科学领域请不要随意夸张，因为不论哪个门类，凡属科学，它就必然属性严谨实际，再说，就我个人的研究同大海的博大包容相比，仅沧海一粟而已。其次，涉及本人一定不要把前人、同仁、学生、集体的功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谦虚，科学的规律如此，尤其是项目泛学科，本身就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一生恪守的原则是，争活不争功，只问耕耘不讲获取。”
还是谦谦细语，即使讲到情绪激昂时，音调也没有升高。但家常俗语，字字珠矶，铮铮有声，使我禁不住想到谦和一旦有清高为其镶嵌，那形象的鲜亮高大，倾间使人油然生出仰慕。
求学经历
出生在大海身边，儿时却没吃过扇贝，朦胧中依稀记得渔村来的亲戚
无论是作为学科奠基人、导师的张玺教授，还是具体指导
张福绥研究海产贝类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齐钟彦先生，
都在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使张福绥获益匪浅。讲起扇贝柱，我吵吵闹闹要弄个明白，而得到的回答更令人糊涂：“只有皇帝老子才吃得上的东西，你知道得再详细有什么用？”进入天命之年的我，思維记忆的变化，有时也有些怪诞，明白了、理解了的大都淡忘了，云里雾里的反而时常显现，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能同专家谈谈来龙去脉，当然要洗耳恭听一番。“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扇贝作为海鲜八珍之一的上品，不用说寻常百姓，就是采集扇贝的人也舍不得吃，国宴上招待外宾的扇贝也一度是从国外进口的。”张福绥看着我大惑不解的样子，说：“你可能要问，我们国家的海岸线这么长，跨着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几大海区，难道就没有国产的扇贝？有，远的不说，当时荣成、威海等地都长，但我国本土生长的栉孔扇贝，由于养殖周期长（一般需要两年），以及生产成本较高等原因，发展缓慢，正是这些原因，才使我把眼光瞄向大洋彼岸。从1982年底从美国成功引进海湾扇贝，到如今年养殖产量达到几十万吨;从用外汇‘舶来’的稀世珍品，到寻常百姓的常食菜肴……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
张福绥由于生在农村，家境又十分贫寒，本应充满乐趣的学生时代却充满了辛酸。1949年他正上高二，险些辍学的他，靠人民助学金得以继续完成学业。他勤奋好学又不得不忙于生计，课余时间兼兼家教，甚至“苦力”也干过。临考大学，他踌躇满志，却又为志愿的选择犯难：论志向，他当时对学医最感兴趣，“救死扶伤普济人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光环诱惑，使他欲罢不能，但考虑到学制过长（6年），家中不但无力供养，而且还期待他尽早成为经济支柱。无奈之下，他只好“痛苦”地选择了山东大学农学院，并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考取。
以优异的成绩入学，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之后，张福绥原定留校任教，命运又使他与机会失之交臂。他服从组织需要被分配到广东省水产学校（现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到任后分到的第一门课就是贝类养殖。今天回想起来，张福绥百感交集：“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一无教材，二无先例，三无资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课堂直接办在养殖厂里。我和同学们一样，一条草席、一把油纸伞、一顶蚊帐、一个水桶就是全部家当，一年之中有半年的时间在厂里，足迹遍及广东、海南，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实习报告。现今总结一下，那就是我日后从事水产养殖、贝类养殖的开始。虽然当时那些由实习报告汇编而成的教材缺乏理论基础，也成不了系统，但是我还是从养殖牡蛎、泥蚶等的实践中，有了大量积累。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从富有经验的养殖师傅那里，学习了我国历代积累的传统养殖技术。”
随后，广东省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广东省水产学校的部分师生承担了为国营大型养殖公司选址的任务。由于实地教学中积累了经验，这个看似艰巨的任务，实际上完成得非常顺利。顺利之余，张福绥常常在反思，随着实践的比例加重，理论水平的苍白日渐明显，为了改变这种失衡的局面，他向学校提出回青岛进修的请求。这次进修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促成了他由教学转向科研的人生转折。在山东大学农学院和中科院海洋所学习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沉浸在枯燥刻板的理论学习之中。此外，他还常向中科院的张玺教授和齐钟彦先生等专家请教，正是这次有缘相识，张福绥才有幸做了张玺的研究生。
经过这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进修，张福绥的理论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结合张玺传授的贝类学知识，编撰了有关“贝类养殖”的讲义。这些源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义，在水产养殖界很受重视，1955年夏天的大连，全国几所水产学校的老师首次编撰贝类养殖教学大纲，张福绥应邀参加了这一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壮举。
年近而立之年就参加了“教学大纲”的编撰，这几乎象征着权威的高抬和信任，然而这并没有使张福绥头脑发热，他冷静地自我剖析，自己只有再深造才有成就大事业的可能。从大学毕业到考研，两年多的时间里，张福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为了兑现承诺，他又用半年的时间给广东省水产学校赶完一年的课程。从此，张福绥的眼前、胸中，就是一片深藏无穷奥秘的海，而在惊涛骇浪之上，闪烁的是寻觅的曙光。
师从大师，兢兢业业
提到师从张玺、齐钟彦两位先生的经历，张福绥禁不住感叹唏嘘。张玺是我国研究动物学、贝类学的一代宗师，齐钟彦曾随张玺从事研究工作，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贝类学家。两位大师的主要著述有《贝类学纲要》《我国的贝类》《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南海的双壳类软体动物》等等。他们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创立了贝类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齐钟彦还继承张玺的遗愿，创立了中国贝类学会，推动了我国贝类学的发展。 无论是作为学科奠基人、导师的张玺教授，还是具体指导张福绥研究海产贝类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齐钟彦先生，都在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使张福绥获益匪浅。评价起两位老师，张福绥言语恳切真挚：“张先生不是那种单凭聪明来做学问的人，他更偏重韧性和毅力，一旦选定了课题就会百折不回地追根究底。这一特点，我想也是一个科学家最起码也最宝贵的素质。齐先生生性沉稳，先生退休前我们同室办公十多年，我常常感到先生的沉静就像大海般厚重，他事必躬亲，大小事都一丝不苟地做，而且还总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两位老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寻找知识的来源。更使人仰慕的是，他们的执着和对名利的淡泊。”
