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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和为贵。这种优良传统文化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恩来汲取中庸之道之精髓，提出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将中庸之道的和合精神创造性地应用到外交实践中，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
关键词：中庸之道；周恩来；外交思想；影响
周恩来和平外交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小时候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这些因素使他具有了极其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他的和平外交思想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最好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是极其重要的思想。中庸之道的核心就是中和思想。中庸之道体现出来的中和思想是一种积极的调和，它的中和、和而不同及和而不流的思想就是要将不同的事物互相协调，将对立的方面各汲所长融为一体，形成更为积极的东西。中庸之道的和合精神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层次，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食粮。其中周恩来的外交思想风格的形成就深受它的影响。
一、以和为贵、和平共处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他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对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的追求。他主张国与国之间要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建立国际间的平等外交。这正是对中庸之道 “和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庸之道中指出做事要不偏不倚，执守中道，不能偏激，既而达到中和。周恩来在新中國成立后就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1]的外交思想，希望以此来调和各国间的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及霸权主义，维护人民的利益，争取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周恩来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了外交实践中。在1953年12月，周恩来与印度就西藏地方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2]的原则。将此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并和他们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都同意把这个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此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髓，他积极倡导并努力推广，先后和东南亚和中亚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与印度尼西亚建立睦邻友好关系。“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纳、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3]，进一步将此原则运用到中国与阿拉伯和非洲的关系上。到70年代末，国际上已经有90个国家在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体现了我国儒家中庸思想中的“以和为贵”的中和精神。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共处，正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过度”的行为，从而维护本民族的正当利益，维护世界各国之间的和谐状态。
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中庸之道还包含和而不同的思想。它承认事物间的差异，并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一致，而要通过正确的方法协调这些差异，从而达到整体的最佳结合。周恩来通过对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这一思想是我们新中国外交哲学的核心。同和异本来是一个哲学命题，周恩来将其赋予辩证的关系，运用到国内统一战线的实践中，进而概括成“求同存异”推行于国际交往中。1954年8月为了做好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周恩来在内部讲话中第一次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帝国主义对会议进行干扰破坏，与会国之间的矛盾分歧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掰开分歧。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4]。中国代表团这种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态度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与会国代表的普遍赞扬。1972年，周恩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充分协同，求大同，存小异”“努力寻找共同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5]。中美中日关系由此得到改善，随后，中国先后同7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求同存异”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国际间关系的正确途径。当然，周恩来指出求同存异是有其前提的，即：“不仅要承认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领域中的差异，而且即使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渊源一致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具体的利益差别”[6]，因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我们不能只为了求同而要求对方改变正当的立场和态度。确切地说，求同存异就是要求有着不同利益的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寻求一些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时，能够相互妥协一下，坚持“大同”而承认“小异”，从而求得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思想的应用，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各国的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各国和平发展都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和而不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中庸之道强调以和为贵，但绝不是支持随波逐流。它强调做事坚持原则，而又不随俗移志。周恩来很灵活地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了外交实践中。他为求得和平而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但绝不放弃是非原则。在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时，周恩来一贯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勇于坚持立场，同时又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得体。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敌视中国。1955年到1970年，中美双方进行了15年的谈判，在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美国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军事力量，一是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而且周总理始终坚持必须先解决这两个原则才能谈其他问题。这体现了他在追求和平共处的同时，不失高度的原则性。在中法关系上，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来中国访问，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建交，但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些困难。周恩来考虑到法国奉行独立外交，不同于苏美，所以在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上采取灵活的态度，指出“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地行动，断绝同蒋帮得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如果……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7]。正因为他既坚持了原则，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使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总体来看，周恩来能够正确地看待并运用中庸文化的精髓，同时又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能因时制宜，将其与实际紧密结合，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四、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对当今外交的影响及启示
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和合思想。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中庸之道，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不能被遗忘的，但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用旧瓶装新酒，不断地与当今世界发展相结合。周恩来总理继承了中庸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并将中庸之道中的和谐思想创造性地应用到新中国的外交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国际间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全社会追求和谐的心声。因此，反对战争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前提；而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所谓求同存异就是在承认各国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把个别争端搁置下来，寻求共同点，以达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它对于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8-90.
[2][4]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5-116.
[3]刘焱，杨世钊.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77—278.
[5]金宝丽.周恩来“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1，58（4）：45—47.
[6]随新民.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哲学内蕴[J].天中学刊，1999，14（6）：29—32.
