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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党的秘密工作而结婚
1936年黎颖从北京师大附中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由于黎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月首批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刚入校不久，就被派到民先三区队（原东城区队）任组织委员。队长陈大东是中法大学居里学院化学系的三年级学生。两人由此相识。
1936年底至1937年初，平、津、沪、汉等地大批青年到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月初，受中共党组织委派，陈大东带领约200名男青年学生到山西牺盟会民训团受训。当黎颖得知山西国民师范军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女生后，于1937年1月25日逃离了北平的封建家庭，来到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参加短期军政研究班。
军政研究班里都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有四五十人，带队的是清华大学学生高宝传，班里仅有8个女生。这个班是利用寒假办的，一共不到40天，2月底结业。到3月1日各大学开学前，班里大多数学生回到北平继续读书，但也有13名学生留了下来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黎颖便是其中之一。
3月初，黎颖被分配到牺盟总会工作，负责整理各县之村政协助员写来的报告和在开会时给薄一波做记录。牺盟太原市委员会成立后，黎颖被任命为牺盟会太原市委委员，共有委员4名，牛荫冠是负责人。黎颖主要负责写宣传材料，经薄一波审看后，再到阎锡山设在后小河的广播电台去广播。同时，她参加太原市的民先工作，负责联系太原市女师、女中、友仁中学三所学校。大约在六七月份，她又被调回总会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直至从太原撤离。陈大东在民训团受训1个月后，先是在太原民先工作，接着又到抗敌救亡先锋队总队部工作，任训练部长。
刚到牺盟会不久，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赵林就动员黎颖和陈大东结婚，以方便开展党的地下印刷工作。黎颖刚开始不同意：从家里跑出来是革命的，又不是私奔找对象的。薄一波也动员他们：你们感情很好，就结婚吧，不要那样小布尔乔亚，扭扭捏捏的。赵林又找他们谈了几次，还说这是党的决定。就这样，黎颖和陈大东结婚了。他们的家成了党的地下印刷厂，夫妇二人每日待到夜阑人静时，就用毯子把窗户挡严，取出蜡纸（由其他同志刻好送来）印刷，印完后再把油印机和印出的材料藏好才休息。
为革命工作而放弃哺育孩子
1937年10月下旬，黎颖随牺盟总会一部分干部到达长治。为了照顾怀有身孕的黎颖，总会派她在长治中心区任干事，在长治县牺盟会分管学生工作，参加长治牺盟突击队的工作等。陈大东除了任教八团政治部副主任外，还兼任牺盟长治中心区宣传部部长。
1938年1月10日，黎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夫妇俩给孩子取名为亚苏（因斯大林小名叫苏苏），后因奶娘叫她苏孩，接回来后就改名为苏海。2月，日军沿邯长公路向长治进攻。这时薄一波已调黎颖夫妇到沁县工作。18日，在隆隆炮声中，黎颖等人撤离长治，绕道长子县到达沁县。他们把不满40天的女儿送到长治天主堂的育婴堂，并付给30块银元，托修女暂养孩子。
4月下旬，黎颖夫妇来到三专署所在地沁县南沟村。牺盟沁县中心区也在南沟。黎颖被分配到沁县牺盟会任特派员，陈大东留在中心区任宣传部长。这年夏天，黎颖负责训练各系统的村干部。每期10天左右，共训练了上千名基层干部，这些干部成为全县工作的骨干力量。
11月初，黎颖以《大家看》编辑的身份和陈大东一起到长治参加“青年记者协会”召开的会议。利用这次机会，二人到育婴堂看望女儿。夫妇二人看到10个月大的女儿只认识修女，其他什么也不懂，心里都很难过。经过这次见面，他们决心把女儿接出来找奶妈喂养。次年3月，陈大东雇了一辆毛驴车，把女儿送到了沁县五科村张生泉家。女儿让张生泉的妻子奶上以后，黎颖去看过孩子几次，孩子比在天主堂时好多了，奶妈一家也很喜欢她。
