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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死在这里 / 朋友啊，不要悲伤 /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这是中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狱中题壁》的诗句，由这首诗可以印证作者在香港的一段身世。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已经发黄的时光残卷，追溯一下这位诗人居港期间的足迹，了解一下他从一个过客到成为香港文坛祭酒的过程，以及他的生活状况与情路波折吧。
他撑起一片文学星空
1938年5月，33岁的戴望舒与一批文化人，徐迟、叶灵凤等，由“孤岛”上海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香江岁月。像许多避居香港的南来文化人一样，他并不打算在此长住，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计划，甚至他的命运。
當时，南洋富商胡文虎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正在物色副刊编辑。有朋友将戴望舒介绍给胡文虎的公子、报社社长胡好。戴望舒踌躇了两天，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见胡好，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香港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新文艺副刊，就提出按自己的理想来编副刊。想不到，19岁的胡好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戴望舒开始施展抱负，从此为香港开创了一片文艺新天。他把副刊定名为《星座》，就是“希望它如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为读者“尽一点照明之责”。
报纸初创，一切从头开始，内部管理也出现种种不如人意的周折，最大的麻烦是检查制度。当时报纸上不准用“敌”“日寇”的字眼，戴望舒日常工作便是和检查官打“冷战”，甚至“开天窗”抗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当天就决定将《星座》改成战时特刊。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戴望舒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民族危难时期所表现来的正气与担当。
在他的主持下，《星座》成了香港新文学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国抗战时期的一座文学灯塔，茅盾、沈从文、郁达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军、萧红、楼适夷、徐迟等，都在这里发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说：“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我们竟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当年和戴望舒一起来到香港，结邻而居的徐迟，十分了解这位文友的功绩，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段时间里，文协领导主要工作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头。茅盾远行了，名义上许地山当家，手中高举精神火炬的是乔木，抛头露面的是戴望舒。他手中有《星岛日报》副刊，其名曰《星座》，是一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大家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他。我们都是活跃分子。”（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由此，不难想象戴望舒为香港新文化空间上所付出的心血，如果说《星座》是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碑石的话，那么这座纪念碑已永远镌刻上了这位文学祭酒的功绩。
灾难岁月系狱饱受折磨
也许，正是由于戴望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他被逮捕，关押在中区的域多利监狱。在狱中，他“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到残酷的苦刑”，而且落下哮喘病根，直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抬回家。在狱中，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绝命诗《狱中题壁》，出狱后又写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其二﹚》等明志之作，宣泄强烈的悲愤之情，也表达了不屈的意志：“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1942年5月由叶灵凤保释出来，一个条件是不能离开香港。那么，他在那段灾难岁月靠什么生活？
出狱后不久，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合股，在利源东街开了间“怀旧斋”旧书店。
一般的读者可能只知道戴望舒是一个诗人、编辑，但不知道他还是一个翻译家、书痴，嗜书如命。他在法国、西班牙就整天流连书店，到香港也一样，整天流连楼梯街、鸭巴甸街一带的书铺，对各家的经营情况如数家珍。爱书不等于会卖书，三个摇笔杆的人拿起算盘就手足无措，这间小店第一个月略有进账，到第四个月就再也支持不住，只好结业收场。
