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和濒临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自古以来构成了一个“世界岛”。轴心时代的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孕育于兹，繁荣于兹。
　　20世纪初叶，英国学者麦金德认为，相对于世界岛而言，美洲大陆、英伦三岛、澳大利亚、日本列岛，只属于被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隔绝的边缘地带。
　　其实，这个“世界岛”是被丝绸之路连接着的。

“玉石之路”

　　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其实，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自然也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几代人60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才有了张骞的出使。
　　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间就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遣使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
　　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之于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西人东来

　　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500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帖木儿汗国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
　　因此，15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上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
　　18、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上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
　　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中西交流

　　截至19世纪中叶，“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香瓷（西方的香药、中国的陶瓷）之路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后一個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3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
　　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19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至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带一路”，源远流长。其背后的动能，也许是帝王们夹杂着野心和虚荣的政治抱负，也许有商贾们怀揣着发财梦想的各种算计，也许还有僧侣们追求真理、传播信念的宗教热情，以及众多热血男儿不辱使命、不畏艰险的报国精神。
　　这就是近代以前的中国式“全球化”。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编织在一起。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