1939年春天，晋东南工、农、青、妇、文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相继成立。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于3月8日在沁县开村召开，经过选举成立了晋东南妇救总会。主席是刘亚雄，黎颖被选为总会的执行委员。4月，中心区派陈大东到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成立牺盟中心区白晋路东办事处，并担任主任。中心区为了照顾陈大东夫妻二人，也把黎颖调到辽县牺盟会任特派员。
5月中旬的一天，黎颖一个人到辽县赴任。途中，她望着山那边的五科村，多么想再去看看孩子啊！可是任务在身，根本没有时间去，她只能骑在马上，看着挡住了五科村的山头，默默流下眼泪，继续赶路。
7月，日军占领白晋路后，黎颖和女儿失去了联系，给奶妈的钱寄不到，奶妈回的信也收不到。直到1942年，时任太岳军区一分区政委的刘植岩来太行区开会时，才告诉黎颖她女儿仍被奶养在沁县。
1940年初，牺盟总会决定取消特派员制度。黎颖于2月初调到上党中心区路东办事处，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日常工作。5月底，黎颖在武乡县左会村一二九师卫生部医院住院分娩。左会村位于洪水镇东边的深山沟里。住院期间，她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一件小衣服，由于没钱买花布，就用自己的一条花裤衩改成了一件小衣服，因裤衩已破，这件小衣服接了17个接头才做成。
6月下旬，日军对根据地开始例行“扫荡”。卫生部早有准备，把伤病员都转移到辽县羊角村，因产妇行动不便，产科大夫、护士都和产妇们一起留了下来。6月29日，大家一起往深山转移，到了一个山窝铺。第二天天刚亮，黎颖就觉着有了宫缩。“产房”设在一个充当库房的小窑洞里，一进门有一盘一米宽的小炕，连地下一共只有两米宽，没有门扇也没窗格子，只能临时找来一个用高粱秸秆串成的破锅拍（锅盖）挡在窗户上，把一条褥单挂做门帘，土炕上铺着谷草、席子和被子，当天半夜她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后来起名叫苏地。
第三天，大家在山上远远地看见洪水镇着了火，因为那时日军撤退时，都放火烧村，所以他们估计着敌人退了，当时黎颖分娩才三天，走不了路。大家设法绑了一副担架，由两个老乡抬着她回到了左会村。
在分娩后第13天的时候，陈大东把黎颖接到了驻黎城五十亩村的边区政府医院。当时按规定产假是40天，产假快满时，黎颖托人给孩子找下了奶妈，妈妈家住在辽县柴城村。8月初的一天，黎颖抱着孩子，骑上骡子从茅岭底到柴城村走了40里地，来来回回过了13次漳河，到达后天都快黑了。奶妈家是个非常穷困的多子女户，有七八个孩子。虽然明知奶妈的奶水不足，孩子放在这里不一定能养好，但是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照顾孩子，黎颖还是狠了狠心把孩子留下就走了。 1940年秋季反“扫荡”过后不久，奶妈家捎信说没奶了，叫给孩子另找奶妈。新找的奶妈姓张，是麻田东山小树沟村的。黎颖把孩子抱回来时，孩子已瘦得皮包骨头。新找的奶妈不敢养，她说孩子活不成了。黎颖和村干部一直央求，奶妈才肯收下苏地。过了一段时间，黎颖到辽县下乡，到小树沟村看到孩子缓了过来，也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奶妈一家人都很喜欢他。
在艰难中孕育革命后代
1940年10月，黎颖被分配到晋东南农民抗日救国总会任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8月20日，晋东南农救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涉县召开，选举出了31个执委和9个常委，黎颖夫妇都当选为常委。
11月30日，黎颖在平北县（平顺县北）回源头村东山生下了第3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小孩出生后，断脐带、接衣包的时间长了，把一只脚都给冻肿了，黎颖用厚厚的棉花包住后才有好转。孩子起名为苏弟。
反“扫荡”开始分散时，黎颖夫妻二人商量着把孩子送给别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那时又是供给制，一个孩子每月7斤半小米，一年还有若干棉花和布，再领第3个孩子的供给，觉得很不应该，就把孩子送给了县农会主席韩金蛟。到苏弟第11天时，韩金蛟来抱孩子，虽然黎颖舍不得，但还是狠心让人家抱走了。那天是阴天，风很大，黎颖哭了一天一夜，奶一下就憋了回去。
1942年春节后不久，黎颖调到太行区党委工作，书记是李雪峰。太行区党委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雪峰兼任主任，连黎颖在内共有6名秘书。5月，区党委派黎颖去池底村和村干部一起组织反“扫荡”工作。在工作间隙，黎颖专程从池底到韩金蛟家去看孩子。一家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孩子已有6个月了，由韩金蛟的母亲抱着。因为工作需要，1942年秋，黎颖被派到和东县（和顺县东部）许村搞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在临离开池底村前，黎颖又去看过一次苏弟。她看到韩金蛟一家都很疼爱孩子，对她也非常热情，这才放下心来。上党战役后，才听说这个孩子死了，黎颖很伤心。