戴望舒只好重操旧业，继续以编辑、写稿谋生。在香港沦陷期间，他先后在《华侨日报》《香港日报》《香岛日报》做副刊编辑，又在多份报刊撰稿，译介外国文艺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大众周报》的专栏《广东俗语图解》的作者。对于一个南来文化人来讲，做广东的民俗研究爬梳，殊为不易，但戴望舒却做得十分地道，想来付出了不少精力。我想，他宁愿花时间来做这种“学问”，也不去做写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字，也是一种态度与生存策略吧？
然而，历史往往会戏弄人，让人遭受意想不到的非议、指控与折磨。战后，一批作家联名指控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附逆”，与敌伪往来，具体的证据是他名列敌伪征文的委员会名单，为伪文化刊物撰稿，替伪文人作跋。所幸，有文化界人士替他辩解，马凡陀撰写的《香港的战时民谣》，指沦陷时期民间流传的反日民谣为戴望舒所作，如“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等；另外，夏衍等人也替他申辩。1946年3月，戴望舒回到上海，据说是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自辩。他在上海住了两年，其间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暨南大学、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不过，因为参加教授罢课，他又惹上官非，被控告是香港汉奸文人，遭出票传讯。1948年5月，戴望舒再度流亡香港。
诗意地栖居——林泉居
戴望舒客居香港时的一个故居是港岛薄扶林道92号的半山小洋楼。这座带露台的别墅，英文名称是“WOODBROOK VILLA”，背山面海，周围林木苍翠，山泉淙淙，环境极为幽美。据说，房子本来属于香港大学教授马尔蒂夫人的居所，她回国离去就把它让给了戴望舒。诗人对这个宁静的居所也倾注了欣悦之情，并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号：林泉居。
林泉居是戴望舒生命旅途中一个难以割舍的驿站，一个凝聚着人生记忆与情思的家园。这里可以沐山风、听雨眠，还有小园子可供耕耘，且看诗人笔下的诗意家园：
窗外，隔着夜的帡幪，迷茫的山岚大概已把整个峰峦笼罩住了吧。冷冷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潮湿，带着太阳的气味，或是带着几点从山洞中飞溅出来的水，来叩我的玻璃窗了。﹙《山风》﹚ 雨停止了，檐溜还是叮叮地响着，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好像在江南的一只乌篷船中一样。“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韦庄的词句又浮到脑中来了。﹙《雨》﹚
那园子临着海，四周是苍翠的松树，每当耕倦了，抛下锄头，坐到松树下面去，迎着从远处渔帆上吹来的风，望着辽阔的海，就已经使人心醉了。何况它又按着季节，给我们以意外丰富的收获呢。﹙《失去的园子》﹚
看完这些文字，也许大家都难以想象这是在香港吧。然而，这确实是戴望舒在港岛的山居，而且就在薄扶林的山坳里。
自然环境再好，没有人在其中，也只是荒山野岭。林泉居更让诗人迷恋的，是家的温馨：“这带露台，这扇窗 / 后面有幸福在窥望 /还有几架书，两张床 /一瓶花……这已是天堂/我没有忘记：这是家 /妻如玉，女儿如花 /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 /想一想，会叫人发傻/ 单听他们亲昵地叫 / 就够人整天地骄傲 / 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 /工作时也抬头微笑 ……”从这首《过旧居》中就可以知道，妻女才是这个山居最迷人的风景，家才是他心之所系、情之所迷的地方。然而，这位香江过客最终只能隔着窗怀想那“尘封的幸福”，聆听“解冻的呼唤”，他只能在旧居外徘徊，“咽泪吞声，听自己疲倦的脚步”，喟叹“生活，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
“雨巷诗人”情路多苦楚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读过《雨巷》的朋友，大概都會为诗中凄迷惆怅的意绪所触动，进而想象诗人有一种浪漫多情的气质与性情吧。是的，诗人是多情的，也是深情的，但不等于他是一个善解风情的情场圣手，相反可能是一个失意之人。
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一生中有三段情，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他的初恋情人，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青年时期，戴望舒在上海读书，又与施蛰存、杜衡一起创办文学杂志，《雨巷》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发表的。那时候，他常在施家出入，爱上了比他小五岁的施绛年，但这位活泼开朗的小妹妹，却回避着他的追求。据说，诗人以跳楼殉情相逼，才打动了少女的心。但女孩开出的结婚条件是，他必须出国留学。戴望舒在订婚后的第二年﹙1932年﹚，到法国求学。不久听说施移情别恋，戴望舒无心学业，不上课，不交作业，结果被学校开除。1935年春，戴望舒带着受伤的心灵回国，当众打了女方一耳光，又登报解除婚约，结束八年的苦恋。
诗人有才华，又有一米八几的个头，竟没能吸引住一位小女生，大概与他的冲动、抑郁性格及脸上因天花而留下的瘢痕有关吧。爱情，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再说，它始终不是可以强扭的瓜。