攻读研究生这段时间，响应国家海洋普查的需要，张福绥征求导师同意，选择了海洋浮游软体动物分类与生态研究的课题，填补了国家在此项研究上的空白。张福绥毕业留海洋所工作以后，同时涉猎了贝类分类区系与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并且双双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的海洋浮游软体动物：在分类学部分，鉴定报告了61种（其中含1新属、4新种及1新亚种），修订了海若螺的分类系统，其中组建1新亚科。在生态学部分，首次发现了黄海区浮游软体动物群体南北向移动现象、移动矢量及年周期，并对其移动进行了动力学分析，据此选定出暖流指标种，为黄海暖流冬强夏弱的性质提供了生物学依据。另外，在导师张玺的率领下，参与了海洋动物的地理学研究，以底栖软体动物为材料，将我国海洋物区系进行了“亚区级”区划，由此，将我国海洋动物地理学研究从记录动物地理学、比较动物地理学推向区划动物地理学阶段。标志着我国动物地理学的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开发利用海洋已形成世界性浪潮，向海洋索取蛋白质等人类生存必需的营养，成为海洋生物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实验生态学与贝类养殖学研究方面已有相当造诣的张福绥，在西方一些科学家尚在观望是否将有足够的经济刺激与营养价值以发展贻贝养殖时，他已经在当时的海洋所领导曾呈奎的安排下，任水产养殖课题组组长，着手实施与发展贻贝养殖的有关研究项目。
贻贝俗称海虹，是一种皮薄肉厚、味道极佳的贝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青岛因价格便宜，寻常百姓常有口福吃到这种美味食品。通过考察证论，张福绥和养殖组的同志把实验基地定在烟台市金沟寨的海边荒滩，建房扎寨，试验人工育苗，同时开展海上调查研究，探索自然采苗。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作过程中的艰难种种，至今让张福绥记忆犹新：“不说别的，在海上作周年调查时，酷暑中，海边无遮无挡，操作中的暴晒就是对人的意志的一大考验。晚上海边蚊子、小咬、牛虻成群结队，轮番进攻，常常使人遍体鳞伤还无法休息。冬天的严寒同盛夏形成鲜明对比，海滩上的人工育苗试验夜里在海边进行，在育苗室值班，一进12月，碰上北风呼号而至的阴沉天，海风简直就像锋利的刀子，凡是身体裸露的部分都无一幸免被割得生疼……那个时代人的思想也相对单纯，就凭着‘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这一条，我们全组人马没有一个退缩，圆满地实现了从人工育苗到自然采苗两个渠道获得苗种，然后迅速转化成果，并以烟台沿海为幅射源，向南北两线推广……”
贻贝人工育苗进入中试阶段，是他们与有关单位的科技人员在烟台市水产局的支持下，于1972—1974年在金沟寨海滩白手起家建立小型育苗室开始的。1973年，他们创建生产性育苗技术获取成功，证明通过人工育苗发展贻贝养殖的可能性。1974年，他们为开发青岛海域的贝类苗源回到青岛，与青岛水产局的科技人员一起建设了更完备的育苗室，相继育出更多的苗种移到胶州湾养殖。70年代末，养殖组还创出了育苗单产高达1000万粒以上的世界纪录，这在当时就令国际海洋生物界瞩目。为此，张福绥应邀参加了1982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太平洋地区水产养殖技术创新研讨会。短短的几年时间，张福绥等人就完成了完整的人工育苗技术体系，并为以后其它贝类育苗获取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为了解决大面积养殖的苗源不足问题，张福绥和养殖组的同事们，在金沟寨时就确定了两条路的方针。他们一边人工育苗，一边开发利用自然苗种。在系统周密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一定季节，烟台海域有足够的贻贝幼虫可供生产性采苗，而以往所谓的贝苗不足，是由于海水中适于幼虫附着变态成苗的附着基太少。养殖海带用的草梗上附有相当数量的贻贝苗，但六月份海带收割时，草梗也随收上岸，附着基上的小苗随之干死。为此，他们决定在收割海带时留下草梗试验，结果当年就采到大量的自然苗种。这次试验的成功，被定名为“废旧草梗采苗法”，随之在胶东半岛推广。1974年在胶州湾和临近海区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该海区的贻贝幼虫比烟台海区少得多，而且还分春、秋两批。几年来的研究，他们还顺便事半功倍地探明了山东沿岸贻贝自然苗源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开发利用山东自然苗源的過程中，张福绥带领他的课题组又创建了“建立贻贝自然采苗场”技术，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利用了山东沿岸贻贝自然苗源，促进了山东贻贝养殖的发展。
山东的养殖业大都是从养殖海带起家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家对海带养殖业补助费的取消，海带养殖业渐呈颓势，山东南岸的海带养殖业甚至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而贻贝养殖业的兴起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到了1977年，仅山东一省的产量就达到了5万吨，产业化的形成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使贻贝养殖成为当时全国海水养殖的支柱产业，该项成果以破天荒的创造和巨大的应用价值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及山东省科技大会奖。
张福绥是农民的儿子，他的心总装着百姓的疾苦。经常跋涉于沿海渔村进行海洋资源调查以及滩涂养殖的研究，他无数次目睹了沿海渔民的劳作艰辛和生活清苦。有一次，他和同事们带着铺盖下实验场，借住在渔民家中，看到他们吃地瓜干就咸鱼，身上破衣烂衫无法遮体，炕上的被子就是烂棉絮……晚上躺在冰冷的炕上，他彻夜难眠了，想到自己有了今天是百姓养育的结果，他不能让他们永远贫苦下去，他发誓要用自己的知识和创造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了雄心壮志，同时也有了具体行动，实验结束回到青岛，张福绥立即让爱人做了一床新被，寄给那家他借宿的渔民。当时，他每月的工资仅有70几元，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育子女，日子过得也相当拮据。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浅海养殖的几大支柱产业都出现了滑坡，第一次浪潮的海带，与之相继兴起的贻贝，在市场上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销路不畅，价格大跌，而我国本土的栉孔扇贝又因生长周期较长、人工养殖条件不够成熟等先天缺陷，虽有国家政策补贴，仍然发展缓慢。这种局面使许多海水养殖场进退维谷，大量的产业工人和渔民面临失业和生存的危险。
张福绥以天下之忧而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不但是他研究方向的航标，而且还是创造发明的原动力。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以敏锐的眼光、前瞻的行动，从事了扇贝生物学及引种养殖的研究。在翻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分析了我国与其它有关海域的海洋环境、地理生态、引进的目标生物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之后，选定了美国大西洋沿岸出产的海湾扇贝和日本北部出产的虾夷扇贝为引进对象。1975年，曾呈奎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访美，1981年，美国水产科技代表团访华，这些事件为张福绥的这一设想带来了实现的契机。
26只扇贝移殖成功
谈起美国海湾扇贝的移植经历，张福绥说：“26只美国海湾扇贝在海洋所移殖成功，于是乎我也被冠以‘扇贝之父’和‘扇贝王’的美称，这些美誉我担当不起，过去不敢，现在不敢，将来仍不敢。这次海湾扇贝的移殖，我只是选定了贝种，并引种成功、形成产业而已，今天回想起来，使我难忘的是海洋所的团队精神，这种团队精神是成功的灵魂，它证实了海洋科学的研究，必须有前人后任的无私衔接为支撑，否则再小的项目也难以完成。另外，各级政府的关怀、广大渔民的信任、兄弟单位的通力合作、美国同行的热情协助等等，都是成功的力量源泉。”