1943年3月，黎颖调任太行六地委调研室秘书，负责组织了为期4个月的“武安社会经济调查”。从1941年到1943年，连续三年大旱，粮食歉收，连糠也很少见，民众全凭纺花织布换糠吃。黎颖下乡到各村搞调查和做工作时每顿都只吃榆树叶或槐树叶稀饭，把树叶汤喝完后，在碗底才能见到20来粒小米。当时的生活情况，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六地委所属各县颗粒未收，党政军民全体开展生产渡荒运动，打野菜，每人任务是150斤干菜，而10斤野菜才能晒一斤干菜，这样每人要打出1500斤野菜才能完成规定的任务。
1943年冬，黎颖参加太行六地委的第一期整风学习，共有30多人参加，大多数是地委机关的干部。集体食宿3个月后，有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参加第二期整风学习，黎颖也在其中，1945年5月才结束。在整风学习的过程中，黎颖于1944年9月19日分娩生下一个男孩。当时《新华日报》有一篇社论题为《黎明前的曙光》，黎颖看后就给孩子起名为黎曙。孩子满月时，夫妻俩托人找下了奶妈，在武安县赵庄，叫杨喜婷。产后40天，黎颖骑着骡子去送小孩。因身体虚弱，从骡子上摔了下来，由于只顾护着孩子，自己的头却碰上了大石头，脸和半边身子全是血。回到家脸就肿了，眼睛成了一条缝，吃东西也张不开嘴，只能喝稀饭，给孩子喂奶也很费劲。第三天，奶妈的丈夫赵文炳来接孩子，他是赵庄村武委会主任，靠着沿途给孩子讨奶吃才走回了家。
日本投降以后，地方干部都开到前方去接收政权。地委机关也往东推进了。黎颖因临产留在了武安县王家庄，机关留下一个公务员负责照顾她。此外，还留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农工管理着机关种植的菜和养的猪。临走时，医生给黎颖留下两支麦角和两支樟脑（均可口服）以备分娩用。不料黎颖难产，把附近的接生婆都请遍了，出血很多，折腾了两天才生下孩子。因出血过多，生产过程和环境又不卫生，黎颖得了产褥热，高烧不退，麦角樟脑都吃了也不管用，吃不进东西，只能喂着喝些水。
第3天，房东和几个村干部决定到前方去找地委机关请医生。找机关谈何容易，因为土匪杨四则捣乱、干扰接收工作，机关每天都在转移，村干部来回花了8天时间才把地委的医生请了回来。
其间，黎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赵医生来了以后，一直守着黎颖，还亲自熬药，中药配不全就到外村去配，附近10里以内的药铺都跑遍了，就这样过了10多天黎颖才退烧。那农工老张是和顺人，他一直守护着黎颖，喂她喝水。有一次她昏迷了一整天，老张给她搓腿，一个老婆婆给她搓胳膊，大夫也在一旁守着，直到晚上9点左右，她才逐渐有了知觉。
在病重时，有一次黎颖醒来，要了一支笔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想说的话：“我不行了，把我的名字留给这个小女孩，起名‘颖娃’。如果给参加抗日战争的干部发抗日纪念章时，我的那一块给她戴上。”病好以后，黎颖才撕掉了这份“遗嘱”。但因为身子太虚，地委决定叫黎颖到武安县委所在地去休养，由县委负责照顾。临走时村里很多人来送行，给黎颖弄了一个架窝，由两个骡子驮着，上面搭了一个篷子，用被子、毯子，苫得严严的，黎颖躺在里面，穿得很多，还盖着被子。赵医生也跟着，村里还派了两个跟牲口的人护送他们。
为了离县委近一点，黎颖就住在石洞村，在这里养病倒也安静，再加上经常散步，锻炼，身体逐渐恢复了起来。在这里住了约两个月。其间，黎颖托人在石洞找了一个奶妈，把颖娃接到这里奶上了，奶妈40多岁，人很好。
陆续把孩子接回身边
1946年4月黎颖转到长治干部休养所，后又转到涉县南庄太行干部休养所养病。1948年11月7日，3年的养病生活结束后，黎颖回到太行行署工作。1946年初，区党委整风结束后，陈大东被分配到焦作市工作，担任太行四地委经济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资本家。1948至1949年9月，他被分配到六地委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太行行署党组成立后，陈大东主持农业处和合作处的工作。在这期间，夫妻俩陆续把几个孩子从奶妈家接回到了身边。 1946年夏的一天，在长治干部休养所养病的黎颖等人到长治市中心逛街，之后霍钟秀约她们中午到商店去休息。中午吃饭时，黎颖说起大女儿是奶养在沁县五科村的张生泉家，好多年都没有消息了，商店工作人员中有沁县人，他们答应等以后再去故县镇拉货时就把孩子接来。10来天后，他们就把苏海和奶妈接到了黎颖住处，这时苏海已有9岁。黎颖这才知道：苏海的奶爹死后，奶妈就带着她改嫁了。苏海6岁时跟奶妈去推碾子，听到别人闲谈说她的亲妈没有消息，才知道自己是奶养在这里的。后奶爹对她不好，她就常常和一个童养媳到后山坡去哭诉。奶妈知道后，把她送到二三里外的余吾村去读书。
