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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基金组织监督中长期存在的缺陷暴露得愈发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中国应顺势而为,积极推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称基金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下专门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的国际机构,其核心职能在于对成员国政策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2007年6月,基金组织执董会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明确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的监督重点,是对“外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汇率、货币、财政和金融部门等政策。但是,该决定在执行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全球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基金组织管理层不得不暂缓实施该决定。
决定执行难问题和本次起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体现了基金组织监督中长期存在的缺陷,如对成员国监督不公平、对发展中国家监督不合理、对系统性风险监督不到位等。
基金组织监督存在种种缺陷,有多方面原因。
——治理结构不合理。发达国家一直在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却严重不足,这是造成基金组织监督缺陷的根本原因。
目前,发达国家拥有基金组织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集中于七国集团,美国一家就拥有17%的份额。份额基本决定投票权。由于基金组织决策一般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通过,因此发达国家足以决定基金组织日常决策,美国更在事实上拥有对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监督理念不合理。基金组织常常将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经济情况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决策经验,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比较稳定,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多年来经济持续经历改革和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常常处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不够灵敏。
——监督不够坦诚、独立和客观。基金组织监督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成员国并未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要解决基金组织监督存在的缺陷,必须对导致缺陷的有关因素进行根本性改革。
——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事务中的发言权。
近十多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基金组织必须顺应变化,对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
首先,应继续改革份额和发言权。在危机加剧、对基金组织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基金组织份额进行整体审查,在大幅增加总体份额的同时,对份额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
其次,应对基金组织的组织管理框架进行改革,包括改革总裁遴选程序等,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性。
第三,探索改革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例如,重要决策要由“双多数”,即投票权的多数和成员国的多数共同通过。而且,要提高决策的否决门槛,即应规定重要决策由70%-75%的投票权通过,从而防止个别国家阻挠基金组织决策。
——树立为成员国服务的理念,发挥“可信用顾问”的角色。基金组织必须从提供服务的角度,在认真考虑成员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改进监督方法,提高监督的有效性。第一,加强与成员国的双边磋商和高层对话。第二,通过技术援助、培训和政策咨询等,提高成员国自身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第三,不断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评估能力,并督促有关国家或机构及时采取措施、化解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也有较高期望。对此,我们应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基金组织加强监督职能的各项改革。
——积极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中国在获得基金组织的几次增资后,目前已经成为基金组织的第六大股东,但仍属份额最严重低估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作为最大的發展中国家,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应积极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做出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
——加大对基金组织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的制定中,我们应从过去的被动参与转向积极发挥影响力,主动提出规则的修改建议和监督框架的改革设想,并积极推动,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利用基金组织的监督,推动中国发展理念的传播。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较成熟的制度理念,它们可能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全面总结,并加强与基金组织的交流,丰富基金组织的监督理念,通过基金组织推广到成员国。
——利用本次危机总结教训的机会,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在于美元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规则。我们应利用当前机会,继续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增强特别提款权(SDRs)的作用,并促使其逐步成为通行的世界货币,加强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私人资本流动的监管,使基金组织监督在一个合理、科学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本文全文约6200字,详见《财经网》www.caijing.com.c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称基金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下专门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的国际机构,其核心职能在于对成员国政策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2007年6月,基金组织执董会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明确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的监督重点,是对“外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汇率、货币、财政和金融部门等政策。但是,该决定在执行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全球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基金组织管理层不得不暂缓实施该决定。
决定执行难问题和本次起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体现了基金组织监督中长期存在的缺陷,如对成员国监督不公平、对发展中国家监督不合理、对系统性风险监督不到位等。
基金组织监督存在种种缺陷,有多方面原因。
——治理结构不合理。发达国家一直在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却严重不足,这是造成基金组织监督缺陷的根本原因。
目前,发达国家拥有基金组织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集中于七国集团,美国一家就拥有17%的份额。份额基本决定投票权。由于基金组织决策一般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通过,因此发达国家足以决定基金组织日常决策,美国更在事实上拥有对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监督理念不合理。基金组织常常将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经济情况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决策经验,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比较稳定,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多年来经济持续经历改革和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常常处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不够灵敏。
——监督不够坦诚、独立和客观。基金组织监督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成员国并未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要解决基金组织监督存在的缺陷,必须对导致缺陷的有关因素进行根本性改革。
——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事务中的发言权。
近十多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基金组织必须顺应变化,对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
首先,应继续改革份额和发言权。在危机加剧、对基金组织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基金组织份额进行整体审查,在大幅增加总体份额的同时,对份额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
其次,应对基金组织的组织管理框架进行改革,包括改革总裁遴选程序等,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性。
第三,探索改革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例如,重要决策要由“双多数”,即投票权的多数和成员国的多数共同通过。而且,要提高决策的否决门槛,即应规定重要决策由70%-75%的投票权通过,从而防止个别国家阻挠基金组织决策。
——树立为成员国服务的理念,发挥“可信用顾问”的角色。基金组织必须从提供服务的角度,在认真考虑成员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改进监督方法,提高监督的有效性。第一,加强与成员国的双边磋商和高层对话。第二,通过技术援助、培训和政策咨询等,提高成员国自身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第三,不断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评估能力,并督促有关国家或机构及时采取措施、化解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也有较高期望。对此,我们应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基金组织加强监督职能的各项改革。
——积极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中国在获得基金组织的几次增资后,目前已经成为基金组织的第六大股东,但仍属份额最严重低估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作为最大的發展中国家,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应积极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做出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
——加大对基金组织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的制定中,我们应从过去的被动参与转向积极发挥影响力,主动提出规则的修改建议和监督框架的改革设想,并积极推动,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利用基金组织的监督,推动中国发展理念的传播。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较成熟的制度理念,它们可能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全面总结,并加强与基金组织的交流,丰富基金组织的监督理念,通过基金组织推广到成员国。
——利用本次危机总结教训的机会,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在于美元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规则。我们应利用当前机会,继续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增强特别提款权(SDRs)的作用,并促使其逐步成为通行的世界货币,加强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私人资本流动的监管,使基金组织监督在一个合理、科学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本文全文约6200字,详见《财经网》www.caijing.com.cn