1981年，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的回访，美国水产代表团来华访问，在青岛海洋所进行学术交流时，当时的所长曾呈奎向美国代表团提及引进海湾扇贝之事。随后，刘瑞玉院士及吴超元教授趁赴美开会之便，先后带回两批亲贝。当时由于团队缺乏入关、检疫、途中海水暂养等方面的经验，到青岛后存活下来的个体较少，也没有采出卵来。当时团队虽感遗憾，但却没有丧失信心。机会终于再次来了，1982年，张福绥应邀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临行前，曾呈奎郑重叮咛：“再一再二不再三，这次一定要带回活的亲贝，并要移殖成功，有任何困难所里都会帮你解决。”
个人夙愿加上组织重托，使张福绥团队慎重地反复研究引种的程序，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做了周密安排，每一个可能突发的变故也有了应急措施。功夫不负有心人，200只亲贝虽然在美国储养期间已死了三分之一，途中又死了大部分，但是仍然剩下了数十只带回青岛。
活的海湾扇贝在海洋所的实验室里落户了，但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张福绥丝毫没有懈怠，他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基本以实验室为家，没有白天黑夜，大家轮流守候，即使如此，实验室里储养的扇贝还在陆续死亡，最后只剩下26只。为此，课题组当机立断育肥促熟，使其提前排放精卵，培育后代。一个多月过去了，课题组的同志们个个精疲力竭，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终于闪现出喜悦一一美国的海湾扇贝终于在中国诞生了。这也就是中国海湾扇贝的祖先“26只扇贝”的由来。大家忘记了辛苦，忘记了疲劳，为了“小宝宝”的降生而欢呼雀跃。此刻，脸上同样洋溢着会心微笑的张福绥心里清楚，观察伺弄亲贝产卵，孵化成功……度过的那些不眠之夜，仅仅是漫长征途的第一步，要有个心理准备，严谨地把握好每一个环节，不怕为此做出更大的付出。
考虑到越冬的安全问题，他把第一次培育出的4万粒苗种分成两批，分别送到不同的温度带试养：一批留在青岛，一批送往福建罗源湾试养。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以便将课题研究引向纵深，他与组里的同志们时常乘舢舨在海上飘泊，观察苗情、记录数据、摸索规律。1984年，为了研究湾内外扇贝生长等方面的差异，他又将培育出的第二代苗种分为两批，一批留在胶州湾内，一批送往胶州湾外。当时受到某些原因的制约，尽管推迟到了9月份才将苗种分到养成笼中，10月末贝体就长到5公分了，生长之快，令当时各地参加验收会的人员感到兴奋和惊讶。
艰辛与愉悦相伴，耕耘与收获并举，经过几年的试验和研究，在规模生产上，课题组攻克了亲贝性腺促热、饵料、采卵、孵化、幼虫培养、采苗器材、苗种中间培育、养成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并建立了一整套工厂化育苗及养成技术。试验证明，海湾扇贝是一个生长快、产量高、当年就能达到商品规格的优良养殖品种，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和形成产业的潜力，当然随之可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更是难以估量的。
1985年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性的海湾扇贝养殖现场会，专家和养殖场技术人员云集胶州湾畔，看着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鲜活生命带有弹性张力的蠕动，大家都啧啧称赞，仿佛已经看到号称海中珍品的扇贝就要在不久的将来，被端上寻常百姓的餐桌了。兴奋赞叹之余，大家把张福绥包围了：索要种贝的、邀请指导的、寻根究底的……他激动得满面红光，不知疲倦地一一作答，毫无保留地把一切一切都急不可耐地告诉大家。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去烟台视察时，烟台市领导请求海洋所派技术人员帮助养殖海湾扇贝;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宋健也投来关注的目光，在山东视察时，他明确提出将海湾扇贝养殖列入“星火计划”。随后，胶南以海湾扇贝为媒介，与海洋所建立了经济技术联合体。乳山、荣成、威海、大连等都提出科技支持的要求。局面大好之中，张福绥课题组没有过多考虑成果的有偿转让，他们更重视的是尽快推广，让农民富裕起来。一時间尤如野火春风，以青岛胶州湾为幅射点，海湾扇贝养殖在全国沿海迅速蔓延。
为了解决养殖技术的不足，在青岛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86年开始，国家科委在青岛办了多期全国性海湾扇贝工厂化育苗及养成技术培训班。除此，张福绥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多次到全国各地指导，并办了无数地方性培训班，为全国沿海各省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为海湾扇贝养殖在全国迅速形成产业奠定了基础。这些都预示着在我国新一轮的海水养殖浪潮即将到来。张福绥他们太忙了，回忆起这段时间，几乎都是盲点或空白，是儿时梦幻的圆满还是事业持续的召唤？他一时也难以分辨了。 为科研下海经商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步步深入，皇粮管饱、科研经费由上级划拔的局面逐渐改变，长年习惯于谋道而不谋食的科研人员，面对这种变化常常无所适从。对此，很多人往往会筹划就钱吃面、压缩项目课题的消极之路，但这不是张福绥的风格，在科学的眼光和精细的权衡之后，他决定创办以科研成果为依托的经济实体，达到以经济实体养活科研的目的。1987年11月，在中科院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经深思熟虑，张福绥毅然带着一批精兵强将，在地处荒凉海滩的风岗子上贷款办起了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并当起了法人代表。
此举，对一贯坚守“只谋道，不谋食”信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生存能力、心理承受力还是人格优劣都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工程一上马，张福绥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创业标准，并率先把自己的实验室移到工地上。他和创业的同志们一起，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白天指挥基建，晚上忙活科研。凛冽的海风，彻骨的海水，记下了他们创业的艰难。跨越三九隆冬，不到4个月，他们就完成了近两千平方米的基础工程，为当年育苗赢得了时间。
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毕竟万事草创，其工作条件无法同研究室的舒适、安逸相提并论。“张福绥离经叛道纯粹是为了钱”的讥讽也随风鹊起，对此，张福绥有自己的主张：“创办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的最终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想创造一个科学研究示范基地，为贝类养殖研究提供一片试验区域;二是想利用该中心的创收来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以科研指导生产，以生产带动科研，这是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趋势。”1988年6月是个值得纪念的节日，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培育出的上亿粒贝苗全部售出，从创业开始仅8个月时间，不但收回全部投入，还略有盈余，而且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形象，使北方沿海的渔民实实在在体会到发展扇贝养殖的大好前景。
渔民们纷纷投资的同时，大家更忙了。不但是张福绥，包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都当了顾问，忙得不亦乐乎，累得不亦乐乎，常常苦于分身无术。即使如此，张福绥与同志们仍分头穿梭于各养殖点进行技术推广，毫无保留地将全套的养殖、生产技术传授给养殖扇贝的渔民们。