几天后，奶妈要走了，大家出主意让黎颖和时任太行区党委妇救会主席的陈舜英带苏海和冬儿（陈舜英的女儿）一起到长治市委书记王谦家做客。晚上回来时，黎颖听说，奶妈哭着走了。苏海回来见不到奶妈，哭闹起来。黎颖便哄她说奶妈上街了，但是苏海非要在大门口等奶妈回来不可，说什么也不回屋。黎颖只得讲故事哄她，直到她瞌睡了，才把她抱了回去。苏海到长治后就和黎颖住在一起，陈舜英也带着冬儿住在休养所里，两个孩子相差一岁，成了好伙伴。苏海一直记挂着奶妈，在1960年还专程前往五科村看望奶妈，因为当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奶妈心疼苏海吃不饱，还给她烙了许多烧饼，塞满了整个旅行包。
1948年底，黎颖把苏地也接了回来。苏地与奶妈一家人感情很深。记得在一次日军“扫荡”时，奶妈一家藏在山洞里，敌人搜山时喊话，苏地也跟着叫，差点暴露目标，虽然怕带着这个孩子让全村人受到连累，但奶妈还是坚持抚养着苏地。苏地后来回忆，奶妈一家人对他很好，还给他起名为张乃有，他有两个奶哥和一个奶姐，奶哥分别叫全有、全兴，每天带他在村里玩。因为有两个奶哥，所以从未受过村里其他小孩的欺负，奶哥也从来没有打过他。
刚回来时，苏地不接受黎颖，说她不是他的妈妈，奶妈才是妈妈。有一次苏地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到马号去偷上一匹马，骑着回我们家。”吓得黎颖夫妇提防了好几天。他性子拗，家里人什么都得依着他，一不顺心，就闹着要回奶妈家。有一次，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苏地去过奶妈家一回，当时还哭闹着让苏海也陪着。在去小树沟村的路上，姐弟俩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一前一后骑在一匹马上。奶妈家的院子在一个山坡上，院子后面还有一个打谷场。奶妈给他们做了柿子炒面吃。两人在这里住了好几天。1963年秋，奶妈去世了，奶姐夫到太原找到他。当时苏地刚考上山西省委党校。他找班主任请假，想参加奶妈的葬礼，班主任没有准假。苏地只得请奶姐夫在党校吃了一顿饭，并让他给奶妈家捎回去60元钱。1968年，苏地陪一个同学回其家乡武乡县王家峪村。因为这里离左权县较近，所以苏地想去奶妈家看看。但是当时这里武斗情况比较严重，从王家峪去小树沟村的路被造反派封了，一般人过不去。待了一个多月，苏地也一直没有找到去奶妈家的机会。1995年9月，奶哥全兴父子二人来到太原。他们给苏地带来了家乡的柿饼、核桃、花椒等特产。临走时，天气渐凉，苏地特地送给奶哥一件军大衣……
1949年春末，黎颖把黎曙和颖娃也分别从武安赵庄和石洞的奶妈家接了回来，他们一个4岁，一个3岁。接回来后，他们都想着奶妈，总是哭。一次，奶爹赵文炳来看黎曙，孩子要跟着奶爹回去，怎么哄也不行。刚4岁的孩子硬是跟着奶爹走了18里路回到了奶妈家。颖娃爱唱歌，经常用花包袱皮系在腰里当裙子，扭着小屁股唱武安落子。
因为组织上有统一规定，孩子需单独由托儿所带着进城，所以在去太原前，黎颖就把孩子们都送到了太行区尔康托儿所。到托儿所后，黎曙被编在中班，颖娃被编在小班。安顿好后，颖娃拽着不让妈妈走，陪了一夜，黎颖第二天才偷偷离开。黎颖离开托儿所后放心不下，为了再看他们一眼，悄悄躲在托儿所外一堵被敌人炸塌了的墙后边，准备等他们出来从墙豁口看孩子。当她看到中班和小班的两队孩子走到交叉路口时，黎曙和颖娃相遇了，他们不管阿姨的阻拦，一直拉着手，说什么也不分开，面对这个景象，黎颖哭了。晚上，她偷偷去托儿所，才知道所里已把兄妹俩暂时编在了一个班里。
8月中旬，太行行署的干部除分配到平原省、河北省、河南省的以外，其余全部坐卡车分批奔赴太原。黎颖也于8月下旬到达太原。从此结束了12年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生活。
【黎颖（1914-2008），河北丰润县人，曾任山西省妇联主席等职。陈大东（1912-1996），河北定县人，曾任山西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山西省外贸局（后改名为山西省经贸厅）局长、党组书记等职。本文为黎颖生前回忆，后由子女陈苏海、陈苏地口述补充，陈颖娃整理】
编后：
文中所述的革命者黎颖和“太行奶娘”息息相关，她的儿女都曾被奶娘抚养过。作为母亲，她疼爱孩子，但在家国存亡之际，她更是一名为人民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革命者。为了革命工作，在艰难取舍中她把自己的5个儿女先后托付给当地的奶娘们。她“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革命精神和太行奶娘不求回报、无私养育奶儿子奶姑娘的无产阶级情怀相映成辉。
