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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这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流于口号已经长达3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再次释放这个信号。但转向有质量的增长不是口号,而意味着相应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悬念似乎在于:中国能否走通独立的德国央行的道路?
毋庸置疑,我们仍未走出流动性过剩的泥淖,这和一国央行政策目标有什么关联?
发达国家的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多元目标同时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落实到实践中,这些国家的央行独立性偏低,物价稳定往往为经济增长的政绩牺牲。另一种,就是类似德国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模式。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是前者,2008年后逆市信贷宽松在这样的目标和治理结构下出笼,德国曾为同样的问题所苦,但在1970年代逐步完成从多目标向单一目标的转变后,甚为成功:兼得稳定物价和持续增长。
中国高层也在频频释放转变信号。9月15日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和企业家座谈时称:有质量的增长,就是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有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可持续的增长。中国仍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即使经济出现大起落,使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
在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胡春华5月亦表示,内蒙古不再追求GDP增长全国第一,要转而把GDP装进人民腰包。过去8年,内蒙GDP增速连续保持全国第一,普通民众增收速度却停滞不前;南京则在8月底宣称为避免GDP盲目追求,试点群众参与评价政绩。
相对应,金融海啸后中国货币政策滥开闸口,而今亡羊补牢的紧缩正令中小企业怨声载道。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撰文称,温州企业家正“随时准备逃跑”。因央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紧,温州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只好向民间借高利贷,已经高至月息5分,年息60%。
“4000万家小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最有潜力、最有生命力的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32年的贡献最大者,他们度日如年。而一些大的国企,上市公司却有钱向中小企业转放高利贷,坐吃银行贷款利差如果一跑,工人工资怎么办;上游企业怎么办;银行贷款怎么办。”谢百三写道。“因为德国的人口增长很低,而中国每年增七八百万人口,一味紧缩将扼制就业,因此中国不能僵化地套用德国模式。”
必须指出的是,货币政策不是万能银弹。有质量发展追求更牵涉中国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转变。
从美国2008年次贷海啸后的政策观察,就业同样是美国的急迫任务,但并不妨碍央行货币政策始终坚持单一目标。而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和创造就业主力军,获得产业、税收、财政等综合扶持。
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通途,不是货币政策可以独立完成的。从数据观察,中国8月新增信贷超预期,并且贷款结构显示中小企业已获定向宽松待遇;8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超过路透调查中值及市场普遍预期的5000亿元。当月企业贷款投放占新增贷款比重近66%,较上月提高1.6个百分点;同期短期贷款的比重则大幅上升,中长期贷款占比仅为36.8%,环比大幅下降9.1个百分点;以满足中小企业流动性为主的票据融资;当月新增量也创出2009年5月以来的新高。
也许应该说,中国有质量的增长目标的实现,希望不仅仅维系在货币政策转轨,更需要在产业和财政政策的官本位转向。如果做得到,中国似乎没有道理不能走出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德国式道路。
毋庸置疑,我们仍未走出流动性过剩的泥淖,这和一国央行政策目标有什么关联?
发达国家的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多元目标同时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落实到实践中,这些国家的央行独立性偏低,物价稳定往往为经济增长的政绩牺牲。另一种,就是类似德国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模式。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是前者,2008年后逆市信贷宽松在这样的目标和治理结构下出笼,德国曾为同样的问题所苦,但在1970年代逐步完成从多目标向单一目标的转变后,甚为成功:兼得稳定物价和持续增长。
中国高层也在频频释放转变信号。9月15日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和企业家座谈时称:有质量的增长,就是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有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可持续的增长。中国仍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即使经济出现大起落,使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
在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胡春华5月亦表示,内蒙古不再追求GDP增长全国第一,要转而把GDP装进人民腰包。过去8年,内蒙GDP增速连续保持全国第一,普通民众增收速度却停滞不前;南京则在8月底宣称为避免GDP盲目追求,试点群众参与评价政绩。
相对应,金融海啸后中国货币政策滥开闸口,而今亡羊补牢的紧缩正令中小企业怨声载道。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撰文称,温州企业家正“随时准备逃跑”。因央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紧,温州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只好向民间借高利贷,已经高至月息5分,年息60%。
“4000万家小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最有潜力、最有生命力的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32年的贡献最大者,他们度日如年。而一些大的国企,上市公司却有钱向中小企业转放高利贷,坐吃银行贷款利差如果一跑,工人工资怎么办;上游企业怎么办;银行贷款怎么办。”谢百三写道。“因为德国的人口增长很低,而中国每年增七八百万人口,一味紧缩将扼制就业,因此中国不能僵化地套用德国模式。”
必须指出的是,货币政策不是万能银弹。有质量发展追求更牵涉中国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转变。
从美国2008年次贷海啸后的政策观察,就业同样是美国的急迫任务,但并不妨碍央行货币政策始终坚持单一目标。而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和创造就业主力军,获得产业、税收、财政等综合扶持。
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通途,不是货币政策可以独立完成的。从数据观察,中国8月新增信贷超预期,并且贷款结构显示中小企业已获定向宽松待遇;8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超过路透调查中值及市场普遍预期的5000亿元。当月企业贷款投放占新增贷款比重近66%,较上月提高1.6个百分点;同期短期贷款的比重则大幅上升,中长期贷款占比仅为36.8%,环比大幅下降9.1个百分点;以满足中小企业流动性为主的票据融资;当月新增量也创出2009年5月以来的新高。
也许应该说,中国有质量的增长目标的实现,希望不仅仅维系在货币政策转轨,更需要在产业和财政政策的官本位转向。如果做得到,中国似乎没有道理不能走出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德国式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