有一次，张福绥得知蓬莱某养殖场遇到了技术难题，一大早他便乘上长途汽车赶去帮助解决，问题顺利解决了，为使青岛这边的工作不受影响，他当天又乘车返回青岛。700余里的长途颠簸，连续数月的昼夜操劳，这位年愈花甲的老教授，曲蜷在狭窄的车厢座位上沉沉地睡着，梦中还是他痴恋的大海和千姿百态的贝类。近十年了，这样的长途奔波已数不胜数，海湾扇贝引种成功后，在山东、辽宁、河北等省水产系统的共同努力下，黄渤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国际上新兴的海湾扇贝养殖产业。
1987年春天，正当海湾扇贝养殖以燎原之势蓬勃发展的时候，育苗池中突然爆发的“幼虫面盘解体病”肆虐蔓延，大批幼虫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沉底死亡，遍及山东半岛的绝大多数育苗点面临着绝收的危险。突如其来的灾难像千斤磐石压在张福绥和课题组全体的身上，面临这种文献中也未曾记载的疾病，他们一筹莫展。眼瞅着渔民和同志们的心血毁于一旦，张福绥心里那份苦楚无法言喻。此时此刻科学家的坚韧往往表现在冷静中的独具慧眼，或许正是这次打击，在他心里埋下了数年后海湾扇贝引种复壮的种子。
下面引录一段来自一本记录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的书中，关于“海湾扇贝引种、育苗、养殖研究及其应用”的文字：至1994年，年产鲜贝在我国沿海市场上已不再戴着“海洋珍品”的桂冠，而成为菜篮子工程的产品之一，进入了普通居民的餐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96年累计产量约160万吨，产值约60亿元。随着扇贝柱等加工产品大量返销美国，世界水产养殖权威人士也断言：这是一项最令人兴奋的引种工程，只用了26个生殖个体就发展成一大新兴渔业，是一项最成功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移植，是近10年来世界非凡的水产养殖项目之一。
科学无疆界，科研无终止，默默拓荒无穷期
海湾扇贝在我国北方沿海大面积的移殖成功之后，一个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的宏伟蓝图又在张福绥心中形成。他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对那儿的每一片水域都熟悉，都充满深情。他在充分研究了南海水域、水温、环境等有关养殖条件的基础上，又选定了美国大西洋产的墨西哥湾扇贝，并于1991年末引入我国。1992—1993年在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与广西、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合作，分别在各省海域进行了养殖化试验。1994年又与各省进行了合作开发，开始因地制宜的育苗及海上养成试验，又一次大获成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从此，移殖的海湾扇贝遍布中国沿海，对沿海经济的发展普遍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海湾扇贝从美国引进到中国10年之后，随着全人工育苗养殖年代的延长，在育苗与养殖生产中逐渐出现了遺传衰退，如生长速率减缓，商品贝体小型化，肉柱得率下降，尤其在育苗过程发生“幼虫面盘解体病”以及养成过程中出现“外套膜收缩病”的几率与程度越来越大等等。由此导致人工养殖的海湾扇贝大量死亡，大面积减产，直接威肋着这个新兴支柱产业的兴衰。作为此项研究成果的第一人，张福绥始终关注着它的走势，带领课题组全体成员立即投入海湾扇贝引种复壮的研究，重新引进贝种。试验证明，新种的抗逆性、生长速率、体形、大小、贝柱得率及生活力等性状，均比原养殖群体有明显提高。这一试验结果，使张福绥和课题组备受鼓舞，促使他们加快了“引种复壮”的步伐。仅仅两年的时间，他们就对养殖群体全部进行了种质更新，从而峰回路转，保证了这一支柱产业的健康发展。
1997—1998年夏季，我国养殖的栉孔扇贝，连续两年发生了灾难性死亡，仅山东省1997年就因此损失高达15亿元，1998年的损失更为严重。辽宁与河北等地也出现类似现象，这次灾难给从业公司和从业渔民带来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养殖于相同海域的经复种复性的海湾扇贝则仍然健壮成长。究其原因，除了海湾扇贝耐高温的能力相对强之外，90年代初采取的“引种复性”举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双重历史使命，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回想起1997—1998年那场令人触目惊心的扇贝养殖史上的巨大灾难，张福绥说：“损失的确惨重，原因也很简单，是人类自我作践的结果。不科学的混养，不合理的密植，加上水质因陆上的排污严重污染，已经大大超过了养殖水域的承受能力，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
2000年7月30日，在青岛国际海洋节期间举行的以“近海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院士论坛上，张福绥集几十年海洋科学研究之经验总结，以《生态工程化养殖——新世纪我国蓝色农业前瞻》的论文阐述了自己对未来的畅想：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国的蓝色农业发展迅速，已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国海洋渔业产量居世界之首，海水养殖产量约占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的80%以上，产值占全国海洋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海水增养殖业是界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产业类型，由于基础理论和技术相对落后，缺乏整体开发利用的战略意识。这不仅制约了增养殖业自身的发展，也对沿海环境和生态系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国沿岸重要的海水养殖区大多分布于沿海港湾和河口附近水域，这种水域也自然成为沿海陆源污染物和海上排污的主要受纳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直接入海的废水量高达80亿吨。除了外源污染物的进入外，养殖设施的屏障效应使流速降低，影响了营养物质的输入和污物的输出，既降低了海域的使用功能，也成为二次污染的污染源。此外，植物性种类有机质的溶出，动物性种类养殖过程中的人工残饵及代谢产物的排入等都对近海环境造成危害。我国海水产养殖的动物基本上都是野生型，未经遗传改良，除保留了野生型对环境温度等变化适应性较强的优点外，更多地表现为对养殖环境的不适应性。另外，养殖类群单一并长期持续密集养殖，使生态系统能量和物质由于超支而贫乏，造成循环过程紊乱和生态失調，致使某些污损，赤潮和病原生物异常。
为此，他思维前瞻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未来的生态养殖，将强调养殖新模式和设施渔业中新材料与新技术的运用，建立动植物复合养殖系统，实施养殖系统的“生物操纵”与“自我修复”，优化已养海域的养殖结构，实现浅海离岸生态设施渔业。未来的工程化养殖，将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水质处理和调控技术与病害防控技术，设计现代养殖工程设施，实施养殖良种生态工程化养殖，依靠“人工操纵”实现养殖系统的环境修复，有效地控制养殖的自身污染及因养殖活动对海域环境造成的影响。
未来是美好的，张福绥说：“滩涂甚至近海养殖都应属初级阶段，放眼万里驶向深海，使生物链和生态在深海中有机相配……到了那个时候，现在的近海应该被建成赏心悦目、使人流连忘返的海上公园……”
采访结束了，张福绥还是那般笑容可掬，还是那般谦和可敬……我却在心中画板上给他勾勒了一幅素描一一一只拓荒的老牛，在海水养殖的广阔海域，喷着鼻息，正耕耘无穷期地一步一步踏向纵深。