1936年黎颖从北京师大附中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由于黎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月首批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刚入校不久，就被派到民先三区队（原东城区队）任组织委员。队长陈大东是中法大学居里学院化学系的三年级学生。两人由此相识。
1936年底至1937年初，平、津、沪、汉等地大批青年到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月初，受中共党组织委派，陈大东带领约200名男青年学生到山西牺盟会民训团受训。当黎颖得知山西国民师范军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女生后，于1937年1月25日逃离了北平的封建家庭，来到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参加短期军政研究班。
军政研究班里都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有四五十人，带队的是清华大学学生高宝传，班里仅有8个女生。这个班是利用寒假办的，一共不到40天，2月底结业。到3月1日各大学开学前，班里大多数学生回到北平继续读书，但也有13名学生留了下来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黎颖便是其中之一。
3月初，黎颖被分配到牺盟总会工作，负责整理各县之村政协助员写来的报告和在开会时给薄一波做记录。牺盟太原市委员会成立后，黎颖被任命为牺盟会太原市委委员，共有委员4名，牛荫冠是负责人。黎颖主要负责写宣传材料，经薄一波审看后，再到阎锡山设在后小河的广播电台去广播。同时，她参加太原市的民先工作，负责联系太原市女师、女中、友仁中学三所学校。大约在六七月份，她又被调回总会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直至从太原撤离。陈大东在民训团受训1个月后，先是在太原民先工作，接着又到抗敌救亡先锋队总队部工作，任训练部长。
刚到牺盟会不久，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赵林就动员黎颖和陈大东结婚，以方便开展党的地下印刷工作。黎颖刚开始不同意：从家里跑出来是革命的，又不是私奔找对象的。薄一波也动员他们：你们感情很好，就结婚吧，不要那样小布尔乔亚，扭扭捏捏的。赵林又找他们谈了几次，还说这是党的决定。就这样，黎颖和陈大东结婚了。他们的家成了党的地下印刷厂，夫妇二人每日待到夜阑人静时，就用毯子把窗户挡严，取出蜡纸（由其他同志刻好送来）印刷，印完后再把油印机和印出的材料藏好才休息。
为革命工作而放弃哺育孩子
1937年10月下旬，黎颖随牺盟总会一部分干部到达长治。为了照顾怀有身孕的黎颖，总会派她在长治中心区任干事，在长治县牺盟会分管学生工作，参加长治牺盟突击队的工作等。陈大东除了任教八团政治部副主任外，还兼任牺盟长治中心区宣传部部长。
1938年1月10日，黎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夫妇俩给孩子取名为亚苏（因斯大林小名叫苏苏），后因奶娘叫她苏孩，接回来后就改名为苏海。2月，日军沿邯长公路向长治进攻。这时薄一波已调黎颖夫妇到沁县工作。18日，在隆隆炮声中，黎颖等人撤离长治，绕道长子县到达沁县。他们把不满40天的女儿送到长治天主堂的育婴堂，并付给30块银元，托修女暂养孩子。
4月下旬，黎颖夫妇来到三专署所在地沁县南沟村。牺盟沁县中心区也在南沟。黎颖被分配到沁县牺盟会任特派员，陈大东留在中心区任宣传部长。这年夏天，黎颖负责训练各系统的村干部。每期10天左右，共训练了上千名基层干部，这些干部成为全县工作的骨干力量。
11月初，黎颖以《大家看》编辑的身份和陈大东一起到长治参加“青年记者协会”召开的会议。利用这次机会，二人到育婴堂看望女儿。夫妇二人看到10个月大的女儿只认识修女，其他什么也不懂，心里都很难过。经过这次见面，他们决心把女儿接出来找奶妈喂养。次年3月，陈大东雇了一辆毛驴车，把女儿送到了沁县五科村张生泉家。女儿让张生泉的妻子奶上以后，黎颖去看过孩子几次，孩子比在天主堂时好多了，奶妈一家也很喜欢她。
1939年春天，晋东南工、农、青、妇、文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相继成立。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于3月8日在沁县开村召开，经过选举成立了晋东南妇救总会。主席是刘亚雄，黎颖被选为总会的执行委员。4月，中心区派陈大东到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成立牺盟中心区白晋路东办事处，并担任主任。中心区为了照顾陈大东夫妻二人，也把黎颖调到辽县牺盟会任特派员。