不过，失恋的诗人很快得到心灵的安抚。当时，戴望舒与沪上才子刘吶鸥、穆时英交往甚密，而且就住在刘的公寓，又常常到穆家。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这对年龄相差十三载的男女，一下子陷入热恋。1936年，一对新人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婚礼，由青年诗人徐迟担任傧相。婚后，育有一女戴咏素，小名朵朵。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戴望舒携妻女避难香港，落脚于风光如画的林泉居。但这个家园并非只有诗情画意、温馨时光，相反，有许多的风雨与难以言说的苦楚。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宁静，经常吵架。生活的另一面，本来就是辛酸，外人往往只能看到美好的一面，而难以想象后面的悲酸。1940年冬，穆丽娟毅然带着女儿朵朵回到上海，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穆后来改嫁他人，她晚年在上海向媒体细诉前尘时说：“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一直和平共处，没有外界所想的纠纷和第三者。离婚理由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年龄差距，他比我大13岁。戴望舒喜欢窝在书房看书，写作，很少和我说话。”
透过这一席话，似乎也不难想象戴望舒有怎样一种生活方式，工作、读书、写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距离却愈来愈远。戴望舒试图挽救这段婚姻，甚至留过绝命书，意图服毒自杀，但都没能够令穆丽娟回心转意，可想她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覆水难收，诗人独憔悴，徒叹“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示长女》﹚。
想不到，戴望舒很快又热恋了。1942年，37岁的戴望舒爱上了21岁的女同事，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做抄写员的杨静。这位在香港长大的娇小女孩，据说也是活泼好动，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投进诗人的怀抱。浪漫的激情，美丽的幻想，终究敌不过现实的考验，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厮磨。婚后不久，悲剧重演，争拗吵架无日无之。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戴咏絮﹙二朵﹚、戴咏树﹙昂朵﹚。不过，这并没有维系住他们的感情。1948年末，这位有个性的女子，与一个姓蔡的男青年相携出走。
这时候，戴望舒已工作无着，寄居在老朋友叶灵凤位于罗便臣道的家里，且受着哮喘病的困扰，连上楼的气力也没有。
1949年2月，他毅然决定远走北平，彻底告别这南国小岛。他3月抵京，6月参加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之后到新闻出版总署从事翻译工作，担任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就在他开始人生新旅程的时候，戴望舒的旧病复发，他在为自己注射药物时，剂量过大，客死异乡，时年45岁。
诗人魂归北京香山，但他对生命最热烈的期许已长留香港——“这些好东西不会消失 /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 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偶成》﹚
他，从一个过客，变成了“香港人”，他在香港的文化身份是永久的，他的魂在港岛，在域多利，在薄扶林，在林泉居，他已永远生存在香港人的心上。
这是中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狱中题壁》的诗句，由这首诗可以印证作者在香港的一段身世。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已经发黄的时光残卷，追溯一下这位诗人居港期间的足迹，了解一下他从一个过客到成为香港文坛祭酒的过程，以及他的生活状况与情路波折吧。
他撑起一片文学星空
1938年5月，33岁的戴望舒与一批文化人，徐迟、叶灵凤等，由“孤岛”上海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香江岁月。像许多避居香港的南来文化人一样，他并不打算在此长住，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计划，甚至他的命运。
當时，南洋富商胡文虎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正在物色副刊编辑。有朋友将戴望舒介绍给胡文虎的公子、报社社长胡好。戴望舒踌躇了两天，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见胡好，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香港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新文艺副刊，就提出按自己的理想来编副刊。想不到，19岁的胡好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戴望舒开始施展抱负，从此为香港开创了一片文艺新天。他把副刊定名为《星座》，就是“希望它如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为读者“尽一点照明之责”。
报纸初创，一切从头开始，内部管理也出现种种不如人意的周折，最大的麻烦是检查制度。当时报纸上不准用“敌”“日寇”的字眼，戴望舒日常工作便是和检查官打“冷战”，甚至“开天窗”抗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当天就决定将《星座》改成战时特刊。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戴望舒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民族危难时期所表现来的正气与担当。