[7]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66.
[8]毛泽东文选：第二卷[M]第二版.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关键词：中庸之道；周恩来；外交思想；影响
周恩来和平外交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小时候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这些因素使他具有了极其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他的和平外交思想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最好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是极其重要的思想。中庸之道的核心就是中和思想。中庸之道体现出来的中和思想是一种积极的调和，它的中和、和而不同及和而不流的思想就是要将不同的事物互相协调，将对立的方面各汲所长融为一体，形成更为积极的东西。中庸之道的和合精神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层次，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食粮。其中周恩来的外交思想风格的形成就深受它的影响。
一、以和为贵、和平共处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他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对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的追求。他主张国与国之间要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建立国际间的平等外交。这正是对中庸之道 “和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庸之道中指出做事要不偏不倚，执守中道，不能偏激，既而达到中和。周恩来在新中國成立后就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1]的外交思想，希望以此来调和各国间的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及霸权主义，维护人民的利益，争取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周恩来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了外交实践中。在1953年12月，周恩来与印度就西藏地方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2]的原则。将此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并和他们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都同意把这个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此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髓，他积极倡导并努力推广，先后和东南亚和中亚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与印度尼西亚建立睦邻友好关系。“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纳、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3]，进一步将此原则运用到中国与阿拉伯和非洲的关系上。到70年代末，国际上已经有90个国家在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体现了我国儒家中庸思想中的“以和为贵”的中和精神。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共处，正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过度”的行为，从而维护本民族的正当利益，维护世界各国之间的和谐状态。
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中庸之道还包含和而不同的思想。它承认事物间的差异，并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一致，而要通过正确的方法协调这些差异，从而达到整体的最佳结合。周恩来通过对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这一思想是我们新中国外交哲学的核心。同和异本来是一个哲学命题，周恩来将其赋予辩证的关系，运用到国内统一战线的实践中，进而概括成“求同存异”推行于国际交往中。1954年8月为了做好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周恩来在内部讲话中第一次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帝国主义对会议进行干扰破坏，与会国之间的矛盾分歧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掰开分歧。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4]。中国代表团这种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态度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与会国代表的普遍赞扬。1972年，周恩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充分协同，求大同，存小异”“努力寻找共同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5]。中美中日关系由此得到改善，随后，中国先后同7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求同存异”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国际间关系的正确途径。当然，周恩来指出求同存异是有其前提的，即：“不仅要承认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领域中的差异，而且即使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渊源一致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具体的利益差别”[6]，因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我们不能只为了求同而要求对方改变正当的立场和态度。确切地说，求同存异就是要求有着不同利益的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寻求一些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时，能够相互妥协一下，坚持“大同”而承认“小异”，从而求得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思想的应用，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各国的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各国和平发展都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和而不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中庸之道强调以和为贵，但绝不是支持随波逐流。它强调做事坚持原则，而又不随俗移志。周恩来很灵活地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了外交实践中。他为求得和平而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但绝不放弃是非原则。在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时，周恩来一贯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勇于坚持立场，同时又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得体。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敌视中国。1955年到1970年，中美双方进行了15年的谈判，在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美国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军事力量，一是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而且周总理始终坚持必须先解决这两个原则才能谈其他问题。这体现了他在追求和平共处的同时，不失高度的原则性。在中法关系上，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来中国访问，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建交，但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些困难。周恩来考虑到法国奉行独立外交，不同于苏美，所以在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上采取灵活的态度，指出“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地行动，断绝同蒋帮得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如果……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7]。正因为他既坚持了原则，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使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总体来看，周恩来能够正确地看待并运用中庸文化的精髓，同时又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能因时制宜，将其与实际紧密结合，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四、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对当今外交的影响及启示
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和合思想。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中庸之道，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不能被遗忘的，但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用旧瓶装新酒，不断地与当今世界发展相结合。周恩来总理继承了中庸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并将中庸之道中的和谐思想创造性地应用到新中国的外交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国际间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全社会追求和谐的心声。因此，反对战争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前提；而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所谓求同存异就是在承认各国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把个别争端搁置下来，寻求共同点，以达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它对于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8-90.
[2][4]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5-116.
[3]刘焱，杨世钊.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77—278.
[5]金宝丽.周恩来“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1，58（4）：45—47.
[6]随新民.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哲学内蕴[J].天中学刊，1999，14（6）：29—32.
[7]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66.
[8]毛泽东文选：第二卷[M]第二版.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