5月中旬的一天，黎颖一个人到辽县赴任。途中，她望着山那边的五科村，多么想再去看看孩子啊！可是任务在身，根本没有时间去，她只能骑在马上，看着挡住了五科村的山头，默默流下眼泪，继续赶路。
7月，日军占领白晋路后，黎颖和女儿失去了联系，给奶妈的钱寄不到，奶妈回的信也收不到。直到1942年，时任太岳军区一分区政委的刘植岩来太行区开会时，才告诉黎颖她女儿仍被奶养在沁县。
1940年初，牺盟总会决定取消特派员制度。黎颖于2月初调到上党中心区路东办事处，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日常工作。5月底，黎颖在武乡县左会村一二九师卫生部医院住院分娩。左会村位于洪水镇东边的深山沟里。住院期间，她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一件小衣服，由于没钱买花布，就用自己的一条花裤衩改成了一件小衣服，因裤衩已破，这件小衣服接了17个接头才做成。
6月下旬，日军对根据地开始例行“扫荡”。卫生部早有准备，把伤病员都转移到辽县羊角村，因产妇行动不便，产科大夫、护士都和产妇们一起留了下来。6月29日，大家一起往深山转移，到了一个山窝铺。第二天天刚亮，黎颖就觉着有了宫缩。“产房”设在一个充当库房的小窑洞里，一进门有一盘一米宽的小炕，连地下一共只有两米宽，没有门扇也没窗格子，只能临时找来一个用高粱秸秆串成的破锅拍（锅盖）挡在窗户上，把一条褥单挂做门帘，土炕上铺着谷草、席子和被子，当天半夜她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后来起名叫苏地。
第三天，大家在山上远远地看见洪水镇着了火，因为那时日军撤退时，都放火烧村，所以他们估计着敌人退了，当时黎颖分娩才三天，走不了路。大家设法绑了一副担架，由两个老乡抬着她回到了左会村。
在分娩后第13天的时候，陈大东把黎颖接到了驻黎城五十亩村的边区政府医院。当时按规定产假是40天，产假快满时，黎颖托人给孩子找下了奶妈，妈妈家住在辽县柴城村。8月初的一天，黎颖抱着孩子，骑上骡子从茅岭底到柴城村走了40里地，来来回回过了13次漳河，到达后天都快黑了。奶妈家是个非常穷困的多子女户，有七八个孩子。虽然明知奶妈的奶水不足，孩子放在这里不一定能养好，但是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照顾孩子，黎颖还是狠了狠心把孩子留下就走了。 1940年秋季反“扫荡”过后不久，奶妈家捎信说没奶了，叫给孩子另找奶妈。新找的奶妈姓张，是麻田东山小树沟村的。黎颖把孩子抱回来时，孩子已瘦得皮包骨头。新找的奶妈不敢养，她说孩子活不成了。黎颖和村干部一直央求，奶妈才肯收下苏地。过了一段时间，黎颖到辽县下乡，到小树沟村看到孩子缓了过来，也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奶妈一家人都很喜欢他。
在艰难中孕育革命后代
1940年10月，黎颖被分配到晋东南农民抗日救国总会任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8月20日，晋东南农救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涉县召开，选举出了31个执委和9个常委，黎颖夫妇都当选为常委。
11月30日，黎颖在平北县（平顺县北）回源头村东山生下了第3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小孩出生后，断脐带、接衣包的时间长了，把一只脚都给冻肿了，黎颖用厚厚的棉花包住后才有好转。孩子起名为苏弟。
反“扫荡”开始分散时，黎颖夫妻二人商量着把孩子送给别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那时又是供给制，一个孩子每月7斤半小米，一年还有若干棉花和布，再领第3个孩子的供给，觉得很不应该，就把孩子送给了县农会主席韩金蛟。到苏弟第11天时，韩金蛟来抱孩子，虽然黎颖舍不得，但还是狠心让人家抱走了。那天是阴天，风很大，黎颖哭了一天一夜，奶一下就憋了回去。
1942年春节后不久，黎颖调到太行区党委工作，书记是李雪峰。太行区党委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雪峰兼任主任，连黎颖在内共有6名秘书。5月，区党委派黎颖去池底村和村干部一起组织反“扫荡”工作。在工作间隙，黎颖专程从池底到韩金蛟家去看孩子。一家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孩子已有6个月了，由韩金蛟的母亲抱着。因为工作需要，1942年秋，黎颖被派到和东县（和顺县东部）许村搞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在临离开池底村前，黎颖又去看过一次苏弟。她看到韩金蛟一家都很疼爱孩子，对她也非常热情，这才放下心来。上党战役后，才听说这个孩子死了，黎颖很伤心。