张福绥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采访之前对您就早有耳闻，社会上都尊称您为‘扇贝之父’，对此想听听您的看法。”我开始抛出话题。他神情专注地听着，突然眯起眼睛嘻嘻地笑了：“我希望那是戏称，否则我可有些担当不起。海洋知识需要普及，海洋意识需要培养，海洋科学也需要宣扬，基于这些，我希望接受采访。谈正题之前，先提两点要求：首先，涉及科学领域请不要随意夸张，因为不论哪个门类，凡属科学，它就必然属性严谨实际，再说，就我个人的研究同大海的博大包容相比，仅沧海一粟而已。其次，涉及本人一定不要把前人、同仁、学生、集体的功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谦虚，科学的规律如此，尤其是项目泛学科，本身就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一生恪守的原则是，争活不争功，只问耕耘不讲获取。”
还是谦谦细语，即使讲到情绪激昂时，音调也没有升高。但家常俗语，字字珠矶，铮铮有声，使我禁不住想到谦和一旦有清高为其镶嵌，那形象的鲜亮高大，倾间使人油然生出仰慕。
求学经历
出生在大海身边，儿时却没吃过扇贝，朦胧中依稀记得渔村来的亲戚
无论是作为学科奠基人、导师的张玺教授，还是具体指导
张福绥研究海产贝类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齐钟彦先生，
都在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使张福绥获益匪浅。讲起扇贝柱，我吵吵闹闹要弄个明白，而得到的回答更令人糊涂：“只有皇帝老子才吃得上的东西，你知道得再详细有什么用？”进入天命之年的我，思維记忆的变化，有时也有些怪诞，明白了、理解了的大都淡忘了，云里雾里的反而时常显现，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能同专家谈谈来龙去脉，当然要洗耳恭听一番。“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扇贝作为海鲜八珍之一的上品，不用说寻常百姓，就是采集扇贝的人也舍不得吃，国宴上招待外宾的扇贝也一度是从国外进口的。”张福绥看着我大惑不解的样子，说：“你可能要问，我们国家的海岸线这么长，跨着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几大海区，难道就没有国产的扇贝？有，远的不说，当时荣成、威海等地都长，但我国本土生长的栉孔扇贝，由于养殖周期长（一般需要两年），以及生产成本较高等原因，发展缓慢，正是这些原因，才使我把眼光瞄向大洋彼岸。从1982年底从美国成功引进海湾扇贝，到如今年养殖产量达到几十万吨;从用外汇‘舶来’的稀世珍品，到寻常百姓的常食菜肴……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
张福绥由于生在农村，家境又十分贫寒，本应充满乐趣的学生时代却充满了辛酸。1949年他正上高二，险些辍学的他，靠人民助学金得以继续完成学业。他勤奋好学又不得不忙于生计，课余时间兼兼家教，甚至“苦力”也干过。临考大学，他踌躇满志，却又为志愿的选择犯难：论志向，他当时对学医最感兴趣，“救死扶伤普济人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光环诱惑，使他欲罢不能，但考虑到学制过长（6年），家中不但无力供养，而且还期待他尽早成为经济支柱。无奈之下，他只好“痛苦”地选择了山东大学农学院，并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考取。
以优异的成绩入学，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之后，张福绥原定留校任教，命运又使他与机会失之交臂。他服从组织需要被分配到广东省水产学校（现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到任后分到的第一门课就是贝类养殖。今天回想起来，张福绥百感交集：“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一无教材，二无先例，三无资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课堂直接办在养殖厂里。我和同学们一样，一条草席、一把油纸伞、一顶蚊帐、一个水桶就是全部家当，一年之中有半年的时间在厂里，足迹遍及广东、海南，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实习报告。现今总结一下，那就是我日后从事水产养殖、贝类养殖的开始。虽然当时那些由实习报告汇编而成的教材缺乏理论基础，也成不了系统，但是我还是从养殖牡蛎、泥蚶等的实践中，有了大量积累。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从富有经验的养殖师傅那里，学习了我国历代积累的传统养殖技术。”
随后，广东省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广东省水产学校的部分师生承担了为国营大型养殖公司选址的任务。由于实地教学中积累了经验，这个看似艰巨的任务，实际上完成得非常顺利。顺利之余，张福绥常常在反思，随着实践的比例加重，理论水平的苍白日渐明显，为了改变这种失衡的局面，他向学校提出回青岛进修的请求。这次进修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促成了他由教学转向科研的人生转折。在山东大学农学院和中科院海洋所学习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沉浸在枯燥刻板的理论学习之中。此外，他还常向中科院的张玺教授和齐钟彦先生等专家请教，正是这次有缘相识，张福绥才有幸做了张玺的研究生。
经过这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进修，张福绥的理论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结合张玺传授的贝类学知识，编撰了有关“贝类养殖”的讲义。这些源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义，在水产养殖界很受重视，1955年夏天的大连，全国几所水产学校的老师首次编撰贝类养殖教学大纲，张福绥应邀参加了这一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壮举。
年近而立之年就参加了“教学大纲”的编撰，这几乎象征着权威的高抬和信任，然而这并没有使张福绥头脑发热，他冷静地自我剖析，自己只有再深造才有成就大事业的可能。从大学毕业到考研，两年多的时间里，张福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为了兑现承诺，他又用半年的时间给广东省水产学校赶完一年的课程。从此，张福绥的眼前、胸中，就是一片深藏无穷奥秘的海，而在惊涛骇浪之上，闪烁的是寻觅的曙光。
师从大师，兢兢业业
提到师从张玺、齐钟彦两位先生的经历，张福绥禁不住感叹唏嘘。张玺是我国研究动物学、贝类学的一代宗师，齐钟彦曾随张玺从事研究工作，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贝类学家。两位大师的主要著述有《贝类学纲要》《我国的贝类》《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南海的双壳类软体动物》等等。他们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创立了贝类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齐钟彦还继承张玺的遗愿，创立了中国贝类学会，推动了我国贝类学的发展。 无论是作为学科奠基人、导师的张玺教授，还是具体指导张福绥研究海产贝类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齐钟彦先生，都在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使张福绥获益匪浅。评价起两位老师，张福绥言语恳切真挚：“张先生不是那种单凭聪明来做学问的人，他更偏重韧性和毅力，一旦选定了课题就会百折不回地追根究底。这一特点，我想也是一个科学家最起码也最宝贵的素质。齐先生生性沉稳，先生退休前我们同室办公十多年，我常常感到先生的沉静就像大海般厚重，他事必躬亲，大小事都一丝不苟地做，而且还总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两位老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寻找知识的来源。更使人仰慕的是，他们的执着和对名利的淡泊。”
