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阿两国之间的交往，相互间进行频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和阿拉伯都有过辉煌历史，都曾为发展民族的科学文化而做过不懈努力。本文意在简述元明时期的中阿关系。
一、元朝（1206——1368）时期的中阿关系
由于蒙古帝国在漠北的崛起，并以劲风扫落叶般的速度攻占了许多领土，版图横跨欧亚大陆，使得西亚大部分地区与中国一样，同属于蒙古帝国，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不再存在，从而进一步的刺激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贸易发展。
帝国的大统一和中西交通臻于极盛，为扩大海上贸易和中阿经济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阿拉伯穆斯林访华，其阶层广泛，有商人、士兵、工匠，还有专家、学者等等，他们遍居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就是这一时期不同于之前的其他任何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更加密切的标志。
汪大渊与伊本·白图泰的互访，使得中阿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
汪大渊，字焕章，著名的大旅行家。汪大渊曾在1330—1334年和1337—1339年两次出海，游遍亚洲和非洲印度洋沿岸各地。据史料记载，他是首位游历并抵达了非洲和大西洋的中国人。他的著作《岛夷志略》，被认为是一部涉及中阿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详细的记载了海外各国的事情；而这本著作，也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伊本·白图泰，摩洛哥人，中世纪知名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由其口述，旁人记载并整理成书。书中主要记载的是他对元朝皇室和人民给予他熱情接待的感激与怀念；还极大地称赞了中国幅员辽阔，人民生活富足；还介绍了定居在广州、泉州等国际港口城市的穆斯林生活。《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加深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之情。
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的互访，为中阿关系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历代传诵的佳话。而《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仅是珍贵的传世之作，而且还说中阿友好关系的最佳见证。
二、明朝（1368——1644）时期的中阿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阿交往，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也是必须要提及的，便是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从1405年到1433年之间的28年，郑和连续7次漂洋过海，历经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的30多个国家，与沿线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进行交流。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他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早出近一个世纪，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还要提前一个多世纪，因此他被认为是探索世界的先驱。
郑和在第五、六、七次下西洋时，访问了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半岛自然是郑和及其船队的主要贸易往来地点，比如阿曼、沙特；郑和还曾帮助当地人民抗击海盗，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郑和一行人多次访问阿拉伯地区，对阿拉伯半岛社会的经济、宗教、文化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阿拉伯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阿拉伯人居住地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使中阿两国在政权方面建立了官方的联系。这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在其访问过程中，他还访问过很多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属性的国家，郑和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是通过两方面进行的：
1.物质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丝绸产品做工精美细致，深为各国居民所喜爱。而中国的青花瓷在东南亚也十分受欢迎，于是郑和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这些“中国制造”运往外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当地人民进行贸易互换活动。
2.精神文化的交流。郑和每次出航，奉行的都是和平友好的交往政策，唯一有且仅有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是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出于被迫所进行的自卫反击行为。虽说明朝有几百名将士被杀，但当郑和得知这是一场误杀时，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充分地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而不是侵占他人领土的掠夺者。这与元代的蒙古人远征形成强烈对比。他不但与所到的三十七个国家亲近友善，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而且还帮助他们清除海盗，既保障了海上交通线路的安全，又极大地保证了中国南部的安全，同时也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形象。郑和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中国和周边国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尝试着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也巩固了双方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自然大受当地统治阶级的欢迎。与此同时，郑和还处处架起友谊的桥梁。每到一地，便执行不动用当地人民“一针一线”的政策方针，而是传播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仅在东南亚，当地人民以“郑和”、“三宝”命名的地名、寺庙，塑像甚至是博物馆等至今依然保存30余处。在东非索马里至今仍有“郑和村”，这些都证明了郑和所播种的友谊之花，世世代代常开不败。
郑和，作为一名传统的穆斯林，在坚持自己回族穆斯林文化的基础上，能够用包容友善的心态对待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他个人的爱国主义、和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主义没有与他所从事的航海活动发生过任何冲突或者相悖的观点，相反，他的这些爱国主义、和平主义对他多次完成航海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范春歌：重走郑和路[J].回族文学，2003年2月：第112—115页。
[2] 郭晓勇，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及其中断原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5月1日。
[3] 郭应德著、张甲民译：《中国阿拉伯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4] 纳忠：《阿拉伯通史》[M].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5] 宋岘：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R].2005年6月。
[6] 宋岘：《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