在他的主持下，《星座》成了香港新文学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国抗战时期的一座文学灯塔，茅盾、沈从文、郁达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军、萧红、楼适夷、徐迟等，都在这里发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说：“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我们竟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当年和戴望舒一起来到香港，结邻而居的徐迟，十分了解这位文友的功绩，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段时间里，文协领导主要工作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头。茅盾远行了，名义上许地山当家，手中高举精神火炬的是乔木，抛头露面的是戴望舒。他手中有《星岛日报》副刊，其名曰《星座》，是一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大家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他。我们都是活跃分子。”（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由此，不难想象戴望舒为香港新文化空间上所付出的心血，如果说《星座》是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碑石的话，那么这座纪念碑已永远镌刻上了这位文学祭酒的功绩。
灾难岁月系狱饱受折磨
也许，正是由于戴望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他被逮捕，关押在中区的域多利监狱。在狱中，他“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到残酷的苦刑”，而且落下哮喘病根，直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抬回家。在狱中，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绝命诗《狱中题壁》，出狱后又写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其二﹚》等明志之作，宣泄强烈的悲愤之情，也表达了不屈的意志：“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1942年5月由叶灵凤保释出来，一个条件是不能离开香港。那么，他在那段灾难岁月靠什么生活？
出狱后不久，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合股，在利源东街开了间“怀旧斋”旧书店。
一般的读者可能只知道戴望舒是一个诗人、编辑，但不知道他还是一个翻译家、书痴，嗜书如命。他在法国、西班牙就整天流连书店，到香港也一样，整天流连楼梯街、鸭巴甸街一带的书铺，对各家的经营情况如数家珍。爱书不等于会卖书，三个摇笔杆的人拿起算盘就手足无措，这间小店第一个月略有进账，到第四个月就再也支持不住，只好结业收场。
戴望舒只好重操旧业，继续以编辑、写稿谋生。在香港沦陷期间，他先后在《华侨日报》《香港日报》《香岛日报》做副刊编辑，又在多份报刊撰稿，译介外国文艺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大众周报》的专栏《广东俗语图解》的作者。对于一个南来文化人来讲，做广东的民俗研究爬梳，殊为不易，但戴望舒却做得十分地道，想来付出了不少精力。我想，他宁愿花时间来做这种“学问”，也不去做写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字，也是一种态度与生存策略吧？
然而，历史往往会戏弄人，让人遭受意想不到的非议、指控与折磨。战后，一批作家联名指控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附逆”，与敌伪往来，具体的证据是他名列敌伪征文的委员会名单，为伪文化刊物撰稿，替伪文人作跋。所幸，有文化界人士替他辩解，马凡陀撰写的《香港的战时民谣》，指沦陷时期民间流传的反日民谣为戴望舒所作，如“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等；另外，夏衍等人也替他申辩。1946年3月，戴望舒回到上海，据说是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自辩。他在上海住了两年，其间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暨南大学、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不过，因为参加教授罢课，他又惹上官非，被控告是香港汉奸文人，遭出票传讯。1948年5月，戴望舒再度流亡香港。
诗意地栖居——林泉居
戴望舒客居香港时的一个故居是港岛薄扶林道92号的半山小洋楼。这座带露台的别墅，英文名称是“WOODBROOK VILLA”，背山面海，周围林木苍翠，山泉淙淙，环境极为幽美。据说，房子本来属于香港大学教授马尔蒂夫人的居所，她回国离去就把它让给了戴望舒。诗人对这个宁静的居所也倾注了欣悦之情，并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号：林泉居。
林泉居是戴望舒生命旅途中一个难以割舍的驿站，一个凝聚着人生记忆与情思的家园。这里可以沐山风、听雨眠，还有小园子可供耕耘，且看诗人笔下的诗意家园：
窗外，隔着夜的帡幪，迷茫的山岚大概已把整个峰峦笼罩住了吧。冷冷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潮湿，带着太阳的气味，或是带着几点从山洞中飞溅出来的水，来叩我的玻璃窗了。﹙《山风》﹚ 雨停止了，檐溜还是叮叮地响着，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好像在江南的一只乌篷船中一样。“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韦庄的词句又浮到脑中来了。﹙《雨》﹚
那园子临着海，四周是苍翠的松树，每当耕倦了，抛下锄头，坐到松树下面去，迎着从远处渔帆上吹来的风，望着辽阔的海，就已经使人心醉了。何况它又按着季节，给我们以意外丰富的收获呢。﹙《失去的园子》﹚
看完这些文字，也许大家都难以想象这是在香港吧。然而，这确实是戴望舒在港岛的山居，而且就在薄扶林的山坳里。