攻读研究生这段时间，响应国家海洋普查的需要，张福绥征求导师同意，选择了海洋浮游软体动物分类与生态研究的课题，填补了国家在此项研究上的空白。张福绥毕业留海洋所工作以后，同时涉猎了贝类分类区系与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并且双双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的海洋浮游软体动物：在分类学部分，鉴定报告了61种（其中含1新属、4新种及1新亚种），修订了海若螺的分类系统，其中组建1新亚科。在生态学部分，首次发现了黄海区浮游软体动物群体南北向移动现象、移动矢量及年周期，并对其移动进行了动力学分析，据此选定出暖流指标种，为黄海暖流冬强夏弱的性质提供了生物学依据。另外，在导师张玺的率领下，参与了海洋动物的地理学研究，以底栖软体动物为材料，将我国海洋物区系进行了“亚区级”区划，由此，将我国海洋动物地理学研究从记录动物地理学、比较动物地理学推向区划动物地理学阶段。标志着我国动物地理学的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开发利用海洋已形成世界性浪潮，向海洋索取蛋白质等人类生存必需的营养，成为海洋生物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实验生态学与贝类养殖学研究方面已有相当造诣的张福绥，在西方一些科学家尚在观望是否将有足够的经济刺激与营养价值以发展贻贝养殖时，他已经在当时的海洋所领导曾呈奎的安排下，任水产养殖课题组组长，着手实施与发展贻贝养殖的有关研究项目。
贻贝俗称海虹，是一种皮薄肉厚、味道极佳的贝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青岛因价格便宜，寻常百姓常有口福吃到这种美味食品。通过考察证论，张福绥和养殖组的同志把实验基地定在烟台市金沟寨的海边荒滩，建房扎寨，试验人工育苗，同时开展海上调查研究，探索自然采苗。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作过程中的艰难种种，至今让张福绥记忆犹新：“不说别的，在海上作周年调查时，酷暑中，海边无遮无挡，操作中的暴晒就是对人的意志的一大考验。晚上海边蚊子、小咬、牛虻成群结队，轮番进攻，常常使人遍体鳞伤还无法休息。冬天的严寒同盛夏形成鲜明对比，海滩上的人工育苗试验夜里在海边进行，在育苗室值班，一进12月，碰上北风呼号而至的阴沉天，海风简直就像锋利的刀子，凡是身体裸露的部分都无一幸免被割得生疼……那个时代人的思想也相对单纯，就凭着‘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这一条，我们全组人马没有一个退缩，圆满地实现了从人工育苗到自然采苗两个渠道获得苗种，然后迅速转化成果，并以烟台沿海为幅射源，向南北两线推广……”
贻贝人工育苗进入中试阶段，是他们与有关单位的科技人员在烟台市水产局的支持下，于1972—1974年在金沟寨海滩白手起家建立小型育苗室开始的。1973年，他们创建生产性育苗技术获取成功，证明通过人工育苗发展贻贝养殖的可能性。1974年，他们为开发青岛海域的贝类苗源回到青岛，与青岛水产局的科技人员一起建设了更完备的育苗室，相继育出更多的苗种移到胶州湾养殖。70年代末，养殖组还创出了育苗单产高达1000万粒以上的世界纪录，这在当时就令国际海洋生物界瞩目。为此，张福绥应邀参加了1982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太平洋地区水产养殖技术创新研讨会。短短的几年时间，张福绥等人就完成了完整的人工育苗技术体系，并为以后其它贝类育苗获取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为了解决大面积养殖的苗源不足问题，张福绥和养殖组的同事们，在金沟寨时就确定了两条路的方针。他们一边人工育苗，一边开发利用自然苗种。在系统周密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一定季节，烟台海域有足够的贻贝幼虫可供生产性采苗，而以往所谓的贝苗不足，是由于海水中适于幼虫附着变态成苗的附着基太少。养殖海带用的草梗上附有相当数量的贻贝苗，但六月份海带收割时，草梗也随收上岸，附着基上的小苗随之干死。为此，他们决定在收割海带时留下草梗试验，结果当年就采到大量的自然苗种。这次试验的成功，被定名为“废旧草梗采苗法”，随之在胶东半岛推广。1974年在胶州湾和临近海区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该海区的贻贝幼虫比烟台海区少得多，而且还分春、秋两批。几年来的研究，他们还顺便事半功倍地探明了山东沿岸贻贝自然苗源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开发利用山东自然苗源的過程中，张福绥带领他的课题组又创建了“建立贻贝自然采苗场”技术，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利用了山东沿岸贻贝自然苗源，促进了山东贻贝养殖的发展。
山东的养殖业大都是从养殖海带起家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家对海带养殖业补助费的取消，海带养殖业渐呈颓势，山东南岸的海带养殖业甚至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而贻贝养殖业的兴起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到了1977年，仅山东一省的产量就达到了5万吨，产业化的形成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使贻贝养殖成为当时全国海水养殖的支柱产业，该项成果以破天荒的创造和巨大的应用价值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及山东省科技大会奖。
张福绥是农民的儿子，他的心总装着百姓的疾苦。经常跋涉于沿海渔村进行海洋资源调查以及滩涂养殖的研究，他无数次目睹了沿海渔民的劳作艰辛和生活清苦。有一次，他和同事们带着铺盖下实验场，借住在渔民家中，看到他们吃地瓜干就咸鱼，身上破衣烂衫无法遮体，炕上的被子就是烂棉絮……晚上躺在冰冷的炕上，他彻夜难眠了，想到自己有了今天是百姓养育的结果，他不能让他们永远贫苦下去，他发誓要用自己的知识和创造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了雄心壮志，同时也有了具体行动，实验结束回到青岛，张福绥立即让爱人做了一床新被，寄给那家他借宿的渔民。当时，他每月的工资仅有70几元，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育子女，日子过得也相当拮据。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浅海养殖的几大支柱产业都出现了滑坡，第一次浪潮的海带，与之相继兴起的贻贝，在市场上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销路不畅，价格大跌，而我国本土的栉孔扇贝又因生长周期较长、人工养殖条件不够成熟等先天缺陷，虽有国家政策补贴，仍然发展缓慢。这种局面使许多海水养殖场进退维谷，大量的产业工人和渔民面临失业和生存的危险。
张福绥以天下之忧而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不但是他研究方向的航标，而且还是创造发明的原动力。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以敏锐的眼光、前瞻的行动，从事了扇贝生物学及引种养殖的研究。在翻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分析了我国与其它有关海域的海洋环境、地理生态、引进的目标生物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之后，选定了美国大西洋沿岸出产的海湾扇贝和日本北部出产的虾夷扇贝为引进对象。1975年，曾呈奎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访美，1981年，美国水产科技代表团访华，这些事件为张福绥的这一设想带来了实现的契机。
26只扇贝移殖成功
谈起美国海湾扇贝的移植经历，张福绥说：“26只美国海湾扇贝在海洋所移殖成功，于是乎我也被冠以‘扇贝之父’和‘扇贝王’的美称，这些美誉我担当不起，过去不敢，现在不敢，将来仍不敢。这次海湾扇贝的移殖，我只是选定了贝种，并引种成功、形成产业而已，今天回想起来，使我难忘的是海洋所的团队精神，这种团队精神是成功的灵魂，它证实了海洋科学的研究，必须有前人后任的无私衔接为支撑，否则再小的项目也难以完成。另外，各级政府的关怀、广大渔民的信任、兄弟单位的通力合作、美国同行的热情协助等等，都是成功的力量源泉。”
