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实现“中国之治”，必先“基层善治”。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正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而明确的破题之钥，也成为各地政府和基层探索的新路标。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的繁杂、多变和突发，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一线治理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同领域的治理样本持续涌现，在成功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充实着“中国之治”的丰富内涵。
　　为触摸基层治理的真实脉搏，十九届四中全会结束之际，本刊记者分赴安徽、浙江等地基层一线，从基层治理实践中探寻地方治理智慧：从安徽界首围绕“人心”和“信任”的县域治理创新，到浙江省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再到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践，到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强化社会治理……
　　各地从不同领域进行的探索和破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令人欣喜的新趋势。当然，各地也在治理探索中遇到一些共性难题，诸如资源下沉机制之塞、社會组织管理之困、居民群众积极性激励之难等等。
　　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地方和基层治理的追求目标。基层采访中，一线干部和群众尽管很少谈及“善治”这一政治学术语，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探索，都是为了走向善治。
　　在这个探索和创新的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造过程，必将见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灿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