自然环境再好，没有人在其中，也只是荒山野岭。林泉居更让诗人迷恋的，是家的温馨：“这带露台，这扇窗 / 后面有幸福在窥望 /还有几架书，两张床 /一瓶花……这已是天堂/我没有忘记：这是家 /妻如玉，女儿如花 /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 /想一想，会叫人发傻/ 单听他们亲昵地叫 / 就够人整天地骄傲 / 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 /工作时也抬头微笑 ……”从这首《过旧居》中就可以知道，妻女才是这个山居最迷人的风景，家才是他心之所系、情之所迷的地方。然而，这位香江过客最终只能隔着窗怀想那“尘封的幸福”，聆听“解冻的呼唤”，他只能在旧居外徘徊，“咽泪吞声，听自己疲倦的脚步”，喟叹“生活，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
“雨巷诗人”情路多苦楚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读过《雨巷》的朋友，大概都會为诗中凄迷惆怅的意绪所触动，进而想象诗人有一种浪漫多情的气质与性情吧。是的，诗人是多情的，也是深情的，但不等于他是一个善解风情的情场圣手，相反可能是一个失意之人。
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一生中有三段情，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他的初恋情人，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青年时期，戴望舒在上海读书，又与施蛰存、杜衡一起创办文学杂志，《雨巷》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发表的。那时候，他常在施家出入，爱上了比他小五岁的施绛年，但这位活泼开朗的小妹妹，却回避着他的追求。据说，诗人以跳楼殉情相逼，才打动了少女的心。但女孩开出的结婚条件是，他必须出国留学。戴望舒在订婚后的第二年﹙1932年﹚，到法国求学。不久听说施移情别恋，戴望舒无心学业，不上课，不交作业，结果被学校开除。1935年春，戴望舒带着受伤的心灵回国，当众打了女方一耳光，又登报解除婚约，结束八年的苦恋。
诗人有才华，又有一米八几的个头，竟没能吸引住一位小女生，大概与他的冲动、抑郁性格及脸上因天花而留下的瘢痕有关吧。爱情，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再说，它始终不是可以强扭的瓜。
不过，失恋的诗人很快得到心灵的安抚。当时，戴望舒与沪上才子刘吶鸥、穆时英交往甚密，而且就住在刘的公寓，又常常到穆家。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这对年龄相差十三载的男女，一下子陷入热恋。1936年，一对新人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婚礼，由青年诗人徐迟担任傧相。婚后，育有一女戴咏素，小名朵朵。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戴望舒携妻女避难香港，落脚于风光如画的林泉居。但这个家园并非只有诗情画意、温馨时光，相反，有许多的风雨与难以言说的苦楚。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宁静，经常吵架。生活的另一面，本来就是辛酸，外人往往只能看到美好的一面，而难以想象后面的悲酸。1940年冬，穆丽娟毅然带着女儿朵朵回到上海，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穆后来改嫁他人，她晚年在上海向媒体细诉前尘时说：“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一直和平共处，没有外界所想的纠纷和第三者。离婚理由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年龄差距，他比我大13岁。戴望舒喜欢窝在书房看书，写作，很少和我说话。”
透过这一席话，似乎也不难想象戴望舒有怎样一种生活方式，工作、读书、写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距离却愈来愈远。戴望舒试图挽救这段婚姻，甚至留过绝命书，意图服毒自杀，但都没能够令穆丽娟回心转意，可想她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覆水难收，诗人独憔悴，徒叹“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示长女》﹚。
想不到，戴望舒很快又热恋了。1942年，37岁的戴望舒爱上了21岁的女同事，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做抄写员的杨静。这位在香港长大的娇小女孩，据说也是活泼好动，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投进诗人的怀抱。浪漫的激情，美丽的幻想，终究敌不过现实的考验，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厮磨。婚后不久，悲剧重演，争拗吵架无日无之。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戴咏絮﹙二朵﹚、戴咏树﹙昂朵﹚。不过，这并没有维系住他们的感情。1948年末，这位有个性的女子，与一个姓蔡的男青年相携出走。
这时候，戴望舒已工作无着，寄居在老朋友叶灵凤位于罗便臣道的家里，且受着哮喘病的困扰，连上楼的气力也没有。
1949年2月，他毅然决定远走北平，彻底告别这南国小岛。他3月抵京，6月参加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之后到新闻出版总署从事翻译工作，担任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就在他开始人生新旅程的时候，戴望舒的旧病复发，他在为自己注射药物时，剂量过大，客死异乡，时年45岁。
诗人魂归北京香山，但他对生命最热烈的期许已长留香港——“这些好东西不会消失 /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 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偶成》﹚
他，从一个过客，变成了“香港人”，他在香港的文化身份是永久的，他的魂在港岛，在域多利，在薄扶林，在林泉居，他已永远生存在香港人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