作者简介：刘文鹏，男，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一、元朝（1206——1368）时期的中阿关系
由于蒙古帝国在漠北的崛起，并以劲风扫落叶般的速度攻占了许多领土，版图横跨欧亚大陆，使得西亚大部分地区与中国一样，同属于蒙古帝国，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不再存在，从而进一步的刺激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贸易发展。
帝国的大统一和中西交通臻于极盛，为扩大海上贸易和中阿经济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阿拉伯穆斯林访华，其阶层广泛，有商人、士兵、工匠，还有专家、学者等等，他们遍居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就是这一时期不同于之前的其他任何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更加密切的标志。
汪大渊与伊本·白图泰的互访，使得中阿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
汪大渊，字焕章，著名的大旅行家。汪大渊曾在1330—1334年和1337—1339年两次出海，游遍亚洲和非洲印度洋沿岸各地。据史料记载，他是首位游历并抵达了非洲和大西洋的中国人。他的著作《岛夷志略》，被认为是一部涉及中阿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详细的记载了海外各国的事情；而这本著作，也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伊本·白图泰，摩洛哥人，中世纪知名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由其口述，旁人记载并整理成书。书中主要记载的是他对元朝皇室和人民给予他熱情接待的感激与怀念；还极大地称赞了中国幅员辽阔，人民生活富足；还介绍了定居在广州、泉州等国际港口城市的穆斯林生活。《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加深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之情。
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的互访，为中阿关系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历代传诵的佳话。而《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仅是珍贵的传世之作，而且还说中阿友好关系的最佳见证。
二、明朝（1368——1644）时期的中阿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阿交往，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也是必须要提及的，便是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从1405年到1433年之间的28年，郑和连续7次漂洋过海，历经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的30多个国家，与沿线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进行交流。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他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早出近一个世纪，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还要提前一个多世纪，因此他被认为是探索世界的先驱。
郑和在第五、六、七次下西洋时，访问了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半岛自然是郑和及其船队的主要贸易往来地点，比如阿曼、沙特；郑和还曾帮助当地人民抗击海盗，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郑和一行人多次访问阿拉伯地区，对阿拉伯半岛社会的经济、宗教、文化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阿拉伯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阿拉伯人居住地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使中阿两国在政权方面建立了官方的联系。这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在其访问过程中，他还访问过很多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属性的国家，郑和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是通过两方面进行的：
1.物质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丝绸产品做工精美细致，深为各国居民所喜爱。而中国的青花瓷在东南亚也十分受欢迎，于是郑和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这些“中国制造”运往外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当地人民进行贸易互换活动。
2.精神文化的交流。郑和每次出航，奉行的都是和平友好的交往政策，唯一有且仅有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是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出于被迫所进行的自卫反击行为。虽说明朝有几百名将士被杀，但当郑和得知这是一场误杀时，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充分地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而不是侵占他人领土的掠夺者。这与元代的蒙古人远征形成强烈对比。他不但与所到的三十七个国家亲近友善，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而且还帮助他们清除海盗，既保障了海上交通线路的安全，又极大地保证了中国南部的安全，同时也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形象。郑和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中国和周边国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尝试着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也巩固了双方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自然大受当地统治阶级的欢迎。与此同时，郑和还处处架起友谊的桥梁。每到一地，便执行不动用当地人民“一针一线”的政策方针，而是传播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仅在东南亚，当地人民以“郑和”、“三宝”命名的地名、寺庙，塑像甚至是博物馆等至今依然保存30余处。在东非索马里至今仍有“郑和村”，这些都证明了郑和所播种的友谊之花，世世代代常开不败。
郑和，作为一名传统的穆斯林，在坚持自己回族穆斯林文化的基础上，能够用包容友善的心态对待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他个人的爱国主义、和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主义没有与他所从事的航海活动发生过任何冲突或者相悖的观点，相反，他的这些爱国主义、和平主义对他多次完成航海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范春歌：重走郑和路[J].回族文学，2003年2月：第112—115页。
[2] 郭晓勇，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及其中断原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5月1日。
[3] 郭应德著、张甲民译：《中国阿拉伯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4] 纳忠：《阿拉伯通史》[M].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5] 宋岘：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R].2005年6月。
[6] 宋岘：《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
作者简介：刘文鹏，男，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