1943年3月，黎颖调任太行六地委调研室秘书，负责组织了为期4个月的“武安社会经济调查”。从1941年到1943年，连续三年大旱，粮食歉收，连糠也很少见，民众全凭纺花织布换糠吃。黎颖下乡到各村搞调查和做工作时每顿都只吃榆树叶或槐树叶稀饭，把树叶汤喝完后，在碗底才能见到20来粒小米。当时的生活情况，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六地委所属各县颗粒未收，党政军民全体开展生产渡荒运动，打野菜，每人任务是150斤干菜，而10斤野菜才能晒一斤干菜，这样每人要打出1500斤野菜才能完成规定的任务。
1943年冬，黎颖参加太行六地委的第一期整风学习，共有30多人参加，大多数是地委机关的干部。集体食宿3个月后，有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参加第二期整风学习，黎颖也在其中，1945年5月才结束。在整风学习的过程中，黎颖于1944年9月19日分娩生下一个男孩。当时《新华日报》有一篇社论题为《黎明前的曙光》，黎颖看后就给孩子起名为黎曙。孩子满月时，夫妻俩托人找下了奶妈，在武安县赵庄，叫杨喜婷。产后40天，黎颖骑着骡子去送小孩。因身体虚弱，从骡子上摔了下来，由于只顾护着孩子，自己的头却碰上了大石头，脸和半边身子全是血。回到家脸就肿了，眼睛成了一条缝，吃东西也张不开嘴，只能喝稀饭，给孩子喂奶也很费劲。第三天，奶妈的丈夫赵文炳来接孩子，他是赵庄村武委会主任，靠着沿途给孩子讨奶吃才走回了家。
日本投降以后，地方干部都开到前方去接收政权。地委机关也往东推进了。黎颖因临产留在了武安县王家庄，机关留下一个公务员负责照顾她。此外，还留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农工管理着机关种植的菜和养的猪。临走时，医生给黎颖留下两支麦角和两支樟脑（均可口服）以备分娩用。不料黎颖难产，把附近的接生婆都请遍了，出血很多，折腾了两天才生下孩子。因出血过多，生产过程和环境又不卫生，黎颖得了产褥热，高烧不退，麦角樟脑都吃了也不管用，吃不进东西，只能喂着喝些水。
第3天，房东和几个村干部决定到前方去找地委机关请医生。找机关谈何容易，因为土匪杨四则捣乱、干扰接收工作，机关每天都在转移，村干部来回花了8天时间才把地委的医生请了回来。
其间，黎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赵医生来了以后，一直守着黎颖，还亲自熬药，中药配不全就到外村去配，附近10里以内的药铺都跑遍了，就这样过了10多天黎颖才退烧。那农工老张是和顺人，他一直守护着黎颖，喂她喝水。有一次她昏迷了一整天，老张给她搓腿，一个老婆婆给她搓胳膊，大夫也在一旁守着，直到晚上9点左右，她才逐渐有了知觉。
在病重时，有一次黎颖醒来，要了一支笔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想说的话：“我不行了，把我的名字留给这个小女孩，起名‘颖娃’。如果给参加抗日战争的干部发抗日纪念章时，我的那一块给她戴上。”病好以后，黎颖才撕掉了这份“遗嘱”。但因为身子太虚，地委决定叫黎颖到武安县委所在地去休养，由县委负责照顾。临走时村里很多人来送行，给黎颖弄了一个架窝，由两个骡子驮着，上面搭了一个篷子，用被子、毯子，苫得严严的，黎颖躺在里面，穿得很多，还盖着被子。赵医生也跟着，村里还派了两个跟牲口的人护送他们。
为了离县委近一点，黎颖就住在石洞村，在这里养病倒也安静，再加上经常散步，锻炼，身体逐渐恢复了起来。在这里住了约两个月。其间，黎颖托人在石洞找了一个奶妈，把颖娃接到这里奶上了，奶妈40多岁，人很好。
陆续把孩子接回身边
1946年4月黎颖转到长治干部休养所，后又转到涉县南庄太行干部休养所养病。1948年11月7日，3年的养病生活结束后，黎颖回到太行行署工作。1946年初，区党委整风结束后，陈大东被分配到焦作市工作，担任太行四地委经济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资本家。1948至1949年9月，他被分配到六地委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太行行署党组成立后，陈大东主持农业处和合作处的工作。在这期间，夫妻俩陆续把几个孩子从奶妈家接回到了身边。 1946年夏的一天，在长治干部休养所养病的黎颖等人到长治市中心逛街，之后霍钟秀约她们中午到商店去休息。中午吃饭时，黎颖说起大女儿是奶养在沁县五科村的张生泉家，好多年都没有消息了，商店工作人员中有沁县人，他们答应等以后再去故县镇拉货时就把孩子接来。10来天后，他们就把苏海和奶妈接到了黎颖住处，这时苏海已有9岁。黎颖这才知道：苏海的奶爹死后，奶妈就带着她改嫁了。苏海6岁时跟奶妈去推碾子，听到别人闲谈说她的亲妈没有消息，才知道自己是奶养在这里的。后奶爹对她不好，她就常常和一个童养媳到后山坡去哭诉。奶妈知道后，把她送到二三里外的余吾村去读书。
