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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文化学》基于文化人类学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尝试建构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探索通过“天地人文”四维的认识路径建构中国文化整体认知地图，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融通中外的视野广度、系统全面的认识深度，为“五位一体”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民族树立文化自信的源泉与方式。
【关 键 词】《中国文化学》；文化整体；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吴秋燕，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24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成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持。其中，文化自信具有特殊的功能，占據根本性的地位，因而，文化自信既是我们要切实面对的实践性课题，也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理论性问题。
覃德清教授一直从事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早年潜心于中华民族文化学的研究实践，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这让他既增强了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感情，又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学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覃德清撰写了《中国文化学》一书，该书是目前国内基于文化人类学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撰写的唯一一部中国文化学论著。该书出版后得到了许多机构与读者的关注，曾被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平台列入“全国教师暑假阅读书目”。该书以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融通中外的视野广度、系统全面的认识深度，为中国文化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尝试，为“五位一体”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夯实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石。
一、理论高度：建构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在我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中华民族由于内忧外患，承受着巨大的民族危机，曾一度陷入文化焦虑的情绪中。随着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重新受到大众关注，相关领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获得了众多学术成果，并出现了中国人类学、中国民族学、中国民俗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但遗憾的是迟迟没有出现系统而明确的中国文化学。
覃德清指出，在我国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应着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已经有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支撑，唯有文化建设的学科依托和理论方法研究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因此文化学的理论建构和相关的学科培养，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如火如荼，而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化学学科的发展与之不太协调，因而覃德清在研究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直面现实的迫切需求，适时地提出并尝试建构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国文化学》一书，彰显了现实关怀与理论价值。
在中国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覃德清将中国文化置于多维学科的视野中，以中国民族学、西方文化人类学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作为中国文化学的理论来源，以此搭建中国文化学本体研究、民族文化史研究与中国文化学应用研究等理论框架，借此探究中国文化的多重魅力。对于中国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覃德清凝练了四大研究系统——中华民族文化演进系统、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系统、中华诸民族文化系统、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系统。这几个系统的分类来源于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巧妙地将原来分散的中国文化研究对象整合到一个整体结构中，并对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探讨。
在此基础上，覃德清还分析了中国文化学多维交叉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学科特性。多维交叉性主要基于中国民族文化庞大的系统结构，人的主体性则是这一学科的内在实质与学科归宿。在中国文化学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上，覃德清在遵循系统论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田野作业方法的原则下，提出纵横交错的文化整体观、主位客位与多方位转换的视角审视、研读经典与考察社会现实结合、掌握知识与建设现代新文化结合等几种有效的研究方式。
由此，覃德清从研究对象、理论来源、理论构架、学科性质、研究途径与方法、研究宗旨等几个方面搭建了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文化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二、视野广度：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谐统一
覃德清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深感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各区域民间文化在中国文化整体中的重要性，因而他强调中国文化学的理论视野理应涵盖中国完整的疆土领域以及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整体格局。季羡林先生曾高瞻远瞩地提到：“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2]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理应是由汉族以及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系统交汇、融合的和谐统一的整体。
遗憾的是，由于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兼之各种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谈及中国文化的时候，总是不知不觉忽略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这种思维的惯性不仅表现在我们日常的文化实践中，也表现在不少学者的研究著述中。有论者收集了60本《中国文化概论》类教材，其中计有52本教材（约占总数的86.7%）局限于汉族文化的论述，没有提及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仅有8本教材（约占总数的13.3%）以不同的方式论及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政策、民族习俗等内容，数量实在有限[3]。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少数民族文化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中国文化的内涵不仅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不利于新时代我国凝心聚力、团结各个民族共同奋斗。
覃德清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界定，将各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中。在书中，他用了较多的篇幅从民族的视角来阐述中国文化，通过对汉族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南东南少数民族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照，指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但不是中国文化的整体，不能将少数民族文化杰作排斥在中国文化研究和国学研究的视野外”[1]，从而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谐统一的特点。
【关 键 词】《中国文化学》；文化整体；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吴秋燕，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24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成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持。其中，文化自信具有特殊的功能，占據根本性的地位，因而，文化自信既是我们要切实面对的实践性课题，也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理论性问题。
覃德清教授一直从事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早年潜心于中华民族文化学的研究实践，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这让他既增强了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感情，又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学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覃德清撰写了《中国文化学》一书，该书是目前国内基于文化人类学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撰写的唯一一部中国文化学论著。该书出版后得到了许多机构与读者的关注，曾被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平台列入“全国教师暑假阅读书目”。该书以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融通中外的视野广度、系统全面的认识深度，为中国文化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尝试，为“五位一体”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夯实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石。
一、理论高度：建构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在我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中华民族由于内忧外患，承受着巨大的民族危机，曾一度陷入文化焦虑的情绪中。随着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重新受到大众关注，相关领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获得了众多学术成果，并出现了中国人类学、中国民族学、中国民俗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但遗憾的是迟迟没有出现系统而明确的中国文化学。
覃德清指出，在我国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应着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已经有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支撑，唯有文化建设的学科依托和理论方法研究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因此文化学的理论建构和相关的学科培养，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如火如荼，而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化学学科的发展与之不太协调，因而覃德清在研究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直面现实的迫切需求，适时地提出并尝试建构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国文化学》一书，彰显了现实关怀与理论价值。
在中国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覃德清将中国文化置于多维学科的视野中，以中国民族学、西方文化人类学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作为中国文化学的理论来源，以此搭建中国文化学本体研究、民族文化史研究与中国文化学应用研究等理论框架，借此探究中国文化的多重魅力。对于中国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覃德清凝练了四大研究系统——中华民族文化演进系统、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系统、中华诸民族文化系统、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系统。这几个系统的分类来源于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巧妙地将原来分散的中国文化研究对象整合到一个整体结构中，并对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探讨。
在此基础上，覃德清还分析了中国文化学多维交叉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学科特性。多维交叉性主要基于中国民族文化庞大的系统结构，人的主体性则是这一学科的内在实质与学科归宿。在中国文化学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上，覃德清在遵循系统论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田野作业方法的原则下，提出纵横交错的文化整体观、主位客位与多方位转换的视角审视、研读经典与考察社会现实结合、掌握知识与建设现代新文化结合等几种有效的研究方式。
由此，覃德清从研究对象、理论来源、理论构架、学科性质、研究途径与方法、研究宗旨等几个方面搭建了中国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文化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二、视野广度：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谐统一
覃德清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深感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各区域民间文化在中国文化整体中的重要性，因而他强调中国文化学的理论视野理应涵盖中国完整的疆土领域以及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整体格局。季羡林先生曾高瞻远瞩地提到：“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2]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理应是由汉族以及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系统交汇、融合的和谐统一的整体。
遗憾的是，由于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兼之各种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谈及中国文化的时候，总是不知不觉忽略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这种思维的惯性不仅表现在我们日常的文化实践中，也表现在不少学者的研究著述中。有论者收集了60本《中国文化概论》类教材，其中计有52本教材（约占总数的86.7%）局限于汉族文化的论述，没有提及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仅有8本教材（约占总数的13.3%）以不同的方式论及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政策、民族习俗等内容，数量实在有限[3]。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少数民族文化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中国文化的内涵不仅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不利于新时代我国凝心聚力、团结各个民族共同奋斗。
覃德清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界定，将各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中。在书中，他用了较多的篇幅从民族的视角来阐述中国文化，通过对汉族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南东南少数民族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照，指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但不是中国文化的整体，不能将少数民族文化杰作排斥在中国文化研究和国学研究的视野外”[1]，从而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谐统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