1981年，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的回访，美国水产代表团来华访问，在青岛海洋所进行学术交流时，当时的所长曾呈奎向美国代表团提及引进海湾扇贝之事。随后，刘瑞玉院士及吴超元教授趁赴美开会之便，先后带回两批亲贝。当时由于团队缺乏入关、检疫、途中海水暂养等方面的经验，到青岛后存活下来的个体较少，也没有采出卵来。当时团队虽感遗憾，但却没有丧失信心。机会终于再次来了，1982年，张福绥应邀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临行前，曾呈奎郑重叮咛：“再一再二不再三，这次一定要带回活的亲贝，并要移殖成功，有任何困难所里都会帮你解决。”
个人夙愿加上组织重托，使张福绥团队慎重地反复研究引种的程序，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做了周密安排，每一个可能突发的变故也有了应急措施。功夫不负有心人，200只亲贝虽然在美国储养期间已死了三分之一，途中又死了大部分，但是仍然剩下了数十只带回青岛。
活的海湾扇贝在海洋所的实验室里落户了，但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张福绥丝毫没有懈怠，他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基本以实验室为家，没有白天黑夜，大家轮流守候，即使如此，实验室里储养的扇贝还在陆续死亡，最后只剩下26只。为此，课题组当机立断育肥促熟，使其提前排放精卵，培育后代。一个多月过去了，课题组的同志们个个精疲力竭，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终于闪现出喜悦一一美国的海湾扇贝终于在中国诞生了。这也就是中国海湾扇贝的祖先“26只扇贝”的由来。大家忘记了辛苦，忘记了疲劳，为了“小宝宝”的降生而欢呼雀跃。此刻，脸上同样洋溢着会心微笑的张福绥心里清楚，观察伺弄亲贝产卵，孵化成功……度过的那些不眠之夜，仅仅是漫长征途的第一步，要有个心理准备，严谨地把握好每一个环节，不怕为此做出更大的付出。
考虑到越冬的安全问题，他把第一次培育出的4万粒苗种分成两批，分别送到不同的温度带试养：一批留在青岛，一批送往福建罗源湾试养。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以便将课题研究引向纵深，他与组里的同志们时常乘舢舨在海上飘泊，观察苗情、记录数据、摸索规律。1984年，为了研究湾内外扇贝生长等方面的差异，他又将培育出的第二代苗种分为两批，一批留在胶州湾内，一批送往胶州湾外。当时受到某些原因的制约，尽管推迟到了9月份才将苗种分到养成笼中，10月末贝体就长到5公分了，生长之快，令当时各地参加验收会的人员感到兴奋和惊讶。
艰辛与愉悦相伴，耕耘与收获并举，经过几年的试验和研究，在规模生产上，课题组攻克了亲贝性腺促热、饵料、采卵、孵化、幼虫培养、采苗器材、苗种中间培育、养成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并建立了一整套工厂化育苗及养成技术。试验证明，海湾扇贝是一个生长快、产量高、当年就能达到商品规格的优良养殖品种，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和形成产业的潜力，当然随之可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更是难以估量的。
1985年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性的海湾扇贝养殖现场会，专家和养殖场技术人员云集胶州湾畔，看着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鲜活生命带有弹性张力的蠕动，大家都啧啧称赞，仿佛已经看到号称海中珍品的扇贝就要在不久的将来，被端上寻常百姓的餐桌了。兴奋赞叹之余，大家把张福绥包围了：索要种贝的、邀请指导的、寻根究底的……他激动得满面红光，不知疲倦地一一作答，毫无保留地把一切一切都急不可耐地告诉大家。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去烟台视察时，烟台市领导请求海洋所派技术人员帮助养殖海湾扇贝;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宋健也投来关注的目光，在山东视察时，他明确提出将海湾扇贝养殖列入“星火计划”。随后，胶南以海湾扇贝为媒介，与海洋所建立了经济技术联合体。乳山、荣成、威海、大连等都提出科技支持的要求。局面大好之中，张福绥课题组没有过多考虑成果的有偿转让，他们更重视的是尽快推广，让农民富裕起来。一時间尤如野火春风，以青岛胶州湾为幅射点，海湾扇贝养殖在全国沿海迅速蔓延。
为了解决养殖技术的不足，在青岛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86年开始，国家科委在青岛办了多期全国性海湾扇贝工厂化育苗及养成技术培训班。除此，张福绥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多次到全国各地指导，并办了无数地方性培训班，为全国沿海各省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为海湾扇贝养殖在全国迅速形成产业奠定了基础。这些都预示着在我国新一轮的海水养殖浪潮即将到来。张福绥他们太忙了，回忆起这段时间，几乎都是盲点或空白，是儿时梦幻的圆满还是事业持续的召唤？他一时也难以分辨了。 为科研下海经商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步步深入，皇粮管饱、科研经费由上级划拔的局面逐渐改变，长年习惯于谋道而不谋食的科研人员，面对这种变化常常无所适从。对此，很多人往往会筹划就钱吃面、压缩项目课题的消极之路，但这不是张福绥的风格，在科学的眼光和精细的权衡之后，他决定创办以科研成果为依托的经济实体，达到以经济实体养活科研的目的。1987年11月，在中科院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经深思熟虑，张福绥毅然带着一批精兵强将，在地处荒凉海滩的风岗子上贷款办起了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并当起了法人代表。
此举，对一贯坚守“只谋道，不谋食”信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生存能力、心理承受力还是人格优劣都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工程一上马，张福绥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创业标准，并率先把自己的实验室移到工地上。他和创业的同志们一起，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白天指挥基建，晚上忙活科研。凛冽的海风，彻骨的海水，记下了他们创业的艰难。跨越三九隆冬，不到4个月，他们就完成了近两千平方米的基础工程，为当年育苗赢得了时间。
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毕竟万事草创，其工作条件无法同研究室的舒适、安逸相提并论。“张福绥离经叛道纯粹是为了钱”的讥讽也随风鹊起，对此，张福绥有自己的主张：“创办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的最终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想创造一个科学研究示范基地，为贝类养殖研究提供一片试验区域;二是想利用该中心的创收来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以科研指导生产，以生产带动科研，这是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趋势。”1988年6月是个值得纪念的节日，贝类养殖技术开发中心培育出的上亿粒贝苗全部售出，从创业开始仅8个月时间，不但收回全部投入，还略有盈余，而且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形象，使北方沿海的渔民实实在在体会到发展扇贝养殖的大好前景。