几天后，奶妈要走了，大家出主意让黎颖和时任太行区党委妇救会主席的陈舜英带苏海和冬儿（陈舜英的女儿）一起到长治市委书记王谦家做客。晚上回来时，黎颖听说，奶妈哭着走了。苏海回来见不到奶妈，哭闹起来。黎颖便哄她说奶妈上街了，但是苏海非要在大门口等奶妈回来不可，说什么也不回屋。黎颖只得讲故事哄她，直到她瞌睡了，才把她抱了回去。苏海到长治后就和黎颖住在一起，陈舜英也带着冬儿住在休养所里，两个孩子相差一岁，成了好伙伴。苏海一直记挂着奶妈，在1960年还专程前往五科村看望奶妈，因为当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奶妈心疼苏海吃不饱，还给她烙了许多烧饼，塞满了整个旅行包。
1948年底，黎颖把苏地也接了回来。苏地与奶妈一家人感情很深。记得在一次日军“扫荡”时，奶妈一家藏在山洞里，敌人搜山时喊话，苏地也跟着叫，差点暴露目标，虽然怕带着这个孩子让全村人受到连累，但奶妈还是坚持抚养着苏地。苏地后来回忆，奶妈一家人对他很好，还给他起名为张乃有，他有两个奶哥和一个奶姐，奶哥分别叫全有、全兴，每天带他在村里玩。因为有两个奶哥，所以从未受过村里其他小孩的欺负，奶哥也从来没有打过他。
刚回来时，苏地不接受黎颖，说她不是他的妈妈，奶妈才是妈妈。有一次苏地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到马号去偷上一匹马，骑着回我们家。”吓得黎颖夫妇提防了好几天。他性子拗，家里人什么都得依着他，一不顺心，就闹着要回奶妈家。有一次，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苏地去过奶妈家一回，当时还哭闹着让苏海也陪着。在去小树沟村的路上，姐弟俩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一前一后骑在一匹马上。奶妈家的院子在一个山坡上，院子后面还有一个打谷场。奶妈给他们做了柿子炒面吃。两人在这里住了好几天。1963年秋，奶妈去世了，奶姐夫到太原找到他。当时苏地刚考上山西省委党校。他找班主任请假，想参加奶妈的葬礼，班主任没有准假。苏地只得请奶姐夫在党校吃了一顿饭，并让他给奶妈家捎回去60元钱。1968年，苏地陪一个同学回其家乡武乡县王家峪村。因为这里离左权县较近，所以苏地想去奶妈家看看。但是当时这里武斗情况比较严重，从王家峪去小树沟村的路被造反派封了，一般人过不去。待了一个多月，苏地也一直没有找到去奶妈家的机会。1995年9月，奶哥全兴父子二人来到太原。他们给苏地带来了家乡的柿饼、核桃、花椒等特产。临走时，天气渐凉，苏地特地送给奶哥一件军大衣……
1949年春末，黎颖把黎曙和颖娃也分别从武安赵庄和石洞的奶妈家接了回来，他们一个4岁，一个3岁。接回来后，他们都想着奶妈，总是哭。一次，奶爹赵文炳来看黎曙，孩子要跟着奶爹回去，怎么哄也不行。刚4岁的孩子硬是跟着奶爹走了18里路回到了奶妈家。颖娃爱唱歌，经常用花包袱皮系在腰里当裙子，扭着小屁股唱武安落子。
因为组织上有统一规定，孩子需单独由托儿所带着进城，所以在去太原前，黎颖就把孩子们都送到了太行区尔康托儿所。到托儿所后，黎曙被编在中班，颖娃被编在小班。安顿好后，颖娃拽着不让妈妈走，陪了一夜，黎颖第二天才偷偷离开。黎颖离开托儿所后放心不下，为了再看他们一眼，悄悄躲在托儿所外一堵被敌人炸塌了的墙后边，准备等他们出来从墙豁口看孩子。当她看到中班和小班的两队孩子走到交叉路口时，黎曙和颖娃相遇了，他们不管阿姨的阻拦，一直拉着手，说什么也不分开，面对这个景象，黎颖哭了。晚上，她偷偷去托儿所，才知道所里已把兄妹俩暂时编在了一个班里。
8月中旬，太行行署的干部除分配到平原省、河北省、河南省的以外，其余全部坐卡车分批奔赴太原。黎颖也于8月下旬到达太原。从此结束了12年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生活。
【黎颖（1914-2008），河北丰润县人，曾任山西省妇联主席等职。陈大东（1912-1996），河北定县人，曾任山西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山西省外贸局（后改名为山西省经贸厅）局长、党组书记等职。本文为黎颖生前回忆，后由子女陈苏海、陈苏地口述补充，陈颖娃整理】
编后：
文中所述的革命者黎颖和“太行奶娘”息息相关，她的儿女都曾被奶娘抚养过。作为母亲，她疼爱孩子，但在家国存亡之际，她更是一名为人民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革命者。为了革命工作，在艰难取舍中她把自己的5个儿女先后托付给当地的奶娘们。她“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革命精神和太行奶娘不求回报、无私养育奶儿子奶姑娘的无产阶级情怀相映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