渔民们纷纷投资的同时，大家更忙了。不但是张福绥，包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都当了顾问，忙得不亦乐乎，累得不亦乐乎，常常苦于分身无术。即使如此，张福绥与同志们仍分头穿梭于各养殖点进行技术推广，毫无保留地将全套的养殖、生产技术传授给养殖扇贝的渔民们。
有一次，张福绥得知蓬莱某养殖场遇到了技术难题，一大早他便乘上长途汽车赶去帮助解决，问题顺利解决了，为使青岛这边的工作不受影响，他当天又乘车返回青岛。700余里的长途颠簸，连续数月的昼夜操劳，这位年愈花甲的老教授，曲蜷在狭窄的车厢座位上沉沉地睡着，梦中还是他痴恋的大海和千姿百态的贝类。近十年了，这样的长途奔波已数不胜数，海湾扇贝引种成功后，在山东、辽宁、河北等省水产系统的共同努力下，黄渤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国际上新兴的海湾扇贝养殖产业。
1987年春天，正当海湾扇贝养殖以燎原之势蓬勃发展的时候，育苗池中突然爆发的“幼虫面盘解体病”肆虐蔓延，大批幼虫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沉底死亡，遍及山东半岛的绝大多数育苗点面临着绝收的危险。突如其来的灾难像千斤磐石压在张福绥和课题组全体的身上，面临这种文献中也未曾记载的疾病，他们一筹莫展。眼瞅着渔民和同志们的心血毁于一旦，张福绥心里那份苦楚无法言喻。此时此刻科学家的坚韧往往表现在冷静中的独具慧眼，或许正是这次打击，在他心里埋下了数年后海湾扇贝引种复壮的种子。
下面引录一段来自一本记录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的书中，关于“海湾扇贝引种、育苗、养殖研究及其应用”的文字：至1994年，年产鲜贝在我国沿海市场上已不再戴着“海洋珍品”的桂冠，而成为菜篮子工程的产品之一，进入了普通居民的餐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96年累计产量约160万吨，产值约60亿元。随着扇贝柱等加工产品大量返销美国，世界水产养殖权威人士也断言：这是一项最令人兴奋的引种工程，只用了26个生殖个体就发展成一大新兴渔业，是一项最成功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移植，是近10年来世界非凡的水产养殖项目之一。
科学无疆界，科研无终止，默默拓荒无穷期
海湾扇贝在我国北方沿海大面积的移殖成功之后，一个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的宏伟蓝图又在张福绥心中形成。他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对那儿的每一片水域都熟悉，都充满深情。他在充分研究了南海水域、水温、环境等有关养殖条件的基础上，又选定了美国大西洋产的墨西哥湾扇贝，并于1991年末引入我国。1992—1993年在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与广西、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合作，分别在各省海域进行了养殖化试验。1994年又与各省进行了合作开发，开始因地制宜的育苗及海上养成试验，又一次大获成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从此，移殖的海湾扇贝遍布中国沿海，对沿海经济的发展普遍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海湾扇贝从美国引进到中国10年之后，随着全人工育苗养殖年代的延长，在育苗与养殖生产中逐渐出现了遺传衰退，如生长速率减缓，商品贝体小型化，肉柱得率下降，尤其在育苗过程发生“幼虫面盘解体病”以及养成过程中出现“外套膜收缩病”的几率与程度越来越大等等。由此导致人工养殖的海湾扇贝大量死亡，大面积减产，直接威肋着这个新兴支柱产业的兴衰。作为此项研究成果的第一人，张福绥始终关注着它的走势，带领课题组全体成员立即投入海湾扇贝引种复壮的研究，重新引进贝种。试验证明，新种的抗逆性、生长速率、体形、大小、贝柱得率及生活力等性状，均比原养殖群体有明显提高。这一试验结果，使张福绥和课题组备受鼓舞，促使他们加快了“引种复壮”的步伐。仅仅两年的时间，他们就对养殖群体全部进行了种质更新，从而峰回路转，保证了这一支柱产业的健康发展。
1997—1998年夏季，我国养殖的栉孔扇贝，连续两年发生了灾难性死亡，仅山东省1997年就因此损失高达15亿元，1998年的损失更为严重。辽宁与河北等地也出现类似现象，这次灾难给从业公司和从业渔民带来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养殖于相同海域的经复种复性的海湾扇贝则仍然健壮成长。究其原因，除了海湾扇贝耐高温的能力相对强之外，90年代初采取的“引种复性”举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双重历史使命，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回想起1997—1998年那场令人触目惊心的扇贝养殖史上的巨大灾难，张福绥说：“损失的确惨重，原因也很简单，是人类自我作践的结果。不科学的混养，不合理的密植，加上水质因陆上的排污严重污染，已经大大超过了养殖水域的承受能力，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
2000年7月30日，在青岛国际海洋节期间举行的以“近海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院士论坛上，张福绥集几十年海洋科学研究之经验总结，以《生态工程化养殖——新世纪我国蓝色农业前瞻》的论文阐述了自己对未来的畅想：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国的蓝色农业发展迅速，已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国海洋渔业产量居世界之首，海水养殖产量约占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的80%以上，产值占全国海洋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海水增养殖业是界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产业类型，由于基础理论和技术相对落后，缺乏整体开发利用的战略意识。这不仅制约了增养殖业自身的发展，也对沿海环境和生态系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国沿岸重要的海水养殖区大多分布于沿海港湾和河口附近水域，这种水域也自然成为沿海陆源污染物和海上排污的主要受纳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直接入海的废水量高达80亿吨。除了外源污染物的进入外，养殖设施的屏障效应使流速降低，影响了营养物质的输入和污物的输出，既降低了海域的使用功能，也成为二次污染的污染源。此外，植物性种类有机质的溶出，动物性种类养殖过程中的人工残饵及代谢产物的排入等都对近海环境造成危害。我国海水产养殖的动物基本上都是野生型，未经遗传改良，除保留了野生型对环境温度等变化适应性较强的优点外，更多地表现为对养殖环境的不适应性。另外，养殖类群单一并长期持续密集养殖，使生态系统能量和物质由于超支而贫乏，造成循环过程紊乱和生态失調，致使某些污损，赤潮和病原生物异常。
为此，他思维前瞻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未来的生态养殖，将强调养殖新模式和设施渔业中新材料与新技术的运用，建立动植物复合养殖系统，实施养殖系统的“生物操纵”与“自我修复”，优化已养海域的养殖结构，实现浅海离岸生态设施渔业。未来的工程化养殖，将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水质处理和调控技术与病害防控技术，设计现代养殖工程设施，实施养殖良种生态工程化养殖，依靠“人工操纵”实现养殖系统的环境修复，有效地控制养殖的自身污染及因养殖活动对海域环境造成的影响。
未来是美好的，张福绥说：“滩涂甚至近海养殖都应属初级阶段，放眼万里驶向深海，使生物链和生态在深海中有机相配……到了那个时候，现在的近海应该被建成赏心悦目、使人流连忘返的海上公园……”
采访结束了，张福绥还是那般笑容可掬，还是那般谦和可敬……我却在心中画板上给他勾勒了一幅素描一一一只拓荒的老牛，在海水养殖的广阔海域，喷着鼻息，正耕耘无穷期地一步一步踏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